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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个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个反自然：它不是被动地忍受自然的在场，它使自然为自己所用。这种为自己所用不是一个内部的和主观的活动，它客观上在实践中进行。因此，女人不会简单地被看做一个有性欲的机体，在生物学的论据中，唯有在行动中取得具体价值的论据才有重要性；女人对自身的意识不是由她的性欲确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境，这个结构表现了人类达到的技术发展的程度。可以看出，从生物学来说，标志女人的两个本质特点如下：她对世界的掌握不如男人来得广泛；她更屈从于物种。但这些事实在经济和社会的背景下看来，则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的掌握，从来不由赤身裸体来确定：手，用以握东西的拇指，已经朝工具超越，工具增加了它的能力；从史前最古老的资料开始，人就总是像被武装起来。在要舞动沉重的大棒击败野兽的时代，女人的体力弱就构成明显的劣势，只要工具要求稍微高过女人拥有的力量就足以使她显得完全无能。但是，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技术消除了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充足的体力才产生优势，拥有过多的体力不比拥有足够的体力更好。因此，使用大量的现代机器，只要求一部分男性体力，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并不高于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劳动中变成与男人相等。事实上，今日人们简单地按一下电钮，便能够控制巨大的能量。至于女人在生育方面所受的奴役，则依风俗不同而相异：如果女人被迫生育很多，又要独自养育孩子，她们就深受奴役；如果女人能自由生育，在怀孕时社会帮助她，并照顾孩子，母亲的负担就轻松了，很容易在工作中得到补偿。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的历史：这历史本质上取决于技术史。在石器时代，土地为部落的全体成员所有，原始的铲和锄头的基本性质限制了农业的可能性，因为女人的力量只够从事开发园子的劳动。在这种原始分工中，两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在两个阶级中存在平等；男人狩猎和捕鱼，女人待在家里；但家庭任务包括了生产劳动：制造陶器、纺织、种菜；由此，女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发现了铜、锡、青铜、铁，随着犁的出现，农业扩展了领域，开发森林、耕耘农田都需要密集的劳动。于是人求助于他人的服务，迫使他们成为奴隶。私有制出现了，奴隶主和地主也变成了女人的所有者。这就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这失败是由于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劳动分工带来的变化。“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于是，父权代替了母权：领地的转让是从父到子，而不是从女人到她的部落。于是出现了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父系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女人受压迫，作为主宰者统治着的男人荒淫无度、任意妄为：他同女奴或妓女睡觉，他可以有多个配偶。一旦风俗允许也能以牙还牙，女人便以不忠来报复，婚姻自然而然以通奸来补全。这是女人对她所忍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自卫手段，她遭受的社会压迫是她遭受的经济压迫的后果。平等只有两性在法律上权利平等时才能重新建立，但这种解放要求全部女性返回到公共职业中。“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这样，女人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便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像倍倍尔在关于妇女的大部头著作中所写的那样。书中说：“妇女和无产者，两者都是受压迫的。”正是从机械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应该将两者解放出来。妇女问题约减为工作能力问题。在技术适应女人的能力的时代，女人是强大的，当女人不能利用技术的时候则会失去优势，在现代世界中，女人重新获得与男人的平等。资本主义的老式家长制统治的抗拒力量，在大多数国家阻止这种平等具体实现，只有这些抗拒被粉碎了，平等才会实现。苏联的宣传称平等已经在苏联实现。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就再也不分男人和女人，而只有彼此平等的劳动者。
虽然恩格斯所作的综述比我们前面考察过的理论前进了一步，但它使我们失望，最重要的问题被回避了。整个历史的要点是从群体制过渡到私有制，他却绝对没有向我们指出这个过渡是怎样形成的；恩格斯甚至承认，“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
他不仅不知道其中的历史细节，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同样不清楚的是，私有制必然导致妇女的奴役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将必须解释的事实看做被赋予的，它不加以讨论便提出将人与私有制相连的
利益
联系，但这种利益作为社会机构的根源，本身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因此，恩格斯的陈述仍然是表面的，他发现的真相显得像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不超出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深入这些真相。他不能为我们指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而不是homo oeconomicus
这个抽象物。
比如，很明显，个人占有财物这个想法本身，只有从生存者的原始条件出发才能获得意义。为了使这个想法出现，首先必须在主体中有一种倾向，在彻底的特殊性中，将自己的存在确定为自主和分开的。人们懂得，只要个体没有掌握客观上满足这种意图的办法，这种意图就仍然是主观的、内在的、没有实在性的：缺少合适的工具，个体一开始感受不到他对世界的掌握能力，感到自身迷失在自然和集体中，被动，受威胁，是冥冥中的力量手中的玩物；只有等同于整个部落，他才敢思考：图腾、神力、大地，是集体的现实。发现青铜使人类在艰苦的生产劳动的考验中发现自身是创造者，能主宰自然，再也用不着对自然恐惧，面对被战胜的抵抗，敢于把自身把握为自主的主动性，在其特殊性中自我实现。
但是，如果人一开始就不愿意这样做，就永远不能自我实现；劳动的教益不会刻写在被动的主体中，主体在锻造工具时锻造自我，在征服大地时自我征服。再者，主体的确定还不足以解释所有制，在挑战、斗争和一对一的格斗中，每个意识可以试图升至主宰地位。为了使挑战具有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的形式，就是说具有经济竞争的形式，为了从此开始，先是首领，然后是部落的成员要求私有财产，人类必须有另外一种原始的倾向：我们已经在上一章说过，生存者只有在异化中才能把握自身；生存者在世界上外来的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形象中寻找自身。在图腾、神力中，在他占据的领土中，部落遇到的是他异化的存在；当个体同群体分离开来时，他要求个人得到体现，神力先在首领身上，然后在每个人身上个体化了；与此同时，人人都想将一块土地、劳动工具、收获据为己有。在这些属于他的财富中，人重新找到他自己，因为他消失在这些财富中，于是人们明白，可以给予财富同他的生命本身一样基本的重要性。于是人对他的财产的
兴趣
变成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但是人们看到，不能只通过工具解释这一点，必须把握被工具武装起来的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牵涉到本体论的基础。
同样，不可能从私有制中 推断 对妇女的压迫。这里，恩格斯的观点的不足很明显。他非常明白，女人体力的弱点只是在与青铜工具和铁工具的关系中才变成具体的劣势，但是，他没有看到女人劳动能力的局限本身，只是从某种角度看才构成具体的不利。正因为男人是超越的和有雄心的，他才通过新工具计划新的要求，当他发明了青铜工具时，他不再满足于开发园子，他想开垦和种植广阔的田野，这个意图不是从青铜本身迸发出来的。女人的体能不够带来了她的衰败，因为男人用增长财富和扩展的计划使她害怕。这个计划还不足以解释她要受压迫，性别的劳动分工本来可以成为友好的联合。如果男人与他的同类的原始关系仅仅是友谊关系，就不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奴役，这个现象是人竭力在客观上获得主宰地位的意识扩张的结果。如果在人的意识中没有 他者 的原始范畴，以及统治 他者 的原始愿望，那么发明青铜器就不会带来对妇女的压迫。恩格斯也没有考虑到这种压迫的特殊性。他力图把性别的压迫归于阶级冲突，但他这样做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论点经不起推敲。确实，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压迫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阶级的分化，但是，人们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在阶级分化中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基础；在劳动中，奴隶意识到自身与主人的差别；无产者总是在反抗自身状况，重新成为本质，对剥削者构成一种威胁；其追求的是作为阶级消失。我们在导言中说过，女人的处境是如何不同，特别是由于生活和利益使她与男人相联，以及男人发现女人扮演同谋的角色，女人身上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她不会作为性别自我消灭，她仅仅要求取消某些性别特殊化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不会不带自欺地把女人只看做劳动者；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她的生育作用和她的生产能力是同样重要的；在某些时代，生孩子比扶犁更有用。恩格斯回避了问题；他只限于宣称，社会主义共同体将取消家庭，可这是很抽象的解决办法；大家知道，苏联根据生产的迫切需要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获得不同程度的平衡，不得不经常和彻底地改变家庭政策；再说，消灭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政权的例子证明，直接依附于国家，女人并不会少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人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怀孕简简单单地比做像服兵役一样的一种 工作 或一种 服务 。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务要更深入地破坏女人的生活，任何国家都从来不敢强制性交。在性行为中，在怀孕时，女人不仅投入时间和精力，而且投入本质的价值。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不承认性欲的这种戏剧性，人们不能管理性本能，弗洛伊德说，不能肯定性本能本身是否不承载着对顺从的拒绝；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能被纳入社会性中，因为在性欲中有一种此刻对时间、个体对普遍的反抗；企图引导性欲和利用性欲，就有扼杀性欲的危险，因为不能像支配无生命的物质那样支配活生生的自发性；更不能勉强它，就像勉强自由一样。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苏联今日恢复的正是这些家长制的古老约束；它使家长制的婚姻理论重新复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为性欲对象，最近有篇讲话鼓励苏联女公民好好打扮，涂脂抹粉，变得娇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欲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者，一个性欲对象，一个 他者 ，通过她，男人寻找自己。极权制度或者独裁制度徒劳地不约而同地禁止心理分析，宣称对于忠诚地融入集体的公民来说，个人悲剧不会发生，性是一种经验，普遍性总是在其中被个体性重新抓住。在民主社会主义中，阶级会被消灭，但不是个体，个人命运的问题会保留全部重要性，性别差异也保留全部重要性。将女人和男人联结起来的性关系不像男人对女人保持的性关系；将女人和孩子联结起来的关系独一无二。这种处境不是被唯一的青铜器创造的，机器不足以消灭它。为她要求一切权利，要求一切一般意义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了解这种境况，必须越出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看到经济实体。
因此，我们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和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所有的社会要求解释为“男性化抗议”的现象；相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性欲通过或多或少复杂的转弯抹角，不断表达其经济状况；但“阴蒂的”或“阴道的”范畴就像“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范畴一样，同样无法禁闭一个具体的女人。将个人戏剧看做人类的经济史的同时，只有存在主义的基础能够让人从整体理解生命这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价值来自认为生存者是一个身体，它作为身体面对其他身体感受自己的方式，具体反映了它的存在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中属实的是，生存者的本体论意图，根据提供给他的物质可能性，特别根据向它展示的技术的可能性，具有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可能性融入人类现实的整体中，仅以性和技术是什么也不能解释的。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提出的禁忌的自我的冲动就显得像偶然的事实；在恩格斯关于家庭历史的论说中，最重要的事件似乎按照一种神秘的偶然性的任意行为意外地出现。为了发现女人，我们不会拒绝生物学、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身体、性生活、技术只有在人以存在的总体观点把握它们的时候，才具体地存在。体力、男性生殖器官、工具的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才能确定，它受到朝向存在超越自己的生存者的根本计划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