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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是近侍帝王的奴仆，是经常接触宫中女性的男性，所以对其选拔有一套严格的手续。男人要进宫当宦官，第一步，也是最主要、最关键的一步，是净身，即将男性的生殖器全部切除或彻底破坏，通常称之为阉割。
阉割的手术，外国、中国都有，情况也有些不同。罗马人记载他们用的方法有四种：一是把睾丸与阴茎全部割去；二是仅割睾丸；第三种是将睾丸的生理作用破坏，但不割去；第四种是只割断输精管，不割阴茎，类似今天为绝育而进行的手术。在古埃及，据《宦官之秘密》一书介绍，动手术的都是僧侣。他们先用毛巾包住被手术者的生殖器，再用利刃把它连同毛巾一起割下，然后以热油和灰止血，用金属铁棒插入尿道，把被手术者身躯自脐部以下埋在热沙中五六天，这时只要没有感染，手术便告成功，但这种手术的死亡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稍后，在印度进行阉割时，情况有所改进。先是让被手术者服鸦片以麻醉自己，然后令其坐在特制的椅子上，以竹片夹住生殖器，用利刃沿竹片顺滑，迅速把生殖器切断，并立即以热的种子油倒在伤口处，再用浸透油的布紧紧裹住。被手术者只能仰卧不动，用乳制品进补，这种手术死亡率较低。
中国古代的宫刑，大多由专门的机构进行，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有“主腐者吏”。汉代少府的若卢狱的蚕室，即是施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的南汉有阉工，而且为数不少，据《宋史·南汉世家》载，在北宋灭南汉时被杀的阉工，即有五百余人。清代内务府属下有慎刑司，负责阉割，民间还有专职的刀儿匠。至于阉割的具体方法，史籍记载中多语焉不详。如汉代只称下蚕室，谓刚经阉割后的人怕风，要求有较高的温度，所以“作窨室蓄火如蚕室”，把受阉者抬进去保暖，并防止感染。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谓系以刀割开阴囊，剥出睾丸，但并不切除阴茎。直到清代的野史笔记中，才对阉割情况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谓先把要阉割的青年醉倒，仰缚在长条凳上，下放石灰盆吸血。再用麻药涂阴部，用利刃沿阴部作一环形切割，取去阴茎之海绵体，把尿管盘曲纳入体内，剪去输精管，敷上止血药，包扎。术后四五天不得饮食，半个月内不能见风，居室四壁要糊上重纸。一个月后，伤口可以结痂成一孔。以后每隔三五年再复查一次，看有无凸肉长出，若有，则再割去。再割时手术则比较简单。
清人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谓要求净身者，要由有地位的宦官引荐，凭证人立下自愿嫁到宫中的婚书，然后选上好吉日，进入密闭的净房，静饿三四天后，才施手术。手术时，蒙上被阉者的眼睛，将之捆绑结实，再循例问一次有无后悔，如无后悔，则由他亲口声明以后断子绝孙，与操刀者无关。这样，操刀者才替他把卵囊阴茎一起割去。割出物放在石灰匣内，把血吸干，用布抹净，再用油浸透，装在用丝绵衬的小木匣中，密封，择吉日将之送进被阉者家祠，吊挂在正梁上。当阉者去世时，要把它请下来，小心地按原位缝上，使死者尸体完整，同时把自愿阉割嫁入宫中的婚书焚化，表示死者是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见祖宗并转世。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王灿炽研究员还告诉笔者，谓有些被阉者的阉割物，由于防腐不成功，或出于种种原因而失去时，也得用陶制模具置于棺中代替。此种陶制的生殖器模具，在宦官墓葬出土时，曾有发现。
也有记载说，手术前，先将生殖器全部用丝线笼住绑好，系到固定于屋梁的一架辘轳上面，执刀者用剃刀从肾囊往上面迅猛地一割，司辘轳的人马上把这堆割出物吊了上去，然后放下来，用药末拌好，储存于瓷坛中。操刀者用高粱酒洗涤伤口，并用烧红的烙铁烙向受创部位，作为消毒，然后用一根药捻插入割去生殖器后留出的洞内，外面敷上药末，手术便算结束。
《宸垣识略》还记有另一种阉的方式，即不通过操刀切割，而是由有这种技术的保姆从婴儿时起，便经常揉捏幼儿的睾丸，以破坏他的生殖机能，使生殖器逐渐萎缩，成年发育时，便向女性形象发展，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细，行动扭捏，达到了可以当宦官的要求。这种特殊的方法，未见载于它处。
中国宦官的阉割手术，也吸引了一些医学界、史学界及其他人士的注意。19世纪70年代，英国官员史德汀曾在北京采访此事，并作了文字记录。以后，伍连德的《中国医史》、三田村泰助的《宦官之秘密》等书，亦介绍到这方面的情况。他们都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所述情况相去不远，大致是：为人净身的人，称为刀手或刀儿匠，他们得到官府的认可，职业世袭，没有固定收入，只向被阉者每人索取六元的手术费。被阉者先排净大小便，仰卧在长凳上，由一人在后紧抱其腰，一人分握他两脚，刀手用布紧缚受阉者的小腹和鼠蹊部，用热的浓胡椒汤或辣椒水再三淋洗他的阴茎和肾囊，同时循例郑重询问受阉者是否自愿，如受阉者有犹豫畏缩，即松绑将之逐出；如态度坚决，刀手即操一极锋利、极薄、形如镰的弯刀，以熟练手法，将阴茎和肾囊连根割去，用锡制小管或白蜡针插入尿道，拴紧，再用湿纸紧贴创口，用绷带包扎。这时，为了使受阉者全身血脉畅通，还由两人架扶着他在室内缓缓走动两三个小时，然后扶他卧下休息。三天内禁止饮食和大小便，三天之后将插入尿道的锡管拔去，方才饮水、小便，然后在不通风的屋里休息一百天，创口便可愈合。据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据遗留下来的太监任福田、池焕卿回忆，清代太监多由刀儿匠净身，因为他们有一套经验，手法熟练，成功率高，而且可以帮助办进宫手续。刀儿匠以刘家、毕家最为有名。光绪时，毕伍在南长街会计司胡同，小刀刘在地安门方砖胡同，这两家都已被编入内务府三旗，都是七品官。他们按每年四季，每季给总管内务府进四十名太监。百姓有要把孩子送进宫的，要先到他们那里挂档子，即报名。经过看相貌、听言谈、摸裆（隔着裤子摸生殖器）认为合格，才留下动手术。养好伤后，在进宫以前，他们给每个被阉者置备一套靴帽袍褂，这笔治装费连同挂档、手术、饮食、医药等费用，共一百八十两银子。家贫拿不出的，事先凭中立下文书借契，订明利息，等孩子进宫后，由毕、刘两家从其应领月份钱中扣除。此外，进宫后，逢年节还得给刀儿匠送衣料、皮毛、银钱等礼品。有些受阉的孩子是毕、刘两家买来的，则进宫后一切收益由他们收领。
按惯例，当太监前割下的生殖器叫“宝贝”。在家里阉割的，由家人用油炸透，用油纸包封好，放在籴粮食的升里，吊挂在屋子的大梁上，以后从地面开始，每年升起一小段，以祝愿阉者步步高升。被阉者死时，“宝贝”一定要放入棺里，使他来世可以成为完整的男人。在刀儿匠处阉割的，则由刀儿匠负责加工处理好，安置于密闭的高棚中，叫“高升”，取回时也要举行一些仪式。在宫中晋升时，有时还要缴验宝贝，如果遗失了的，要向刀儿匠或向别人借用，这时租借金可以高达五十两银。
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刘两家的特权被取消，有关净身的事，才改由内务府下的慎刑司处理。
净身以后如何进宫，这在明代以前的史籍中，很少记载。大体上，除被阉的罪人、战俘直接拨入宫中外，或由宦官荐引，或由地方官、外藩进贡，或由父荫承袭，或由有关部门交进。宋代允许自宫，并指定由兵部负责，其情况，据《万历野获编》载：“凡愿自宫者，先于兵部报名，自择旺相吉日阉之。兵部纪其日，上奏验明，待创愈，纳之内廷。其后宦者得官，即以阉之日为诞辰，一切星壬算命，竟用此日干支。”唐、宋时，宦官多系宦官子弟，《宋史·职官志》载：“旧制，内侍遇圣节许进子。”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均因宦官人数众多，皇帝都曾下诏令“权罢进养子入内”“免会庆节进子”，可见以养子身份入宫者为数不少。
明政府虽一再申严自宫之禁，但弘治《问刑条例》只规定：“先年净身人曾经发回，若不候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卫充军。”这就是说，净身者不准私自进京钻营进宫，但朝廷是会去“收取”他们的，只要等到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就可以合法地进宫。万历十一年（1583）又规定：“自今五年以后，民间有四五子以上，愿以一子报官阉割者，听有司造册送部，候收补之日选用。”即民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申报将儿子净身，而朝廷则将这些已净身者登记，待收补宦官缺额时选用。这收取选送有一定期限，据沈德符说，一般是每隔数年，间选二三千人。
挑选进宫的情况，据刘若愚说：选时，先由礼部出榜周知，届期由礼部派官员会同司礼监在礼部大堂共同挑选。被选中的，出礼部后门到南海子外署，即东安门外的菜厂住一晚，第二天早上点名进东安门，赴内官监，再由有关宦官仔细检验，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才发给乌木牌，这称为“遇例选入皇城”。直到收录工作全部结束，然后请准圣旨，选定日期，由司礼监掌印或秉笔太监，到万寿山前分拨到各部门。先挑选身材高大，有力气的一百余人，去抬大轿、小轿，掌伞、掌扇等，教他们演习步法，以后看守六科廊、报水（消防）、巡街、礼仪房等需要补缺时，便从他们当中挑选。又拨年少的三四十或五六十人，跟随医官学医。选十岁上下，聪明伶俐的，送内书堂读书。其余的分派当差听事，即如外廷的皂隶一样，或者负责洒扫，或者分到各大珰名下，拜他们为师父，关系如父子，一切均听从师父的指挥，并由他们委派其他的人来管教，使熟悉宫廷的礼节和自己的工作。管教者与被管教者关系如叔侄，如王安遇例选入皇城内书堂读书，拨到司礼太监冯保门下，由秉笔太监杜茂照管。刘若愚隶属于司礼太监陈矩门下，派与掌家常云照管。
明朝选补宦官数额，一般都多于历代，但由于自阉者多，所以超额仍然很大。如正德十年（1515），虽然一次便录取了净身者三千四百人充当海户，但选后剩下的，还有几千人。万历时，光是京畿一带，净了身而不能进宫的，就有几万人。所以在选拔时，还得走门路，或者选中后拉关系，以讨个好差事，这就是进宫时所谓的“夤缘”。如魏忠贤，就是万历十七年（1589）选入后，隶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名下，派与御马监刘吉祥照管，夤缘入甲字库的。
清朝时，净身者进宫当太监，主要有自动投充、礼部咨送、太监引荐、太监牙行引进等方式。
清初各种制度多承明代，亦严禁自宫。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直隶安肃民人王二格，因为家境困难，将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王成因此被判斩刑，在县关押了一年，王二格也一并收监。后来乾隆帝了解案情后，才传谕：“此等人犯，大致因贫所致，是以加恩释放，发在热河当差。……所有私自净身问拟候斩一条，竟应删除，并着直隶总督、顺天府尹，严饬各属州县，嗣后如有并无他故，自行净身，准其投内务府派拨当差，照例验看。如有他故，内务府大臣再行文问之地方官，不得竟拘其家属，致滋扰累。”从此因贫私自净身，便成了合法的。
据《清会典》载，政府设有招募太监牙行二人，由大兴、宛平两县造册申报，每月各给钱粮一两。凡有太监投充，均由该牙行赴会计司报名，如招募得太监一人，给赏制钱一串。太监报名后，取其投状，询明籍贯，如在年二十岁内或虽在二十岁外，尚可选充者，均分别在内外当差。若年岁过大，或系外省之人，即奏明给亲王、郡王府使用，另将该王府二十岁以内太监送进当差。仍行文直省并顺天府咨取印信，存案备查。
自行投充的，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规定，应先在礼部报名登记，由内务府会计司和掌仪司各派一名官员监视，再让年老太监验证后，交宫殿监拨派使用。如《内务府奏销档》载：乾隆十年（1745），宫殿监副领侍王太平，差侍监邓良臣告知（会计司），新进太监赵德露等各得给二两钱粮米石。接着掌仪司报称，奉乾清宫总管太监之命，将赵德露等十人，派给正黄旗挠海管领；孙朝凤等九人，派给观音布管理。但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帝又认为“此例盖沿明季旧习，本朝内廷诸务，既有内务府大臣管辖，其收录太监一节，自应归内务府大臣划一管理，以专责成，嗣后太监报名，不必经由礼部”。
这样，投充入宫者便首先向会计司报名，办理注册和甘结手续。注册，就是将姓名、年龄、籍贯、里居及亲族姓名，记于投充花名册中，由原籍地方官、里正、本人父母、叔伯兄弟及师父，或牙行等人验正，以防差错。甘结，指立文据保证，投充者要由里保及父母或叔伯兄弟甘结，或由本人甘结（如系礼部咨送的，要由被送人原籍县署甘结、府署担保，才能注册。如是师父或太监牙行荐送，则由师父或牙行甘结）。其次是验缺，验缺无一定日期或次数，一般是注册满十人后验一次，由会计司按名册，将注册者依次唤上，察看言谈、举止、相貌，不合适的，提交王府换补。再次由会计司与掌仪司共同负责，在净室查验净身是否合格。最后，将入选合格的名单，呈内务府总管大臣，根据年龄、相貌，分别等级，最差的留内务府做“听差太监”，中等的分拨守各行宫，最好的交敬事房，由总管太监分配工作，称为内廷新补太监，补给外围各门当差。三年后，认为老实勤谨的，才能拨为随侍、茶膳房、各宫内廷。圆明园等处新进太监，拨给外围远处当差。三年后，认为老实勤谨，才能拨为内围当差。《律例·杂犯门》又规定：新进太监由内务府验明，年在十六岁以下，并未娶有家室者，交地方、爇火两处首领太监管教；其已有家室者，则给予各王公。
对进宫太监，有时还由皇帝、太后亲自挑选。据遗留太监张德修介绍，他进宫前，先演习行礼，学回话。进宫时，随总管内务府的官员到了养心殿，是慈禧亲自出来，按手里拿着的牌子上的名字，仔细端详他们，叫几个人的名字，让他们抬起头来回话。被看中的，留在她或皇帝那里，剩下的分给别的地方。实在分不出去的，则送到王府。决定留在宫里后，再认师父，跟着师父学规矩，学北京话及承差能力。
清宫太监，除了招募投充等方式以外，还有由各王府交进的，其交进数额、时间均不固定。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宫用太监不称职时，由王府换补。如乾隆八年（1743），因太常寺多以庸悍老稚、宫府所不用者充当太庙中的司香太监，高宗认为不足以昭诚敬，故命王公府中各交太监二名，备庙中司香洒扫。复赏给七品首领一员，以司其属。二是宫中太监不足额，或王公大臣所用太监逾额
时，王公大臣要将一些年轻、素质较好的太监，送到宫中填补。三是将投充太监或发遣释回太监，年纪二十以上，或不宜在宫内当差的，拨给王府，再命王府将二十岁以内合用的换送进宫，这些在《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上谕》中，均有明确规定。
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了林清等与太监联合在宫中武装作乱事件。清仁宗认为：“与其于进宫之后多为禁防，不如慎之于进宫之始，较为得要”，所以又规定：以后太监入宫前，除由内务府大臣负责验收外，在地方收的，要地方官查明“实因家道贫苦，在籍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并出具印结。而由王府交进宫内的，除有地方官印结外，还必须是在王府家“给使已逾三年，察其驯谨朴实，实可放心者”。即使这样，为防万一，这些人入宫后，也只能到地方、爇火两处当差，再派入宫年久，老成的人作为他的奉管太监，加以考察，认为“堪供策使”，才告知总管太监等分拨到各处。如有认为“不安分”的，则退回王府更换。
由于清代对太监管束较严，所以不仅有被罚出宫的，还有冒死逃亡的，甚至一人逃亡达六七次，或者自杀。在内务府的奏销档中，有关记载很多，故宫中太监一直缺额。乾隆十六年（1751）时，定太监额为三千三百人，但据清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时，只有二千六百零五名，缺额六百九十五名。但投充者并不踊跃，而且地方官也怕承担责任，往往不肯给投充者具结，以致太监来源枯竭。嘉庆四年（1799），连皇帝都深知“王公大臣家中有太监者少，现用重价寻觅者亦有”，故传旨：外宅各处太监之数，宁绌毋盈；而宫内所需太监，不再向外宅索取。但宫中太监不足日渐严重，据《钦定礼部则例》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不得不又下谕旨，令各准许使用太监的府，“各将所用太监十六岁以外，三十岁以内者择进……限十日内送交内务府”。而且，“此次所进，毋庸地方官具结”。接着在同年八月、十二月分别规定：以后凡发遣出外太监释回，仍交宫内或圆明园当差。而且规定，“嗣后凡招募太监，由内务府验看后，即行交进，不必取具该太监原籍地方官印结”，即把收录条件放宽。但太监来源仍不足，于是，为了解决宫用太监不足，又恢复了随时不定额地让王府交进太监。而王府为了保证遣送进宫太监的质量，又不断要求增加使用太监名额。这样，道光十年（1830），不得不谕准：“嗣后王公，一、二品大臣使用太监数目，不必定以限制多少，听其自便。”但是，超出限额太监的钱粮，均由王府自理。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只有二千二百一十六名。以后将太监定额改为二千五百名，但实际上仍不足此数。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只有一千五百九十六名，缺额九百零四名。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三名。以后太监人数虽略有回升，仍只在两千人左右，未达到额定数。
清末，不补太监了，新进去的人叫“效力”，得有太监死了，改姓他的姓，顶他的缺才能成为太监。这样的顶缺进宫，往往得花钱或找门道。如小德张就是净身后，从县衙领了五十两银做路费，进京住到朋友家中候缺。光绪十七年（1891）宫内死了个叫德子的老太监，这时，照管小德张的裕家（满族），花五十两银，托人买下了这宫号，小德张才得以进宫。孙耀庭是通过在醇王府当太监的乡亲贺得元介绍，到了载涛（光绪帝七弟）府，然后再辗转找到宫里太监，引荐到瑾妃处的。
清代，净身者没有在旗下的，都要认旗，即入内务府三旗
挂档，以便明确将来归属的身份；未入旗档的，准顶逃亡太监之名进宫，但也得先认旗。如信修明，他自述是用二十两银，买了逃亡太监张献喜的名，认了旗，然后投到慎刑司，招认自己因为剃头迟归，怕挨打，所以逃走。这样，他被责打了四十板，然后被交进宫内当差，这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十二日的事。
1934年，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导演下，成立了伪满洲帝国，称皇帝，年号康德。从1936年“二格格跟来太监一名”和1940年追捕逃亡太监郭德顺
等记载，可知这时亦役使太监。但从反复函电追捕一个逃亡太监来看，这时的太监已经为数不多了。
太监是终身服役的，只有少数能出宫，出宫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犯了事或宫中认为不适于继续当差，前者主要是一些失宠太监，如明天启时，曾掌东厂的宋晋与魏忠贤不和，被逐“私宅闲住”；清乾隆时，太监李连栋放火偷窃被处死，对和他同事的太监张平，皇帝认为“虽系无干，但其为人粗俗，且系中年净身，不便留于园庭当差，即逐出为民可也”。
另一种是因老、病，被准许出宫。对此，未见明代有明文规定，但据史料记载，万历时司礼太监张宏一再请求退休，终于得到允准，还每月给他廪米三十石，舆隶三十人，张宏原来名下的二十八人仍准跟从他。御马监太监张维以股伤求退，神宗让他在思善门外直房调治了半年多，仍未好，才准回家调治。司礼太监王安则是在家养病，只有过年或节日时才入宫叩见一日半日。天启时典簿汤盛，“以病请准私宅闲住”，秉笔、掌内官监印太监高时明与掌御用监印金忠，分别“退居林下”“予告林下”。从以上记载可知被准许出宫的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但掌控出宫还是比较严格。不过，从现存材料所看到的，都是大宦官的情况。一般的宦官年老有病，则退居大护国寺、隆善寺等寺，朝天宫等宫，东岳庙等庙，领取本身的柴米、冬衣、靴料，以终天年。若内官、长随、内使、小火者有病，则送安乐堂医治，病好后，重谢房主，消假供职。宦官也有逃亡的，六科廊掌司有六至八人，掌管内官的脚色、履历、职名，还要按月报送逃亡事故的原因、数目，不过这情况并不多见。
太监如病故，则各有送终的内官，由内官监给棺木板，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骨灰便贮在净乐堂东西二塔下之眢井中。内臣稍富有的，都预先捐资摆酒，立老衣会、棺木会、寿地会，念经殡葬。有品级的宦官，死后由工部按一定规格兴建坟墓，皇帝指定人员或由其名下人员给予办理丧葬。但这些规格灵活性很大，主要随皇帝对宦官之恩宠为转移。如正德十二年（1517）“工部言，太监等官病故，成、弘间造坟安葬，给银不过五十两，若建享堂碑亭者，百无一二。自正德以来，奉特旨建造者，无月无之，卒给银五百两”
。嘉靖时，司礼太监萧敬死，“命司礼太监赖义督理丧仪，御马监太监韩锡等综治葬事，谕祭三坛，赐新钞三万缗，棺木、造坟、安葬、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还赐白金百两，文绮四表里
。万历时，司礼太监张宏死，“上为改容易服，谕祭九坛，视故事有加，赐宝钞、斋粮、银币甚厚，敕所司给木营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赐额曰旌忠。两宫圣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赐银币有差”
。
也有的权宦生前就给自己造坟，这些坟一般都比较大。如万历时，冯保建的坟，张居正亲自撰文为之记述，冯保败后，其坟赐给了外戚。陈矩预卜葬地于香山慈感庵侧，冢上建石塔，曰“太极镇山塔”。墓道前树石坊，曰“敕葬中使神道”。有石门，上刻“还一仙洞”。他死后，皇帝特命传造立棺，如僧家葬法，赐谕祭九坛，祠额曰“清忠”。还颁布了保护祠和墓的敕令，上面清楚地开列着房屋和地产的数目。陈矩的遗像，供放在德胜门里钦赐会馆祠堂内，供人瞻仰。
在今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的田义墓也是规模比较大的太监坟。田义墓又称慈祥庵、石香炉庵，是近期发现的、国内唯一保存最完好，规格最高，石刻最精美的明代太监墓。
田义在《明史》中无本传，但在实录、《明通鉴》和其他大臣的列传中，有一些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从中整理可知，田义（1534—1605）别号渭川，九岁进宫，他到内书堂读书，隆庆时任司礼监下辖的六科廊掌司，管理内外奏章疏草和内官档案。万历时，提拔到文书房当管事，后升内官监太监。万历十一年（1583），因他办事恭谨练达，赐给蟒衣玉带。当时南京发生了民众暴乱，神宗投以南京副守备之职，使前往平乱。不久，以南京司礼掌南京内官监印。万历十四年（1586），提升为南京正守备，兼掌南京司礼监印，岁加禄米。万历十七年（1589），召回北京，先后任司礼监随堂办事，总理中外文书，提督教习，兼督礼仪房，又钦赐坐蟒，准禁地乘马。万历十九年（1591），掌司苑局印。万历二十年（1592），掌巾帽局印。万历二十一年（1593），钦赐内府坐凳杌，这是很少有的恩遇。万历二十四年（1596），掌司礼监印兼掌酒醋面局印，总提督礼仪房团营大阅，如光宗选中元妃郭娘娘时，就是田义总理婚典的。
从田义的履历看，他历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始终宠遇不衰，禄米加至六百石，即官阶仅四品，而禄米已增至二品，这些情况都是很少有的。
田义在宫中六十三年，工作上忠诚勤勉，虽受宠，但不仗势为非。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称他“贞介忠诚，有大臣度……性俭朴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吴宝秀的挽救和坚决抵制矿税的态度。
万历年间的矿税祸国殃民（具体情况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矿监税使打着龙旗横行天下，在地方祸害官民，南康知府吴宝秀拒不执行税监对商民苛敛的命令，被税监李道诬劾，神宗下诏把他逮到诏狱。许多大臣纷纷上疏为他辩护，神宗不予理睬。于是田义汇集了大臣的奏疏上奏，神宗大怒，把奏疏掷到地上，田义把它们一一拾起，再次奏进，同时叩首说：内阁大臣都跪在朝门外等候，不得到您的批准不敢退。神宗无奈，只得下令把此案移交刑部审理，吴宝秀这才得以被释为民，挽回了一条命。
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病重，召首辅沈一贯入宫嘱托后事，其中一项是停罢矿税，沈听后出宫拟旨。但神宗马上又反悔了，传旨要收回成命。田义极力阻拦，神宗大怒，想亲手杀了他，但这时其他宦官已把沈一贯拟的圣旨拿了回来，至此，事态已无法改变。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狠狠地唾骂他：“你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矿税就可以免除了，你为什么这样胆怯？”
万历三十三年（1605），田义病逝，神宗深为哀痛，辍朝三日，亲自撰写讣辞，赐模式口茔地一区作为佳城，下旨厚葬，赐祭三坛，赏东园秘器，树享堂碑亭，祠额题为“显德”。其后有十多名太监追随入葬，从而在此处形成了一个太监墓群。
田义墓墓园以石雕石刻为主，全部建筑均以仿古木建建成，石雕手法娴熟多样，内容则以佛道教为主。走进神道，首先是一座石门楼，门楣上刻“司礼监掌印太监田公神道”。门楼中轴线神道有华表和翁仲，东侧立文官，西侧立武官，均穿戴正一品的服饰。但田义官阶仅四品，《明令典》规定，正四品墓前只可配享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可见这是僭制了。
第二道门是棂星门，是两柱一间的门楼。柱上有蹲狮相望，柱身两侧分别有四幅浮雕。前西侧一幅雕的是一大一小两只狮子，背景是山石、花草、松竹、梅兰。雕刻手法细腻，梅花上还有小蜜蜂。前东侧一幅雕的是雄狮图，周围是松、竹、梅、山石，以及寓意百事合心的百合、长生不老的吉祥灵芝，还有以各种手法雕出的牵牛花盛开时的不同形态。石洞中还有蝈蝈。背后两幅是双鹿图，象征福禄寿。浮雕上墙顶为青石仿木硬山式屋顶，雕出了筒瓦、勾滴、梁、枋等。
棂星门往里，是三座并列的由砖石砌成的碑亭。中碑外形为圆形重檐攒尖顶，四面各开有石券门。东、西两亭是重檐庑殿顶式，四方形砖墙，南北开有券门，东西两面雕仿木券式石窗。这三座碑亭象征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碑亭内立《皇帝敕谕南京司礼监太监田义碑》，这是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二十日皇帝敕谕田义为南京副守备的圣旨，碑阴刻乾隆二十三年（1758）戊寅荷月，笔花居士澄心墨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西亭中立《敕内官监太监田义碑》的圣旨。东亭内立《皇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渭川田公墓志铭》，记述了田义的生平事迹。碑亭之北是享殿，面阔三间，已毁，现殿中只存有五通碑，其中四通是万历时太监所立，中间一通是《皇恩准给碑》，记康熙时御马监太监慈有方捐产，请求在墓旁建慈祥庵以护持田义墓园，得到康熙帝恩准之事。慈有方，字宣斋（1585—1674），顺天府大兴县人，是清初留用的明太监，康熙时任清宫御司房忠勇营中军总护官御马监太监。康熙十一年（1672），因年老，将此庵交与徐纯修等众僧，作为祭祀太监亡灵及守护墓园僧人、太监居所。现此庵只存一二进院。
墓的第三道门是寿域门，石额上刻“古华阴渭川田公寿域”，门前有六级青石踏跺，两侧有石墙围护。进门正面为神道，神道尽头一字排着许多供器、墓碑、宝顶。墓园中央是田义墓，墓前有大香炉、供桌、墓碑、宝顶。田义墓墓室面积约二十平方米，有石门，墓室中央本应是棺床，前置墓志一匣，但今地宫内只有两块楠木板。
田义墓现已辟为我国首座以宦官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
魏忠贤修建的坟墓，据工部郎中万燝亲见讲述，更是“碑石峥嵘，隧道深闷，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严，制作规模仿佛陵寝。且前列祠宇，特建佛堂，璇题耀日，珠网悬星，金碧辉煌，丹垩照耀。竭东南之民力，冠西北之旃檀”
。魏忠贤修的这座坟墓，直到清朝初年才被铲除。
司礼监的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死后还各设牌位，送到外经厂供安，又各有影像，送到西直门外大佛寺供安，由看厂的监工、守寺僧人侍奉香火。
清代规定，太监因年老残疾不能当差的，经总管太监奏准，即可退役出宫为民。退役时，先把印票发给地方政府，再把护身印票发给本人，这样便可以合法地定居下来。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题准：凡年老患病内监，愿归民籍者，听。其不能归者，令礼部收养，每四名给房屋一间，每名月给银五钱，米一斛（一斛为五斗）。房屋银米由户部、工部支给，亡故者，交五城埋葬。以后，由于退役者越来越多，惹事者不少，故雍正二年（1724）谕：“内廷太监及王公家太监之为民者，率多在京居住，此辈最好生事，不可容留，俱着回籍。如内有六十五岁以上，曾经效力，因得残病而为民者，许其在京居住，令总管太监奏闻。其应回籍者，着行文该地方严查，如不在本籍居住，或住别省者，该地方官一并从重治罪。”雍正四、五年，又连续发出上谕强调此事，并令内务府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加查拿，把他们强行赶出京师。这些规定在《国朝宫史》中均有记载。
其后，由于太监一直不足额，而逃亡、自残以求出宫的，却屡有发生，所以嘉庆十四年（1809）后，规定要经总管太监奏明，着内务府大臣亲验其确实卧床不起，再拣派司员前往查验属实奏明后，方准出宫为民。《总管内务府条例》规定：送出外养病一年未愈的太监，如系六十五岁，或系笃疾者，验看属实，方准给予执照为民，但仍要地方官不时稽查；如系六十五岁以下，不是笃疾，则按月派人查看，一俟病愈，立即交进宫内当差。即使已因病准为民的，在为民执照内仍注明“病愈缴销”，同时还要将他的年龄、容貌特征、籍贯，通知各有关部门，随时严查。若发现病愈，仍得由地方官呈报内务府大臣验看，属实，奏明交进宫再当差。若可当差而不禀报，一经查出，立即将太监本人发往吴甸铡草三年，期满，仍进宫当差。有关部门如地方官等，亦要受到参奏处分。但像李莲英、小德张等大太监，则可以带原品级、原钱粮出宫，自愿居住在京师或回家，这时他们往往还可以得到赐给的住宅，李莲英退休时的赐宅，就在西苑门外北夹道。宣统元年（1909），裕隆太后也拨赐帑银十万，在极乐寺为小德张盖宅一所，占地五十亩，由北京的九城工匠修筑，房舍达几百间，房盖好不久，小德张也就出宫了。
太监的出宫还有一次是属于特殊情况的，这就是1923年，溥仪把太监集体赶逐出宫。当时，由于宫中烟馆、赌局开设多处，与此相随的是太监在宫中偷盗财物现象日益严重，养心殿大总管阮进寿、二总管陆某，因包庇烟赌，分别遭到革职、杖责的处分，而新换的总管邵兴禄又被牵扯到偷窃案。刚好建福宫大火，消防队员说火场有很大煤油味，溥仪大为气恼，认为这是监守自盗，故意放火，于是在大火后二十天，也就是七月十六日，下令将太监全部立即撤出。于是，除三位太妃、溥仪、淑妃这五人的宫内各留二十名太监外，其余均限令在几个小时内，由护军强送出宫。在北京无处投奔的太监，只能暂住在地安门内大街雁翅楼内。
太监毫无思想准备，大部分在北京都没有家，进宫几十年的，更是积了一些东西，难以一下带出。所以旨令一下，当场一片混乱，有的苦苦哀求，有的惨号大哭，有的高声咒骂。七月下旬，内务府筹妥了遣散费，会同军警人员在雁翅楼内发放，总计这次裁撤太监共七百多人，首领太监每人发二百元，一般太监二十元。这些太监有的搬到庙里，有的回原籍，仍住雁翅楼的，经军警一再驱逐，直到1924年春才先后撤净。但宫中以后的失窃，亦未因此减少，只不过是太监的监守自盗变成护军的监守自盗罢了。
据张德修等回忆，一般太监出宫后，生活很困难。一方面，因为出身贫苦，或者是被拐卖的，进宫几十年后，已无家可寻；即使有家的，也往往被人贱视，有家难奔，甚至死后也不准葬入祖坟。另一方面，因为从小受阉进宫，身上没有气力，手上没有技艺，肚里没有才学，难以谋生。所以大多数的出宫太监，都只能把寺庙作为度过余生的处所，因此他们在年富力强时，即把积攒下的钱买点地捐给寺庙，拜主持为师父；或施舍给方外人盖寺庙，出宫后便到寺庙安身，靠点香火钱或经营土地的收入维持生活，死后也就葬在那里。有些捐钱捐得多的，甚至可以当这个庙的方丈，如西太后下属的二等太监刘多生，拜在白云观方丈耕云门下，后来做了住持，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但能走到这一步，只能是极个别的大太监。
明清时，北京郊区有太监庙二十六座，都是出宫太监居住过的地方，分别是：恩济庄，在西郊八里庄；立马关帝庙，在海淀蓝靛厂；金山宝藏寺，在万寿山青龙桥；岫云观，在河北省良乡县琉璃河；玄真观，在西郊门头沟石板营；福寿寺、莲花寺、普照寺、朝阳院、秀云观、定慧寺，均在河北省宛平县北安河；元通观，在河北省宛平县南安河；裕华庵，在海淀八沟村；护国寺，在西郊黑山；五花寺，在香山（靠近卧佛寺）；咸兴观，在西四石桥；鸿恩观，在地安门外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素云观，在北海东夹道；灵官庙，在南长街灵官庙胡同；玉块庙，在南长街九道湾；真武庙，在钟楼酒醋居胡同；佛堂庙，在南长街；宝金山，在北京市属房山县；三官庙，在海淀；高公庵，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大悲庵，在万寿山青龙桥。
在太监建的寺庙中，多有太监养老义会的设立，如北长街万寿兴隆寺后院，有座石碑，就记述到那里养老义会的情况。它是乾隆年间成立的，由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侍萧云鹏、王进禄、张进忠、杨连盛、靳九发等发起，在北京南郊采育黑垡置了地二百一十亩，靠地租以及农作物经营，解决出宫太监的晚年生活。光绪时，总管太监崔玉贵，也曾经给立马关帝庙献地六顷八十亩。养老义会的主持由公推，入会的太监要经人介绍，先交一百八十块钱，三年后，便可以到义会所属的寺庙食宿养老。死时有棺材，给他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但如果违反会规，也会被逐出。而连这些钱也拿不出的，则只好到处流浪求乞，直至冻饿而死。1930年，太监信修明还创立了恩济慈善保骨会，收留了太监四百多人。当然，在义会里，低级的太监仍然得仰人鼻息，这是不言而喻的。
太监死后一般都葬在寺庙，据恩济庄、立马关帝庙、金山宝藏寺、岫云观、玄真观等十六座寺庙的统计，共有太监墓三千三百三十六座，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恩济庄太监茔地。恩济庄太监茔地在今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以西约二里之处，据《恩济庄内监公茔碑》
载，它是由雍正皇帝赐银万两，于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开始兴建的，乾隆三年（1738）七月竣工，共占地四顷六十多亩，其中包括敕建的关帝庙、香火地、寿地、祭田以及三十五间房子。料理恩济庄茔地及庙宇香火的费用，主要靠地租。据《国朝宫史续编·官制》及吏部尚书英和撰的《恩济庄碑》载，嘉庆四年（1799），曾先后三次赏西直门外地五顷一十八亩给宫内、圆明园等各园及南府、景山等处太监收租，“以为永远料理众太监等恩济庄庙宇香火、并太监等茔地需用之费”。还指明“嗣后南府、景山总管、首领、太监亡故者，亦于恩济庄太监茔地内埋葬，不必入于外学教习、学生茔地”。
恩济庄茔地在民国初年，有松柏三千余株，石碑五百余块，太监坟二千六百余座，成了旅游观光地。但至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墓碑并留有拓片的，只有将近三百座，而且基本上都是首领太监以上的。据鲁琪等介绍
，那里一般太监的墓都十分简陋，只不过是土坟一座。一般总管、首领的碑，大多用青砂石制，极少用汉白玉。墓葬形制十分显赫的只有两处。一处是康熙朝林允升的，有御赐碑文，红宝顶。据信修明介绍，林允升是明崇祯时侍奉周皇后的，康熙时成了清代首任宫殿监，宫中称为林老人。恩济庄关帝庙内有林公祠，供有他的遗像。另一处是李莲英的墓
，建在恩济庄关帝庙北一个虎皮石墙的院落里，前面有桥及石牌坊，牌坊栏眉上书“钦赐李大总管之墓”。左侧题字“阆苑风清”，右侧题字“仙台缥缈”。石坊正面柱子上，对联为“通幽向明昭垂万祀，大中至正巩固千秋”。院内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亭子，墓碑用汉白玉制成，高三米半，宽约一米，碑额篆书“永垂不朽”，碑阴篆书“流传奕业”，正面碑文长达一千多字。墓顶则用三合土建筑，即把沙土、石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浆，当地人至今仍传说，当时由于用的鸡蛋太多，蛋黄扔满地，一时弄得村里人连鸡蛋都不想吃了，故人们把这坟称为“鸡蛋坟”。又因墓址在明代三保太监郑和墓后，故有人写诗加以嘲讽：“马鬣封头鸡卵堆，黎民血泪染石灰。可叹莲公达显宦，焉与三保共争辉。”
1966年7月后不久，李莲英墓穴被挖开，可见墓顶距地面约三米，整个墓穴有两道石门，第二道石门上，有造型精美的汉白玉门楼一座，两侧墙上刻着细致的花纹，门柱上刻着对联：“秉性唯真承春厚，居身克谨得正安。”入了这门才是墓穴，占地约十二平方米，棺床用青白石雕刻成，四周雕有铜钱纹的图形，棺椁停放其上，均用楠木制成。棺内有多种金玉珠宝陪葬品，但尸体不全，仅有头骨，故有人认为李莲英是被杀死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还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