前言

中国政府从1955年宣布放弃对双重国籍的承认以后，国外华侨有一个从彷徨到改变、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仍有所表现。中国政府既不愿为双重国籍的困境而得罪邻国，又不愿放弃千百万侨胞，因此往往使用模糊性词语如“华侨华人”“海外侨胞”“海内外同胞”等。这种情况是社会现实复杂性使然，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学界有直接影响。虽然“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逐渐重合，但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与双重国籍、海外侨民等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移民正在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日益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国际移民的新趋势。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特别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的申请。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第165个成员国，开启了参与国际移民合作的新篇章。

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刺激着社会科学研究，使其在论题、内容、概念和观点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由于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不断拓展其机构与功能。例如，2000年联合国正式确定12月18日为“国际移民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2003年成立“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GCIM）等。一些学术概念和理论观点或重新讨论，或应运而生，诸如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流散族群（diaspora）、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跨国共同体（transnationalcom munity）、弹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等。

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以各种渠道在扩展。中国人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华侨华人的快速增长致使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疑虑日益增多，华侨华人也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政治议题”，有时甚至被理解为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根据2014年统计，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牵涉华侨华人的定义、在定居国的名分和权利以及中国国籍这样一种三角关系中，这些被称为“海外移民”的新一代华侨华人正日益成为一个中国国内的政治议题。

由于中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双重国籍的现象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虽然对这一现实问题有所察觉，也一直在思考和实践适时应变的政策，但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和民众，对于那些在国外创业或打拼而正在申请或已经得到定居国国籍却又不愿意失去中国国籍的人尤其如此。这样，一方面出现了中国驻外机构对双重国籍身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另一方面，从1999年起即不断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尽快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规定，并指出了双重国籍问题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移民的整体情况看，承认双重国籍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因为这一政策与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流向呈正相关关系。根据联合国相关组织近年的统计数据，绝大部分国家（74%）采取承认双重国籍策或限制性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在联合国世界人口数据库2013年统计的197个国家中，有108个国家采取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占国家总数的55%；37个国家采取限制性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占总数的19%；另有52个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占总数的26%。这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是“二战”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后出现的一种新趋势。

为了研究双重国籍与海外华侨华人权益保护的问题，中国侨联设立了2014-2015年度“双重国籍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特别委托课题，交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咨询专家李安山负责。李安山在接受这一课题后组织了研究团队，团队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路阳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沈晓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硕士生田欣组成。这一课题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将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课题研究终于有所成果。这一著作即是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以下概念。

一是“主体认同”和“客体认同”。主体认同指移民是否愿意认同自己的华侨华人身份，主体认同牵涉华侨华人的切身利益和文化归属。客体认同指华人群体以外的社会（特别是主流社会）是否将某一社会成员作为“华人”看待。

二是辨识华人的五条标准（ROOTS）。除中华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外，五条标准可以作为辨识华人的参考，即记录（Record）、祖籍地（Origin）、客体认同（Objective Chinese）、迁移时间（Time of migration）和主体认同（Sub-jective Chinese）。

三是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认同程度有关的“时间差”和“距离比”。“时间差”指迁出时间与主体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移民时间越久远，主体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越小。“距离比”指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较近，主体认同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并非绝对。

四是在移民定居国出现的“替罪羊现象”。“替罪羊现象”指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该国政府或公民往往将社会中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特别是移民作为责怪和发泄对象，“族体认同”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移民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替罪羊”。以美国社会为例，黑人、华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均在不同历史阶段成为矛盾的焦点或国际政治环境的牺牲品。华人在印尼经济困难时也成为“替罪羊”。

我们认为，华侨华人的权益保护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习近平主席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之中，力图将世界各国人民整合为一个追求共同理想的整体，华侨华人的切身利益更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外交既要“顶天”，服务国家大局；也要“立地”，服务在海外的企业和公民。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海外侨胞的权益，政府可以逐渐修订60年以前制定的有关国籍的规定，适时制定应对措施和政策。

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双重国籍政策时，必须注意以下五条原则，即主权原则、自愿原则、对策原则、灵活原则、渐进原则。

本课题与政策密切相关，课题组力争用简洁的语言和结构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想法。课题是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撰写过程中，课题组的分工如下：李安山负责论点和政策建议等章节（前言、概要、导言、第一、二、六、八章），路阳负责印度和菲律宾的个案研究及相关章节（第四、五、七章），沈晓雷负责澳大利亚的个案研究（第三章、参考书目），田欣负责的个案研究因篇幅问题未能整合进本书中。课题组各位成员团结合作，互相切磋，为全书资料收集和各个章节贡献了意见和建议，李安山负责了全书论点、大纲设计、章节统筹和最后统稿，并愿意承担与此书观点相关的任何法律责任。

课题组在此感谢中国侨联的信任和委托。

李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