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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出现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认为始于周朝，有认为肇于秦、汉。实际上，考索史料，宦官的出现可远溯至商代。商代第一期甲骨文中，有
、
，即一边是一把刀，另一边是男性生殖器官，这很形象地描绘了阉割男人生殖器之状。赵佩馨认为“
”字应释作“剢”，而“剢”后来在古籍中已为“椓”所代替
。所以含“剢”字的完整卜辞“庚辰卜、王、朕
羌，不其（死）”，是商王对被俘羌人施以宫刑，并关注到他生死的记载。商代中后期，战俘多用作家内奴隶，所以要阉割他们，显然是为了侍奉女主的需要。商王武丁的妻子，仅见于甲骨文的，即有妇好、妇姘、妇媟、妇妊、妇妹氏、妇蚺等四十四人之多。商王既要维护自己占有众多妻妾的特权，又要有人侍奉自己和她们的生活，役使阉人是必然的，因此他才会关心到被宫刑的羌人的生死，如上引卜辞所载。至于夏代，据记录尧舜时事的《尧典》中“五刑
有服”一语来看，当时已有宫刑。但后宫是否使用受过宫刑的奴隶，则未可考。
自商以后迄于清末，后宫中役用宦官的人数少则百千，多则数万，从未间断。但是，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如《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离娄》则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受了阉割，不可能生殖的宦官是不齿于人，为社会所鄙弃的，并不是一般人愿意承担的角色。那么，历代这许多宦官都是由什么人来充当呢？
考察历代宦官的来源，除在改朝换代时接受前朝宫中所遗留人员，以及侯伯家、王府等选进阉人外，主要可分为被宫与自宫两大类。
被宫指那些被皇帝或政府强制施行阉割的人，其中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又可分成多种：
一是对战俘（包括外国、外族、敌对政权的俘虏）施宫刑，这在先秦，尤其是商代最为多见，例如上文所述的对羌族俘虏施以宫刑。周朝时，据《周礼》所载，宦官已有明确的具体分工，使用比较普遍，人数不断增多，这时，“公族无宫刑”“刑不上大夫”，被阉者除寒庶出身的罪人外，还有一部分是战俘。《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吴人伐越，抓了一个俘虏，施宫刑后让他守舟，他却乘吴子余祭观舟的机会，把吴子余祭杀了。北魏时，据《魏书·阉官传》载：“太祖初遣骑略地至雁门，段霸年幼见执，因被宫刑。”赵黑是因所在的“凉州平，没入为阉人”。孙小是因父亲战败被杀而当了俘虏，受宫刑。隋时宦官樊叔略，据《隋书·樊叔略传》载，是因为他的父亲在魏任南兖州刺史，不满高氏掌权，被高氏杀死。“叔略时在髫龄，遂被腐刑，给使殿省。”《资治通鉴·隋纪》还载，隋时曾“多捕山獠充宦者”。《辽史·宦官传》载：睿智皇后南征时，“以公私所获十岁以下儿，容貌可观者近百人，载赴凉陉，并使阉为竖”。竖是指未成年的小宦官。王继恩就是其中的一个，赵安仁也是“自幼被俘”的。这样阉割俘虏当宦官的情况，直到明代还在继续。如家喻户晓的三保太监郑和，是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等征云南时被俘获受阉的，时才十一岁。天顺四年（1460），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这件事虽被皇帝“降旨切责”，但还是有人以“用兵诛叛，翦其逆种也”
来为之掩饰。所以《实录》中亦载谓：“祖宗以来，凡奄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对这种做法，统治者的解释是“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
二是对罪人或罪人家属施宫刑，这在周代以后战俘减少，而隋以前宫刑仍被沿用的情况下，是宦官的主要来源。《史记·蒙恬列传》注载：秦之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是因为当时他们父亲犯罪受宫刑，妻子没入为宫奴婢，所生的儿子也全部要受宫刑。《汉书·佞幸传》载，西汉宦官石显、弘恭，都是“少坐法腐刑”。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死刑，后来才减为腐刑。以晓音律得到宠幸的李延年，也是因罪受宫刑。据《魏书·刑罚志》载，北魏时有律令明确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阉官传》载，宗爱“以罪为阉人”，王琚“被刑入宫禁”。张宗之父亲参与谋反，失败逃亡，“宗之被执入京，充腐刑”。张祐父亲“坐事诛，祐充腐刑”。抱嶷是因为家庭与张乾王反叛有关系，乾王失败后，他父亲逃跑，他和母亲“没内京都，遂为宦人”。王质是“其家坐事，幼下蚕室”。刘腾“幼时坐事受刑”。杨范因宗人劫贼，被株连，受宫刑。成轨“少时坐事受刑”。王温父亲“坐事被株，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平季父亲“与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季坐腐刑，入事宫掖”。封津是因外公犯罪，株连“受刑，给事宫掖”。刘思逸因父谋反，被杀，“思逸少，充腐刑”。王遇、苻承祖、李坚、白整、贾粲、孟鸾都是因犯罪受宫刑。即在《阉官传》中立传的二十五人中，除仇洛齐是“生而非男”，段霸、赵黑、孙小系当了俘虏被阉，秦松、剧鹏来历不明外，其余十九人均是因家人或本人犯罪而被阉进宫的。隋以后，一般来说是废止肉刑，实际上仍间有沿用。如《十国春秋》卷六十六载，五代十国时之南汉，“亦有免死而宫者”。《明史·宦官传》载，直到明宣宗时，兵部侍郎戴纶有罪被杀，其族弟怀恩全家均受株连，“恩方幼，被宫为小黄门”。而前翰林庶吉士成敬，也是因罪下蚕室的
。
三是官员进贡或外藩进贡阉割后的幼童，以补后宫宦官之不足，这在废宫刑的隋朝后比较多见，实质上是将宫刑私刑化。《唐书·宦者传》载，唐时，“诸道岁进阉儿，号曰‘私白’”。几乎无人不知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初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贡的。和他一起被进贡的另一小阉儿是金刚。元末时，禁索高丽阉人。这“索”，在高丽来说就是进贡。诏令禁止，可知进贡宦官的人数不在少数。明成祖时，英国公张辅远征交阯（今越南），“以交童之秀美者还，选为阉”。深得宠幸的范弘、王瑾（这是赐名，原名陈芜）、阮安、阮浪，就是其中四个。正统四年（1439），云南三司拣选黔国公沐斌家的福住等十六个聪明年幼的阉儿上贡，皇帝命令把他们送司礼监。正统十三年（1448）麓川之役，靖远伯王骥等奏征思机发时，“擅用阉割之刑，以进御为名，实留自用”，被詹英告发。这里告发的重点是“实留自用”，可见阉儿进贡实际上是允许的。正统间，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净身幼男百八人，被收入宫；景泰间，镇守福建右监监丞戴细保，送净身小口陈石孙等五十九人，亦被收到司礼监。唐时各道每年进贡阉儿，以福建为多，这情况到明前期仍在继续。
明代，还曾责令高丽（今朝鲜）、安南（今越南）进贡阉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向高丽要阉人达二百人之多
。安南进贡阉人，仅洪武十七年（1384）便有三十人。太祖又曾亲笔谕安南王，指责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并明确指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国
。可见安南进贡阉人的详细数字虽未确考，但肯定为数不少。
四是因皇帝的需要，被阉供职的。《资治通鉴》卷二○三载，唐太宗时，“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五代十国时，南汉皇帝刘
宠爱宦官，用宦者龚澄枢为相，军政大事均由他决定。“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即状元），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这样，僻处一隅的小国，宦者竟达二万人
。《万历野获编》又载，明仁宗时，行在工部奏，旧经阉刺银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陈老疾，请求免役。“上曰：‘刑余之人，其称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闲住。’”这七十六个工匠因年老有病，得以“免役闲住”，显然不是罪人，当初对他们的阉割，只是因进宫服役之需要。正德时，武宗因所宠幸的优伶“入内不便”，下令把他们全部阉割了，送到钟鼓司
。
自宫，指那些不是由朝廷强制而私下阉割，然后分别通过各种途径进宫的，这是隋以后宦官的主要来源。这些自宫者中，情况也不尽相同，既有被父母做主阉割的，也有自行做主阉割的。
被父母做主阉割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内侍的后代，自幼被阉进宫，或乘节庆进子的机会进宫，如宋代就是这样。唐、宋时，有“内侍之养子恒为内侍”
的说法，这些养子多是从小被阉的。如《唐书·宦者传》载：“杨复光，少养于内常侍杨玄价家。”《新五代史·宦者传》载，以好宦官而留名史册的张承业，是唐僖宗时宦官，“本姓康，幼阉，为内常侍张泰养子”。《宋史·宦者传》载，周怀政是宦官周绍忠跟从宋太宗征河东时，在乱尸堆中捡起，收为养子的。石知颙曾祖承渥，是五代十国时梁的尚食使；祖父守忠是晋内供奉官；父亲希铎是高品；他自己是庄宅使。未见载其子的情况，但其孙全彬，“以知颙奏补入内小黄门”，后来一直提升到任延福宫使。即一门世代宦官，而且均有宠。李舜举在宋代也是“世为内侍”。
另一种是因为家贫，生活无着落，或逃避赋役，或羡慕宦官的富贵而将自己儿子阉割的。这种人数最多，历代那些来历不明，而从小进宫的，除被拐骗阉割者外，多属此类，尤以明、清最盛。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如《菽园杂记》载：“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这说的是明代成化、弘治时的情况。《万历野获编》则载：万历时“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京畿地方也同样有“专借（阉割）以博富贵”，甚至“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以“安静”知名的权宦陈矩，就是农家子弟，他父亲陈虎因为受钱代役迎接中使，受到鞭打，一气之下，回家立即把长子陈矩阉割了。
明代自宫、为人净身、私自收用净身人，都属禁止之列，从洪武开始到万历十一年（1583），除有律令规定外，皇帝先后曾几十次下诏令反复宣布禁止，对自宫者及其有关人员处分也越来越严厉。开始时，乞养他人子阉割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子给回亲人；自宫者，以不孝论。据《明会典》载，弘治时，“凡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直至充军到交阯。两邻及歇家不举首的问罪，有关部门及里老如有纵容、包庇的，一律治罪。弘治六年（1493）军人马英妻罗氏，自行将幼子马五阉割。事情被发觉后，罗氏作为下手之人，该处斩。刑部侍郎王嘉庆等三人，将她轻判为杖罪，孝宗大怒，将王嘉庆贬谪到地方，将罗氏按律处死。又规定在京师私自净身的人，由锦衣卫拘捕审讯，交顺天府，押送回原籍。由有关部门五日查点一次，不在的，立即杖责户头，追回见官。但由于宦官势盛，富贵歆人，所以愈禁愈多。成化、正德年间，分别有过至少五次自宫禁令，这足以反映其禁之不止的情况。自宫者日多，宫廷虽一再扩大名额，仍无法容纳，如万历元年（1573），一次即收三千二百五十人到各监局应役，但残留仍很多。天启元年（1621），诏选三千人，而求选的达到两万多人。于是，未能进宫的便流为乞丐，或群起抢劫，成了京畿一带严重的社会问题。沈德符就曾亲自见闻“自河间、任邱以北，败垣中隐竖阉数十辈，但遇往来舆马，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间有旷野中二三骑单行，则拽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阴，尽括腹腰间所有，轰然散去”，甚至“都城外亦然”。由于这些都是阉人，难保他不会有一朝进宫发迹，所以对这些情况，地方官也只能“视为故常”，不敢认真禁戢。沈德符对这数万人的存在，表示了担心，预言：“他日将有隐忧，不止为行役之患已也。”
清代宦官基本上是自宫进宫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河北农村贫苦人家的子弟，清代最著名的权监李莲英、小德张都属于这类，遗留下来的太监，有的还回忆到这些情况，如马德清说，是父亲羡慕邻村太监李廷玉家富有，所以亲自动手把自己阉了。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在民国初年才进紫禁城，他是因家贫，与父亲同谋，瞒着母亲阉割的。
自行做主阉割的，除小德张年少时，因贫穷被亲戚欺负，愤而自己动手外，多数是为生活所迫，或企求富贵的成年人。《左传·僖公十七年》载：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便有“竖刁自刑为（齐桓）公治内”。《战国策·赵策》则载，士人豫让为了有机会行刺赵襄子而自宫。东汉时，宦官势盛，更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达”。五代十国时的南汉，由宦官把持朝政，据《井观琐言》载，当时“亦有自治（宫）以求进者”。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更多，如明正德年间，参与宁王朱宸濠反叛的尚膳太监毕真，就曾娶妻生子。和他一起自宫进宫，并任职至太监、少监的，即有商忠、刘瑯等八人。万历时，横行辽东的矿税监高淮，曾娶妻生子，并包揽过崇文门税课，因与收税宦官勾搭上，才自宫进宫。晚明影响最为恶劣的权宦魏忠贤，是娶妻生女后，因赌输欠债太多，愤而自宫进宫躲避。和他一起进宫的，还有他的赌友、后来亦官至太监的徐应元等。康熙年间，青浦有个叫唐宪臣的商人，已娶妻生女，因生意蚀了本钱，于是到京师自宫，当了太监，入太庙管事，成了清代第一个任宦官的南方人
。清代档案《内务府奏销档》中载，乾隆时，祭神房太监罗思贵，家有老母，娶妻王氏，生子金玉已三岁，只因家贫，无法养活老少，便于二十一岁时净身进宫当差。清末的信修明，亦是已娶妻生子，到二十多岁时，无法养活母亲、弟妹和妻儿，才动手自阉进宫。
此外，也有少数是因其他原因而自阉的。如元朝时，皇后奇氏在入宫前，与乡里朴不花感情很深，奇氏当皇后后，朴不花自宫入宫侍候她。明正德时的司礼太监张雄，是因怨恨父亲偏向后母，不疼爱自己，愤而“自宫，拒不见”，以断绝父子之情。明末时写《酌中志》的刘若愚，生长在武官家庭，他说自己是少年时“感梦自宫”的。清代嘉庆时，参与林清事变的李金凤，据《清稗类钞》“李金凤与闻林清事”载，系为了从宫中发动政变，而在二十余岁时自宫，以进入宫廷。光绪时，一个姓张的太监，原是秀才，到省里参加科举考试时，不小心将墨泼在了卷子上，气得自宫自杀，但没有死，后来进了宫。慈禧常向他诘疑问难，他都回答得很好，慈禧非常满意，赏了他四品顶戴。
除上述以外，还有个别是由于先天性生殖器官畸形，被推荐或报送为宦官的。《周礼订义》卷三已经有载：“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择而用焉。”东汉时，栾巴因先天性性器官畸形，“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后阳气畅通，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即生理恢复正常后，便出宫当了官。其事见载于《后汉书·栾巴传》。北魏的仇洛齐，是因“生而非男”，当了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