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我们的文明，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诗人只有通过写作或谈论关于自己诗艺的东西，而不是通过写下实际的诗，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我写下的所有诗歌都是为了爱；不用说，每当我写完一首诗，就会力图将它推向市场，但是对于市场的预期在写作中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然而，我从不写任何批评文字，除了接受别人的请求，做演讲、写导言、写书评，等等；我希望能有一些爱进入这类写作中，但我写评论是因为需要钱。我想要感谢许许多多的出版人、编辑、学院专家，特别是选举我担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要是没有他们的慷慨与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有钱支付我的账单。

写受托的批评文章，麻烦在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系是专断的；演讲必须在五十五分钟内结束，导言必须数千字长，书评必须数百字长。人们所设定的限制只有极少数与一个人的想法严格地保持一致。有时候，一个人会感到束缚，被迫将论点省略或简化；更多的时候，非说不可的内容是能够缩减到配额的一半篇幅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隐蔽地拖长度。

此外，一些文章并没有被设计成一个系列，而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写下的，一个人经常重复自己，这不可避免。

一首诗必须是一个封闭体系，但是，在我看来，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然而章节的秩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人们逐篇地阅读它们。

W.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