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精神分析观点

精神分析给心理—生理学带来的巨大进步表现在，它认为如果被赋予人的意义，任何因素都介入不了心理生活；并非学者们描绘的身体—客体，而是主体体验过的身体才是具体地存在的。女性这样感受自我，因此女性是一个女人。有些论据在生物学上很重要，但不适用于女人体验过的处境，卵子的结构在其中就没有得到反映；相反，一个没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器官，比如阴蒂，却在其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并非自然确定女人，而是女人在其情感生活中使自然重新为其所用才得以自我确定。

从这种观点出发，整个体系建立起来，但这里，我们不想从整体评价这个体系，而是仅仅审察它对研究女人的贡献。讨论精神分析不是易事。正如一切宗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那样，精神分析在严格的概念的背景上，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灵活性。有时，它所采用的字词含义极为狭隘，比如，phallus一词十分准确地指雄性生殖器这块增生肉；有时字词不确定地扩大了，具有象征意义：phallus表达男性全部特点和处境。有人抨击这个理论的字面意思，精神分析学家断言人们没有理解它的内容；如果赞同它的内容，它马上要把你封闭在字面意思中。有人说，这个理论没有意义，精神分析是一种方法；但方法的成功，加强了理论家的信念。再说，除了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还有哪儿能见到精神分析的真实面目呢？但在这些人中，就像在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一样，存在异端分子；不止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宣称，“精神分析最恶毒的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尽管具有往往是学究式的准确性，许多用语仍然模棱两可。如同萨特和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性是与存在同外延的”这个句子，可以用迥然不同的两种方式来理解；可以说成生存者的一切变化有性的含义，或者可以说成一切性的现象具有存在的含义，对这两种论断加以调和是可能的，但往往人们局限于从一种论断滑到另一种论断。再说，一旦区分出“性的”和“生殖的”，性的概念便含糊不清了。达尔比耶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性是产生生殖的固有能力。”可是，没有什么比“能力”，也就是“可能”这个概念更加混乱的了，因为唯有现实能不容置疑地证明可能性。弗洛伊德不是哲学家，拒绝从哲学上为他的体系辩解；他的门徒认为，他由此而回避了所有来自形而上方面的攻击。然而，在他的所有论断后面，却有着形而上的假设：运用他的语言，就是接受一种哲学。这种混乱本身虽然使得批评很困难，却使批评变得更必要。

弗洛伊德不太关注女人的命运；很明显，他根据对男人命运的描绘来描绘女人的命运，只修改了其中某些特点。在他之前，性学家马拉尼翁 宣称：“作为已分化的精力，里比多 可以说是一种雄性的力量。我们对性欲高潮也持同样看法。”据他看来，达到性欲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冲动是“单向的”，女人只在半路上。 弗洛伊德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承认，女人的性欲同男人的性欲一样发达；但是他几乎不研究女性的性欲。他写道：“里比多持久和有规律地属于男性的本质，而不管它出现在男人还是女人身上。”他拒绝承认女性里比多的特点：在他看来，女性里比多必然作为一般而言人的里比多的复杂偏离。他认为，人的性欲首先在两性中以相同的方式发展：所有的孩子都经历一个口唇期，将孩子固定在母亲怀里，然后经历一个肛门期，最后他们到达生殖期；这时他们才互相区分开来。弗洛伊德阐明了一个事实，在他之前，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的重要性：男性的性敏感最终局限在阴茎中；而在女人身上，有两个不同的性敏感系统：一个是在童年阶段发育的阴蒂，另一个是只在青春期之后才发育的阴道；当小伙子达到生殖期时，他的发育完成了；他必须从快感以主体性为目的的自体性行为，过渡到将快感和一个对象、正常情况下是和女人联结起来的他体性行为；这个过渡在青春期经过一个自恋阶段后产生，但是，阴茎就像在童年时那样，将仍然是享有特权的性器官。女人也要越过自恋阶段将性欲对准男人；不过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她需要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对男人来说，只有一个生殖期，而在女人身上却有两个；她很有可能达不到性发育的终点，停留在童年阶段，因而发展成神经官能症。

孩子在自体性行为阶段已经多少与一个对象联结起来：男孩子迷恋母亲，想与父亲等同；他对这种意图感到害怕，担心他的父亲为此惩罚他，把他变成残废；从“俄狄浦斯 情结”（恋母情结）产生“去势情结”；于是他发展出对父亲的侵犯性，但同时他把父亲的权威内化，这样构建了约束乱伦倾向的“超我”；这种倾向受到抑制，情结被清除了，儿子摆脱了父亲，事实上将父亲以道德规范的面目安置在自己心中。“超我”由于恋母情结获得更明晰的确定，并受到更严厉的排斥而格外强有力了。弗洛伊德先是以完全对称的方式描绘了女孩的历史；继而他给予童年情结的女性形式“厄勒克特拉 情结”（恋父情结）的名称；但很明显，他更多是从男性形象出发，而不是从情结本身来定义的；他同意两者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区别：小姑娘先是迷恋母亲，而男孩子任何时候在性方面都没有受到父亲的吸引；小姑娘的这种迷恋是口唇期的残余；孩子这时想等同于父亲；但将近五岁时，她发现两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用去势情结解释缺乏阴茎：她想象自己曾被阉割，并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她只得放弃雄性企图，与母亲等同，竭力吸引父亲。去势情结和恋父情结彼此加强；小女孩的失望感，由于爱父亲、想与他等同而更加强烈；反过来，这种遗憾加强了她的爱，正是通过温情，她使父亲感到，她能够弥补她的劣势。姑娘对她的母亲感到一种对抗和敌意的情绪。随后在她身上也建立起 超我 ，乱伦倾向被压抑了；而 超我 稍弱一些，恋父情结不如恋母情结清晰，因为第一次迷恋的对象是母亲，既然父亲是它谴责的那种爱的对象，相对于与父亲竞争的儿子，其禁忌力量就要弱一些。像生殖系统的发育一样，可以看到整个性别这出戏剧对小女孩比对她的兄弟们来说更加复杂：她会企图对去势情结做出反应，拒绝她的女性身份，执着地觊觎阴茎，想等同于她的父亲；这种态度导致她停留在阴蒂阶段，变成性冷淡或者转向同性恋。

人们可能对这种描述提出的两种指责，来自于这个事实：弗洛伊德是仿照男性的例子加以描述的。他设想，女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残废的男人，但是残废的观点牵涉到比较和评价；今日，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承认，小女孩惋惜没有阴茎，却并不以为被剥夺了阴茎；这种惋惜甚至并不普遍；它不会来自简单的解剖学上的对照；许多小女孩很晚才发现男子的身体结构；即使她们发现了，也只是看到而已；男孩子对他的阴茎有生动的体验，这使他获得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并不与他的姐妹们的屈辱直接有关联，因为她们只从外表了解男性器官，这突出的肉，这脆弱的肉茎，只能使她们产生无所谓、甚至厌恶的感觉；小女孩的觊觎之出现，是来自于对男子特征做出的预先评价，到了必须加以解释的时候，弗洛伊德把男子特征看做是被赋予的 。另外，由于没有从女性性欲的特点出发，所以恋父情结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再说，男孩子身上真正与生殖相联的恋母情结，远非是普遍存在的；除了十分罕见的例外，人们不会承认，父亲对他的女儿来说是生殖刺激的源泉；女性性欲的重大问题之一是，阴蒂快感是孤立存在的：仅仅在接近青春期，同阴道快感相联时，在女人身上才发展起大量的能激起性欲的部位；在一个十岁的女孩子身上，父亲的亲吻和温存具有掀起阴蒂快感的“固有能力”是少有的事，这种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承认“恋父情结”只有十分模糊的感情性质，那么就可以提出关于情感的全部问题：一旦将情感与性欲区分开来，弗洛伊德主义便无法给我们界定它的方法。无论如何，并不是女性的性欲使父亲神圣化，母亲也没有被她在儿子身上激起的欲望神圣化；女性欲望投向一个至高存在的事实，使之与众不同；但她不是构成她的对象的部分，她接受他。父亲的至高权威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事实，而弗洛伊德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不可能知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什么权威决定父亲胜过母亲，据他看来，这个决定代表了一种进步，但是人们不知道其原因。他在最后一本著作中写道：“也许不是父亲的权威决定的，因为这种权威准确说来只是通过进步给予父亲的。”

正是理解到将人类生活的发展建立在唯一的性欲之上这种体系的不足，阿德勒 才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他将性欲重新归入完整的个性中；在弗洛伊德看来，一切行为都是由欲望，也就是由追求快感引起的，在阿德勒看来，人追求某些目的；他以动机、目的、计划代替动力；他给智力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致在他看来，性往往只有象征价值。按照他的理论，人生这出戏分为三个时刻：在所有人身上，有一个强权意愿，但它伴随着一种自卑情结；这个冲突使人运用千百种诡计，以避免现实的考验，他担心不会战胜这考验；主体在他和他惧怕的社会之间设立一段距离，神经官能症由此而来，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紊乱。至于女人，她的自卑情结采取对女性身份羞耻地加以拒绝的形式，并非缺少阴茎，而是整个处境引起这种情结；小女孩羡慕男性生殖器，只是把它作为男孩子所拥有特权的象征；父亲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男性普遍的优势，教育，一切都向她证实男性占优势的观念。后来，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性交将女人置于男人身下的姿势本身，是一种新的屈辱。她以“男性的抗议”做出反应；要么她寻求变得男性化，要么她以女性的武器同男人作斗争。正是通过怀孕，她重新在孩子身上找到阴茎的对等物。但这就假设她以全盘接受做女人为开始，也就是接受她的低下。她与自身分裂，远远比男人厉害。

这里没有必要强调使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理论分歧，以及调和两种理论的可能性，无论是通过动力，还是通过动机来解释，都永远不够：凡是动力都有一个动机，但是动机只有通过动力才能理解；因此，阿德勒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似乎能实现。事实上，阿德勒在引进因果概念的同时，完整地保留了精神因果关系的观点；他与弗洛伊德，有点像能量论对机械论：不管关系到冲击还是吸力，物理学家总是赞同决定论。这正是所有精神分析学家的共同公设：据他们看来，人类史可以通过特定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他们都给女人指定同样的命运。女人的戏剧拉回到“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中；第一种倾向在阴蒂体系中实现，第二种倾向在阴道冲动中实现；童年时代，她要等同于父亲；然后她对男人有一种自卑感，她面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维持自主和变得男性化—这在自卑情结背景上引起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会有带来神经官能症的危险；要么在爱情的顺从中找到自身幸福的归宿，这是通过她对至高无上的父亲抱有的爱才顺利解决的；她在情人或丈夫身上追求的正是父亲，在她身上，性爱伴随着被主宰的愿望。怀孕给她补偿，交还她一种新的自主。这出戏剧看来就像有一种固有的活力；即使遭到各种意外的扭曲，它仍坚持前进，每个女人都被动地忍受这出戏剧。

精神分析学家徒劳地要从他们的理论中找到经验论的论断：我们知道，通过相当灵巧地将托勒密 的体系复杂化，人们长时间确信他准确地指出了行星的位置；人们将一个颠倒的恋母情结叠加在恋母情结之上，指出在各种焦虑中存在一种欲望，成功地将违背弗洛伊德主义的事实归入弗洛伊德主义中。人们只能从内容出发去把握形式，而理解形式的方式在形式后面将这内容切割成实在的一段又一段；所以，如果坚持要以弗洛伊德的观点去描绘一段特殊的历史，就会在它背后看到弗洛伊德的纲要；只不过在一种理论迫使人以不确定和抽象的方式将次要的解释复杂化时，在通过观察发现正常情况和反常情况同样多时，最好还是放弃旧的框架。因此，今日每个精神分析学家竭力要以自己的方式使弗洛伊德的概念变得灵活一些，企图加以调和；比如，一个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写道：“既然有情结，通过定义就会得到几种组成成分……情结就在这些分散成分的组合中，而不是在其他成分对其中之一的反映中。” 不过，各种成分简单组合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精神生活不是一种杂凑；在它的每一个时刻，它都是完整的，必须尊重这种统一。只有在通过分散的事实重新找到存在原有的意向性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上溯到这个根源，人就像处在同样缺乏意义的、偶然的冲动和禁忌之间的战场。一切精神分析学家都偏执地拒绝 选择 的观点和与此相关的价值概念，这就构成这个体系的固有弱点。由于将冲动和禁忌与存在的选择分割开来，弗洛伊德便无法向我们解释它们的根源：他把它们看做是既定的。他企图用权威概念来代替价值概念；不过，在《摩西和他的人民》中，他承认，他没有任何方法解释这种权威。比如，乱伦是被禁止的，因为父亲禁止它，但是，为什么禁止呢？这是一个谜。 超我 把专横跋扈的命令与禁忌加以内化；本能倾向就在这里，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两种实在性是异质的，因为人们把伦理看做外在于性欲；人的统一性看来被粉碎了，没有从个体到社会的过渡，而弗洛伊德为了把两者汇合起来，不得不创造奇特的故事 。阿德勒看得很清楚，去势情结只能在社会环境中得到解释；他谈到价值的问题，但他没有上溯到被社会承认的价值的本体论根源，他不明白价值介入性欲本身，这就导致他不认识性欲的重要性。

无疑，性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它整个儿介入人的生活；生理学已经向我们指出，睾丸和卵巢的生命同体质的生命相混同。生存者是一个有性欲的身体；其他生存者也是有性欲的身体，因而性总是介入两者的关系中；然而，身体和性是存在的具体表现，人们也正是从存在出发，才能发现其意义，可由于不具备这种观点，精神分析将有待解释的事实看做被赋予的。比如，有人对我们说，小女孩对蹲下来小便，露出屁股感到 羞耻 ，但羞耻是什么？同样，在思考男性是否因为有阴茎而感到自豪，或者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中之前，必须知道自豪是什么，主体的意图怎样才能体现在客体中。不应该把性看做不可少的论据；在生存者中，有一种更加原始的“对存在的追求”；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就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指出的；这也是巴什拉在他关于地球、空气、水的著作中所说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的首要事实，就是他同自己的身体以及社会内部他的同类身体的关系；但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实质投以头等重要的关注，人力图在工作、娱乐，在“能动的想象”的所有经验中发现自然界；人认为能通过以各种各样方式理解的整个世界，具体地汇合存在。耕作土地，挖掘洞穴，这是像拥抱、性交一样原始的活动，若在其中只看到性的象征，那是搞错了；洞，黏液，切口，坚硬，完整，这是首要的实在性；人赋予它们的关注不是由性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性欲是由这些实在性展现的方式使之生色的。并非因为完整性象征着处女的贞洁，它才吸引男人，而是对完整性的偏爱使处女贞洁变得宝贵。工作、战争、娱乐、艺术，确定世上的存在方式，这些方式决不任自己约减成任何其他方式；它们发现一些与性揭示的品质相互影响的品质；正是同时通过它们和通过这些性体验，个体才进行自我选择。但只有本体论的观点才能恢复这种选择的统一性。

精神分析学家以决定论和“集体无意识”的名义最激烈地拒斥的正是这种选择的概念；这种无意识给人提供现成的形象和具有普遍性的象征主义；正是它解释梦、失败的行为、狂乱、寓意和人的命运的相同性；谈论自由，就无法解释这些使人困惑的和谐。但自由的想法并非不能与某些常数的存在共存的。如果说，尽管理论上有错误，精神分析方法往往仍是有成果的，这是因为在一切特殊历史中有一些论据，其普遍性是无法否认的：处境和行为重复出现；采取决定的时刻是在普遍性和重复中迸发出来的。弗洛伊德说过：“人体结构是命运。”梅洛—庞蒂对这句话作出回应：“身体是普遍性。”存在通过生存者的分离形成一体，它体现在相同的机体中；因此，在本体论和性的联系中会有常数。在特定的时代，一个群体的技术和经济、社会结构向它所有的成员展现一个相同的世界：性欲和社会形式也会有一种恒常的关系；处于相同条件下的相同个体，在既定中会把握相同的意义；这种相同不形成严格的普遍性，但是却使得在个人的历史中存在普遍的类型。在我们看来，象征不像是由一种神秘的无意识形成的寓意，而是通过能指客体的类同物对某种意义的理解；由于一切生存者的存在处境和生存者要面对的人为性之同一性，意义是以同样的方式向大量个体展现的；各种象征不是从天而降，也不从地底深处冒出来，它们完全像语言一样，通过与分离同时产生的人类现实即 共在 制作出来；这就解释了特殊想象在其中也有它的位置，在实践上，精神分析方法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想象，而不管理论上接受与否。例如，这种观点使我们能理解通常给以阴茎的价值 。不从存在的事实出发，不可能阐明这一点：主体的 异化 倾向；主体对它的自由感到焦虑，便在事物中寻找自身，这构成一种逃避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根本的倾向，以致一旦断奶后，孩子便与 一切 分离，他竭力在镜子中，在他双亲的目光中把握他异化的存在。原始人在超自然力、在图腾中异化；文明人在他们个体的心灵、在他们的自我、在他们的名字、在他们的财产、在他们的作品中异化，这是非本真性的第一次诱惑，阴茎特别适于对小男孩起到这种“分身”的作用：对他来说，这是外于他的客体，同时这就是自己；这是一个玩具、一个玩偶，也是他的肉体；双亲和乳母把它看做一个小人儿。于是人们设想，对孩子来说，阴茎变成“一个alter ego ，通常比他更加狡猾、更加聪明、更加灵活” ；由于小便功能和稍后的阴茎勃起介于有意识的过程和本能发生的过程之间，由于阴茎是一个多变的、几乎是外来的、主观感受到的快感的源泉，因而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特定的超越性以可以把握的方式体现在阴茎中，它是自豪的源泉；因为男性生殖器是分开的，男人可以把满溢而出的生命汇合到他的个体性中。于是人们设想，阴茎的长度，小便喷射、勃起、射精有力与否，对他来说变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 。因此，毫无例外，男性生殖器在肉体上体现了超越性；也因此，孩子感到自己被超越，就是说，其超越性被父亲侵占了，于是再现了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的观点。小女孩缺乏这“他我”，没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东西中异化，没有得到补偿，由此导致她使自身完全成为客体，导致将自我确立为 他者 ；她是否曾与男孩子做过比较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重要的是，即使她没有意识到，缺乏阴茎还是妨碍她展示自己的性别；由此产生许多后果。但我们指出的这些常数并没有确定一种命运，男性生殖器拥有那么多的价值，因为它象征在其他方面实现的最高权力。如果女人成功地确定自身是主体，她便会创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体现女孩子的希望的玩偶，能够变成比阴茎更宝贵的一种占有物 。在一些母系血缘的社会中，女人掌握这个群体得以异化的 面具 ；于是阴茎大大失去了它的荣耀。只有在从整体上被把握的处境中，生理特权才建立起真正的人与人关系的特权。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

说女人是雌性是不够的，同样不能通过女人对自身具有女性特点的意识来定义女人，女人在她所属的社会中意识到这一点。精神分析的语言本身，将无意识和全部精神生活都内化，设想个体的戏剧在内部进行：情结、倾向等等用词，都牵涉到这出戏剧。但生命是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正是通过世界进行自我选择，个体才得以自我确定；我们必须转向世界，才能回答纠缠着我们的问题。特别是精神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女人是 他者 。因为弗洛伊德也承认，阴茎的威信通过父亲的至高无上来解释，他承认不知道男性优势的根源。

我们没有一古脑儿抛弃精神分析的贡献，其中某些观点是有成果的，我们拒绝的是它的方法。首先，我们不限于把性欲看做一种论据，不管这种态度多么短视，这正是对女性性欲的描绘的贫乏所揭示的；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从来没有从正面，而仅仅从男性性欲出发研究它；他们似乎不知道男性对女性具有的吸引力的基本矛盾。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阿德勒主义者把女人面对男性感受到的焦虑解释为就像一种被剥夺的欲望的反面。施特克尔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一种原初的反应；但他只是肤浅地解释了这点：女人会害怕破坏童贞、插入体内、怀孕、痛苦，这种恐惧抑制她的欲望；这种解释过于理性。不应该以为欲望伪装为焦虑或者受到恐惧的打击，不如将女性欲望这种既急迫又惊恐的要求看成原始就有的；吸引和拒斥这两者不可分割的综合标志了女性欲望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雌性动物在它们期待交媾时却逃避交媾，人们斥之为调情、虚伪，但是企图把原始的习性看做复杂的行为加以解释，那是荒唐的；相反，这些习性正是人们在女人身上称为调情、虚伪的态度的源头。“被动性欲”的观点令人困惑，因为人们是从男性出发把性欲看成冲动和能量，但他们并没有先验地设想，一束光可以同时是黄色的和蓝色的，他们必须有绿色的直觉。如果不是用“能量”等模糊词汇去定义性欲，而是以人的其他态度，即抓住、骗取、吃、做、忍受等等的含义去解释性的意义，就能更好地限定范围；因为这是理解对象的特殊方式之一；不仅仅要研究性欲对象在性行为中的特点，而且还要研究它在一般的感知中的特点。这种考察摆脱了精神分析将性欲看做不可约减的框架。

另外我们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女性命运的问题：我们将把女人放在价值世界中，给予女人的行为以自由的维度。我们认为，女人要在确定自己的超越性和异化为客体之间做选择；女人不是相互矛盾的冲动的玩物；她创造出一些解决方法，其中有一种伦理的等级。精神分析将权威替代价值，将冲动替代选择，提出道德的代用品：这是正常状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治疗学上当然十分有用，但它在一般精神分析领域扩展开来，达到令人不安的地步。描绘的框架作为一种规律提出来；机械论的心理学无疑不会接受道德创造的概念；必要时它能说明 最起码的东西 ，却永远不是最多的东西；必要时它承认失败，却永远不承认创造。如果说主体不在总体中再现被看做正常状态的发展，人们就会说，发展中断了，便把这种中断看做一种缺失，一种否定，而永远不会看做积极的决定。这使得对名人的精神分析非常令人反感：人们对我们说，如此这般的移情，如此这般的升华，不能成功地在他们身上进行；却不去设想他们也许拒绝这样做，而且也许有好理由；人们也不想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受到随意提出的目的之驱动。人们总是通过他与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他投向的未来解释个体。因此，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非本真的形象，在非本真性中，除了正常状态，找不到别的准则。对女性命运的描绘属于这种令人震惊的观点。根据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观点，“等同于”母亲或父亲，就是在一个典范中 异化 ，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的形象，而不是自身存在的自发演变，就是要扮演存在。他们向我们指出，女人被两种异化方式吸引；十分明显，扮演成为一个男人，对她来说会是失败之源；但要扮演成为一个女人的游戏也是一个诱饵：成为女人，就会成为客体、 他者 ；而 他者 在放弃中仍然是主体。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拒绝这些逃避，而作为超越性自我实现，于是问题在于要看到所谓男性态度和女性态度向她展示了何种可能性；当一个孩子在某个亲人的指点下踏上人生旅途时，这也许是因为他自由地继续他们的计划，他的行为可能是目的推动的选择达到的结果。即使在阿德勒那里，权力意志也只不过是一种荒诞的能量；他把体现超越性的一切计划称之为“男性的抗议”；据他看来，一个小女孩爬树，是要与男孩子比肩，他想象不出，爬树令她高兴；对母亲来说，男孩子完全不是一个“阴茎的对等物”；画画，写作，从政，不仅是“良好的升华”，这里有着目的，是他们所希望的。否认它，就是曲解整部人类史。人们会在我们的描述和精神分析学家的描述之间看到某些相似。这是因为根据男人的观点—也即男女精神分析学家所采用的那个观点—异化行为是女性的，正如主体确立超越性的行为是男性的。有个妇女史学家唐纳森指出，“男人是一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一个雌性的人。”这个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只有男人被定义为人，而女人被定义为女性，每当女人作为人行动时，就被说成她模仿男性。精神分析学家给我们描绘女孩和少女期待要与父母等同，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倾向之间犹豫不决；而我们把女孩设想成在摆在她面前的 客体、他者 的角色与要求自由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因此，我们会在某些事实上达成一致，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在女人面前展开的非本真逃避的道路时。但我们给予她们的是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主义者或阿德勒主义者所给予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女人被定义为正在一个价值世界中寻找价值的人，认识这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通过女人的整个处境，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她。 MHVE5jr0kLoHpu1fWziZCONjw2/EWZY9HqV/D1PefiMPnGJHh9xpGfmaN0rvEG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