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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是一面镜子：倘若一头驴子
向内凝视，你别指望一位使徒在向外张望。
C.G.利希滕贝格
只有怀着某种非常个人的目的，才能完美地阅读。可以是为了获得某种力量，也可以是出于对作者的憎恶。
保罗·瓦雷里
作家的兴趣与读者的兴趣从来不尽相同，如果偶尔一致，那是一种意外的幸运。
在与作家的关系上，大多数读者奉行“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忠于作家，但作家永远、永远不可以不忠于他们。
阅读即翻译，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经验彻底一致。糟糕的读者即糟糕的译者：应该意译的时候直译，应该直译的时候又意译。学习如何完美地阅读，学识固然具有价值，却不及直觉重要；有些伟大的学者是低劣的译者。
以一种不同于作者所设想的方式阅读一本书，而且只有我们清楚自己正在这么做的时候（一旦童年时代结束），我们往往会获益更多。
作为读者，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些给广告上的女人涂抹胡须的捣蛋鬼。
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反之，色情书籍缺乏文学价值的依据是，假如以寻找性刺激以外的方式阅读，比如，将它视为作者性幻想的心理学个案进行阅读，就会令人感到百无聊赖。
尽管，真正的文学作品经得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阅读，然而，这些方式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可以按照一定的层次排列出来。有些阅读方式显然比其他的“更真实”，有些是可疑的，有些显然是错误的，有些则显得荒谬——比如倒着读一本书。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流落荒岛，我们宁愿身边带着一本出色的词典，而不是一部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文学杰作，因为在与读者的关系上，词典是绝对顺服的，能够理所当然地以无限的方式对它进行阅读。
我们不能像阅读成名作家的近作那样，去阅读一位初次接触的新作者。对于新作者，我们往往只看到他的优点或只看到他的弱点，即使我们可以同时顾及两者，却看不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一位成名作家，如果即使我们仍然愿意读他的作品，我们知道，除非忍受他的令人遗憾的缺陷，否则就无法欣赏他那令人钦慕的优点。而且，我们对于成名作家的评价绝不仅仅停留于美学上的判断。对于其新作，就好像对待一个我们瞩目已久的人的行为，除了关注可能具有的文学价值之外，我们还具有历史的兴趣。他不止是一位诗人或小说家，他还是融汇到我们生命历程中的人物。
任何一个诗人读别人的诗歌，或者小说家读别人的小说，都不免会将它与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他阅读时会发出诸如此类的评论：“我的天！我的老祖宗！我的叔叔！我的敌人！我的兄弟！我愚蠢的兄弟！”
在文学作品里，粗俗总是强于毫无价值，就像杂货店的葡萄酒总是强于蒸馏水。
良好的品味更多地取决于鉴别力，而不是盲目排斥。当良好的品味被迫排除一些事物时，它带来的是遗憾而不是快乐。
快乐绝不是万无一失的批评指南，却是最不易错的批评方法。
孩童读书受快乐驱使，不过他的快乐是浑然一体的。比如，他无从在审美的快乐和学习或白日梦的快乐之间进行区分。在青少年时期，我们才能意识到有不同类型的快乐，有些是不能同时享受的，但是，我们在界定快乐时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无论是关于食物的品位或关于文学的品位，青年人都在寻找值得信任的权威导师。他按照导师的推荐品尝食物或阅读，有时他不可避免地欺骗一下自己；他必须装作喜欢橄榄或《战争与和平》，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我们处于发现自我的过程中，此时，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区分：我们理应突破的偶然局限，和天性中一旦越过我们就要受到惩罚的固有局限。如果不犯错误，如果不试图成为比我们所允许的更为广博的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学会这一点。在这一时期，一位作家最容易由另一位作家或某种意识形态引入歧途。如果一个处于二十至四十岁的人评论一件艺术作品时说“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没有自己的品位，但接受我的文化背景所给予的品位”。因为，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判定一个人是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品位，最可靠的依据是对自己的品位迟疑不决。四十岁后，如果我们尚未失去本真的自己，我们将重获孩童时代的快乐，这种快乐会成为恰如其分的指南，教导“我们”如何阅读。
尽管艺术作品给予我们的快乐不应混淆于我们所享受的其他快乐，它们却借由“我们的”而不是别人的快乐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所作出的审美判断或道德判断，无论如何努力使它们变得客观，它们总是部分出于理性化过程，部分出于主观愿望的矫正律令。任何人在写诗或写小说的时候，对伊甸园的梦想都是一己之事，然而，一旦进行文学批评，内在的真诚就会要求他向读者描绘伊甸园，于是，读者就可以找到角度审视他的判断。因此，我必须回答自己曾经拟定的一份问卷，它给出了阅读其他批评家时我希望拥有的信息。
类似于奔宁山脉
的石灰岩高地，加上一小块至少拥有一座死火山的火成岩区域。一条险峻的、锯齿状海岸。
英国式的。
像美国那样繁多，但北欧人略占优势。
像英语那样来源混杂，但具有高度的屈折变化
。
无规律、复杂，没有十进制。
平易亲和的地中海式罗马天主教。很多本地的圣徒。
柏拉图的理想数字，恰好是五千零四人。
绝对的君主制，抽签选举，终身制。
风、水、泥炭、煤。没有石油。
铅矿业、煤矿业、化学工厂、造纸厂、牧羊、蔬菜栽培、温室园艺。
马和马车、运河驳船、热气球。没有汽车或飞机。
国家：巴罗克风格。教会建筑：罗马或拜占庭风格
。家居：十八世纪英国风格或美国殖民地风格。
维多利亚时代的，除了厨房和浴室要尽可能充满现代器具。
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巴黎时装。
闲话。科技与学术期刊，但没有报纸。
仅限已故的著名厨师。
宗教游行、铜管乐队、歌剧、古典芭蕾。没有电影、广播或电视。
我由衷地感激一些诗人和小说家，我知道，假设我不曾读过他们，我的生活将变得更为贫乏，如果我试图列出他们所有的名字，将会长达几页。但是，当我思索所有我真正感激的批评家时，只得到三十四个名字。其中十二个是德国人，两个是法国人。这是否表明一种有意的偏见？的确是。
如果说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比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更罕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自我主义天性。诗人或小说家在面对自己的题材（一般来说是生活）时必须学会谦逊。然而，批评家必须学会谦逊对待的题材是由作者即人类个体构成的，而获取这种谦逊要困难得多。比起说——“A先生的作品比我所能评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说——“生活比我所能描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要容易得多。
有些人过于聪明，不能成为作家，但他们也不会成为批评家。
上帝知道，作家可以愚不可及，但是，并不总是像某类批评家所认为的那么愚蠢。我的意思是，当这类批评家谴责一部作品或一个篇章时，绝不可能想到：作者早就预见了他将要说些什么。
批评家的职责是什么？在我看来，他能为我提供以下一种或几种服务：
一、向我介绍迄今我尚未注意到的作家或作品。
二、使我确信，由于阅读时不够仔细，我低估了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
三、向我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我对它们所知不够，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仅凭自己无法看清这些关系。
四、给出对一部作品的一种“阅读”方式，可以加深我对它的理解。
五、阐明艺术的“创造”（Making）过程。
六、阐明艺术与生活、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的关系。
前三种服务需要学识。一名学者的知识不仅要渊博，还必须对他人有价值。我们不会把对曼哈顿电话簿烂熟于心的人由衷地称为学者，因为我们想象不出他在何种情形中可以赢得学生。由于学问意味着一种知道更多的人与知道较少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也许是暂时的；在与公众的关系上，每一位书评家暂时都是一位学者，因为他已经读过他正在评论的书，而公众却未曾读过。尽管学者拥有的知识必须具有潜在价值，但他自己不一定要认识到其价值；经常有这种情形：由他传授知识的学生对其知识的价值反而比他有更好的感受力。一般而言，在阅读学者的批评文章时，比起他的评论，人们从他的引文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教益。
后三种服务，需要的不是卓越的知识，而是卓越的洞察力。批评家的卓越洞察力表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新颖、重要，尽管人们可能并不同意他给出的答案。也许，很少有读者能接受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
What is Art
？）
一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只要是读过这本书的人，绝对再也无法漠视托尔斯泰所提出的问题。
我最不愿意询问批评家的事情是，让他告诉我“应该”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我不反对他告诉我他自己喜欢、厌恶哪些作家和作品；事实上，这对我很有用，根据他对我读过的作品所表示的喜恶，我就可以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我会赞同或反对他对我尚未读过的作品所做的判断。不过，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我。选择读什么书是我自己的职责，世上没有人可以替我做主。
对于作家的批评主张，我们听取时总要大打折扣。因为，这些主张主要表明他自己在斟酌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应该避免什么。而且，与科学家不同，他比普通大众更加漠视同行们正在做的事情。一名超过三十岁的诗人可能依然是一名贪婪的读者，但是他所读的大部分未必是现代诗。
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夸口自己从未因道听途说而谴责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但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赞誉过自己尚未读过的书或作家。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里，恪守“不可反抗恶，反要以善胜恶”
这条训诫是不可能的，但在艺术领域这却是常识。低劣的作品经常伴随着我们，但任何特定的艺术作品一般只在某个时期内才是低劣的；其显露的低劣之处迟早会消失，被另一种特性所取代。所以，不必去攻击这种低劣之处，它终将消亡。如果麦考利
从未写下评论罗伯特·蒙哥马利
的文章，我们今天照样不会处于蒙哥马利是伟大诗人这一幻觉之中。对于批评家，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热情地宣扬他坚信的优秀作品，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低估的时候。
有些书被不恰当地遗忘了；然而没有书被不恰当地记住。
有些批评家争辩说，暴露某位作家的坏处是他们的道德职责，因为只有这样，这位作家才不会腐蚀其他作家。的确，年轻作家可能会被老作家引入歧途，即偏离正轨，但他似乎更有可能被优秀作家而不是坏作家诱惑。越是强大的、具有原创力的作家，对于正在试图寻找自我的天分较差的作家，就越危险。而且，内在贫乏的作品往往能够激发想象力，在别的作家身上间接地造就优秀作品。
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的品味，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煮过头的白菜，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不错，对于某些人，以下说教会立竿见影：“粗俗的人才喜欢吃煮烂的白菜，有教养的人则喜欢中国人烹饪白菜的口味”，但是效果不会持久。
当一位我信任其品位的书评家指责某本书时，如果我感到慰藉，那仅仅是因为出版的书籍过于丰盛，想到这点令人释然：“嘿，这里至少有一本不必为之操心的书。”但是假如他保持沉默，效果将是一样的。
攻击一本低劣之书不仅浪费时间，还损害人的品格。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的确很差劲，写文章抨击它所拥有的唯一乐趣只能源于我自身，源于我竭力展示自己的学识、才智和愤恨。一个人在评论低劣之书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文学上有一种罪恶，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保持缄默，相反，必须公开而持久地抨击，那就是对语言的败坏。作家不能自创语言，而是依赖于所继承的语言，所以，语言一经败坏，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关切这种罪恶的批评家应从根源处对它进行批判，而根源不在于文学作品，而在于普通人、新闻记者、政客之类的人对语言的滥用。而且，他必须能够践行自己的主张。当今的英美批评家，有多少是自己母语的大师，就像卡尔·克劳斯
是德语的大师那样？
我们不能只责备书评家。他们大多数其实只希望评论那些他们相信值得一读的书，尽管这些书存在缺陷，但是，假如一位专门为各大报纸周日版撰写书评的人遵从自己的偏好，那么，三周中至少有一个周日，他的专栏会出现空白。任何具有责任感的书评家都很清楚，如果必须在有限的版面中评论一本新诗集，唯一妥善的办法是给出一系列引文而不予评论，但是，一旦他这么做，编辑就会抱怨，他这是无功受禄。
然而，书评家给作家贴标签、归类的恶习应受指责。最初，批评家把作家划分为古典作家（即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和现代作家（即后古典作家）。随后，他们以时代划分作家：奥古斯都时代
作家、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等等。如今他们则采取十年划分法：三十年代作家、四十年代作家，等等。很快，他们似乎要以年份划分作家了，就像对待汽车一样。十年划分法已经有些荒诞，似乎是建议作家们在三十五岁左右合乎时宜地中止写作。
“当代”
是一个被过分滥用的词。我的同时代人只是那些当我活在世上时他们也在人间的人，他们可能是婴孩也可能是百岁老人。
“你为谁写作？”作家，至少是诗人，经常被人们如此问及，尽管提问者对这个问题应该知道得更加清楚。这个问题当然愚蠢，但我也可以给一个愚蠢的答案。有时候，当我邂逅一本书，会感到这本书只为我一人而写。就像唯恐失去的恋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存在。拥有一百万个这样的读者，他们之间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带着激情阅读，却从不相互交谈，这，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