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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宦官的出身、族属、籍贯和文化程度，历代均无具体规定，而由于宦官的来源比较复杂，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很不一致，但总的来说，都带有时代特点。
宦官的出身，在秦代以前，由于“公族无宫刑”“刑不上大夫”，所以当宦官的，主要是战俘和有罪的平民，间亦有寒门庶族的子弟。秦至隋代以前，不仅平民，就是官吏犯罪，也会受到宫刑，或减死刑为腐刑，甚至有牵连亲属的，故宦官有出身于官吏或官吏家庭的。据《汉旧仪》注，汉武帝时大兴诏狱，中都官狱达二十六种之多，其中少府若卢狱的蚕室，就是专给受宫刑者避风的温室。司马迁、李延年、张贺都下过蚕室。北魏时，宦官出身官吏家庭的更多，《魏书·阉官传》中，有载其出身的，除刘腾是城民外，基本上都是官宦之后代，如仇洛齐的外祖父是“仕慕容
为乌丸护军、长水校尉”，收养他的舅父，是慕容垂时的殿中侍御史。段霸父是慕容垂广武令。王璩的高祖，是晋豫州刺史。赵黑的五世祖是晋末的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孙小父是姚泓安定护军。张宗之被认为是“家世寒微”，但其父孟舒在刘裕西征时，亦曾“假洛阳令”。张佑父成是扶风太守。王遇之家族“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其父是郡功曹。王温父是高邑令。平季祖父是武威太守，父是州秀才。封津祖父羽，真君中为薄骨律镇副将。刘思逸父是武邑太守。
唐以后，宦官传中很少述及宦官的出身，看来多系贫苦百姓。新旧二唐书中，宦者多有籍贯而无出身，有的，多是宦官之后，如杨复光、杨复恭是宦者世家；田令孜是宦官养子。出身清楚而不是宦官之后的，只有高力士，他是越国公冯盎的曾孙，而冯盎只是降唐的地方割据势力，并非像高力士墓碑中所说的“名族”。《金史·宦者传》谓：“唐世（宦官）继者皆为阉人”，这点在两唐书宦者传中，尚不是很鲜明。但在一些权宦的墓碑中，记载得比较清楚。
五代和宋代时，宦官多为宦者子弟，这点在宦者传中的记载，远比唐代突出。五代时，以好宦官留名史册的张承业，是内常侍张泰养子；张居翰是唐掖庭令张从玫之养子。宋代，窦神宝父是五代时的内侍，宋初皇城使。其子守志，则是入内供奉官。王继恩子转入内高班。李神福、李神佑兄弟的父亲，是后唐内侍，显德初年的御厨都监。李神福两个儿子的情况未见载，但在其曾孙李舜举传中，载其家“世为内侍”，他是少时补黄门，故李神福的子、孙都可能是内侍。李神佑亦有两个儿子，一个曾经当了道士，后来亦做了内侍，另一个则是内殿崇班。刘承规父是内班都知，子是西染院使。阎承翰、秦翰、张崇贵、张惟吉的儿子，都是宦官。周怀政是黄门的儿子。卫绍钦父是内侍高品，子是内殿承制。蓝继宗有养子元用、元震。元用官至左藏库使、梓州观察使。元震以兄荫补入内黄门。王守规是入内都都知守忠之弟。宋用臣以父荫隶职内省。王中正、李继和、高居简、任守忠都因为父亲的关系，为入内黄门或内侍黄门。苏利涉祖父是跟从刘
从广州入朝的阉人。张去为是内侍养子。甘异是内侍者押班泽之子。在《宋史·宦者传》中，最典型的世代宦者是石知颙，他的曾祖父是梁时尚食使，祖父是晋内供奉官，父是高品。其子情况未见载，但其孙金彬因为石知颙的关系，得以奏补入内小黄门，即至少是五世宦官之家。宦官传五十多个传主中，清楚记载其子孙不是宦官的，只有张继能、蓝元震两人，前者死后，“录其子为大理寺丞”，后者“养子五人，不畜阉子”。
元朝及其以后，宦官多系贫苦农民子弟及市井贫民。元朝时影响最大的宦官朴不花，据《元史》载，是皇后奇氏“微时”的乡里，但对其家世一无所述，显然是平民。
在明代，官吏家庭出身的宦官，现知有两人。一是怀恩，《明史·宦官传》载其父系太仆卿。另一是刘若愚，《明史》中虽无载其出身，但在他所著的《酌中志·自叙》中，述其始祖在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参加缪大亨的队伍，被朱元璋收编，从此历代世袭武职，其父刘应祺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郑和之远祖虽显赫，但后世已日趋衰微，据郑和请礼部尚书李至刚撰的《故马哈只碑铭》载，其祖父、父亲均称“哈只”。而“回教之例，凡朝天方而归者，称为哈儿子，犹言师尊也”
。故哈只只能说明他的祖、父都是曾到麦加朝圣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人们对他们有敬称而无官称，显然不是官员。
《明律》规定：“凡官民之家，不得乞养他人之子阉割火者，违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其子给亲。”所以明代宦官未见有是由宦官养子进宫的。关于明代宦官的各种记载不少，但鲜有提到他们的出身，显然都是一般城乡贫民，无甚可说。如刘瑾，只知系谈姓子。高淮、魏忠贤、徐应元，本是市井无赖出身，等等。
清代，据遗留下来的太监自述，他们均系贫苦农家子弟。而说到其他太监，亦多系农家子弟或被拐卖者，偶然也有用净身逃避赋役或罪责的人。最著名的大太监李莲英，是穷苦孤儿
；安德海、小德张，均是贫苦农民子弟。
宦官的族属，以汉族为主，但并不排斥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后两种一般都是被阉战俘，或被阉后进贡的。先秦时，被阉战俘中不乏少数民族，甲骨文即有阉羌人进宫的反映。北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里，宦官的民族成分更复杂，如仇洛齐是氐族，段霸是鲜卑族，王遇是羌族，等等。但却未见有拓跋族，可能也是“公族无宫刑”之意，正如清代宦官包括有多种少数民族，但却没有满族一样。
唐代，宫中使用的昆仑奴来自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新唐书·南蛮传》载，元和八年（813），南海中的诃陵国“献僧祗奴四”，这僧祗奴就是昆仑奴。而据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一书的考证，刘贞亮（即俱文珍）是西北的少数民族；从姓名看，吐突承璀也不像是汉族。
元代，自忽必烈幼公主下嫁高丽以后，联姻延续了几世。元虽未纳高丽女为后妃，但诏令贡宫女不少，其中也有终能跻身为后妃的，如顺帝时的奇氏即为一例。为了照管她们生活的方便，贡宫女同时，贡阉人亦不少。据《元史·元顺帝本纪》载：至元四年（1338）八月，“申取高丽女子及阉人之禁”，可见宫中朝鲜籍宦官有相当人数。此外，赵伯颜不花是契丹人；拜住的姓名不像汉人，但属何籍还不清楚。
明代宦官除有高丽人、安南人和云贵一带少数民族如本章第三节中所述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如亦失哈、正忽思忽等是女真人（满族）；汪直是瑶族；郑和是回族；跛儿干是蒙古族；博罗是西北少数民族；等等。
宦官的籍贯，从历代宦官传所见，汉代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那些水旱蝗灾较多的地区。北魏时以河北最多，这与当时征战地域直接相关。此外还有甘肃、陕西、山东、河南、山西一带的。唐代以福建最多，福建有“中官区薮”之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杜宣猷任福建观察使，每年均派官吏致祭宦官的祖坟，当时号为“敕使墓户”。杜宣猷因此得到宦官的帮助，调为宣歙观察使，这件事见载于《万历野获编》等多种史籍中。唐朝诗人顾况，也曾写了《囝一章》，描述福建儿童被官吏阉割上贡的悲惨情景：“囝
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仔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大意是：官吏为了自己发财而阉割幼儿上贡，被阉的幼儿身心受到摧残，像受过酷刑的罪犯，像服苦役的奴隶一样，被人视为草木。天道无知，使孩子受到这种惨毒；神道无知，致罪恶的官吏因此得到了福禄。父亲别子，后悔生下这个骨肉；儿子别父，心如刀绞，血泪俱下。这一离别，就像天地分隔，不到黄泉，再也见不到父亲面。其次则为广东、四川，可能因为这些地区比较落后，还存在掠夺和买卖人口的现象。中原地区受儒家文化熏陶深，鄙视阉人，而边鄙地区如岭南、福建，则视此为比较平常。此外，也有陕西、山西、云南的。
宋代宦官主要是河南人，几乎占《宋史·宦者传》传主的一半，这与当时选用宦官养子有关。以次则为河北、山西、广东、陕西。
明清两代，由于京畿一带自宫者多，进宫又多系由同乡戚里宦官引荐，而宫中亦因为京畿一带人语言、习俗相同，进宫后工作、生活上可省去许多麻烦，乐于录用，因而这时宦官以山东、河北京畿一带如乐陵、沧州、青县、静海、昌平、平谷、任丘、河间、涿县、枣强、霸县、文安、大城、通州、雄县、保定等处人为多。尤其是在清代，宦官进宫要由地方官具结；宦官犯事要罪及家人，故更偏重使用京畿一带阉者。嘉庆十三年（1808），仁宗甚至指示：“此等无籍之人（指外省人），岂可留在内廷随侍”，让把他们全部送到王府换补。不过，亦有少数是广东、福建、陕西、浙江、云南等地的。
宦官的文化程度，由于其出身、经历、来源不同，差距很大。不见载于史籍的、为数最多的宦官，基本上都是贫苦出身，说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是文盲，相信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就是见载于史籍，即或多或少已混出了点名堂的宦官中，也有很多是不识字的，北魏的权宦刘腾，也是“手不解书，才知署名而已”。即使在宦官文化程度总体上比历代都高的明代，也是如此，如影响较大的权宦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都不识字，不通文墨。少部分宦官则有一定文化，如北魏的剧鹏“粗览经史，闲晓吏事”，王质“较解书学”。也有些宦官只是附庸风雅，或以博学自诩，前者如明代的钱能、黄赐，后者则以唐代的鱼朝恩、宋代的梁师成最为典型。至于真正有较高文化程度，熟读经史，长于诗书，或掌握各种科学技术及工艺的宦官亦有，但都属于凤毛麟角之列，为数很少，其中突出的例子，将见于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中，这里不加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