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 他者 。只要孩子是自为存在的，他就不会看出自己在性的方面有什么不同。在女孩和男孩身上，身体首先是主体性的辐射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他们理解世界，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出生和断奶这两出戏，对于男女婴儿，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快感；吮吸首先是最大快感的来源；其次，他们经历肛门期，从共有的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的生殖器的发育是相同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和同样的冷漠，去探索自己的身体；他们从阴蒂和阴茎获得同样朦胧的快感；当他们的感受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便转向母亲，女性柔软的、光滑的、富有弹性的肉体激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是要攫取；女孩和男孩一样，以攻击性的方式去拥抱母亲，触摸她，爱抚她；如果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嫉妒；他们以同样的行为表现这种嫉妒：愤怒、赌气、乱撒尿；他们用同样的撒娇，去讨大人的欢心。直到十二岁，小姑娘像她的兄弟们一样强壮，表现出同样的智力；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她不与他们相匹敌。如果在我们看来，她在青春期之前，有时甚至从幼小的时候起，仿佛已经在性的方面显露不同，并非是神秘的本能直接地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而是因为他人一开始就介入孩子的生活，从早年起，她的使命就蛮横地注入她体内。

世界最初只是以内在感受的形象向婴儿呈现的；他还淹没在 一切 内部，就像他待在肚子的黑暗中一样；不管他是吃母乳，还是靠奶瓶长大，他都被母体的温暖所包围。他逐渐学会感受到事物与自身不同，他把它们与自身区别开来；同时，他以多少有些突兀的方式脱离抚育他的母体；有时，他以强烈的情绪宣泄对这种分离做出反应 ；无论如何，大约是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婴儿断奶了，他开始在模仿动作中表现出吸引他人的愿望，这种模仿动作随后变成真正的炫耀。当然，这种态度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确定的，但不需要 设想 一种处境来让它 存在 。婴儿以一种直接的方式看到一切生存者最初的戏剧，这是他与 他者 关系的戏剧。人正是在焦虑中感受到自己被遗弃。他逃避自己的自由和主体性，想消失在 一切 之中，这就是他宇宙的、泛神论的梦想之根源，是他渴望遗忘、睡眠、迷醉、死亡之根源。他永远不能取消被分隔开的自我，至少他希望达到自在的稳固，石化而成为物；尤其当他人注视着他时，他显得像是一个存在。正是必须以这种观点去阐释儿童的行为：他在肉体的形式下发现有限、孤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孤立无援；他力图将自己的存在异化在一个映像中，补偿这个灾难；他人将确立这个映像的现实和价值。似乎正是从他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映像时起—这一刻与他断奶的时间相吻合—他开始确定自己的身份 ，他的自我与这个映像浑然一体，以致他仅是在自我异化中形成。不论严格意义上的镜子起着多少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在将近六个月时开始明白他的双亲的模仿动作，并在他们的目光下把自己看做客体。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向世界超越，但他只是在一个异化的形象中遇到自身。

当孩子长大时，他以两种方式对抗最初的遗弃。他力图否认分离，他蜷缩在母亲怀里，寻找她暖人的热量，要求她的爱抚。他力图通过他人的赞同，让自己得到确认。在他看来，成年人是天神，他们有能力给予他存在。他感受到目光的魔力，这目光时而把他变成美妙的小天使，时而把他变成怪物。这两种自卫方式互不排斥，相反，它们互为补充，互相渗透。一旦引诱成功，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便在获得的亲吻和爱抚中得到证实，孩子在母亲怀中和慈爱的目光下，体验到的是同样幸福的被动性。在最初的三四年中，女孩和男孩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竭力延长断奶以前的幸福状态；在男孩和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诱惑和炫耀的行为，他们同自己的姐妹一样，期待讨人喜欢，博得微笑，令人赞赏。

否认痛苦比克服痛苦更容易得到满足，消失在 一切 之中，比被他人的意识石化来得更彻底，肉体结合产生异化，比在别人注视下的任何舍弃更为深刻。诱惑、炫耀，与简单沉浸在母亲怀抱里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不容易达到的阶段。成年人目光的魔力是变幻莫测的；孩子自称是隐形的，他的双亲进入游戏中，他们摸索着寻找他，他们笑着，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表示：“你让我们厌烦了，你根本不是隐形的。”孩子的一句话逗人乐，他再说一遍，这回，父母耸耸肩。在这个像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一样不确定、一样不可预见的世界上，人们每一步都跌跌撞撞 。因此，那么多的孩子都害怕长大；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再把他们抱在膝上，不再允许他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他们便感到绝望，通过肉体遭受挫折，他们越来越痛苦地感到被遗弃，人从来都是焦虑地意识到这种遗弃的。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姑娘首先显得像拥有特权。第二次断奶使母亲的身体摆脱了孩子的搂抱，比第一次更缓慢，不那么突如其来；但尤其对男孩子，是逐渐拒绝给他亲吻和温存的；至于对小姑娘，继续给她爱抚，允许她生活在母亲身边，父亲把她抱在膝上，抚弄她的头发；给她穿轻柔的裙子，亲吻她，宽容地对待她的眼泪和任性，仔细地给她梳头，她的表情和撒娇令人开心，身体接触和慈祥的目光保护着她，不让她孤独焦虑。相反，对于小男孩，甚至要禁止他撒娇；他的诱惑伎俩，他的装腔作势，令人恼怒。别人对他说：“男人不要求别人拥抱他……男人不照镜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人们希望他是“一个小男子汉”；正是从成年人身上解脱出来，他才得到他们的赞许。他通过显得不寻求讨人喜欢，才能令人喜欢。

许多男孩害怕落在他们身上的艰难的独立，于是希望成为女孩；起初他们穿得像女孩，后来他们往往含着眼泪放弃裙子，穿上长裤，剪去鬈发。有些男孩顽固地坚持女儿装，这是朝同性恋发展的方式之一。莫里斯·萨克斯 写道：“我热烈地想成为一个姑娘，我意识不到成为男人的伟大，竟至于想坐着撒尿。”然而，如果男孩起初显得不像他的姐妹那样受宠爱，这是因为人们对他有更大的期待。人们强加给他的要求，马上使他地位提高。莫拉斯 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到，他的母亲和祖母宠爱弟弟，他很嫉妒这个弟弟，他的父亲拉起他的手，把他带出房间，对他说：“我们是男人；让我们离开这些女人吧。”人们说服男孩，正是由于他优越，才对他有更高的要求；为了鼓励他踏上属于他的艰难道路，人们向他灌输男性的自豪感；这种抽象概念对他来说具有具体形象，它体现在阴茎中；对于自己软绵绵的、小小的性器官，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感到自豪的，他是通过周围人的态度感受到的。母亲和奶妈延续着将男性生殖器与男性观念合二为一的传统；要么她们承认它在女人对爱情的感激和顺从中所起到的威望作用，要么对她们来说，在婴儿身上见到男性生殖器是这样谦卑的样子，那是一种报复，她们带着古怪的得意对待小男孩的阴茎。拉伯雷对我们叙述了高康大的保姆们的捉弄和戏言 ；历史记载了路易十三的保姆们类似的话。而不那么厚颜无耻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爱称，她们对他谈起它时，仿佛谈到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家伙；就像上文引用过的，她们把它变成“ 他我 ，通常比本人更狡猾、更聪明、更灵活” 。从解剖学来看，阴茎完全能够充当这个角色；它突出于身体之外，就像一个天生的小玩物，一种玩偶。因此，人们提高孩子这一分身的身价，也就提高他的身价。有个父亲对我叙述，他有一个儿子三岁时还坐着撒尿；他周围都是姐妹和堂表姐妹，这是一个胆小和忧郁的孩子；有一天，他带儿子一起上厕所，对他说：“我来做给你看，男人是怎样小便的。”自此以后，孩子对站着小便非常自豪，看不起姑娘们，“她们通过一个洞小便”；他的蔑视不是来自她们缺乏一个器官的事实，而是因为她们不像他一样受到父亲的看重和启蒙。因此，阴茎并未成为男孩获得优越感的直接特权，他的提高身价反而显得像一种对最后断奶的补偿—这种补偿由大人们发明，并被孩子热烈接受，从此，他不因自己不再是婴儿、不是女孩感到遗憾。随后，他在自己的性别中体现出自己的超越性和自豪的优越感。

小女孩的命运迥然不同。母亲和保姆对她的生殖器既不感到敬意，也不感到温馨；她们不吸引她注意这个隐秘的器官，只能看到器官的外表，也不能让人握住；在某种意义上，她没有性器官。她不感到没有东西是一种缺失；她的身体对她来说明显地是完整的；但她以与男孩相异的方式感到自己处在世界上；在她看来，全部因素可以把这种差异变成一种劣势。

很少有问题比有名的女性“阉割情结”引起精神分析学家更多讨论了。今日，大多数人同意，对阴茎的嫉羡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许多小女孩直到岁数很大仍然不知道男性的人体结构。孩子自然而然接受有男人和女人，正如有太阳和月亮，孩子相信这些词包含的本质，她的好奇心起初不具有分析性。对其他许多女孩来说，这一小块悬在男孩两腿之间的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很可笑；它的奇特与衣服、发型的奇特差不多；往往是在刚出生的小弟弟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海伦妮·多伊奇说：“当小女孩很小的时候，她对弟弟的阴茎没有深刻印象”；她援引了一个十八个月的小女孩的例子，她对发现了阴茎绝对无动于衷，直到很久以后，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才给它以价值。甚至会把阴茎看做畸形物：这是一种赘生物，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皮脂囊肿、动物乳房、肉赘一样悬挂着；它会让人产生厌恶。最后，事实是，有许多情况表明小女孩关注兄弟或者男同学的阴茎，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确实感到一种性别嫉妒，更不意味着她感到自己深深受到缺乏这个器官的伤害；她希望将阴茎据为己有，就像拥有任何东西，但是这个愿望停留在表面上。

可以肯定的是，排泄功能，特别是排尿功能让孩子们极感兴趣，尿床往往是对父母向另一个孩子表示出偏爱的一种抗议。在有的地方，男人是坐着小便的，而女人会站着小便，例如，在许多农妇身上可以看到这种习俗，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风俗一般要求女人蹲下来，而站立姿势留给男性。对小女孩来说，这种差异是最明显的性别差异。为了小便，她必须蹲下，露出屁股，因此要避开人，这是一种羞耻的和不方便的束缚。例如她由于一阵疯笑往往会小便失禁，这种羞耻便增强了，她的控制能力要弱于男孩。在男孩身上，排尿功能就像自由的游戏，具有一切活动自如的游戏拥有的魅力；阴茎可以任人操纵，可以通过它活动，这给孩子一种浓郁的兴趣。一个小女孩看到一个男孩小便，会赞叹地表示：“多么方便啊！” 可以随意让尿喷射到很远的地方，男孩从中获得一种万能的感觉。弗洛伊德谈到过“古代利尿剂的强烈野心”；施特克尔理智地讨论过这个说法，但确实就像卡伦·霍妮所说的，“特别是带有性虐待狂特点的万能幻觉，往往与男性尿的喷射联结在一起” ；这种残存在某些男人身上的幻觉 ，在孩子身上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 谈到过“女人对用管子浇灌会感到很大的快感”；我与萨特和巴什拉 的理论相一致，相信不一定是管子与阴茎相似，才成为这种快感的根源 ；水的喷射就像奇迹一样，是对地心引力的挑战，指挥它，驾驭它，是对自然法则的一个小小胜利；无论如何，对小男孩来说，这里有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他的姐妹们是无法感受到的。另外，尤其在乡村，可以通过小便游戏确立大量与事物的关系：水、土、苔藓、雪，等等。有一些小女孩为了了解这些体验，仰面躺下，企图让尿“朝上”喷射出来，或者练习站着撒尿。据卡伦·霍妮的观点，她们也羡慕男孩子能够有权利这样炫耀。卡伦·霍妮指出：“一个女病人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小便，突然感叹起来：‘如果我能向上帝要求一件礼物，这就是在一生中能有一次像男人一样小便。’”在小女孩看来，男孩有权触摸他的阴茎，就像玩弄玩具一样使用它，而她们的器官对她们却是禁忌。种种因素使得她们之中的许多人渴望拥有一个男性性器官，这个事实已为精神分析学家搜集的大量调查和自白所证实。哈夫洛克·蔼理士 引用一个名叫泽妮亚的病人的话：“喷水声，尤其是从浇灌水管喷出来的水声，对我来说总是很刺激，令我回想起小时候观察到的我兄弟，甚至其他人小便的喷射声音。”另外有一位R.S.太太叙述，儿时，她无限地喜欢把一个小伙伴的阴茎捏在手里，有一天，有人把一根浇花管子交给她：“我觉得捏起来就像捏住阴茎一样，美妙极了。”她强调这个事实：那时阴茎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性的含义；她仅仅知道它有小便的功能。最有趣的例子是哈夫洛克·蔼理士搜集的弗洛里的例子 ，施特克尔后来又加以分析。因而我详细地转述如下：

说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是个艺术家，很活跃，生理正常，不是性欲倒错者。她叙述，童年时小便功能起过重要作用；她和她的兄弟们玩小便游戏，他们尿湿了双手，一点儿也不感到厌恶。“我对男性优越的最初感受与小便器官有关。我怨恨大自然剥夺了我这样一个又方便又有装饰性的器官。任何一个缺了壶嘴的茶壶，都不会感到如此凄惨。任何人都不需要向我灌输男性占优势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她本人在乡下小便感到很大的乐趣。“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尿喷射在森林一角枯叶上更令人愉悦的声音了，她观察尿的吸收。但最令她着迷的是在水里撒尿。”有许多男孩也对这种快乐十分敏感，有一系列幼稚和庸俗的画面，显示小男孩正在池塘或者小溪中撒尿。弗洛里抱怨，她的长裤样式妨碍她想尝试进行试验；往往在乡下散步时，她尽可能久地屏住，然后突然站着尿了出来。“我完全记得这种快感奇特的、禁忌的感觉，还记得我对自己能站着撒尿的惊讶。”据她看来，孩子衣衫的样式在一般女人的心理中有重要意义。“对我来说，不仅需要解开长裤，然后蹲下来，不尿湿前面，是个烦恼的根源，而且后面的衣摆要往上撩起，让屁股露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么多女人身上，羞耻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我不得不接受的第一个性的区别，重大的区别，就在于男孩是站着小便，而女孩是蹲下来小便的。也许正因此，我最早的羞耻感更多与我的屁股有关，而不是与我的阴阜有关。”在弗洛里身上，所有这些印象都极为重要，因为她的父亲时常鞭打她直到出血，一个女管家有一天打她屁股，要她小便；她受到受虐狂噩梦和幻觉的纠缠，她在梦和幻觉里被一个小学女教师当着全校学生的面抽打，于是不由自主地尿出来，“这种想法给我一种真正古怪的快感”。她十五岁时，有一次忍不住，在一条不见人影的街上站着撒尿。“我在分析自己的感觉时想道，最重要的是站着撒尿的羞耻，还有射出去的尿在我和地面之间要有多长距离。正是这段距离使这件事变得重要和可笑，即使被衣服遮住了。平时的姿势中，也有隐私的因素。小时候，甚至大孩子的时候，小便射出去也不可能尿得很远，但在十五岁时，我的个子很高，想到会尿得很远，使我感到羞耻。我敢肯定，我提到过的那些太太 ，惊慌地从朴次茅斯的现代化女厕逃出来，她们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站着分开两腿，撩起裙子，从身体底下射出这么远的尿来，是很不体面的。”在二十岁时，她又有一次这样的体验，随后常常这样；想到会被人发现，她不得不停下来，感到羞耻与快感混合在一起。“尿仿佛从我身体底下出来，未经我的同意， 但却比我自由自在地尿出来使 我更感快意 。 这种被看不见的力量抽出体外的古怪感觉，是纯粹女性的快感，具有微妙的魅力。感到一种比你自身更强大的意志使尿急喷而出，有着强烈的魅力。”随后，弗洛里发展了一种混杂着小便困扰的、像挨鞭打似的情欲。

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儿童经验的好几个因素。但是，显然是特殊的处境使之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对于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小姑娘来说，男孩小便的优越是极为次要的，不至于直接引起自卑感。那些在弗洛伊德之后假设仅仅发现了阴茎就足以产生心灵创伤的精神分析学家，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理；儿童心理远远不像他们所假设的那样有理性，它分不清种类，也不受矛盾的困扰。当小姑娘看到阴茎时表示“我也有过”或者“我也会有”，甚至“我也有”，这不是自欺的辩解；在场和不在场并不互相排斥；孩子—就像他的图画所证明的那样—远远不信他自己的眼睛所 看到 的东西，而相信他最终确定的、有意义的 图像 。他往往不看东西就画，无论如何，他在自己的感觉中只找到放进画中的东西。索绪尔 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引用吕凯的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张草图一旦被认定是画错了，它就被认做不存在，孩子 对它完全视而不见 ，可以说被代替它的新草图迷醉了，正如他不重视在纸上偶然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体型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形态，往往使小女孩敬服； 她 对自己的身体 完全视而不见 。索绪尔引用了一个四岁小女孩的例子，她想如同男孩一样在一道栅栏的栏杆之间小便，说是她想有“一个会喷射的长长的小东西”。她同时断定有阴茎和没有阴茎，这与皮亚杰 描绘的孩子身上的“参与”意识是吻合的。小女孩很自然地认为，所有孩子生来都有阴茎，但随后父母将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割掉了，把她们变成了女孩；这种想法满足了孩子人为造成的想象，孩子将父母神化，正如皮亚杰所说，“把他们想象为孩子拥有一切的根源”；孩子起先不认为阉割是一种惩罚。要让小女孩有一种挫折感，就必须让她出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处境有些不满；正如海伦妮·多伊奇正确地指出的，像看到一个阴茎这样的外在事件，不会导致内在的发展，她说：“看到男性性器官可能造成创伤，但条件是要先有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的一系列先前的体验。”如果小女孩感到不能用手淫或裸露去满足自己的愿望，如果她的父母压制她的手淫，如果她感到不如她的兄弟得到那么多的爱和看重，她就会把自己的不满投射在男性性器官上。“小姑娘发现跟男孩构造不同，是对她先前感到的一种需要的确认，可以说是这种需要的合理化。” 阿德勒正是强调这个事实：父母和周围人做出的评价，给予男孩的威望，在小姑娘看来他的阴茎可以做出解释，并成为象征。她把自己的兄弟看成更高一等；他自己也以自己的男性特征而自豪；于是她羡慕他，感到挫折。有时，她怨恨自己的母亲，很少会责怪父亲；或者她责备自己残害自身，或者她自我安慰，认为阴茎隐藏在自己体内，有朝一日会伸出来的。

毫无疑问，缺乏阴茎在小女孩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她没有认真地嫉羡它。男孩从阴茎中获得的巨大特权是，由于拥有一个能看得见和握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部分地与之保持距离。他身体的秘密，它的威胁，他都投到身外，这允许他与它们保持距离，当然，他感到自身的危险是在他的阴茎中，他害怕阉割，但这种恐惧较之小姑娘对“体内”感到的弥漫的恐惧更容易克服，后者的恐惧往往延续女人的整个一生。她极其担忧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比男性更不透明，更深地受到生命的朦胧的神秘所包围。由于小男孩有一个可以认出自己的 他我 ，可以大胆地承受他的主体性；与之相异的客体本身，变成一个自主、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衡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他和自己的同伴比赛小便能射多远；后来，勃起和射精是满足和挑战的源泉。小姑娘却不能体现在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中。作为补偿，人们把一个外在的东西—布娃娃—放在她手中，让它在她身边完成 他我 的作用。必须指出，人们把包扎一只受伤手指的绷带也称做poupée（即布娃娃），一只包扎的、分开的手指，看起来很好玩，是一种骄傲，孩子从此开始异化的过程。但这是一个人面的小塑像—或者在没有小塑像的情况下是一绺玉米穗，甚至是一块木头—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代替这个分身，这个天然的玩物，即阴茎。

重大的差别在于，一方面，布娃娃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它又是被动的东西。小姑娘由此受到鼓舞，异化为它，把它看做惰性的既定。而男孩子把阴茎当做自主的客体来寻找自我，小姑娘喜爱她的布娃娃，打扮它，就像她梦想自己被打扮和被喜爱那样；反过来，她把自己看做一个美妙的布娃娃。 通过恭维与责备，通过形象与词句，她发现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知道，要令人喜欢，就必须“漂亮得像一幅画”；她竭力要像一幅画，她化妆打扮，她照镜子，她要与公主和仙女媲美。玛丽·巴什基尔采娃给我们提供了孩子爱俏的一个生动例子。她很晚才断奶—三岁半—大约四五岁时，她强烈地感到要被人赞赏，要为他人而存在，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在一个年龄更大的女孩子身上，断奶的打击应该是强烈的，她不得不更加热切地力图克服这种强加的断奶。她在日记中写道：“五岁时，我穿上妈妈有花边的衣服，头上插花，到客厅跳舞。我是大舞蹈家佩季帕 ，全家都在那里 看我跳舞 ……”

这种自恋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非常早，它在女人的一生中将起到头等重要的作用，以致人们很自然地把它看做女人神秘本能的流露。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实际上不是解剖学上的命运决定她的态度。把她同男孩区别开来的差异，是一个她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承受的事实。阴茎肯定构成一个特权，但是，在孩子对它的排泄功能不感兴趣并进入社会以后，它的价值自然而然减少了，如果他过了八九岁，它在他看来仍然保留价值，这是因为它变成了男性特征的象征，而社会上是重视男性特征的。事实上，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所有孩子都力图通过诱惑和炫耀的行为来补偿断奶；人们强迫男孩越过这个阶段，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阴茎上，使他摆脱自恋；而小女孩在将自己变成客体的倾向中得到确认，这种倾向在所有孩子身上都是共有的。布娃娃有助于这种倾向，然而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男孩也可以喜欢一只玩具熊、一个驼背小丑玩具，他把自身投射到玩具中；正是在整个生活形式中，每个因素—阴茎、布娃娃—获得它的分量。

因此，被动性作为“女性化”的女人特点，是一种从小时候起就在她身上发展起来的特性。可是，认为这是一种生物学的论据则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教师和社会强加给她的命运。男孩的巨大机会在于，他的为他人存在的方式有利于他确立自为的存在。他学会生存，把它当做朝向世界的自由活动，他与其他男孩较量坚忍和独立，他蔑视女孩。爬树、跟同伴打架、在激烈的游戏中较量，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驯服自然和战斗的工具；他对自己的肌肉和性别感到骄傲；通过游戏、运动、斗争、挑战、考验，他均衡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他吸取使用暴力的严厉教训；他学会挨揍、蔑视痛苦、从小不掉泪。他做事，他创造，他敢于行动。当然，他考验自己，也“为他人”去接受考验，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提出拷问，由此产生许多与大人和他的同伴们有关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在他这种对客体形象的属于自己的操心和通过具体计划自我确定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在存在的过程中使自己存在，两者是同一的活动。相反，在女人身上，一开始就在她的自主生存和她的“他者存在”之间有着冲突；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因此，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人们把她当做一个活的布娃娃，拒绝给她自由；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她越是少运用自由去理解、把握和发现周围的世界，她就越是在世界上找不到资源，她就越不敢确认自己是主体；要是人们鼓励她去做，她可能表现出与男孩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心、同样的主动精神、同样的大胆。当有时人们把她当做男性培养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她就会避免许多问题。 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做父亲的乐意让女儿接受的正是这种教育；由一个男人抚养长大的女子，摆脱了大部分女性的缺憾。可是风俗反对人们将女孩与男孩完全一律对待。我在一个村里见到过一些三四岁的小姑娘，她们的父亲让她们穿短裤，所有的孩子都捉弄她们：“这是女孩还是男孩？”他们想证实一下，以致她们恳求让她们穿裙子。除非她过的是非常孤独的生活，否则，即令父母亲允许她的举止像男孩，她周围的人、她的朋友们、她的教师们，都会不自在。总是有婶婶阿姨、奶奶外婆、堂表姐妹要抵消父亲的影响。一般说来，他对女儿的作用是次要的。压在女人身上的一重诅咒是—米什莱正确地指出过—她在童年时便落在女人手里。男孩起先也是由他的母亲抚养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特点，他很快便摆脱了她 ，而她却要使女儿融入女性世界。

下文可以看到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是多么复杂：对母亲来说，女儿既是她的分身，又是另一个人，母亲既极其疼爱她，又与之敌对；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孩子，这是一种骄傲地承认女性身份的方式，也是一种报复女性的方式。可以在鸡奸者、赌徒、吸毒者、一切自诩属于某个团体同时又以此为耻的人身上，看到同样的过程：他们以传布信仰的热忱，竭力争取信徒。因此，当一个女孩被托付给女人时，女人会以狂妄与怨恨相交织的热情，努力把她改变成一个像她们一样的女人。甚至一个真诚地为孩子谋取幸福的宽容的女人，一般也会想，把她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更为谨慎的，因为这样社会更容易接受她。因此，人们让别的小姑娘和她做朋友，把她托付给女教师，她像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闺房里，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人们为她选择书籍和游戏，让她走上她的命运之路，人们要求她拥有女性的美德，教会她烹饪、缝纫、做家务，同时学会打扮、施展魅力、懂廉耻；人们让她穿上不方便而又昂贵的衣服，她必须细心加以料理，人们给她梳理复杂的发式，强加给她举止规范：站立笔直，走路不要像鸭子；为了显得妩媚，她必须约束住随意的动作，人们不许她做出假小子的举动，不许她做激烈的运动，不许她打架，总之，人们促使她像她的女性长辈那样变成一个女仆和一个木偶。今日，由于女性主义的胜利，鼓励她学习、投身于运动，变得越来越正常了，但是，比起男孩，她在运动中没有取得成功，人们会更加容易原谅她，而人们要求她去完成另一项事业，使成功更加困难：人们希望她至少 也是 一个女人，希望她不要 失去 她的女性特点。

在幼年时，她对这种命运逆来顺受。孩子在游戏和梦想中活动，在游戏中扮演存在，扮演行动；如果成就只停留在梦想中，行动和存在分得并不清楚。小女孩可以通过封闭在女人命运中、在她的游戏中已经实现的诺言，去补偿男孩眼前的优越。由于她还只了解孩子的天地，她先是觉得母亲拥有比父亲更大的权威；她把世界设想成一种母权制；她模仿她的母亲；她甚至常常颠倒角色，她会这样对母亲说：“我长大了，你会变小……”布娃娃不单是她的分身，这也是她的孩子，由于真实的孩子对母亲来说也是一个 他我 ，所以这种职能并不互相排斥；当她责备、惩罚，然后安慰布娃娃时，她同时自卫，反对母亲，她自己具有母亲的尊严，她把母女二人集于一身，她对自己的布娃娃吐露心声，教育它，向它确认自己的统治权威，有时甚至扯掉它的手臂，打它，折磨它，就是说，她通过它完成主体确认和异化的体验。母亲常常与这种想象的生活联结起来：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父亲和母亲，这是男人被排除出去的一对夫妻。这里也没有任何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姑娘看到，照料孩子是归于母亲的职责，人们是这样教育她的；听到的故事、看过的书，她所有的小小体验都证实这一点；人们鼓励她迷恋这些未来的财富，人们给她布娃娃，让这些财富从现在起就具有可以触摸到的面貌。人们专横地给她下达了她的“使命”。由于小女孩觉得生孩子就像她的命运，也由于她比男孩子更关心她的“内部”，她特别对生育的神秘感到好奇；她很快不再相信婴儿是从白菜中生出来的，或者是由鹳带来的；尤其当母亲给了她弟弟妹妹，她很快明白了，婴儿是在母亲肚子里形成的。况且，今日的父母不像以前的父母那样，把生育搞得很神秘；一般说来，她对生育更感到吃惊而不是恐惧，因为她觉得这个现象像施展魔法一样；她还抓不住其中的所有生理学的含义。她先是不知道父亲的作用，设想女人吸收了某些食物才怀孕的，这是一个传说题材（故事里的王后吃了某些水果、某种鱼，生下一个小姑娘或者一个漂亮男孩），后来导致某些女人认为身上怀孕与消化系统有联系。所有这些问题和发现吸引了小女孩的大部分兴趣，孕育了她的想象力。荣格 搜集的例子很典型，这个例子与弗洛伊德大约在同时期分析的小汉斯的例子极为相似：

将近三岁时，安娜开始询问父母亲，婴儿是怎么来的；听说这是“一些小天使”，她先是想象，人死后会上天堂，再以婴儿的形式再现出来。在四岁时，她有了一个小弟弟；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母亲怀孕，但当她在母亲分娩的第二天看到母亲时，她困惑而怀疑地望着母亲，最后问她：“你不会死吧？”家里人把她打发到她的祖母那里过一段日子；她回来时，有一个保姆被安置在她的床边；她先是讨厌那个保姆，后来又玩看护病人的游戏，并以此为乐；她嫉妒她的弟弟，她嘲笑，给自己编出一些故事，不听话，威胁要重新回到祖母家去；她常常指责母亲不说真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说谎；她朦胧地感到，保姆或者母亲“有”一个孩子，这之间存在差异，她问母亲：“我会成为像你一样的女人吗？”她常常在夜里大声叫她的爸爸妈妈；由于她周围的人大谈特谈墨西拿 的地震，她借口这引起她的不安；她不断地对此提出问题。有一天，她突然问：“为什么索菲比我小？弗里茨出生前在哪儿？他是在天堂吗？他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他直到现在才从天堂下来？”她的母亲最后向她解释，弟弟是在她肚子里长成的，就像植物在泥土里生长一样。安娜对这个想法很着迷。然后她问：“他是自个儿出来的吗？”“是的。”“可是他不能走，怎么出来呢？”“他是爬出来的。”“那么，那儿有一个洞吗？”她指着自己的胸口，“或者他是从嘴里出来的？”不等回答，她就表示，她知道是鹳把他载来的，但到晚上，她突然说：“我的哥哥 在意大利，他有一座用布和玻璃建成的房子，不会倒塌。”她不再对地震感兴趣了，不再要求看火山爆发的照片。她还对布娃娃谈到鹳，不过信心不足。不久，她有了新的好奇。看到她的父亲睡在床上：“为什么你睡在床上？你肚子里也有一棵植物吗？”她讲起一个梦，她梦见她的诺亚方舟：“方舟下面有一个盖子，盖子打开了，所有的小动物都从这个口子里掉下来。”事实上，她的诺亚方舟是在屋顶上打开的。这时期，她重新做噩梦，可以猜想到，她寻思父亲的作用。有个怀孕的太太来拜访她的母亲，她母亲第二天看到安娜将一个布娃娃塞到自己的裙子底下，再慢慢地把它头朝下抽出来，说道：“你看，婴儿出来了，他几乎完全在外面了。”稍后，在吃一个橘子时，她说：“我想把它吞下去，再让它降到底下，一直到我的肚子深处，那么，我就会有一个孩子。”一天早上，她的父亲在盥洗室里，她跳上他的床，平躺在那里，蹬着双腿说：“不是吗，爸爸就是这样做的？”随后五个月内，她似乎放弃了她所关心的事，开始对父亲表示不信任：她以为他想淹死她，等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在园丁的照看下把种子埋在地下，她问父亲：“眼睛是种在脑袋上的吗？头发呢？”父亲解释，它们在长出来之前，已经在孩子身体内处于萌芽状态了。于是她问：“但小弗里茨怎么进入妈妈的身体里呢？是谁把他种到她的身体里呢？而你，是谁把你种到你妈妈的身体里呢？小弗里茨是从哪里出来的？”她的父亲微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于是，她指着自己的性器官：“他是从这里出来的吗？”“是的。”“他是怎样进入妈妈身体里的呢？有人在那里下种吗？”于是父亲向她解释，是他下的种。她好像完全满意了，第二天，她戏弄她的母亲：“爸爸告诉我，弗里茨是一个小天使，是鹳把他载来的。”她比起以前显得格外平静，但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看见园丁们正在撒尿，其中有她的父亲；看到过园丁在刮一只抽屉以后，她梦见他在刮她的生殖器官；她显然一心要了解父亲的准确作用。五岁时，看来她差不多完全明白了，此后她不再感到烦恼。

这个故事很典型，虽然小女孩问的往往不完全是父亲所起的作用，或者在这方面父母表现得十分模棱两可。许多小女孩把垫子藏在她们的围裙底下，扮演怀孕，或者把布娃娃塞在裙子的褶里，让它掉到摇篮里，给它喂奶。男孩像女孩一样，赞赏怀孕的神秘；所有孩子都有一种“深入”的想象力，使他们预感到事物内部有秘密的财富；他们都对“嵌套”的奇迹十分敏感，布娃娃包藏着其他更小的布娃娃，盒子包含着其他盒子，画的中心以缩小的形式再套出画；当人们在他们的眼前展开蓓蕾，给他们看出壳的小鸡，或者在一盆水中展现“日本花”如何令人惊喜时，他们都很着迷。一个小男孩在打开一只充满小糖蛋的复活节彩蛋时，兴高采烈地叫道：“噢！一个妈妈！”让一个孩子从自己的肚子里出来，真像变魔术一样美妙。母亲看来拥有仙女的奇妙魔力。许多男孩感到遗憾，他们没有这样的特权；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踩踏幼苗，发狂地摧残周围的生命，这是对他们不能孕育出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很高兴自己有朝一日能创造出生命。

除了玩布娃娃使这种希望具体化以外，家庭生活也给小女孩提供了肯定自我的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很小的孩子也能完成的；人们一般免除男孩干活；但允许、甚至要求他的姐妹扫地、除尘、拣菜、给婴儿洗澡、熬浓汤时看火。特别是，姐姐经常要做母亲的工作；要么出于方便，要么出于敌视和虐待心理，母亲把一大堆自己的职责都推到她身上；于是她过早地融合到严肃工作的世界中；意识到她的重要性，有助于她承担女性职责；但她却没有幸福的清闲和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成了女人，过早地了解这种规定强加于人的限制；她在青春期就变成成年人，这给她的经历一种特殊性质。超负荷劳动的孩子，会过早地成为奴隶，被迫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如果只要求她付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她会像大人一样自豪地感到自己能派上用场，乐意分担大人的工作。由于从孩子到主妇没有巨大的距离，这种互相依赖是可能实现的。一个有职业专长的男人，在学徒时离开了童年阶段；对小男孩来说，父亲的活动极其神秘；在他身上，他日后要成为的那个男人刚具雏形。相反，母亲的活动小女孩是可以接触的，她的父母说：“她已经是一个小妇人了。”人们有时认为女孩比男孩早熟，实际上，如果她更早接近成年人阶段，这是因为这个阶段在大部分女人身上传统地是处于更为年幼的时期。事实是，她感到自己早熟，她对能在弟妹们身边起到“小妈妈”的作用感到满足；她乐意变得重要，她言之有理，下命令，显得对孩子圈中的弟弟们有优势，对母亲说话平起平坐。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给予她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羡慕男孩的阳刚气。父母和祖父母有时隐藏不住他们更喜欢男性后裔而不是女性后裔；或者他们对男孩而不是对女孩表现出更多的爱，调查表明，大多数父母期望有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对男孩说话更加庄重、更加尊重，承认他们有更多的权利；男孩轻视女孩，他们自己玩耍，不接受女孩入伙，侮辱她们，他们私下里称她们是“娘儿们”，这个词激起了女孩小时候暗暗的屈辱感。在法国的男女合校里，男孩结伙故意欺负和虐待女孩。如果女孩想同他们竞争，同他们打斗，就会受到谴责。她们加倍羡慕男孩凸显自己的活动，她们有一种自发的愿望，要确定自身征服世界的能力，她们反抗给她们限定的低下处境。比如，她们要忍受不准爬树、爬梯子、上屋顶的禁令。阿德勒注意到，高低的概念十分重要，爬高的想法意味着精神优势，正如在大量英雄传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到达树顶、山峰，就是像主宰一样浮现于既定世界之上；在男孩中间，这常常是一个挑战的口实。女孩被禁止做这种英勇举动，坐在树下或大石下，看到耀武扬威的男孩站在她们之上，身心都感到低人一等。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中 落后 ，如果她在打架时被摔倒 在地 ，或者干脆站在一旁，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孩子越成熟，其世界越扩展，男性的优势更确立。与母亲等同往往不再是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如果女孩一开始接受女性的使命，并非她想放弃，正相反，这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她觉得主妇圈子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交游、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的阅读，把她拉出母亲的圈子，她就会明白，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发现—远远超过发现阴茎—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我的意识。

两性的等级首先出现在家庭的体验中；她逐渐明白，即使父亲的权威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地感觉到的，它也是至高无上的；由于它没有受到损害，就具有更多的光辉；即使事实上是母亲作为主妇掌管家事，她一般也能巧妙地突出父亲的意志；在重要时刻，她以他的名义，通过他，提出要求，进行补偿或者惩罚。父亲的生活围绕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刻，他工作的房间，他周围的物件，他关注的事，他的嗜好，都具有神圣的性质。供养家庭的是他，他是家庭的负责人和家长。通常他在外工作，正是通过他，这个家跟世界其他地方沟通，他是这个充满冒险的、广袤的、困难重重的、美妙的世界的化身；他是超越，他是天主。 女孩正是在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她紧紧依偎的有力身体中，感受到这一点。通过他，母亲被废黜了，如同伊希斯被“拉”这位神祇、大地被太阳所废黜一样。但是，这时孩子的处境深刻地改变了：她被指定有朝一日成为像她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女人—她永远不会是至高无上的父亲；把她与母亲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一种积极的好胜心—她从父亲那里只能被动地期待评价。男孩通过竞争的感觉去把握父亲的优越地位，而女孩带着无能为力的赞赏态度去忍受这种优越地位。我已经说过，弗洛伊德所谓的“恋父情结”，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一种性欲，这是主体同意在顺从和赞赏中成为客体的深度退让。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现出温柔，她会感到自己的生存得到极好的辩护；她拥有其他女孩难以获得的种种优异品质；她感到心满意足，被奉若神明。她可能整个一生都带着怀念去追寻这种充实与宁静。倘若她得不到这种爱，就可能永远感到自己是有罪的，该受惩罚；要么她可能到别处寻找对自身的评价，对父亲变得冷漠，甚至敌视。再说，父亲不是唯一掌握着世界钥匙的人，一切男人都分享男性的威望；不必把他们看做父亲的“替身”。祖父辈、兄长、叔叔舅舅、同伴的父亲、家庭的男性朋友、老师、教士、医生，都强烈地吸引着小姑娘。成年女性对 男人 表现出来的热烈敬意，足以把男人捧到很高的地位。

在小女孩看来，一切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观念。她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歌曲、别人催她入睡的传说，都是对男人的赞美。正是男人创造了希腊、罗马帝国、法兰西和所有的国家，正是男人发现了大地，发明了用来开发土地的工具，正是男人治理这个世界，使世界充满塑像、绘画、书籍。儿童文学、神话、故事、报导，反映了男人的骄傲和愿望创造出来的神话，小女孩正是通过男人的眼睛，探索世界和从中辨别自己的命运。男性优势占压倒地位：珀尔修斯、赫拉克勒斯、大卫 、阿喀琉斯、朗斯洛、盖克兰 、巴亚尔 、拿破仑，那么多的男人，却只有一个贞德；在她后面，显露出大天使圣米歇尔的伟大男性形象！没有什么比描绘名媛生平的书籍更令人厌烦的了，与杰出男子的生平相比，这是多么苍白的形象啊；她们大部分都淹没在某个男英雄的阴影中。夏娃创造出来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作为亚当的妻子，而且是从他的肋骨抽出来的；在《圣经》中只有很少女人，其行为是人所共知的：路得仅仅是为自己找一个丈夫；以斯帖跪在亚哈随鲁面前，获得了犹太人的宽恕，她仍然只不过是末底改手中的驯服工具；犹滴更为大胆，但她也服从祭司，她的功绩回味起来有点可疑，无法与年轻的大卫确实辉煌的胜利媲美。神话中的女神是轻佻的或任性的，在朱庇特面前全都瑟瑟发抖；而普罗米修斯令人赞叹地偷到了天火，潘多拉却打开了收藏不幸之盒。有一些女巫和老太婆，在故事中实施可怕的权力。其中，在安徒生的《天堂里的花园》中，风神之母的形象令人想起原始的大母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抖瑟瑟地服从她，他们行为不轨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她的口袋里。但这不是一些吸引人的人物。仙女、美人鱼和水精不受男性统治，更为吸引人，但她们的生存是不确定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介入人间，却没有自己的命运，从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变成女人那一天起，她就经历了爱情的束缚，痛苦变成了她的命运。在现代的故事里，和在古代的传说中一样，男人是有特权的英雄。德·塞居尔夫人的作品是古怪的例外，它们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在场的时候，他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但习惯上，父亲的形象像在真实的世界中一样，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小妇人》中，女性的戏剧是在父亲的保护下进行的，他没有出现，却被神圣化了。在冒险小说中，是男孩子周游世界，作为水手坐船航行，在丛林中靠面包树的果实充饥。一切重要事件都是通过男人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如果小女孩看报，如果她听到大人的谈话，她便会看到，今日和从前一样，男人主宰世界。她所赞赏的国家首脑、将军、探险家、音乐家、画家都是男人，使她的心激情澎湃的是男人。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界里。通常，由于宗教在女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控制的小姑娘也更受到宗教的影响。然而，在西方宗教中，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拥有明显男人属性的老头：有一部浓密的白胡子。 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更具体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一部黄色长胡子的男人。根据神学家的说法，天使没有性别，但是他们用的是男人的名字，表现为俊美的年轻人形象。天主在人间的使者是教皇和主教，教徒亲吻他们的指环；做弥撒和布道的教士，听教徒跪在神功架里、单独向他忏悔，他们都是男人。一个虔诚的小姑娘同圣父的关系与她同人间父亲的关系相似；由于这种关系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她甚至经历更彻底的弃绝。其中，天主教对她产生最混乱的影响。 圣母跪着聆听天使的话，回答说：“我是主的 使女 。”抹大拉的马利亚 精疲力竭地待在耶稣脚边，用女人的长发擦拭耶稣的脚。圣女们都跪着向光彩熠熠的耶稣表白她们的爱。孩子在香烟缭绕中跪着，投身于天主和天使的注视—男人的注视。人们往往强调色情语言和女人所说的虔诚语言之间的相似；比如，圣德肋撒这样写道：

噢，我敬爱的人，通过对你的爱，我虽然愿意在人间看不到你目光的温柔，感觉不到你嘴唇难以言传的亲吻，但是我恳求你用你的爱激起我的热情……

我敬爱的人，用你最初的笑容

让我很快看到柔情蜜意。

啊！让我处在火热的兴奋中。

是的，让我隐藏在你心里！

我愿意被你神圣的目光迷住，我愿意成为你的爱的猎物。有一天，我抱着这种希望，你把我带到爱的家园，同时也就融化在我身上，你最终把我投入这火热的深渊，让我永远变成幸福的牺牲品。

但不应该下结论，这些感情的吐露总是性欲方面的；更确切地说，女性性欲的发展，渗透了女人从童年起就献给男人的宗教情感。确实，小女孩在听忏悔的神甫身边，甚至在空无一人的祭坛脚下会有一阵战栗，接近后来在情人怀里感受到的战栗，这是因为女性的爱情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意识对超越意识的存在来说成为客体，而这也是年轻的女信徒在教堂的幽暗中感受到的被动快乐。

她用双手掩住脸，十分沮丧，经历放弃的奇迹，她虽然跪着，却升向上天，她投身于天主的怀抱，却保证了被云彩和天使簇拥着升天。她正是在这种美妙的体验中去仿制她在人世的未来。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其他的道路发现这未来，一切都促使她在梦想中投身于男人的怀抱，以便被载往光荣的天国。她懂得了，要获得幸福，必须被爱；为了被爱，必须等待爱情。女人就是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白雪公主，就是接受和忍受的那个人。在歌谣里，在故事中，可以看到青年男子历尽艰险去寻找女人；他刀劈巨龙，与巨人搏斗；她被关在塔楼、宫殿、花园、岩洞里，锁在一块岩石上，被囚禁着，睡熟了；她在等待。 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的 …… Some day he'll come along，the man I love… 民歌的副歌给她灌输要有耐心和充满希望的梦想。对女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再大胆，再敢于冒险的女主人公，渴求的就是这个报偿；人们往往要求她们长得美，而不是别的品德。可以理解，对女孩来说，关注体态会成为真正的困扰；不论公主还是牧羊女，总是必须漂亮，才能获得爱情和幸福；丑陋被残忍地与凶恶联系起来，当不幸落在丑陋的人头上时，真搞不清命运惩罚的是她们的罪行还是她们丑陋的外貌。往往年轻美貌、前程似锦的姑娘，开始出现时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和格丽泽尔达的故事，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清白无辜；爱情和受苦以动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女人正是通过落入卑劣的深渊，才确保最甜蜜的胜利；女孩懂得了，无论关系到天主还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只有同意忍受最彻底的放弃自主，她才能有强大权势，她乐于受虐，受虐让她取得最高的征服成果。圣布朗蒂娜 身体雪白，在狮子的爪子下鲜血淋漓，像死人一样躺在玻璃棺材里的白雪公主、睡美人、昏厥的阿达拉 ，这整整一批受尽摧残、被动的、受伤的、跪在地上、受屈辱的、温柔的女主人公，教导她们的妹妹受难、放弃、有忍辱负重之美的迷人威望。当她的兄弟扮演英雄时，女孩心甘情愿地扮演殉难者并不令人奇怪：异教徒把她投给狮子，蓝胡子 揪住她的头发拽她，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森林深处；她忍辱负重，受苦受难，视死如归，额头上戴上了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吸引男人的温存，使他们不安，被他们搭救，死在他们怀里。”在玛丽·勒阿杜安的《黑帆》中有一个这类受虐梦想的出色范例：

七岁时，我不知道用哪一根肋骨造出了我的第一个男人。他又高又修长，非常年轻，穿一套黑缎子衣服，长袖拖地。他美丽的金黄头发洒下一头垂落至肩的沉甸甸的发卷……我把他称为埃德蒙……然后，这一天来到了，我给了他两个弟弟……这三兄弟：埃德蒙、夏尔和塞德里克，他们三个都穿着黑缎子衣服，三个都是金黄头发，身材修长，使我人生领会到古怪的幸福。他们的脚穿上丝袜，多么好看，他们的手多么纤弱，我的心灵兜上了千头万绪……我变成了他们的姐姐玛格丽特……我喜欢表现出服从我的弟弟们的乐趣，完全接受他们的摆布。我渴望我的大弟弟对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我从来不敢让自己抬眼望他。他动辄就叫人用鞭子抽我。当他对我说话时，我是那样因恐惧和尊敬而心慌意乱，居然找不到话来回答他，不断期期艾艾地说“是的，老爷”，“不，老爷”，我从中品味这感觉自己是白痴的奇怪兴趣……当他强加给我的痛苦过于强烈时，我喃喃地说“谢谢，老爷”，有时，我痛苦得几乎支持不住，为了不至喊叫出来，我把嘴唇按在他的手上，冲动终于令我心碎，而我达到这种状态：因过度幸福而宁愿死去。

小女孩有点早熟的年龄，会想象自己已经达到恋爱的岁数，在九岁、十岁时，她喜欢涂脂抹粉，把上身塞得鼓鼓的，化装成太太。但她不想同小男孩开始实现性体验，即使有时她和他们来到角落里，玩“互相展示什么”的游戏，那仅仅是出于对性的好奇。可是她的爱情梦想的伙伴是个成年男子，他要么是纯粹想象中的，要么是参照真实的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只满足于远远地爱他。在柯莱特·奥德里 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这类孩子的梦想的绝好例子；她叙述道，五岁时她发现了爱情。

这同我童年时小小的性快感，比如我骑在餐室的某张椅子上，或者入睡前抚摸自己感到满足，自然没有丝毫关系……感觉和快感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两件事我都是背着我周围的人做的……我对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在于入睡前想他，设想出奇妙的故事……在普里瓦，我相继爱过我父亲办公室里的所有头头……他们离开时，我从来没有极其难受，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依托，用来确定我的爱情梦想罢了……晚上我睡觉时，我报复自己太年轻、太胆小。我细心地准备一切，毫不费力就让他显现在眼前，但问题是要改变我自己，以便能从内心看到我自己，因为我变成了她，不再是我。首先，我很漂亮，我十八岁。一只糖果盒给了我很大帮助：一只扁平长方形的糖衣杏仁盒子上，画着两个少女，鸽子围绕着她们。我是个褐发姑娘，一头短短的鬈发，身穿薄纱长裙。我们分开了十年。他回来时几乎没有变老，看到这个美妙的女子，令他神魂颠倒。她好像几乎记不起他，她非常自然、冷漠、充满机智。我为这第一次见面编织了真正精彩的谈话。接着是误会，一场困难的征服，他经历了泄气和嫉妒的难忍时刻。末了，他被逼到走投无路，承认了爱情。她默默地听着，正当他以为一切都完蛋了的时候，她告诉他，她一直在爱他，他们拥抱了一会儿。这情景一般发生在晚上公园的一张长凳上。我看到两个身体靠近了，我听到喃喃的细语声，我同时感到身体温热的接触。但从这时起，一切松开了……我从来没有接近结婚的话题 ……第二天，我在洗脸时想了一会儿结婚的事。不知怎的，我看到镜子中涂满肥皂的这张脸令我高兴（别的时候我并不感到自己漂亮），并且令我充满希望。我简直要把这张有点惊愕的阴沉的脸，看做好像在未来的道路上远远地等待着我。但必须抓紧时间；脸一擦干净，一切都结束了，我重新看到自己平凡的孩子脑袋，它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游戏和梦想把小女孩引向被动性；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承认自己是个女人，就要放弃自己和自残；如果放弃还很诱人，自残就可憎了。 男人、爱情 还处在遥远的未来的雾中，眼前，小姑娘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寻找主动性和自主。自由的负担对孩子而言并不沉重，因为它并不牵涉到责任；孩子自知安全地处在成年人的庇护下，他们并不企图逃跑。小女孩对生活的自发冲动，对游戏、笑声、冒险的兴趣，使她觉得母亲的圈子狭窄、令人窒息。她想逃脱她母亲的权威。这种权威比男孩子要接受的权威，以更加经常和亲切得多的方式去实施。母亲的权威很少像柯莱特怀着爱心描绘的“茜多” 那样，体贴人和谨慎小心。撇开近乎病理学的情况不谈—但这是很常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是刽子手，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本能和虐待欲，她的女儿是有特权的客体，面对这客体，她想确认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这种意图使孩子起来反抗。柯莱特·奥德里描绘了一个正常的小女孩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反抗：

我不会说出实情，不管这是多么无辜，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来没有感到过无辜。她是举足轻重的大人，只要我还没有痊愈，我就怨恨她。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活跃的残忍的伤口，我有把握总是重新看到它鲜血淋漓……我不认为她太严厉了；也不认为她没有权利。我认为：不，不，不，我用全力这样说。我不责怪她运用权威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责怪她下命令或者作专横的辩护，而是责怪她 想制服我 。她有时这样说，当她不这样说的时候，她的眼睛这样说，她的声音这样说。或者她对太太们说，在受过惩罚之后，孩子更顺从了。这些话留在我的喉咙里，忘不了，我无法把这些话吐出来，也不能吞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就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说到底，她使我害怕，我只能用几句粗暴的话或者无礼的话作为报复，显示自己），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伤口还存在，只要重复制服、顺从、惩罚、屈辱这些字眼，我就感到无言的狂怒，我就不会被制服。

由于母亲往往丧失她的威望，反抗就变得格外强烈。她显得像在等待、忍受、抱怨、哭闹、大发雷霆，在日常现实中，这个不令人喜欢的角色不会导致任何特殊荣誉；作为受害者，她受到蔑视，作为泼妇，她令人厌恶；她的命运显得像乏味的 重复 的典范，通过她，生活不断地重复，却到不了任何地方；她被确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中止了生存的扩展，她是障碍和否定。她的女儿希望 不要 像她。她崇拜那些摆脱了女性身份奴役的女人：女演员、女作家、女教授；她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运动、学习，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同男孩子一试高下。她往往给自己选择一个知心女友，和她倾心交谈；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友谊，像爱情一样，通常包含着对性秘密的分享，小女孩交换她们成功搞到的信息并加以评论。时常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姑娘爱上了她女友的兄弟；《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就是这样，成为娜塔莎的知心朋友，爱上了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无论如何，这种友谊笼罩着神秘，在这个时期，孩子一般喜欢有秘密；她把最微不足道的事当成一个秘密，她就是这样对别人用来对付她的好奇心的故弄玄虚做出反应；这也是一种使自己显得重要的方式；她想方设法要获得这种重要性；她力图介入大人的生活。她编造一些关于大人的故事，对此半信半疑，并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同女友们假装对男孩子以蔑视对蔑视；她们结成离群的一伙，嘲笑和讥讽他们。但是，实际上，一旦他们平等地对待她，她受到奉承，便想得到他们的赞同。她希望属于特权等级。在原始部落中，使女人接受男人至高地位的活动，以拒绝她的命运的形式，同样表现在每个新的被接纳者身上，她身上的超越性否定内在性的荒诞。她因受到礼仪规则的侮辱、衣服的妨碍、家务的奴役，并因所有冲动受到阻遏而愤慨不已；在这一点上，人们做过大量调查，这些调查差不多都获得同样结果 ：所有的男孩—例如古代的柏拉图的说法—都表示他们害怕成为女孩，几乎所有女孩都对自己不是男孩感到遗憾。根据哈夫洛克·蔼理士提供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男孩愿意成为女孩，百分之七十五的女孩宁愿改变性别。根据卡尔·皮帕尔的一项调查（由博杜安在他的著作《儿童的心灵》中提供），在十二至十五岁的二十个男孩中，有十八个说，他们宁愿成为世上的一切东西，也不愿意做女孩；在二十二个女孩中有十个愿意做男孩；她们提出如下的理由：“男孩更好，他们用不着像女人那样受苦……我的母亲会更爱我……男孩从事更有趣的工作……男孩的学习能力更强……我会以吓唬女孩来取乐……我再也不用怕男孩……他们更自由……男孩的游戏更加有趣……他们不受衣服的束缚……”这最后一点看法反复出现，女孩几乎都抱怨受到她们的连衣裙的束缚，没有活动的自由，不得不时刻注意她们的裙子或者容易弄脏的淡色衣衫。大部分小姑娘将近十岁或十二岁时的确是“假小子”，就是说缺乏成为男孩条件的孩子。她们不仅像忍受匮乏和不公正一样忍受这种痛苦，而且，人们强迫她们接受的那一套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的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羼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杜庞卢主教 写道：“小姑娘非常喜欢哭泣，我知道有几个对着镜子哭，以便双倍地享受这种状态。”她们的大部分戏剧性事件牵涉到家庭关系，她们力图粉碎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与母亲是敌对的，时而迫切需要母亲的保护；她们想夺取父亲的爱；她们爱嫉妒、敏感易怒、十分苛求。她们往往编造故事，假设自己是过继的孩子，她们的父母不是真正的双亲；她们让父母过着一种秘密生活；她们想象出彼此的关系；她们乐于设想父亲不被理解、生活不幸，他的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他的女儿倒会是他理想的伴侣；或者相反，母亲感到他粗俗和粗暴是对的，她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接触。幻觉、装模作样、幼稚的悲剧性事件、虚假的热情、古怪的行为，必须在孩子的处境中，而不是在女性神秘的心灵中寻找这一切的理由。

对于感受到自己是主体、独立、超越性，并且是绝对的个体来说，发现自身低一等是固有本质，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对于自为确立为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显示出他性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初次接触世界，领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她感受到的正是这样。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黑人部分融合到把他们当做低等阶层的文明中，他们经历的也是这种处境；使比格·托玛斯 在生活初期感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种确定不疑的劣等性、这种刻写在肤色上被诅咒的他性，他望着飞机飞过，明白了由于他是黑人而不许上天。小女孩明白了由于是女人，不许她航海、到极地探险、进行千百种冒险、享受千百种快乐，因为她生来属于邪恶的一边。重大的差别是，黑人在抗拒中忍受他们的命运，任何特权都不能弥补他们命运的严酷，而女人被敦促合作。我已经提到过 ，在期望成为至高无上自由的主体的本真要求旁边，有着生存者对放弃和逃遁的非本真愿望；父母和教育者、书籍和传说、女人和男人，使被动的快乐在小姑娘面前闪闪发光；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人们已经教会她品尝这些快乐；诱惑越来越狡诈；由于她的超越性的冲动遇到最为严峻的抗拒，她就越是可悲地做出让步。但是，她在接受被动性时，也同意毫无抗拒地忍受外部强加的命运，这种厄运使她恐惧。无论小男孩是有雄心的、冒失的还是胆怯的，他奔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无论他是水手还是工程师，无论他留在田地里还是到城里去，他都会看到世界，会变得富有；他面对意外机会，等待着他的未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家，她会像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

因此，女孩比她的兄弟们远远更加关注性的神秘；当然，她的兄弟们也非常关心；可是，在未来，他们做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并不是他们最操心的；女孩在婚姻中和做母亲时整个命运都将被质疑；她一旦开始预感到其中的秘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可憎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失了，不管她了解情况是早是晚，是否一致，她知道孩子不会偶然出现在母亲的肚子里，不会是一根魔杖让孩子从肚子里出来，她焦虑地寻思。一个寄生体要在她体内长大，她往往不觉得美妙，而是可怕；想到这怪异的肿胀，使她恐惧。婴儿怎么会出来的？即便别人从来没有对她谈起分娩时的喊叫和痛苦，她也听到过片言只语，她看过《圣经》中这句话：“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她预感到她甚至想象不出的折磨；她设想在肚脐部分要动古怪的手术；如果她设想胎儿是从肛门推出来的，她便会为此不安，可以看到有些女孩以为了解生育过程后，会有神经性便秘。给以正确的解释无济于事，肿胀、撕裂和出血的意象会纠缠着她。女孩越是有想象力，对这些景象就越是敏感，没有一个女孩看到这些景象不发抖。柯莱特叙述在她看过左拉描写分娩的章节 后，她的母亲发现她晕倒了。

作者描写分娩，展现粗俗而露骨的大量细节，具有解剖学的细致，挥洒自如的色彩、姿态、喊声，从这喊声里，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田间少女的自控能力。我感到自己的轻信，惊恐不安，认为自己小姑娘的命运受到威胁……在我看来，其他字句描写撕裂的肉体、粪便、污血……我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只刚刚被偷猎者活杀后捎回厨房的小野兔。

尽管大人给她安慰，她仍然惴惴不安；她已长大，学会不再相信成年人的话；她正是常常在生殖的奥秘上发现他们的谎言；她也知道，他们把最恐怖的事看做是正常的；如果她感到剧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她会把铭记在心的焦虑投射到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马上令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某种肉体的事”。在诸如“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经常遇到的“血”字，有时指引着孩子的想象；她会设想，结婚伴随着某种庄严的输血。但往往“肉体的事”仿佛与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特别会设想，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体内。性交被想象为 肮脏的 。这正是使孩子烦乱不安的，对孩子来说，“肮脏的”事受到最严格的禁忌，那么成年人怎样将这种事融合到他们的生活中呢？孩子先是因其荒谬性无法理解发现的丑事，她感到听到的、读到的和写下的东西毫无意义，她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在卡森·麦卡勒斯迷人的书《婚礼的成员》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发现一对邻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故事的反常并没有让她重视。

这是一个夏天的星期日，马洛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仅仅看到房间的一部分、五斗橱的一部分，仅仅看到床脚，马洛太太的胸衣扔在下面。在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不明白的响声，当她走到门口时，她被一幅景象惊呆了，她瞥了一眼，这景象便使她叫喊着跑到厨房：马洛先生发病了！贝丽尼丝冲向大厅，但是，当她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时，仅仅咬紧了嘴唇，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弗兰淇想问贝丽尼丝发现了什么。但贝丽尼丝只是说，他们同平常人一样，还添上说，既然家里有别人，他们至少该懂得把房门关上。弗兰淇知道，她就是这个人，可是她并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类型的发病？她问道。但贝丽尼丝仅仅回答：“小家伙，只不过是普通的发病。”而弗兰淇从她的语调中明白，人家并没有告诉她全部事实。随后，她只记得马洛夫妇是普通人……

当大人让孩子们提防陌生人，对他们解释性行为时，只说这些是病人、有怪癖的人、疯子；这是一种合适的解释；在电影院受到邻座抚摸的女孩，一个路人面对她解开裤纽的女孩，会认为在跟疯子打交道；当然，遇到疯子是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发作、激烈的争吵，打乱了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个场面的孩子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但同一个和谐社会中存在流浪汉、乞丐、伤口可怕的残废一样，毕竟也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人，而社会根基不会动摇。孩子正是在怀疑父母、朋友们、老师们暗中搞黑弥撒的时候，真正感到恐惧。

当别人第一次对我谈起男女性关系时，我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父母也应该有这种关系，而我过于尊敬他们，不相信有这种事。我说，这太令人恶心了，我绝对不会做的。不幸的是，不久，听到我的父母在做这种事，我不得不醒悟了……这一时刻是可怕的；我把脸藏在毯子下，捂住耳朵，我但愿待在千里之外。

这些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教导人要有礼貌、节制、理智，这种人的形象怎么过渡到两个面对面赤身裸体的动物形象呢？成年人自己在动摇根基，抹黑天空。孩子往往固执地拒绝丑恶的发现，宣称“我的父母不做这种事”。或者力图给性交一种合乎礼仪的意象：“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说，“就到医生那里；脱光衣服，蒙住眼睛，因为不应该看；医生将父母亲贴在一起，帮助他们，把事做好。”她把做爱变成外科手术，无疑令人不快，但就像在牙医那里看病一样是体面的。尽管拒绝和逃避，但不安和怀疑还是钻进孩子心里，会产生一种像断奶一样痛苦的现象，这不再是让孩子摆脱母体，而是孩子周围的保护世界崩溃了；孩子的头顶上没有屋顶，孩子被遗弃了，面对黑茫茫的未来孑然一身。增加女孩子焦虑的是，她不能正确地勾勒压在她身上的这种朦胧诅咒的轮廓。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书上所说的互相矛盾；甚至专门的陈述也消除不了浓重的暗影；提出了上百个问题：性行为痛苦吗？还是美妙的？要进行多久？五分钟还是一整夜？有时可以读到，一个女人在一次交欢中变成了母亲，而有时经过几小时的肉欲，她仍然不怀孕。人每天都“干这种事”吗？还是只偶尔为之？孩子想通过阅读《圣经》、查阅词典、询问同学去了解情况，在黑暗和厌恶中摸索。在这方面，李普曼医生进行的调查很有趣；下面是接触到性启蒙的几个少女给他提供的一些回答：

我怀着模糊而古怪的想法继续徘徊。无论我的母亲，还是女教师，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任何一本书也没有深入谈论这个问题。逐渐在性行为周围编织出一种危险的神秘和丑陋；起先，性行为在我看来是这样自然。十二岁的大女孩用粗俗的玩笑，在她们和我们班上的女同学之间设立一座桥梁。这一切仍然这样模糊和令人厌恶，我们争论孩子是在哪里形成的；是不是在人身上这种事只发生一次，因为结婚要这样喧闹一番。我十五岁时来月经，让我又一次惊讶。轮到我可以说被带往这个行列中去……

……性启蒙！这个说法在我父母家里是不许提到的！……我在书中寻找，但我苦恼不安，激动恼火地寻找，却不知道怎样找到遵循的途径……我常常到男校去，对男教师来说，问题似乎并不存在……霍尔朗的著作《小男孩和小女孩》终于告诉我真相。我的厌烦和难以忍受的过度激动烟消云散了，虽然我非常不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承认和明白，只有性欲和肉欲才构成真正的爱情。我的性启蒙有几个阶段：一、最初的问题和几个模糊的概念（根本不能令人满足）。从三岁半到十一岁……对我在随后几年中提出的问题没有回答。当我七岁时，我在喂雌兔时，突然看到在它身下有几只光溜溜的小兔子……我的母亲对我说，动物和人的幼体，都在母体内长大，从胁部出来。从胁部出生我觉得不合情理……有个带孩子的保姆告诉我许多关于怀孕、月经的事……最后，我的父亲回答我向他提出的关于他的真实作用的问题时，用了花粉和雌蕊的含糊说法。二、几次亲身对性启蒙的尝试（十一至十三岁）。我找到一本百科全书和一本医学著作……这只是理论上的知识，用的是古怪的大字眼。三、获得一些知识（十三至二十岁）：（一）在日常生活中；（二）在科学著作中。

我八岁时常常和一个同龄男孩玩耍。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由于我的母亲告诉过我，我已经知道，一个女人在体内有许多卵子……每当母亲感到有强烈愿望时，孩子便从其中一个卵子中生出……我给小伙伴作这样的解释时，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回答：“你是十足的傻瓜！当我们的肉店老板和他的妻子想要一个孩子时，他们就上床，他们做缺德的事。”我感到很气愤……我们当时（大约十二岁半）有一个女仆，她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丑事。我没有对妈妈透露过一句，因为我感到羞耻，但我问她，女人坐在男人膝上是不是会有一个孩子，她尽可能清楚地给我解释这一切。

孩子从哪里出来，我在学校里知道了，我感到，这是可怕的事。但他们怎样来到世上？我们俩有一个可以说可怕的想法，尤其是在这件事之后：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是漆黑的，我们一起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向我们露出他的性器官，走近我们时对我们说：“你们不觉得嚼起来挺好的吗？”我们俩的反感难以想象，恶心得要命。直到二十一岁时，我仍然设想孩子是通过肚脐来到世上的。

一个女孩把我拉到一边，问我道：“你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天哪！你真蠢！孩子是从女人的肚子里出来的，要让孩子来到世上，她们就要和男人做非常恶心的事！”然后，她更加详细地向我解释这种恶心的事。我的脸完全变色，绝对不肯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们和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后来有一夜，我听到我原以为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于是我感到羞愧，是的，我为父母亲羞愧。这一切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感到可怕的精神痛苦。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堕落的人，因为已经知道了这种事。

必须说，甚至连贯的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即使父母和老师真诚，也不可能把性体验诉诸文字和概念；只能在经历性体验中去理解它；凡是分析，即使是最严肃的，也有可笑的一面，无法显示真相。从花的授粉、鱼的授精，到鸡、猫、羊的交配，一直到人类的情爱，都可以从理论上阐明生殖的神秘，情欲和性爱的神秘是完整的。怎样向一个尚无情欲的女孩解释，抚摸或者接吻会产生快感呢？家里人给予和接受亲吻，有时是吻在嘴唇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黏膜的接触会产生昏眩呢？这就像对盲人描绘色彩。只要缺乏兴奋的直觉，缺乏给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欲望的直觉，它们的各种因素就显得令人不快和怪异。尤其是，当女孩明白她是处女、是封闭的，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让男人的性器官插入体内时，她会反感。由于裸露癖是一种很广泛的反常表现，许多女孩看到过阴茎勃起；无论如何，她们观察过动物的性器官，遗憾的是，马的性器官常常吸引她们的目光；可以设想，她们对此感到恐惧。害怕分娩，害怕男性性器官，害怕威胁着已婚者的“发作”，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的动作的嘲笑，这一切往往导致女孩宣称：“我永远不结婚。” 这是对痛苦、疯狂、淫邪最明确的防卫。人们徒劳地向她解释，到那一天，她会明白无论破坏童贞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千百万女人都忍受得了，也都好好的。当一个孩子担心外界事件时，向她预言以后她会自然而然接受的，并不能让她摆脱恐惧，她所恐惧的是自己在未来会异化了，迷途了。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使孩子心里产生不安：在长眠之后，还是同一条毛毛虫吗？它在闪光的翅膀下面认得出自身吗？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看见蛹使她们坠入惶乱的幻想中。

然而，变形在进行。女孩自身不了解变形的意义，但是她意识到，在她同世界、同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中，有某样东西正在突变，她对不久以前无动于衷的接触、味道和气味十分敏感；她的头脑里掠过古怪的意象；她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很古怪”；这就是理查德·休斯 在《牙买加的旋风》中描绘的小艾米莉：

艾米莉为了凉快，坐在没到肚子的水里，几百条小鱼用好奇的嘴搔痒她每一寸身体；简直是毫无感觉的轻吻。最近，她憎恶别人触摸她，这令人讨厌。她不能再忍受下去，她从水里出来，穿上衣服。

甚至玛格丽特·肯尼迪笔下随和的泰莎也感到这种古怪的紊乱：

她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幸。月光从打开的房门涌进来，她的眼睛盯住被月光一分为二的厅堂的黑暗。她忍受不住。她一跃而起，发出夸张的轻轻的叫声：“噢！我多么憎恨全世界！”她于是跑到山里藏起来，惊恐而愤怒，受到似乎充满宁静的屋子的沉郁预感的追逐。她在小径中踉踉跄跄，又开始喃喃自语：“我想死，我想死掉。”

她知道，她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所说的那样，她压根儿不想死。但她话语的激烈似乎使她满足……

在上面所引的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中，对这不安的一刻有长篇描写。

正是在夏天，弗兰淇对自己是弗兰淇而感到恶心、疲惫。她憎恶自己，她变得飘忽不定，成了一个在厨房里逛来逛去、什么也干不了的人：又脏又饿，又可怜又忧愁。她还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今年春天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古怪的季节。事物开始改变，而弗兰淇不明白这种改变……在绿树和四月的鲜花中有某种东西使她变得忧愁。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忧愁，但正由于这古怪的忧愁，她觉得自己本该离开城市……她本该离开城市，跑到远方。因为今年滞留不去的春天懒洋洋的，甜蜜蜜的。漫长的下午慢慢流逝，春天绿色的温柔令人心碎……许多东西突然令她想哭。有时，一大清早，她走到院子里，久久地待在那里，凝望黎明；仿佛一个问题在她心里出现，而天空不予回答。以前她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事物：晚上她散步时望见的屋里的灯火，从一个死胡同里升起的陌生的声音，开始触动她。她望着灯光，倾听声音，内心有样东西在等待中绷紧了。但灯光灭了，声音沉默了，尽管她等待，这就是一切。她担心这些东西让她突然寻思自己是谁，她在这个世界上要变成什么，为什么她待在这里，正在望着灯光或者在倾听，或者在注视天空，独自一人。她害怕起来，她的胸脯奇怪地抽紧了。

……她在城里漫步，她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似乎没有完结，她身上有着这种不安。她匆匆地做某件事，但这绝不是本该要做的事……在这个季节漫长的黄昏之后，她在全城大步走着，她的神经像忧郁的爵士乐音符在颤动，她的心变得僵硬起来，仿佛停止跳动。

在这不安时期中发生的事，就是这孩子的身体变成女人的身子，开始有肉感。除非腺的功能发育不良，仍然停留在孩子阶段，大约在十二三岁时，青春期的危机开始了。 这个危机在女孩身上比在男孩身上要早开始得多，带来重要得多的变化。女孩不安和沮丧地面对它。正当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时，会产生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变得自豪，但起初是羞耻；突然，孩子表现出羞耻心，她拒绝赤身裸体，即使是面对她的姐妹们或者对她的母亲亦然，她怀着惊讶与恐惧观察自己，焦虑地窥测这坚硬的乳核在乳头下出现，在肿胀，有点儿疼痛，而在不久以前乳头还像肚脐一样无伤大雅。她不安地感到，自己身上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地方，无疑，这种伤痛比起灼伤和牙痛是很轻微的；但是，不管是受伤还是生病，疼痛总是不正常的；而年轻的胸脯通常汇聚着某种无声的怨恨。有样东西正在掠过，这不是一种病，而是意味着生存的法则本身，但却是斗争和撕裂。当然，从出生到青春期，女孩长大了，不过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长大，日复一日，她的身体向她呈现出一件准确而完成的东西；如今，她“发育了”，这个词本身令她害怕；生命现象只有在找到平衡和具有一朵鲜花、一头毛皮光鲜的动物的凝固面貌时，才令人放心；但在胸脯发育时，女孩感到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活生生。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个古怪的、活动的、不确定的物质，在这物质的中心，正在进行不纯的炼金术。她习惯披长发，飘拂如一束细丝，但在腋下和肚子下部新生的体毛，让她变成动物或者海藻。不管她是不是预先知道，她在这些变化中都会预感到让她脱离自身的最终目的；她被抛入超出自身生存时刻的生命循环之中，她猜测到使她注定属于男人、孩子、坟墓的附属性。乳房就本身而言，显得像无用的、不得体的增生。手臂、大腿、皮肤、肌肉，甚至人坐在上面的圆滚滚的臀部，一切至今都有明显的用途；只有被确定为小便器官的性器官有点暧昧不清，但它是隐秘的，他人看不见。乳房展现在羊毛套衫、罩衫下面，小姑娘与自身混同的这部分身体，显现为肉体；这是他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对我说过：“我穿了两年短披肩，遮住我的胸脯，我感到非常难为情。”另外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与我同龄的一个女友，比我更早发育，她弯下腰来拣球时，我通过她的胸衣缝隙看到两只已经很沉重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如此接近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要按这模样长成，我为自己感到脸红。”另外一个女人对我说：“十三岁时，我穿着短裙，光着大腿散步。有个男人笑着指出我的腿肚长得太鼓出。第二天，妈妈让我穿上袜子，加长我的裙子，但我永远忘不了 别人观察 我使我突然感到的打击。”女孩感到她的身体摆脱了她，它不再是她的个体性的明晰表现；它变得陌生；同时，她被他人当做一件东西把握，在街上，别人盯住她看，开始评头论足；她想隐没不见；她担心变成肉体，担心显露她的肉体。

这种厌恶在许多少女身上表现为希望变瘦，她们不再想进食；如果别人强迫她们吃，她们会呕吐；她们不断注意自己的体重。另一些少女变得病态地胆小，走进客厅或者上街是一种酷刑。有时由此而产生精神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内 在《困扰和精神衰弱症》中，以娜嘉的名字描绘的病例：

娜嘉是一个富家女，极其聪明；体态优美，有艺术天赋，尤其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但从童年起，她就表现出很固执，动辄易怒：“她非常看重得到爱，要求大家、她的父母、她的姐妹、她的仆人狂热地爱她，而她一旦得到一点爱，就变得这样苛求，这样专横，很快使别人远离而去；她极其敏感，她的堂表兄弟想改变她的性格，他们的嘲笑使她产生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在她身上扎根。”此外，被爱的需要使她产生不长大的念头，希望始终是个被人宠爱、能要求一切的小姑娘，一句话，这种需要使她一想到在长大，便感到恐惧……青春期过早地到来，羞耻心加上担心长大，使情况大大恶化了：既然男人喜欢肥胖的女人，我就想始终保持极瘦。对阴毛和胸脯发育的害怕，增加了先前的恐惧。从十一岁起，由于她穿短裙，觉得大家在注视她；她穿上了长裙，又对自己的脚和臀部感到害臊。月经出现使她变得半疯；当阴毛开始长出来时，她深信自己是世上唯一有这种怪东西的人，直到二十岁，她坚持要脱毛，“让这种野蛮人的装饰消失”。胸脯的发育加剧这些困扰，因为她始终害怕肥胖，她并不憎恨别人肥胖，但她认为，对她而言，这是一个缺陷。“我并不看重要漂亮，但是，如果我发胖了，这会使我太 难为情 了，会使我恐惧，如果我不幸发胖，我再也不敢让人看到。”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不发胖，她小心翼翼，用誓言约束自己，祈求、赌咒，她发誓重新五至十次念一篇祈祷，单脚跳五次。“如果我在同一首曲子中四次弹到一个音符，我就同意发胖，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她终于决定不吃饭。“我既不想发胖和长大，也不想长得像一个女人，因为我想始终是个小姑娘。”她庄严地决定不再进食；她向母亲的恳求让步，打破这个誓愿，于是人们看到她几小时跪在那里，书写誓言，又撕掉。她十八岁时，她的母亲猝然去世，她强迫自己节食：两碗清汤，一个鸡蛋黄，一匙醋，一杯茶，再掺上一整只柠檬的汁，这就是她一整天所吸收的东西。她饿得发慌。“有几次，我好几小时都在想食物，我饿得心发慌，我咽口水，我咬手帕，我满地滚，我多么想吃东西。”但她抵抗住诱惑。尽管她很漂亮，却认为自己的脸虚胖，长满了水疱；医生说没有看到，她就说他什么也不懂，他不善于“看出在皮肤和肉之间的水疱”。她最终与家人分开，躲在一个小公寓里，只接待看守和医生，她从来不出门，也好不容易才接待她父亲的拜访，有一天他对她说，她面色很好，引起她旧病复发，她担心有一张胖脸、脸色鲜艳、肌肉鼓出。她几乎总是生活在黑暗中，她不能忍受被人看见，甚至希望 隐形。

父母的态度往往助长向女孩灌输对自己外貌的羞耻心，有个女人说：

我要忍受家里人不断评头论足引起的、对自己身体的自卑感……我的母亲过分虚荣，总是特别希望看到我仪表漂亮，她总是有一大堆细小的地方让女裁缝注意，要掩盖我的缺点：塌肩，臀部太大、太平坦，乳房太丰满，等等。我有几年头颈鼓胀，她不允许我露出颈部……由于我的脚在青春期很丑，别人因我的走路姿势而评点我，我感到特别难受……在这一切当中，肯定有真实的成分，但他们使我非常不幸，尤其像 backfisch ，我有时那样胆怯，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遇到一个人，我的第一个想法总是“我怎样才能藏起我的脚呢”。

这种羞耻心导致女孩行动笨拙，动辄脸红；脸红使她愈发胆怯，成为嫌恶的对象。例如 ，施特克尔叙述一个女人，“她少女时，脸红到病态的程度，红得很厉害，以致在一年中，她借口牙痛，在脸上缠上绷带”。

有时，在可以称之为前青春期，即月经出现前的时期，女孩还没有厌恶自己的身体；她对变成女人很骄傲，满意地窥测胸部的成熟，用手帕垫在胸衣里面，在年长女子周围自炫；她还没有明白在她身上产生的现象的意义。初潮向她揭示了这意义，羞耻感出现了。如果羞耻感已经存在，从这时起就会确定和加剧。所有的叙述是一致的：不论孩子是不是事先得知，这件事在她看来总是令人厌恶的和屈辱的。她的母亲常常忽略了事先提醒她；有人指出过 ，母亲更愿意向她们的女儿透露怀孕、分娩，甚至性关系的秘密，而不是月经的秘密；这是因为她们也害怕这种女性奴役，这种害怕反映了男性古老的神秘恐惧，她们又转移到后代。当女孩发现内裤有可疑的血迹时，以为患了腹泻、致命大出血、一种可耻的疾病。根据一八九六年哈夫洛克·蔼理士所做的一项调查，在美国中学的一百二十五名女生中，有三十六名在初潮时对此一无所知，有三十九名只有模糊的了解；就是说，她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处在无知之中。在海伦妮·多伊奇看来，一九四六年时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哈夫洛克·蔼理士援引了一个少女的例子，她投入圣旺地区的塞纳河，因为她自以为染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疾病”。施特克尔在《给母亲的信》中，还叙述了一个企图自杀的女孩的故事，她在月经中看到玷污她心灵的下流行为的迹象和惩罚。少女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她觉得生命离她而去。根据克莱恩和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调查，在女孩看来，血表明内部器官受伤。即使听取了慎重的劝告，她可以避免过于强烈的焦虑，却仍然感到羞耻和肮脏，她跑到盥洗室，尽量洗涤或者藏起弄脏的内裤。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在回忆看来》这本书中，可以找到这种体验的典型例子：

在这种激动的中心，是突如其来而封闭的悲剧。一天晚上，我在脱衣服时，以为自己生病了，这使我害怕，我小心翼翼，什么也不说，希望第二天会过去……四个星期以后，疼痛又出现了，更加强烈。我悄悄地把短裤扔到浴室门背后放脏衣服的篮子里。天气非常热，走廊里的菱形地砖在我的光脚下是温热的。当我回到床上时，妈妈打开了我的房门，她给我解释这件事。我记不起那一刻她的话对我产生的效果，当她轻声说话时，卡奇突然把头伸进来。看到这张好奇的圆脸，使我激动起来。我朝她嚷嚷，叫她走开，她害怕地消失了。我恳求妈妈去打她，因为她进来之前没有敲门……妈妈的平静，她有点高兴和内行的神态，终于使我失去理智。她走了以后，我陷入到茫茫黑夜中。

突然，我想起两件事：几个月前，卡奇、妈妈和我，我们散步回来，遇到了普里瓦的老医生，他有着雪白的大胡子，像个樵夫一样爽直，他望着我说：“夫人，您的女儿，她长大了。”我莫名其妙地立马憎恨他。不久，妈妈回到巴黎后，在五斗橱里整理一叠新的卫生巾。卡奇问：“这是什么？”妈妈摆出那副大人的自然神态，透露一部分，却保留大部分秘密：“这是稍后给柯莱特的。”我一言不发，提不出任何问题，憎恨我的母亲。

这一整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不可能。我会醒过来的。妈妈搞错了，这会过去的，再也不会复返……第二天，我悄悄地起了变化，弄脏了内裤，我必须面对其他人。我仇恨地望着妹妹，因为她还不知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突然拥有对我的压倒性优势。然后，我开始憎恨男人，他们永远也不会经历这个，却知道这个。最后，我也憎恨女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下来。我有把握，如果她们知道我身上发生的事，都会幸灾乐祸地这样想：“这下轮到你了。”当我看到一个女人时，我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那又是一个。全世界都骗了我。我走路不便，又不敢跑。大地、太阳晒热的绿树、食物，都仿佛发出一种可疑的气味……月经过去了，我违反理智地重新希望不会再来。一个月后，必须向事实让步，最终承认事情不妙了，这回是目瞪口呆了。此后，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以前”。我的余生只是一个“以后”。

对大多数少女来说，事情都以同样方式发生。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害怕将她们的秘密告诉周围的人。有个女友告诉过我，她没有了母亲，和父亲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生活在一起，在别人发现她来月经之前，她藏起弄脏的内裤，在恐惧和羞耻中度过了三个月。甚至农妇，由于她们知道动物生活粗俗的一面，可以说有抵抗力了，但由于在农村中月经仍然有禁忌的性质，她们也怀着恐惧感到这种诅咒，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农妇，她整个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偷偷地洗她的内裤，甚至湿漉漉地又穿在身上，掩盖她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可以举出上百个相同的例子。甚至承认这惊人的不幸也不是一种解脱。无疑，很少有母亲粗暴地打女儿的耳光，说道：“笨蛋！你太年轻了。”但不止一个母亲表现出恶劣情绪；大多数母亲不给孩子足够的指点，孩子对第一次月经带来的新情况忧心忡忡，她寻思，将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料不到的痛苦；或者她设想，今后，一个男人在场或者与之接触，她就会怀孕，她对男性感到真正的恐惧。即使人们以明智的解释使她免除这些焦虑，也不能使她轻易地获得心境平静。以前，女孩会有点自欺地把自己设想为没有性别的存在，也有可能不这样想自己；她甚至会梦想，有天早上她醒来时变成男人；现在，母亲和阿姨、婶婶带着恭维的神情窃窃私语：“眼下这是个大姑娘了。”女人群体获得胜利，她属于她们。她无可挽回地列入女人的一边。她也许会为此而骄傲，她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她的生存就要发生激变。例如，蒂德·莫尼埃 叙述道：

我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在假期中成了“大姑娘”，另一些人读中学时已经是大姑娘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到院子的洗手间去，她们像女王接待臣民一样，坐在她们的王座上，而我们去“看血”。

但女孩很快会失望，因为她发现，她没有获得任何特权，生活一如既往。唯一的新东西，就是每月重复的不洁之事；有些女孩知道了注定要忍受这个命运时，哭泣好几个小时；进一步加剧她们反抗的是，这种可耻的污点男人是知道的，可她们至少希望，女性屈辱的处境面对他们裹上神秘的面纱。但是不，父亲、兄弟、堂表兄弟，男人都知道，甚至有时开玩笑。正是在这时，女孩身上产生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的厌恶，而且加剧了。第一次突袭过去以后，月经的不快并没有随之消失，每次，少女面对从体内升起的淡淡的臭味—沼泽地、枯萎的紫罗兰的气味—面对不那么红的血，比小时候刮伤流出的鲜血更加可疑，重新感到同样的厌恶。她日夜都要想着换月经带，注意自己的内裤、床单，解决千百个实际而又令人生厌的小问题；在节约的家庭中，月经带每个月都换洗，重新放到叠好的手帕中间；必须把这些从自己体内排出的脏东西交给负责洗涤的人手中：洗衣妇、仆人、母亲、姐姐。药房里出售的这类卫生纸放在“茶花”、“火绒草”一类写着花名的匣子里，用后扔掉；但在旅行中、度假中和远足中，摆脱卫生纸就没有那么方便，厕所的马桶尤其禁用。《精神分析日记》 中的小女主人公描绘她对卫生纸的恐惧，甚至面对她的姐妹，来月经时她也只同意在黑暗中脱衣服。这妨碍人的、讨厌的东西，在剧烈运动时会脱落；比起在街上丢掉短裤是更糟的屈辱，这种可怕的前景有时导致精神衰弱症。出于自然的恶作剧，不适和痛苦往往只在出血之后才开始，而出血的开头可能被忽略；少女往往月经来得不规律，她们担心在散步时、在街上和朋友家里突然来月经；她们担心—像德·谢弗勒兹夫人 那样—弄脏衣服和坐椅；这种可能性使有些女孩处在持久的焦虑中。少女越是对女性的缺点感到厌恶，就越是不得不警惕地想到这一点，以免因意外事件或者吐露秘密而承受这奇耻大辱。

下面是李普曼医生 在对青少年性问题的调查中，对此所获得的一系列回答：

十六岁我第一次感到不适时，一天早上，发现来了月经，我十分害怕。说实话，我知道这会发生，但我是这样羞耻，睡了整整半天，对所有问题我都这样回答：我不能起床。

我还不到十二岁，便第一次感到不适，我惊呆了。我恐惧万分，由于我母亲只简单地告诉我，每月都要来的，我把这看做十分下流的事，我拒绝承认，男人不会有这种事。

这次冒险经历使我母亲决定对我进行性启蒙，同时没有忘记解释月经。当时我第二次感到失望，因为我一感到不适，便兴高采烈地跑到我母亲房里，她还在睡觉，我把她叫醒，大声说：“妈妈，我有了！”她只回答了我一句：“你就为这事把我叫醒呀！”不管怎样，我把这事看做我一生中真正的大变动。

因此，当我第一次感到不适，证实出血过了几分钟还没有终止时，我感到极其恐惧。然而，我一点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连对母亲也只字不提。我刚过十五岁。我至多只有一点痛。只有一次我痛得非常厉害，昏了过去，我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差不多有三小时之久。但是，我对此没有再多说什么。

当我身上第一次出现不适时，我差不多是十三岁。我班上的同学和我，我们已经谈起过这件事，轮到我变成一个大姑娘，我感到非常骄傲。我非常庄重地向体育老师解释，我不可能上课，因为我感到不适。

并不是我母亲给我启蒙的。她在十九岁时才来月经，生怕因弄脏了内裤而受责骂，把内裤埋在田野里。

我到了十八岁，这时我来了月经。 我缺乏一切启蒙知识……夜里，我大量出血，伴随着强烈的腹痛，我无法休息一下。从早晨起，我的心扑通乱跳，我跑到母亲那里，不停地哭泣，向她讨主意。但是我只得到这严厉的责备：“你本应早点发觉，不该弄脏床单和床。”这就是全部解释。我自然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寻找一遍，想知道我可能犯了什么罪，我感到可怕的苦恼。

我已经知道情况如何。我甚至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因为我希望我母亲给我透露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这一天到来了，但我的母亲保持沉默。然而我感到非常快乐：“现在，”我心想，“我也可以生孩子了，我是一位太太。”

这种危机会出现在较低的年龄，男孩要到十五六岁才达到青少年时期，女孩是在十三四岁变成女人的。但他们的体验的基本不同处不是来自这里，这不同也不在于使少女处于可怕境地的生理表现，青春期在两性身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向他们预示的不是相同的未来。

当然，男孩在青春期也感到他们的身体是令人困惑的在场，但从童年起，他们就对自己的阳刚气感到骄傲，他们正是因阳刚气而骄傲地超越成长的时刻；他们骄傲地互相露出大腿上长出来的、把他们变成男人的体毛；他们的性器官比先前更是一个对比和挑战的对象。变成了成年人，这是一个使他们恐惧的变形，当苛求的自由出现时，许多青少年感到焦虑，但他们愉快地达到男性的尊严。相反，少女为了变成大人，必须局限于女性身份强加给她的范围内。男孩在初生的体毛中赞赏的是不确定的许诺，她面对决定她命运的“剧烈而封闭的戏剧”仍然不知所措。正如阴茎从社会环境中获得特殊价值，是社会环境使月经变成一种诅咒。一个象征阳刚气，另一个象征女性气质，是因为女性气质意味着他性和低劣，它的显现才受到屈辱的对待。女孩的生命在她看来总是像由这种不可触摸的本质所确定，缺乏阴茎不能给予这种本质积极的面貌，从她两腿之间流出的红潮展现的是这种面貌。如果她已经承受了自己的处境，她就愉快地接受月经来临……“现在，你是一位太太。”如果她总是拒绝自己的处境，流血的判决打倒了她；她往往犹豫不决，月经的污迹使她倾向于厌恶和恐惧。“做女人竟然意味着这个！”至今朦胧地从外部压在她身上的命运，潜伏在她的腹中；没有任何办法摆脱；她感到自己受到包围。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中，她只需把月经考虑成进入成年人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人体经历了其他许多更令人厌恶的束缚，但他们很容易适应，因为这些束缚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代表一种缺陷；月经引起少女的恐惧，因为月经把她们投入到低下和残废的种类。这种贬低的感觉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如果她不失去做人的骄傲，她会保持对自己流血的身体的自豪。如果她成功地保留了做人的骄傲，她对自己的肉体就明显不感到那么屈辱，在体育、社会、智力、宗教的活动中给自己打开了超越道路的少女，不会把这种特别之处看成是一种残废，她会很容易克服这种感觉。之所以将近这个时期少女常常发精神病，是因为她面对让她经受难以想象的考验的无言命运，感到自己毫无防备；在她看来，她的女性身份意味着生病、痛苦、死亡，她对这种命运感到迷惑。

有一个例子生动地阐明了这些焦虑，这就是海伦妮·多伊奇描绘的名叫莫莉的女病人：

莫莉在十四岁时开始忍受心理紊乱的痛苦；这个家庭有五个孩子，她排行第四；父亲很严厉，每顿饭都批评他的几个女儿，母亲很不幸，夫妻之间常常不说话。有个兄弟离开了家。莫莉很有天分，踢踏舞跳得很好，但她很胆小，忍受不了家庭的气氛；男孩子们使她害怕。她的姐姐违反母亲的意愿结婚了，莫莉对姐姐的怀孕十分关心，她姐姐难产，必须使用产钳；莫莉了解这类情况，知道女人常常死于生产，对此印象深刻。她细心照顾了婴儿两个月；当姐姐离开家的时候，发生激烈的争吵，母亲昏了过去；莫莉也昏倒了，她见过同学在上课时昏倒，死亡和昏倒的想法缠绕着她。当她来月经时，她以尴尬的神态对母亲说：“来事儿了。”她和姐姐去买卫生纸；在街上遇到男人时，她低下了头；总之，她厌恶自己。来月经时她并不疼痛，她总是想对母亲隐瞒。有一次，她母亲注意到床单上有一点污迹，便问她是不是感到不适，她否认了，虽然这是事实。有一天，她对姐姐说：“现在我什么都会发生。我可能有一个孩子。”姐姐说：“那么，你必须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可是我跟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爸爸和你的丈夫。”

父亲不允许他的几个女儿晚上独自出去，担心有人强奸她们，这种担心更加让莫莉寻思，男人是可怕的人；从她来月经时开始，她就担心怀孕、难产死去，她紧张极了，逐渐拒绝离开她的房间，甚至想整天待在床上；如果有人强迫她出门，她会惶惶不安；如果她要远离家，就会发作起来，昏倒过去。她害怕小轿车、出租车，她再也睡不着，相信夜里窃贼要闯进屋里，她叫喊和哭泣。对食物有嗜好，有时吃得过多，不让自己昏倒；当她把自己关起来时，也很害怕。她再也不能去上学，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有一个相似的故事，同来月经没有关系，但表现了女孩对她身体内部所感到的忧虑，这是南希的故事 ：

小姑娘将近十三岁时和她的姐姐很亲密，当她姐姐暗地里订婚，然后结婚时，她对自己了解内情感到很骄傲，分享一个大人的秘密，这是被接纳到成年人中间。她在姐姐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当她姐姐对她说，自己要“买”一个婴儿时，南希嫉妒姐夫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被重新当成孩子，在她面前故弄玄虚，她受不了。她开始感到体内不适，想让人家切除阑尾，手术很成功，但南希在医院里时，情绪很激动；她和自己所憎恶的护士大吵大闹；她想要引诱医生，同他约会，表现出爱挑逗男人，在精神病发作时，她要求医生把她看做妻子；她自责要对几年前小弟弟的夭折负责；她尤其确信，还没有给她切除阑尾，医生把手术刀落在她的胃里，她借口吞下了一便士硬币，要求给她拍X光。

做手术的愿望—特别是切除阑尾—常常在这种年纪产生，少女由此表达了她们对强奸、怀孕、分娩的恐惧。她们感到肚子里有隐隐的威胁，希望外科医生把她们从窥伺着她们的未知危险中拯救出来。

不仅仅是月经出现向女孩预示了她的女人命运。其他可疑的现象也在她身上发生。至今，她的性欲是在阴蒂方面的。很难知道手淫是不是在她身上不如在男孩身上那么普遍；她在出生后的头两年，甚至在头几个月就开始手淫；似乎大约在两岁时她放弃了手淫，直到后来才恢复；从解剖结构来看，植根在男性肉体上的阴茎，比隐蔽的黏膜更加期待触摸，但偶然的接触—孩子攀爬体操器械、爬树、骑自行车—衣服的摩擦，游戏时的触摸，或者同学、大姑娘、成年人的启蒙，常常使女孩子发现她竭力要复现的感觉。无论如何，当获得快感时，这是一种独立的感觉，它具有一切童年娱乐的轻巧和天真。 女孩几乎没有在这种个人乐趣和女人命运之间建立联系；她同男孩如果存在性关系的话，基本上是建立在好奇的基础上。这时她觉得自己浑身骚动不安，她认不出自己。性敏感部位的敏感渐渐形成，在女人身上是那么多，竟至可以把她的全身看做性敏感部位，这就是家里人的抚摸，无邪的亲吻，一个女裁缝、一个医生、一个理发师冷漠的接触，一只按在她的头发上或颈脖上的友好的手所给她揭示的；这也是她知道，而且常常在游戏、同男孩或者女孩的嬉闹接触中，故意寻找的，吉尔贝特同普鲁斯特在香榭丽舍的嬉闹就是这样；在男舞伴的怀抱里，在母亲天真的目光下，她感受到奇怪的倦怠。甚至洁身自好的少女也要经历更具体的体验；在“体面人”的圈子里，大家一致同意对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保持沉默；但是，家里的朋友、叔叔、舅舅、堂表兄弟的某些抚摸，还不提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并非母亲所设想的那么与人无犯；一个老师、一个教士、一个医生会很大胆，不谨慎。在维奥莱特·勒杜克的《窒息》中，在西·德·泰尔瓦涅的《母亲的仇恨》和雅絮·戈克莱尔的《蓝色的橘子》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体验。施特克尔认为，例如，祖父和外祖父往往很危险。有个女人叙述道：

我十五岁。在葬礼的前一天，祖父睡在我家。第二天，我母亲已经起来了，祖父问我，他是否能到我床上来同我玩，我马上起来，没有理他……我开始害怕男人。

另外一个少女回忆起在八岁或十岁时，她的祖父，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抚摸她的性器官，她受到严重的打击。他把小女孩放在他的膝盖上，将一根手指伸进她的阴道。孩子感到非常不安，但绝对不敢对别人提起。从这时起，她非常害怕一切有关性的东西。

女孩一般由于羞耻，对这种事闭口不谈。再说，如果她告诉了父母，他们的反应往往是责备她。“别说蠢话了……你心术不正。”她对某些陌生人的古怪举动也讳莫如深。一个女孩对李普曼医生叙述道：

我们租了鞋匠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当我们的房东独自在家时，他便来找我，把我抱在怀里，久久地抱吻我，身子前后扭动。另外，他不是吻在嘴上，因为他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由于他这样做，我憎恶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对此吐露半个字，因为我很害怕。

除了大胆的同学和邪恶的朋友，女孩在电影院里会碰到有人用膝盖顶她的膝盖，夜里在火车上有人的手顺着她的腿滑动，在她走过时小伙子在讥笑，街上有男人尾随她，有人偷偷地触摸她。她不明白这些遭遇的含义。在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头脑里，常常是乱糟糟的，因为理论知识和具体体验没有结合在一起。这一个少女已经感受到骚动和欲望的炙热，但想象—像弗朗西斯·雅姆 所创造的克拉拉·德·埃莱柏兹—只消男人的一吻便可把她变成母亲。那一个少女对生殖器结构有准确的认识，但当她的舞伴拥抱她时，她却把感到的激动当做偏头痛。如今，少女比从前有更多的知识。然而，某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有不止一个少女还不知道性器官除了小便功能，还有另一个功能。 无论如何，她们在性冲动和生殖器官之间只建立很少的关系，因为没有男性性器官的勃起那样准确的迹象向她们表明这种关联。有关男人的浪漫梦想、爱情和向她们显露的某些事实的残酷之间，存在这样的脱节，以致她们根本无法加以综合。蒂德·莫尼埃 叙述道，她和几个女友发誓要看到男人的身体构造，然后告诉别人：

我呀，故意不敲门就进入父亲的房间，我这样描绘：“这就像一只羊腿形袖管，就是说，像个滚筒，然后有一样圆圆的东西。”这很难解释。我画了一张图，我甚至画了三张，她们每个人把自己的一张藏在胸衣里拿走了，不时看一眼，哈哈大笑，然后沉思起来……对于像我们这样无知的姑娘来说，怎样把这些东西与感伤的歌曲、美丽的浪漫故事联系起来呢？在这些故事中，爱情完全是由尊重、羞怯、叹息和吻手构成的，被升华到制造出一个阉奴。

然而，少女通过阅读、谈话、看戏和抓住的片言只语，给她的肉体骚动以意义；她变得秀色可餐，欲望勃发。在她的狂热、战栗、出汗、隐隐的不适中，她的身体具有新的令人不安的维度。年轻男人承认他的性欲倾向，因为他愉快地承受他的男性特征；在他身上，性欲望是攻击性的，攫取的；他在其中看到对自己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的肯定；他在同学们那里炫耀；他的性器官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他引以为自豪的骚动；把他投向女性的冲动与把他投向世界的冲动是同一性质的，因此他从中认出自己。相反，女孩的性生活始终是在暗地里的；当她的性欲改变了，侵入到全身时，它的神秘就变得令人不安，她忍受骚动，像忍受可耻的疾病一样；骚动不是积极的，这是一种状态，甚至在想象中她也不能通过任何自主的决定，摆脱这种状态；她不梦想占有、揉捏、侵入，她在等待和召唤；她感到自己是附属性的；她在异化的肉体中感到危险。

因为她朦胧的希望，她的被动幸福的梦想，向她明显揭示了她的身体注定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客体；她只想在她的内在性中了解性体验；她召唤的是手、嘴和另一个肉体的接触，而不是手、嘴和陌生的肉体；她让性伙伴的形象留在暗影中，或者把这形象淹没在理想的雾中；然而，她不能阻止它出现纠缠她。她对男人的恐惧和青春期的反感，具有比以前更模糊的性质，进而更令人焦虑。以前它们来自孩子机体和她成年人的未来之间的深刻分离；如今，它们的根源在于少女从肉体中感受到的复杂性本身。她明白，她注定要被占有，因为她渴望被占有，她反抗自己的欲望。她既希望又怀疑情愿充当猎物的可耻被动性。在男人面前脱光的想法，使她骚动不安，但她也感到，她将被无可挽回地置于他的注视下。攫取和触摸的那只手，是相比眼睛更加专横的在场，它更加使人害怕。而肉体占有最明显和最可憎的象征，就是男性性器官的插入。这个少女视之为自己的身体，她憎恨别人能够像穿透皮革一样穿透它，像撕一块布一样撕裂它。比起伤口和随之而来的疼痛，少女更要拒绝的是 忍受 这伤口和疼痛。有一天，一个少女对我说：“想到被一个男人 戳穿 真可怕。”并非对男性性器官的恐惧，产生了对男人的恐惧，而是因为这是对恐惧的证实和其象征，在更为普遍的形式下，插入这一概念具有淫秽和屈辱的意义，反过来，这一概念又是这种形式的一个本质因素。

折磨女孩的噩梦和困扰她的幻觉表现了这种焦虑，正当她在自身感到一种隐伏的满足时，强暴的念头在很多情况下纠缠不休。它通过大量多少明确的象征，在梦里和行为中表现出来。少女在睡觉之前搜索房间，生怕发现意图不轨的盗贼；她以为听到家里有窃贼；有人从窗户闯进来，手里握着一把刀，用刀刺穿她。男人多少使她产生恐惧。她开始对父亲感到一些厌恶；她不能忍受烟草气味，憎恶在他之后进入浴室；即使她继续爱他，这种肉体的反感仍然经常出现；如果从童年起就敌视父亲，就像小女孩经常出现的那样，她会摆出一副恼火的面孔。精神病学家说他们年轻的女病人常常做这样的梦：她们想象自己在一个年长女人的眼皮下，并得到她的同意，被一个男人强奸。显然，她们象征性地要求她们的母亲同意她们屈从欲望。因为最可憎地压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束缚，就是虚伪。正当少女发现身上和她周围有关生活和性的神秘骚动时，却必须要显得“纯洁”和无邪。人们要她如白鼬般雪白，如水晶般透明，让她穿上飘拂的蝉翼纱，用糖衣杏仁颜色的壁纸装饰她的房间，她走近时降低讲话声，禁止她阅读淫书；然而，没有一个好女孩不沉迷于“可恶的”形象和欲望中。她甚至竭力向最好的朋友隐瞒，甚至对自己隐瞒；她只希望按规矩生活和思想；她对自我丧失信心，这给了她一副狡黠的、不幸的、病态的神情；稍后，没有什么比克服这种抑制更困难的了。尽管她尽力抑制，她还是感到难以名状的错误的重压。她不仅是在羞耻中，而且是在忍受羞耻的悔恨中变成女人。

可以理解，对女孩来说，青春期是一个痛苦的不安时期。她不想始终是个孩子。但她觉得成人世界可怕或者令人讨厌，柯莱特·奥德里说：

因此，我希望长大，但我绝不想严肃地过那种我看到的成年人的生活。所以我心里孕育着长大的意愿，而又不想承担成年人的处境，绝对不想像父母、女管家、家里的女人、家长那样。

她想摆脱她母亲的枷锁，但是她也有得到母亲保护的迫切需要。错误压在她的良心上：手淫、暧昧的友谊、看坏书，这些给了她必不可少的庇护所。下面这封信 ，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写给一个女友的，很有特点：

妈妈希望我参加X先生的盛大舞会时穿一条长裙，我的第一条长裙。她很惊讶我不愿意。我恳求她让我最后一次穿粉红色的短裙。我是那样害怕。我觉得，如果我穿长裙，妈妈就要出门长途旅行，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这不是很蠢吗？有时，她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姑娘似的。啊！如果她知道就好了！她会把我的双手绑在床上，看不起我！

在施特克尔的《性欲冷淡的女人》中，可以看到关于女孩童年的重要材料。这是一个维也纳“Süße Mädel ”，她大约在二十一岁时写了一篇详细的忏悔。它构成了我们分别研究的各个时期的具体综合。

“五岁时，我选择一个小男孩理查德做我的游戏伙伴，他六七岁。我一直想知道怎样才能分辨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别人对我说，通过耳环，通过鼻子……我满足于这种解释，同时感觉到别人对我隐瞒了什么东西。突然，理查德想小便……我想到把我的便盆借给他。看到他的器官，这对我来说绝对是惊人的东西，我欣喜万分地叫起来：‘你那里长着什么？多漂亮啊！主啊，我也想有一个。’同时我大胆地去触摸它……”有个姑妈发现了他们，此后，孩子们受到严密监视。九岁时，她和另外两个八到十岁的男孩玩结婚游戏，又玩扮作医生的游戏，他们摸她的生殖器官。一天，其中一个男孩用他的性器官去碰她，然后他说，当他的父母结婚时也做同样的事：“我愤怒到极点：噢！不，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丑事！”她长时间继续这些游戏，同这两个男孩保持情爱和性欲的热烈友谊。她的姑妈有一天知道了，大闹了一场，大人威胁要把她送到教养院。她看不到她最喜欢的阿瑟了，为此非常痛苦；她学习开始变差，字写得歪歪扭扭，变得斜视。她和瓦尔特、弗朗索瓦又开始另一段友谊。“瓦尔特占据了我所有的思想和我所有的感官。当我站立或坐在他面前写字时，我允许他在我的裙子底下抚摸我。我的母亲一打开门，他便把手抽回去，而我正在写字。最后，我们有了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我没有过多答应他；一旦他以为插入了我的阴道，我就马上缩回去，说是有人来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罪孽。”

她和男孩的友谊结束了，只剩下和姑娘们的友谊。“我喜欢艾米，一个举止优雅、很有教养的少女。有一次，在圣诞节，十二岁的我们交换刻着我们名字的小金心项链。我们把这看做一种订婚，彼此发誓‘永远忠实’。我的一部分教育要归之于艾米。她也教我性方面的事。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已经开始怀疑鹳带来孩子的故事。我认为孩子来自肚子，必须打开肚子才能让孩子出来。艾米对手淫的介绍尤其使我恐惧。在学校里，福音书的好些段落使我们对性的问题打开了眼界。例如，当圣母马利亚去看以利沙伯时：‘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还有《圣经》其他有趣的段落。我们在这些段落下面画线，当这样做被发现时，全班没有全部得操行低分就算是好的。她也给我指出席勒在《强盗》中谈到的‘九个月的回忆’。艾米的父亲调动了，我重新变得孤零零一个。我们用一种自己创造的文字通信，由于感到孤独，我喜欢上一个犹太小姑娘赫德尔。一次，艾米发现我和赫德尔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她嫉妒得同我大吵一场。我和赫德尔在一起，一直到我们进入商业学校，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梦想今后成为姑嫂，因为我爱上了她的一个哥哥，他是大学生。他接近我的时候我心慌意乱，以致对他回答得很可笑。傍晚时，赫德尔和我紧紧挤在小沙发上，当他弹钢琴时，我无缘无故地热泪滔滔。

“在同赫德尔结下友谊之前，有好几个星期我常常去见一个叫艾拉的穷人姑娘。她被床上的响声弄醒，观察到父母‘在干好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躺在她母亲身上，她可怕地叫喊，父亲说：‘你快去洗一下，不要出事。’我对她父亲的行为感到惊讶，在街上回避他，对她的母亲感到深深的同情（她这样大声叫喊，准定非常痛苦）。我和另一个女同学谈到阴茎的长度，有一次我听人打赌说有十到十五厘米长；在上刺绣课时，我们拿尺来量，从那个地方沿着肚子一直到我们的裙子上方。我们明显地至少量到肚脐，想到结婚时我们要被完全刺穿，都惶恐不已。”

她看到一条公狗同一条母狗交配。“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匹马撒尿，我无法移开目光，我相信阴茎的长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观察苍蝇，在农村观察动物。

“十二岁时，我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去请了一个医生朋友；他坐在我床边，突然，他将手放在我的被子下，几乎接触到我‘那个地方’。我喊叫着跳了起来：‘真是不要脸！’我的母亲跑了过来，医生窘得厉害，宣称我是一个小无赖，他只想捏一下我的小腿肚而已。我不得不请他原谅……我终于来了月经，我的父亲发现我的毛巾有血迹，大吵了一场。他，干净的男人，为什么‘不得不生活在那么多肮脏的女人中间呢’，我觉得，我不适倒是错了似的。”十五岁时，她有另一个女友，她俩用“速写”通信，“为了不让我们家里的任何人读懂我们的信。我们写了许多关于我们征服男人的事。她还给我抄了大量的诗，是她从厕所的墙壁上抄下来的；我记得一首，因为它把在我的想象中如此崇高的爱情贬低到粪土的地步：‘爱情的最高目的是什么？一根茎顶端的四瓣屁股。’我决定绝对不要走到这步田地，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一个年轻少女的话，绝不会要求类似的事。十五岁半时，我有了一个弟弟，我非常嫉妒，因为我一直是独生女。我的女友总是请我看看我弟弟的身体构造，但我绝对不能给她所想要的信息。当时，另一个女友给我描绘了一个婚礼之夜，随后，由于好奇，我有了结婚的念头；只不过，根据她的描绘，‘要像马一样喘气’触犯了我的美感……我们当中有谁不愿意结婚，被她所爱的丈夫脱光衣服，抱到床上呢？这是多么诱人啊……”

也许可以说—虽然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例子—这个女孩是例外的“反常”，她仅仅不像别的女孩受到那么多的监视而已。如果“有教养的”少女的好奇心和欲望不以行动反映出来，它们仍然以幻觉和游戏的形式存在。以前，我认识一个非常虔诚、天真得令人困惑的少女—后来她成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充满母爱，忠贞不贰—有一晚她抖抖索索地对一个年长的女人推心置腹地说：“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该是多么美妙啊！设想一下你是我的丈夫吧”；她开始脱衣服，激动得全身哆嗦。任何教育也不能阻止女孩子意识到她的身体，梦想自己的命运；至多只能强加给她严格的压抑，这种压抑随后要成为她的性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比较理想的是教会她毫不自满和毫无羞耻地接受自己。

现在，可以理解少女在青春期要忍受怎样的戏剧冲突了：她不接受她的女性身份，就不能变成“一个大人”；她已经知道，她的性别使她注定有一种割裂的、固定的生存；如今她在一种不洁的疾病和一种晦暗的罪行的形式下发现了她的性别。首先，她的低人一等只作为一种缺失而被把握，缺少阴茎变成了玷污和错误。她在向未来迈进时是受伤的、可耻的、不安的、有罪的。 vo9oagIeXqAWGdx/g2Mj8VieBNuD2AzPRqSdal6zwCHYOW7W4caLhjtjvVXj2F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