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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0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吸人眼球的事件、喧于众口的话题、横空出世的人物，但是在沉静的守望中有着不动声色的暗涌，如同平稳坚定的河水向前流走，偶然激起绚丽的浪花，给人以惊喜。
面对一年来的文学成果，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样多元化的存在，任何固有的分类和归纳似乎都失去了效力。我们固然也可以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样的文体归类进行总结，但无疑这对于鲜活生动的创作现场是削足适履，对于非汉语的母语写作、跨文类体裁、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乃至少数民族的网络文学等都无法涵盖。数量的众多又使得把握某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本章仅就2007年产生较大影响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简单的扫描，庶几让200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地图粗略地得以显影。
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阿来（藏族）都可以说是年度劳模，不仅陆续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机村人物素描”和“《空山》事物笔记”系列
，而且《空山3》也已露出小荷尖角。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新年伊始的《空山2》（包括《达瑟与达戈》《荒芜》）
，延续了2005年《空山1》中的藏地小村秘史“花瓣式”结构叙事。在我看来，阿来的雄心已经超出了对于所谓“形容词”西藏和“名词”西藏的辨析，而指向一种对于断裂性的现代性思考，所指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乃至全国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
《达瑟与达戈》中的达瑟和达戈都是机村的异类，前者是读书人，名字的意思是“利箭”；后者原名叫惹觉·华尔丹，是个聪明机灵的猎人，但为了爱情离开前景光明的革命道路回到机村之后，却被他心爱的色嫫视为达戈（傻瓜）。这两个人虽然性格与行为截然不同，却是精神上的兄弟，一个待在树上，一个建造了自己的宫殿，都远离尘嚣与世俗，从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构成了隐喻，代表了机村在这两个向度上所能达到的极致。优秀的猎人达戈为了从伐木场的后勤王科长手中换取一台电唱机，从而得到金嗓子美女色嫫的爱情（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虚妄），不惜向人类的兄弟猴子开枪，与其他猎人一道成为屠杀猴群的凶手，人类和动物的和谐默契被破坏。随着乡村生态平衡的破坏，山上的猎物渐渐稀少，最后荡然无存。当没有了猎物的时候，猎人的悲剧也就随之发生，达戈最终与熊同归于尽。是强大的外来意志诱惑了猎人们，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软弱、自私和愚蠢毁坏了淳朴善良的乡村狩猎文化信仰。充满诗意的爱情与充满血腥的捕猎，以及达戈最后的自我毁灭使我们领略了乡村狩猎文化谢幕的悲剧力量。而与达戈形成对比的达瑟的无能为力，与达戈和机村人的疯狂捕猎相较也别有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意味。
《荒芜》则将重心放到了机村的两位“领导人”索波和驼子身上，他们遵从上级不可违抗的荒谬命令，给机村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所有良田顷刻间化为乌有，土地和心灵无奈地走向了荒芜。他们开始了对外界的怀疑，产生了荒谬和宿命般的感觉。外来意志与机村人的冲突在索波和驼子两位领导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进步”“运动”“错误”“突击队”，这些庞大而空洞的词汇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牢牢地把机村人捆绑住了。达瑟对于“主义”“先进”“革命”的反思显得振聋发聩，而曾经被革命主义话语规约的索波也逐渐成长，由一个浮夸急躁的“上进青年”转变成了与机村命运血肉相连的带头人——生命的坚韧中总混杂着一些愚昧，虽然有绝望但更多的是怀有希望。这里的乡村传统农耕文化受外界与人类自身双重破坏的曲折经历，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结合更为紧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机村人渡过难关的故事中，蕴含的宗教神秘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可以看到民族、传统、民间的魅力虽历经波折而终不磨灭。
《空山3》中的《轻雷》
则将丰沛的笔力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充满变动的年代，展现了一幅深广而立体的藏族乡村图景，其中的矛盾与冲突、丰富与复杂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拉加泽里身上：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拉加泽里的眼界和心气不同于那些仅仅为了发财的村民们，在自甘堕落的同时他也不得不忍受着良知和责任的咬噬。不过在发财之道上，虽然拉加泽里已逐渐谙熟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但最终仍以自己对善恶、强弱的本能理解战胜了曾经苟且的现实人生选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没有一味“堕落”下去的藏区青年形象——这也显示了民族文化底蕴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性。
与阿来拼凑历史的碎片相似，叶广芩（满族）《青木川》
也是历史叙事，不过是通过在现实与过去、当下与回忆的不断穿梭中完成传奇故事与人物命运的书写。《青木川》的叙事由三条线索组成：一是曾经在青木川剿匪的三营教导员、现已离休的老干部冯明，重回故地打捞关于心上人林岚的记忆；二是冯明的女儿、作家冯小羽在陪父亲重回青木川时探寻土匪魏富堂的故事；三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钟一山，他主要是来青木川镇东八里考察自认为和杨贵妃有关的太真坪。在视角的不停闪回与映现中，小说向正史之外的历史缝隙聚光，试图射照历史废墟中的异样历史景观。作者没有猎艳搜奇，或者用显微镜放大某个历史缝隙处的琐屑，也不是由逸闻野史等历史瓦砾拼接的极端叙述覆盖正史系统的叙述，而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的面貌，让微弱沉寂的过往发出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历史地表：鉴别历史，激活历史，给历史一条多层面、深维度的回返之路。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成熟的作家驾驭横跨五十年时间历史题材的运作，一个理性的学者思考古建筑开发与保护的两难选择，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心理学家参解“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对山外文化追求的复杂人性，一个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反思历史功过，一个社会学家对地域、民俗、自然的理解。
另外，由于有着深厚的家族文化、京味文化的积累，叶广芩对于这方面题材的应用一贯得心应手，之前就有脍炙人口的《采桑子》，2007年再次开始书写围绕着北京旧家的戏剧化人生故事。《三击掌》《逍遥津》都是用京剧里的某个典故映照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情、缘，在舞台戏剧与真实人生、虚构与现实之间，形成互文性的交错阐释。《三击掌》
通过三个“剥衣逐子”的故事，勾连起旗人贵族遗老、民族资本家、纨绔子弟、革命青年两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对亲情与伦理发出深沉的感喟，尤其是结尾时将当代社会中的孩子与之作对比，更引发出对于传统道德的回味与反思。《逍遥津》
则将汉献帝被曹操逼宫的故事与日本侵略北京的历史结合起来，七舅爷和他的儿子青雨这样与世无争、怡然自乐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也无法摆脱风雨如晦的外在世界的影响，因此尽管是个人的不幸遭际，却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悲剧命运。这些小说带有“原型叙事”的色彩，是将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进行古今之间的改写、扩写与续写，笔法细腻，文字清通，富含京旗文化的气质，形成了特有的典雅与诙谐并重的“京味”风格。从种种势头来看，叶广芩有意将这组小说写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列。
萨娜（达斡尔族）近年来对于额尔古纳河畔的描写引人注目，《达勒玛的神树》《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山顶上的蓝月亮》俱是佳作，可以说构成了互为补充、浑然一体的“达斡尔原乡叙事”。《达勒玛的神树》
中面临着汹涌而至的砍伐浪潮，与森林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达勒玛老太太无能为力，因担心死后的归宿被斧斤的利刃搅扰破坏而忧心忡忡。她想如果早点死去该有多好，趁着铁轨还没钻进安格林森林腹地，没有喝油的铁锯嗡嗡尖叫，没有蛇皮绿的帆布帐篷遍布林子，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人世。无可奈何的绝望中，老太太和她的伙伴耶思嘎居然天真地想着去破坏伐木工人的工具，在路上挖坑阻挡运木头的车辆。这种举动当然无法阻挡工业化和商业逻辑昂首迈进的步伐，达勒玛最终只能选择一个人躲进大树的洞里，求得心灵的归依和宁静。《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写的是一个天使般的女孩子贝西在成长过程中堕落的过程。她出生时候爷爷拿回来的暖水瓶和结婚时候丈夫买的收录机，隐喻了外来文明已经逐步进入这个边缘少数族群的事实。随着商业文化的冲击，往昔集体的荣誉感被破坏，传统伦理的堤坝遭到金钱的诱惑与生存压力的挤压。霍罗河虽然清澈如昔，达斡尔人的玛鲁神灵却再也不能解救贝西丈夫朝洛因工负伤后贫困交加的家庭。在做生意的途中，因为商人陈福亮的诱引，贝西的金钱观念发生了改变，尽管存在着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然而命运却不由自主地一步步令人揪心地迅速滑落，无法控制。《山顶上的蓝月亮》
完全就是个苦难叙事，边城小镇上的少年们太年轻了，他们无比年轻的时候便清醒地知道，人的力量太渺小了。而面对命运的力量，人是多么软弱无力。李小山兄弟四人在无赖的父亲李洪文、歇斯底里的母亲何景珍、放荡无耻的邻居、冷漠自私的乡亲们，以及更无情而又冰冷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却无力回天。苦难叙事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少见，余华和鬼子都是此中好手，然而这个作品有着切肤的灼痛感和生命的质感，又有着别具一格、元气淋漓的行文风格，仿佛沾染着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深厚力量与充沛感情。
萨娜的作品透露出明确的原乡意识，有着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溃败的痛心疾首与悲凉心境。对于达斡尔族这种无论在人口、资源，还是文化上都处于弱势的民族来说，他们既有的生活在当下就如同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是“废弃的生活”，他们的文化在现代实用主义的功利价值观下迅速贬值，因而萨娜的作品就带有了浓郁的挽歌意味。不过，她的挽歌却并没有过多的哀伤，而充盈于作品中的是一种大气磅礴的恢宏感和直趋情感内核的力度：不事雕琢而自有技巧，没有浮华而灿烂满眼——萨娜可能是不应该被批评界忽视的所在。用一位论者的话来说：“萨娜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美，她的文字有着草原作家特有的豪迈和壮丽，也有着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优美。萨娜的作品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创作，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萨满教精神内核，有着流水般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与达斡尔族的历史和精神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她的作品为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学审美范本。萨娜涉猎的题材广泛，有现代女性教师的禁忌之恋，有古老萨满传说性质的故事，有围绕萨满展开的悲歌，她的作品呈现了少数民族多元化的生存状态。不再守着篝火堆喝酒吃肉，而是走入新的生活获得多种元素丰富自己的生活。这些作品反映了走出和留守草原的少数民族，曾经挣扎于古老和现实之间，在广阔的草原和拥挤的人群中寻找定位，在新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位置。萨娜的作品让少数民族的文字和传说不再以不稳定的口述传承下去，使那些容易被歪曲、马上要失传的传说和故事，以最接近真实的形式流传下去。”
如果说萨娜的小说是高亢的哀歌，那么白雪林（蒙古族）《霍林河歌谣》
就是一曲悠扬婉转、低回无尽的长调。在霍林河东岸半农半牧的小村子海利斯泰，生活着年事已高的诺日玛。这个蒙古老额吉象征着草原文化的慈悲与坚韧：年轻时候失去丈夫的痛苦，情人达瓦不愿意结婚的无奈，诺日玛都安然承受，并将女儿娜仁高娃拉扯大。但是，她也像陈旧的勒勒车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老去。在偶然的机会中，因为怜悯她救下了垂垂年暮的母牛莫日根，用爱心呵护它生下了小牛查干伊娜，又喂养查干伊娜直到它生崽。在查干伊娜不愿意喂养小牛的时候，她唱起了长调，歌唱自己一生走过的路，歌唱自己的亲人，歌唱对村庄的感觉，歌唱那些走去又走来的冬、春、夏、秋，歌唱那天上的星星，歌唱那不停流动的河水。她的歌，囊括了天地间的一切，最终牛也被感动了。这个情节与蒙古国电影《哭泣的骆驼》（Byambasuren Davaa，2003）非常相似，诺日玛就是这样在平和的坚守中将草原文化的仁爱与坚韧传承下去，乐天知命，无怨无悔，在日常的平凡中显示出深沉厚重的底色。
无独有偶，郭雪波（蒙古族）《穿越你的灵魂之郭尔罗斯》
也写了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朝圣徒包尔金老太太带着孙子阿伦和小马驹哈伦，一路转山磕长头朝圣，而乞丐王巫楞嘎却虐待自己的孩子耗子以骗取慈悲的信徒们的钱财。包尔金甚至在知道巫楞嘎的恶行的时候，也依然为他祈祷。善恶到头终有报，最后坏人自食其果，耗子也被老太太收养了，看似简单的因果循环，背后是朴实无华、贴近大地的价值观念。马步升的《知情者》
说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底里却是极度的温情。改改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将他推下山崖，放羊娃索索目睹一切，出于怜悯，在不能撒谎又不愿意出卖可怜女人的情况下，装了20年哑巴，直到改改年老死去，才放声高歌。这种底层的厚道与侠义，正是支撑乡土中国数千年来的精神支柱。
面临急剧消散的乡村场景，许多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故乡的回忆。在似真似幻的叙述中，如烟的往事和逝去的故人一一闪现，营造出来的氤氲氛围成为绝佳的逃避之地、容身之所。“就像时间会使一些日用家常的器皿成为文物一样，时间也会使一些草民百姓显得不平凡起来。听人述说陈年旧事，我们常常能感觉到一些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时间湮灭着一切，但也允许某些湮灭的存贮于人们的记忆中，并将这些记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的也即艺术的。”
石舒清（回族）近年来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乡村笔记》中《二爷》
里面的外太太、仗义的脱姓老人、浪子般的外太爷、皮匠外爷……这些小人物在大历史中游离与黏附的命运，浮现出另一种历史的记忆。二爷原本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后来在“文革”的世事颠簸中，学得最精的却是熬鱼汤和糊顶棚，但是他秉性的散淡与从容却赋予了这种经历以某种形而上的趣味，如同汪曾祺回忆故乡高邮的一系列小说那样具有悠长的韵味。《老院》
中带有神秘与碎片色彩的记忆，还有《口弦的记忆》
，这些都是乡土文化修养所储蓄的利息，在朴拙与含混的笔法中，有着别开生面的美学效果。
在书写乡土记忆的时候，文体的界限往往难分难解，小说抑或是散文相互杂糅。了一容（东乡族）《民间叙事》
就讲述了“我”回故乡途中遇到一个挖土豆的老奶奶讲的故事，老奶奶舅爷一家人死去的故事透露出在世不易的感喟和人世沧桑的通达。叶梅（土家族）的“恩施文化小说”系列颇为引人注目，《恩施六章》
中主人公在北京回望旧乡，有关清江、五峰山、甘溪山、梭布垭、太阳河、龙船河……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故土风物在异乡人的眼光中，也打上了温馨的色彩。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在出道的时候以小说闻名，如今转向了对于民族风土历史、民俗文化的探求和发掘，比如《敖鲁古雅祭》
。在《穿行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
中，借镜阿纳姆地保留地的原住民政策与文化，给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域外少数族裔的启示。白朗（纳西族）《月亮是丽江的夜莺》
也是试图通过人文历史的追述，打捞起岁月的碎屑，挽留住必然要失去的东西，因此这个夜莺就不是济慈的夜莺，也不是安徒生的夜莺，而是丽江巨大变迁的见证者。
与民族记忆、文化记忆、乡土记忆、个人记忆不同的是，也有另一类型的集体记忆，那就是革命英雄传奇。邓一光（蒙古族）《天堂》
中就塑造了解放军三一三师师长乌力图古拉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形象，在挺进中南的战役中，他遇到了南下干部先遣团的副队长、克里米亚鞑靼人萨雷·萨努娅，直爽粗鲁的乌力图古拉主观认为自己和萨雷结婚就可以国际团结、民族团结，于是将入城和婚礼一块儿办了，两个人从此成了欢喜冤家。战争的血腥与残忍也使人成长，最终在解放海南岛和进攻台湾的过程中，成就了一段啼笑因缘。郭雪波（蒙古族）《成吉思汗劈刺》
则讲述了一位蒙古武士孤狼南烈的传奇，“成吉思汗劈刺”在小说中已经不仅仅是某种格斗的技巧，而是融合了蒙古文化的积淀和象征。革命英雄传奇故事不以叙述深度见长，而在叙述力度上用力，有着大气粗粝、悲壮雄浑的美学风格。类似题材在近年来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中都有复兴的迹象，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和平时代的大众内心隐约的英雄渴望。
应该说，上述历史题材的变形、演化、推衍、嬗变都明确地指向了现实语境的诉求，所有的历史叙述无疑都有个当下的指向。而另外一些直接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各呈特色。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于晓威（满族）《厚墙》
，这是个进城的民工少年杀死雇主的故事，情节本来很简单，但是作者通过细节的巧妙穿插、心理的前后对照，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膜有效地呈现出来，而并没有做任何伦理上的评判。知青下乡与农民进城，两个时代的两种命运都充满了无奈与荒诞意味，作者没有将批判的笔锋落在个人道德层面，而是通过文化差异的展示，对这个人性中恶的成分在重重隔膜中将善的本能掩盖，酿生出出乎意料的悲剧的故事做了深一步的挖掘。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现实，折射的是“三农”问题与都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从而具有浓烈的现实感和批判力度。《夜色荒诞》
中广告小业主“我”在深夜邂逅借电话用的陌生女子“洁”，在扑朔迷离的情节与欲彰又隐的叙述中将青春、背叛、荒谬等主题羼杂于一起。于晓威的《恶讯》里公交司机对于庸常生活试图超越而终究不得的无奈；《今晚好戏》中的一种无聊迎合另一种无聊，都是都市里的市民日常情绪与生活的展现。
所有这些小说都在平实的刻画中透露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故事都是差不多的，却各有各的讲法——这也正是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最基本的要求。
金仁顺（朝鲜族）作为女性作家，其小说有着明显的关注女性命运的意识。《云雀》
写一个美女大学生在韩国商人和校园帅哥之间首鼠两端的故事。是成为被富商包养的金丝雀，还是做一只在青春美梦中歌唱的云雀？这样的故事似乎老套，然而，富商年老却体贴，帅哥英俊却冷漠，这份对男女情感的微妙体味，体现了当下女性对于情感与金钱的两难抉择。《仿佛依稀》
通过梁赞和新容这一对年轻人的微妙情感，牵扯出新容父亲苏启智和徐文静的师生恋，而当苏启智在胃癌死后，黄励、新容母子与徐文静之间恩怨的化解，显示了人生戏剧性背后支撑着的坚实基础是宽容、同情、悲悯和爱。《桔梗谣》
中忠赫与春吉、秀茶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终于在白首重聚时相逢一笑，体现了相似的主题。
《西藏文学》第4期重点推介了班丹（藏族）的系列作品《星辰不知为谁陨灭》《阳光下的低吟》《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文学让我绽放笑容》等
。班丹不仅在翻译上颇有建树，而且手操两副笔墨，用藏、汉双语写作。“文革”是令人发怵的一个劫难，以此为背景，作者向读者讲述两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的坎坷命运，这就是《阳光下的低吟》的故事。人都会失去亲人、朋友，面对死亡，活着的人只能存活于无尽的悲思和缅怀里。《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就是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表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星辰不知为谁陨灭》，讲述的是在繁华都市中，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艺术家到西藏寻求精神家园的故事，然而采取了本地牧民的叙事者视角，从而使得整个故事的口吻变得极有反讽意味。作为向导，“我”带着女摄影家和男诗人去攀珠峰。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对藏族文化指手画脚、任意臧否，还提出了很多叫“我”难以容忍、不屑回答的问题。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问“我”这地方有很多一妻多夫家庭，这些家庭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政府管不管？他们的房事怎么安排？会不会发生争端？妻子能不能把跟丈夫们的关系处理妥当？兄弟之间会不会为跟妻子同床而打起来，打出人命？有了孩子后，孩子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会不会告诉孩子们各自的父亲是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于“我”心理活动的大段展示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如同萨义德引用马克思的话所说“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我”因为汉语不行，无法畅快地与外来者进行交流和辩驳，只能在心里将一切进行批评和解构；二是将外在表现的和善和近乎笨拙以及内心中的敏感与犀利之间鲜明的对比呈现出来，在二者的张力中将差异文化间理解的艰难与互补的主题凸现无遗。
在关仁山（满族）等人掀起新写实主义冲击波的时候，孙春平（满族）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近年来的作品愈加侧重故事的传奇性，《守口如瓶》
就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吉水县因为产钼矿，引起了滥采滥盗和非法选矿，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新上任的县长吕忠谦面对险恶的社会环境，自觉无法障川东流，居然选择自伤报假案，以求调离此处。真相在高局长和“我”一步一步的调查下慢慢浮出水面，有意味的是结尾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了实情。其中透露出来的同情的理解，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沉重与艰辛。
与孙春平着力经营都市、官场、市民的现实处境不同，潘年英（侗族）更多瞩目于民族乡土在当下的命运，2007年他相继出版了《塑料》
《走进音乐天堂》
《昨日遗书》
《金花银花》
。小说集《金花银花》可以算其中的代表，《桃花水红》《金花》《银花》《兄弟》《崩溃》集中写了黔东南乡村中人物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际，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指冰冷而又平常的现实。这是一种纯粹的写实，完全没有超越的企图，似乎作者仅仅是为了给急剧变化中的少数民族边缘文化做一个立此存照的记录。与之相似的是杨曦（侗族）的《歌谣与记忆》
，这是一个带有人类学笔记色彩的游记散文，从宰麻、加所、宰荡、丰登、苗兰、大利、宰南这黔东南一线的寨子走过，在历史追溯、现状写照、人文反思中透露出作者深沉的爱恋与惋惜。应该说近几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故土的乡愁冲动是个书写热点，当然家园的回想与沦陷的主题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史不绝书，但是当下的文学书写更带有在政治、经济、资讯乃至生活方式上全球性一体化冲击中的断裂性伤痛：民族传统在无可挽回中走出田园牧歌式的场景，直面真实而又冷酷的挑战，前途未卜，却是历史的必然。
少数民族诗歌在2007年也取得了一些收获，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本土本族作家言说本土本族故事、历史、文化、情感的价值取向。比如鲁若迪基（普米族）《诗5首》
《草原（组诗）》
《鲁若迪基的诗（组诗8首）》
《惟一的骨头》
《泸沽湖及其他（组诗11首）》
。曹翔（普米族）还出版了诗集《家乡的泸沽湖》
，如同回族诗人马绍玺所说，在曹翔的笔下，泸沽湖不是一个可以用无限矫情去抚摸、用各种彩色照片去回忆的“女儿国”，而是一块需要用智慧和勤劳耕作、用汗水和生命才换得生存的埋着祖先的被称作家乡的土地，他写的是此地的“生活者”，而不是“旅游者”。
叶梓、李满强选编的《九人行——甘肃70后诗人诗选》
中收录了刚杰·索木东、扎西才让的较多作品。他们在《诗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还发表有大量作品，诗人阿拉旦·淖尔（裕固族）、娜夜（满族）都有较为不错的新作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诗人和作家在网络开设个人博客，比如白玛娜珍（藏族）、阿库乌雾（彝族）开设的个人博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才旺瑙乳（藏族）总编的藏人文化网，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藏族作家、诗人，比较活跃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有嘎代才让、王小忠、维子·苏努东主、仁谦才华、德乾恒美、尕旦尔、卓仓·果羌、巴桑、道吉交巴等人。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方式并不限于单一的纸质载体，已开始向网络乃至其他媒介衍生，这也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动向之一。
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创作也很繁荣，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彝语、蒙古语文学创作都有较多作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影响较大，但是囿于传播范围有限，汉语文学界所知甚少。目前民族语、汉语双语的翻译工作依然不是很充分，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较多作家、批评家和学者的关注。2007年9月4日至5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笔会在延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翻译家和作家欢聚一堂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其间成立了新疆作家协会翻译家分会。10月23日，新疆第十六届“汗腾格里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共奖掖了来自新疆的30位使用维文创作的作家。母语文学往往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和特质，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最佳体现，应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最独特的贡献，少数民族翻译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被意识到，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从文化地理上来看，200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分布比较均匀，这里主要撷取的是那些用汉语创作，并且在公众阅读视野中颇受瞩目，或者形成了自身特色与风格的作家作品。上述的扫描也可以看出，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进行书写，当然这样的题材规划显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创作，不过却标明了一种发展趋势和主流风貌。尽管55个少数民族文学都各有其特性，谁也无法完全代表谁，然而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意义之网中，有着不可能摆脱主流话语的时空限制和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可以说，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就如同无数向心的拱梁一样，在多元中构造和谐、在差异中和而不同，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风姿各异、谱系多样的风景。
像一切检视成果的行动一样，回望一年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新出现的作家、作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从体裁、题材、数量、质量都难以给予一个特定的衡量标准，尤其是对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渊源，其中又充满交流融汇的多民族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在上一节概览2007年度少数民族文学总体风貌之后，本章接下来将对中短篇小说创作做一个回顾，因为中短篇小说往往最切近地显示出一个年度小说创作的生动气息和变化态势。所有的归纳必然是规约的，会在凸现一部分的同时遮蔽另外一部分内容，不过这是必不可少的切割，通过这种总结，我们可以大略触及某个事物的概况与形状。2007年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如同任何一个平常年头一样，并没有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过在平淡的前行中依然有着让人振奋的力量，许多主题在继续，新的视角在开拓。种种迹象表明，少数民族小说在坚守中隐隐透露出求新求变的势头。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本年度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可以提炼出5个关键词：家园、事实、温情、传奇、问题。
文学寄托着人们的乡愁冲动，尤其在这样一个浪漫的诗意传统日益沦丧的时代。对于更多处于边疆、边远、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因此关于大地、自然与怀旧的主题与意象始终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小说萦绕不去的书写主潮。这是一个似乎陈旧但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在书写想象中的家园时，它就带上了精神家园的意味，因而是双重意义上的家园。
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维吾尔族）《心山》
写几个儿童在寻找“心山”的过程中死去，而外来的开发者却在试图挖掘古墓发财。“心山”在文本中不光是孩子们纯洁心灵的象征，也是往昔美好家园的孑遗。何炬学（苗族）《回到莲花榜》
中的“莲花榜”也是一个类似的象征意象，在这个散文化的作品中，父亲对于莲花榜的令人费解的举动，印证了难以言说的精神焦虑。萨娜（达斡尔族）《拉布达林》
中拉布达林是额尔古纳河边上的一个小渔村，是柳根婶和女儿柳梅生活的地方，柳梅跟鱼贩子到外面闯了一番，终究热土难离，又回到了生于兹长于兹的渔村。对于乡土的眷念与深情，超越了现实物质利益和功利企图的诱惑，具有难以用理性评判的精神向度。
家园的悬想不仅仅在现实中的故乡、田园、牧场，也流淌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场域。雪静（满族）《城里没有麦子》
中出身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郑小萌到山村支教的过程中才真正了解到社会底层的苦难。为了给山里的孩子修一座桥，以便他们能够过河上学，她重返城市找到自己的前男友、继父、父亲等人求助，但一无所获。后来终于打动了一个记者随同采访，也写出了报道，可两年后郑小萌又一次返回城市了，进入一家外企做秘书，还是为了挣钱修一座桥。这是个让人心酸的故事，现实中这样的故事并不在少数。小说有力的地方在于，作者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善心上，而是无情地击碎了主人公一个又一个的幻想，让世界的残酷一点一点展现在郑小萌和读者面前。放弃了一切幻想之后，唯一能支持郑小萌的就是乡村那纯洁月光下的麦子，这种家园意象具有归属意义，使得努力和挣扎都找到了寄托。周建新（满族）《翅膀上的二弟》
说了一个现代版长兄如父的故事，事实上作者的意图很明白：惯子不孝，肥田收瘪稻。这是个很老套的故事：忠厚有担当的父亲是家族的大哥，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家族里所有的人，尤其是无能又没有任何进取心的二弟及他的儿子。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无私奉献，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徒劳无益的失望，他的耐心是那么经得起考验，以至于读者都几乎要忍不住了，因为谁都可以看出来他的努力总是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最后父亲终于领悟到了不应该无限制地纵容一个废物和懒汉的自私与无耻时，事实上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小说实际上在传统的故事、传统的人物和传统的道德背后写的是一种“执”。这种“执”是对于传统伦理的固执抑或是执迷不悟。不过，无情的现实终究摧毁了父亲的伦理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对于父亲的失败叙事是对于旧式情意的一种哀悼。石彦伟（回族）《把我的钱给我》
很短，一个圈套，一个人品，一次心猿意马，一场心甘情愿的骗局，其中可以看出回族大闯爹恪守一个穆斯林精神家园的道德品行。
更多的时候，作家们通过象征来完成对于已逝和渐逝的家园的凭吊。希儒嘉措（蒙古族）《风骨》
通过苏纳木老人说的关于马的一段往事，浓墨重彩地烘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题。黑公马与老虎搏斗的片段酣畅淋漓，但是因为人为因素的介入——巴音仓和军官剪去了马鬃，以为可以帮助马战胜老虎——导致黑公马的悲惨死亡。这实在是个恰到好处的隐喻，人出于自身的狭隘想法，自以为是地改变自然，却不知这恰恰损害了自然的“风骨”、自然的精神，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必然要付出代价。小说笔力雄健，浑然天成，携带着草原文明最后的雄风与气势。与之形成对应的是遥远（蒙古族）的《白马之死》
，原本驰骋于草原的白马被摄影师和她的丈夫带到了城市，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家园的渴望使它终究不能忍受羁绊，死于逃奔的途中。城市在白马面前暴露出其脆弱可怜的怯懦，如此的对比显现出作者鲜明的情感爱憎与价值取向。
乌雅泰（蒙古族）《沙原夜话》
写的是报社记者乌恩齐在夜行沙原时候的一次心灵对话，暴露出在日常伪装下现代人内在自我的分裂：情欲和对情欲的压抑、作假和对作假的维护、投机和对投机的认同……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症候，在层层伪装下人们都带着僵硬的盔甲活着，只有朦胧的夜色和空旷的沙原才能短暂地向天地展露一下难得的真实。是现实的无奈，还是人性的悲哀，精神家园的失落？小说提供了一个让人思索的契机，让我们得以反思包含在我们自身的幽暗角落，较之阿理（回族）的《地下的声音》
一个罪犯拷问自身的内心独白更加具有社会的深度与广度。
美好的乡土愿景在遭遇残酷的现实时总是面临衰竭的危险，不过这种衰竭恰恰带来了作家在书写时的丰盈。少数民族文化遭逢现代工业化、商业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冲突，矛盾和濒危的处境为作家们提供了几乎无须过多拣选的题材，现实永远比虚构更具有戏剧性和冲击力。一大批扎根于民族生存处境现实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深厚传统的滋养之下，以其不动声色的犀利和锋芒戟指文明时代无可回避的事实。从创作实绩上来看，直面少数民族现实生活和生存处境的作品尽管可能在艺术手法上还未必尽善尽美，但是其笔锋间蕴藏的力度已足以证明其意义。
吕金华（土家族）《新年好啊新年好》
以细致透彻的笔法刻画了皇甫泽这样走出大山的第一代人的中年危机。捉襟见肘、高不成低不就的城市小职员生涯磨损了一个山野之子原本的壮志豪情，而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在过年回家的乡情与现实的变迁中被激活。小说流露出来的扎实与稳健显示了现实主义风格的恒久价值——贴近大地与人性的真实永远不会过时。向本贵（苗族）《栽在城市的树》
写的是农民工的故事，周大树和吴福都是有缺点的农民，面对着其实并不喧嚷的县城也手足无措，他们在自我感觉中放大了城市的神秘莫测和威慑性的权力，却是源自自身的卑微处境。冯副局长那样一个城市里的平常人都能够轻蔑地认为他们这些农民根本都算不得平等的公民，而不过是个“栽在城市里的树”。人的非人化触目惊心地展演了社会变迁过程中根深蒂固的城乡差别。而在最基本的生存追求中，吴福这样貌似卑贱的农民却闪现了优于所谓高贵的城里人的优秀品质，在温和的叙述中，小说显示出它深刻的批判力量。
不少作家站在生活的真实面前，没有像时下种种时尚书写那样闭上眼睛，这样的作品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可贵传统，比如了一容（东乡族）《林草情》
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曼斯从开荒造林到退耕还林，再到毁林返耕，最后又一次封山育林，社会的大变迁似乎在一次一次地循环往复，却并没有得到螺旋式的上升。在这样世事轮回的大背景下，作为个体的每个人似乎都难以逃脱随波逐流的命运，这个时候模子的坚持就显得难能可贵。他对于树木与青草的爱与呵护并非如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也不是国际环境组织的生态意识，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于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本能。与毁林造林的情节并行的是模子个人的情感遭遇，太过平凡的乡土爱情模式，虽然有悲伤、哀戚，却并没有戏剧性的结局与转折。作者以一种宽容的悲悯平静地展示了时代生活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变与不变、常与无常。羊角岩（刘小平，土家族）《一滴水消失于清江》
属于那种让每日端坐在办公室中的人们感到惭愧的小说，它通篇说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草根”。山民田志龙是个负责的父亲、勤劳的农夫、称职的矿工、忠厚的乡亲，但是他的命运却不由自主地走向晦暗，仅仅因为他是个平民。为了女儿的前途，他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小煤矿打工，在受伤后怕妻子担心也只能编个谎言搪塞。让人愤怒的是，当田志龙的侄子艾小虎在矿难中死去的时候，却被黑心的经理隐瞒事实，恐吓压榨，连正常的赔偿金都得不到。这就是触目惊心的底层社会的现实，作者直面冰冷与黑暗的勇气使得这篇并不出色的作品具有了让人尊敬的品质。
何鸟（彝族）《谁听我倾诉》
让人耳目一新，小说通过憨子的内心独白铺写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在持续性的外界剥夺中，憨子逐渐一无所有，父母因为贫困死去，儿子阿山被山背后的赵家人打死，哑巴妻子疯了，阿山被杀得到的赔偿金却收不回来。在绝望的处境中，憨子杀死了凶手，却被关进了监狱。小说透露出地狱般的晦暗与压抑，仅有的几丝光明旋即被沉重的现实所掩盖。憨子似乎说的是疯话，但正如鲁迅《狂人日记》一样，指向的却是现实社会。面对阴云密布的故事，读者几乎都不由得随着作者的叙述指向一个追问：究竟是什么把憨子逼上了如此的绝境？李惠善（朝鲜族）《礼花怒放》
涉及跨国打工人员所面对的种种情感、生活变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在打工文学、边缘题材、底层叙事中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杨家强（满族）《在大山里行走的女人》
则暗示了农民的另一条道路，晓晴原先一心希望恋人杨亮能走出大山，但是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她拒绝了依靠男人，拒绝了也许唾手可得的来自王大鹏的幸福生活，而选择了独立的道路——进山采药。尽管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但是年轻人的进取意识，使得小说充满信心和健康的亮色。
此外，觉乃·云才让翻译的南色（藏族）《三代人的氆氇袍》
（1987年）如今看来依然并不过时：果曼龙珠家传了三代、视为珍宝的氆氇袍在年轻人眼中已经是不合时宜的过时标志了，一个微小的事物就折射出现代性的追求。这篇翻译小说提醒我们，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写作被介绍到汉语语境中的依然不多，而事实上，它们的许多文学探索与主流文学有着共通性和延续性，这在后来的评介与研究中无疑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家园不可避免沦陷于时代，现实带有浓郁的沉重与压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许就是唯一稳靠的栖息地了。像一切经历转型与变迁的时代一样，人类的爱与情感总是最后回归的港湾。我在200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看到的温情似乎在言说着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无所凭依的时代，温情何为？
阿云嘎（蒙古族）《粗人柴德尔的短暂幸福》
讲述流浪多年的柴德尔心灵已经饱经沧桑，然而就在他疲惫不堪地走到苏木的时候，突然有了稳定下来的念头，因为一个需要关心的小女孩乌仁萨娜唤起了他心中久违的温情——她的父母在城里打工，爷爷也去世了。他的生命似乎因为这个女孩的出现有了起色，他热心地照顾她，还与苏木食堂的管理员通嘎产生了情义。然而，当女孩的母亲从城里回来，带着城市造成的冷漠与隔阂将她领走的时候，柴德尔刚刚建立的脆弱的精神世界坍塌了，他只能继续无尽的流浪之途。这是温情乌托邦的建立与坍塌，让人体味到现时代人世间的无奈与悲凉。
冉冉（土家族）《离开》
赓续了沈从文、李劼人、孙犁等人的白描手法，近乎零度的叙事中讲述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杨立诚和杏子同居，还抚养着杏子可爱的傻女儿朵朵，青梅竹马的女友老咪在城里做妓女，杨立诚在和谁结婚之间举棋不定。这时候杏子怀孕了，城里的老咪也怀孕了，并且感染了艾滋病。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本来棘手的问题反而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杨立诚和杏子搬到城里打工并照顾老咪，尽管杏子和老咪的孩子最后都流产了，剩下的四个人倒是达成了谅解，一起回到了乡村。平静叙述中透露出来的悲伤故事有着萦绕不去的感人力量。作者没有做简单的价值评判，连情欲也被描写得纯净异常，苦难的生活阴霾也掩盖不了坚实的生活本身，触动人的是文本中包蕴的恒久不变的温情体恤之美。类似的是冯昱（瑶族）《栖息在树梢上的女娃》
，这是一个带有奇幻色彩的现实故事。所有出现在小说中的“正常人”都是世故、自私、贪婪、邪恶、狡诈、卑鄙的，除了瘦弱的“我”和被人鄙视的傻六，然而恰恰是这样两个被环境挤压得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人保留了天真、纯朴、善良和爱。木薯是个极端卑劣的父亲，雪梨是淫荡无耻的母亲，黄山羊是奴颜婢膝的村长，黄镇是道貌岸然的官员，这些人只知道欺压良善、破坏祖辈留下来的山林。“我”无法在地上求生，只能栖息在树梢上，以避免伤害，但还是难以逃脱被黄镇强奸的命运，赶来的警察却栽赃嫁祸给傻六，最终将“我”逼死。阴郁的色调始终笼罩在小说的叙事中，让人从心底里升起寒冷与凄凉之感。无涯际的晦暗中，似乎只有傻六对“我”的一点真情才是唯一烛照这块被唾弃的山地的光明，朴实的情感成为最后的生命依托。
陈孝荣（土家族）《科老的故事》
以科老在祭奠死去的老伴唤香儿的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事中展开，在不断的追忆中，科老的一生浮现在读者面前。一家人原本在一个叫做马家冲的寨子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那时候科老还是科娃儿，一天他爹捡回了一个流浪的女孩唤香儿，成了他的媳妇。但是幸福的生活还没有展开，就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断，因为被轮奸，唤香儿精神失常了，直到晚年在科老母亲的死中受惊吓才恢复，这中间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光阴，但是一家人不离不弃。在最后的晚年岁月中科老终于和唤香儿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夕阳无限好。小说通过人物的内心叙事，缓缓道出他们苦涩但并不绝望的生命遭际，且在酸楚之中始终洋溢着作家特有的伦理温情。这是个非常平常的人生悲欢，却包含着作者极大的悲悯之心，也许最是平常的也才裹藏着最是实在与醇厚的道义和韧劲。徐培春（哈尼族）《古道》
写的是茶马古道上的一段未了情。马帮头唐加顺和驿站的女老板马润兰之间带有古风的、热烈而纯洁的爱情让充满苦难和悲伤的古道也带有了一些熹微的光芒，尽管这是个忧伤的故事。讴阳北方（回族）《穿过歌声的门》
写在爱情与命运的重重苦难当中，邓玉春和许文轩经历的无可奈何的辛酸与磨难。在这种习见的苦难叙事中，歌声如同一缕阳光给他们愁苦的生活带来了一点色彩，唯其如此，才会有不放弃的勇气吧。小说透露出来的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光辉穿越了世俗平庸与辛苦波折，在阅尽沧桑后依然充溢着平静而坚实的底气。
相比较于跌宕曲折的情节和动人心魄的情感张力，有些缓慢而深沉的作品则给读者带来平实温暖的抚慰。郭雪波（蒙古族）《暖岸》
就是一个温馨的小品，讲述相濡以沫的老爸和老妈平淡又充满情意的日常。阿拉腾其木格（蒙古族）《理解》
则是对于现代人豁达的情爱观念的一种速写，洋溢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坦诚。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星星，别眨眼》
在有关婚外情、一夜情等故事已经泛滥成灾，一般小说往往侧重探讨其中的合理性以及压抑与自由、身体与欲望的突围的整体背景中，这篇小说却以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超越不羁的冲动来结尾，反而显得清新动人。李新勇（蒙古族）《母亲的朱家阿哥》
中异姓兄妹之间的相濡以沫，异姓父子之间的恩仇化解，以及瓦·萨仁高娃（蒙古族）《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
中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展示的赫儒布叔叔与额吉之间深沉悠久的感情，都让人体会到人世间连绵不绝的温情。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李炬（羌族）《在幽暗中闪烁》
。这是一篇幽暗的小说，让人想起张洁的小说名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带有强烈的私语性质，细腻、婉转、悲伤、漫长，诉说了在浮华人世中残存的对于爱的执着和信仰。它似乎要说爱本来就是切己的、私人的事情，但又不限于此，爱也是没有来由的、广博的，归根结底如何，也许每个人都没有答案。在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如此深入细致地探讨超日常性话题的小说，本篇算是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白雪林（蒙古族）《姐弟俩》
可以说是逆向温情叙事，小说的题材比较有特殊性，写的是两个艾滋病孤儿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中一步一步走向绝境，姐姐死于救人，弟弟最终再也没有回归到正常的温情秩序中来，走上了漂泊的自我放逐之路。这个作品很容易让人想到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在小说中实际上成为一种隐喻，不健康的姐弟俩在世俗的权力压迫中没有立足之地，那些所谓的健康的人才是时代的病人，沉痛的结尾暗示了没有基本温情的社会最终只可能产生它的敌人。
在传统的小说观念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因素就是情节，也就是说故事往往成为一篇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少数民族小说在这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诸多的民间故事、童话、传说既可能成为小说创作的原型母题，也是可以重新改写的可开掘资源。2007年度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既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传说，还有荒诞怪异带有哥特式小说特点的恐怖故事。
徐岩（满族）《露天煤》
讲的是一段尘封历史的往事，逃荒到东北的老胡夫妻在世外桃源似的河边开榛辟莽，雕刻石器，重建新生，并且发现了露天的煤矿，但是一切美好生活的憧憬都被骤然而至的日军侵略破坏了。老胡用泥土抹盖掉露天的煤场，辱骂日本人，被杀死时还守护着自己的煤炭。这是1937年发生在今天的黑龙江鹤岗北矿的故事。阿荣高娃（蒙古族）《雾中草原》
的写作背景是1947年到1952年的蒙古族解放军战士道尔基与孤女帕格玛之间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风格类似早期的蒙古族小说如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韩璐（苗族）《边城无匪事》
则是当代的传奇，带着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旅游景地青西州的出租汽车司机龙贵生，歪打正着地从被迫无奈企图偷盗的平民变成了见义勇为、打走抢匪的英雄。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充满荒诞。作者虽是新人，小说的技巧却很娴熟。陈铁军（锡伯族）《矢口否认》
是另一种传奇：一个赤手空拳的穷光蛋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翁面貌惊人的相像，他们在监狱里的相逢自然会产生一个常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房地产商百万置业的老板钱百万试图用一百万让“我”冒名顶替接受审判，自己则金蝉脱壳。在“我”李代桃僵受审的过程中，随着百万置业总经理助理老王、土地和房地产评估师赵晋、银行信贷处主任马力、“验房工”孙长有、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刘刚等证人的陆续出场与证言，一桩惊心动魄的权力寻租、商业阴谋、信贷投机、黑暗势力欺压良民的案件逐渐水落石出。但是，钱百万还是逃亡到了美国，“我”则依然待在大牢里。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话语共同勾画出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种写法上的新颖倒在其次，它所折射出来的现实却是意味深长，让人读来难免心惊肉跳。生活有时候比小说还具有出人意料的转折性，对照我们时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种种腐败犯罪活动，小说写到的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然而，就是这一角也足以给人以震撼，也让我们洞悉了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是如何在生活中汲取营养的。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事实的力量往往胜于凌虚蹈空的玄想。
戈壁滩、沙漠、草原总是流传着种种奇特的传说，野人的故事就是一例。艾合台木·乌买尔（维吾尔族）《塔克拉玛干的野人》
写到19世纪后期的南疆麦盖提吐曼塔勒胡杨林，猎人布素哈巴依猎走了母熊的崽子，为此遭到了报应：他新生的儿子艾依克帕勒旺也被凶悍的母熊掳走了。母熊将孩子养大后，自己被布素哈巴依家杀死挂在门前示威，熊孩艾依克帕勒旺去抢母熊的尸体，结果抢走了自己的嫂子萨尔罕。在熊洞的三年中，萨尔罕也慢慢变得和熊孩一样，身上长满了毛，不过虽然和艾依克帕勒旺生了三个孩子，她还是希望回到丈夫奈耀巴依的身边。一次她带着一个孩子出逃到村里，却被原先的丈夫追杀，解释清楚之后，她依然不容于人，孩子也被杀死了。萨尔罕最终杀死前夫，和熊孩遁入山中。如果用“民族寓言”的角度来解释，自然可以得出许多很有意思的分析结果，不过仅仅将它作为一个传奇故事来看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达隆东智（裕固族）《猎豹》
也是这样一个谈不上因果善恶的故事，透露出的却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动物平等的朴素观念。类似的还有苏柯静想（裕固族）的《白骆驼》
。莫·哈斯巴干（蒙古族）《野马》
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故事，三个不同的人物轮番上场，各显神通，最后还是老而弥辣的敖力克哈日制服了桀骜不驯的野马。布林（蒙古族）《蔚林花》
写的是流传在沙漠中的明盖与蔚林花的鬼怪故事，如同现代聊斋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许连顺（朝鲜族）《她身上十只猫》
，小说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故事，因为治病，年轻的女人吃了十只猫，殊不料多年以后她却生下一个猫一样的女孩子温顺。温顺像猫一样行动出没，30岁的时候也像她母亲一样怀了孕，从此走失。女人认为这是十只猫的报复，却只能听天由命。这个故事也许没有太深的意味，不过诡异的色彩赋予这个故事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氛围。
以上的描述只是一个走马观花似的扫描，仅就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最主要的写作倾向作一点归纳，真正的创作生态与表现当然比这样的勾勒要丰富、复杂得多。然后，我想就一些存在的问题作一些点染。
首先是技巧。平心而论，少数民族小说在新颖技巧的运用上较之于主流文学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并不排除个别篇什的异军突起。我倒不是指语言的陌生化、结构的新巧或者情节设置的新奇，而是指作家在处理材料时候的能力。比如我前面所说的家园书写中，现代化使得人际关系冷漠、社会生活粗鄙，而使得传统乡土的人文伦理和田园梦想日益稀薄，但是在这样的叙事中，有的小说精神穿透力非常孱弱，流于表象的铺排。卓比（王海，黎族）《芭英》
的故事线索与情节很庞杂，完全可以写成一个长篇，在一个中篇中容纳母亲与父亲的恩怨情结、芭英与恋人比献和丈夫洛佬的爱恨仇怨、芭英与各种情人的嬉乐放纵，实在使得小说整体显得有些吃力，情节的内爆使得叙述不堪重负。不过，小说的认知性内容，比如黎族的婚礼习俗、文身文面的仪式与来历等，却熠熠生姿、葳蕤动人。少数民族小说内容的民族性有助于它们风格化的形成，但如果止步于风俗的展现，那么其精神境界也就有限。杨文升（苗族）《南瓜花开》
的情节大致如同小说结尾提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在闭塞的山地中放牛的女孩因为偶然的诱惑，来到县城，这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随着情节的开展，读者不免要为她担心，但是事实证明她还是走上堕落的道路，这几乎是有关乡村与城市二元场景设置结构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形：乡村和城市都被道德化，前者是无瑕、安谧、美好、纯洁的，后者是污秽、喧嚣、丑恶、肮脏的。这无疑是对乡村和城市的双重不公和双重化约，第一人称叙事也没有多少新意。其实，归根结底，技巧还是跟随在精神深度后面的，作者本人对于生活的认知程度有多深，决定了他的小说所可以达到的水平和技巧所能延伸的长度。相形之下，于晓威（满族）《陌生女子许潘》
倒是一篇值得称道的作品，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但是作者巧妙而又不动声色的叙事使得这个平常的故事具有了让人回味的余地，证实了小说不仅要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厚度，而且也是一门精致的技艺。
第二是想象力。现实题材的小说努力使文本与时代、社会和生活保持应该有的联结，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发现这其中有的故事内在逻辑支撑点非常薄弱，缺乏叙事的说服力，情节经不起推敲；有的情节跌宕起伏，但在细节上却失去了必要的扩张能力，使小说停留在一般的经验层面；有的叙事过程中受到常识和经验的制约过深，想象力被羁縻，无法灵动跳脱。比如阿娜尔古丽（维吾尔族）《馋老头和他的儿女们》
中人物的性格与情节的展开都缺乏说服力和必要的紧张，因而虽然细节过剩，但无法产生足够的冲击力。较之于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儿女们》这样的名作差距尚大。拉加才让（藏族）《理想》
（1994年）讲述了中学毕业生米吉多杰为牧区带去了教育的曙光，以自己考上大学的榜样，埋下了走出牧区的种子。吕翼（彝族）《方向盘》
讲一个大学生如何转变思想，投入新农村建设当中，人物和笔法都显得稚嫩，虽然提供了一种农村新人物的雏形，却显得平庸。永基卓玛（藏族）《今夜，远方有雪飘落》
讲述的是耿子方、琼这一对青年爱情失落的往事，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生片段中夹杂的藏族女青年琼创业的艰难倒是值得引人关注的。朗确（哈尼族）《阿卡然迷》
中的阿露代表了新一代哈尼姑娘的开放与勇气，她的经商头脑和操作途径虽然并不出奇，但是小说通过她，赋予了闭塞山寨未来前景中一种生气勃勃的乐观气息。这种单纯的乐观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充满信心与力量。这些小说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然而总体来说依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新经验，问题在于想象力的匮乏——缺少对现实根基的突围和超越。又如沙蠡（纳西族）《寻找“鱼梦龙”》
，“鱼梦龙”是纳西人对一种紫褐色蘑菇的称呼，这个意象作为一种象征贯穿在小说始终，使得原本就扑朔迷离的情节更具有宿命般的神秘色彩。但是，过于随意的意象和碎乱的情节，使得一个可以有更加广阔空间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猎奇外表下的空洞叙事。
第三是价值关怀。按照一般的文化学分析，“物质社会—文化结构—精神潜意识”构成了文化层面的递进层深，对于少数民族小说来说，仅仅描写物质层面的现实尚属浅显，而抵达民族文化结构的作品就已经屈指可数了，能进一步揭示出民族文化心理和潜意识则更是凤毛麟角。赵大年（满族）以前的作品如《西三旗》《公主的女儿》都是佳作，不过2007年初写的《属鸡的女孩》
却很是一般：史小凤在“文革”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备受折磨，如今已经成为史各庄养鸡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与时代捆绑在一起。也许是限于篇幅，但是作者对于深度挖掘的无所用心无疑戕伤了本来有发展余地的思想内核。北洛（侗族）《阿罗》
讲述了一个乡村寡妇的哀伤命运和爱情，宛如一首情意缠绵、无尽悲伤的侗族大歌，只是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说，因为没有性格与命运、时代与个体的纠葛，这只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悲欢离合。崔红一（朝鲜族）《匿名信》
中几个退休的老教师对于校长的不满引发出歌厅里的一封匿名信，这个寻常的情节附带的匿名信的书写者的心理动态才是小说的主角。李先生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活脱脱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现代版，但是作者并没有再努力去发现这种小公务员心理的渊源和后果，因而也就使得小说的价值打了一些折扣。余达忠（侗族）《少年良子的成长》
是一个乡村少年的成长史，平淡无奇，许多年来无数像良子、花狗、老桶那样的山村少女都是如此成长的：他们在年少时可能懵懂顽皮，长大后渐渐归于平静与日常，挑起生活的重担。成长主题也是小说的经典母题。之后，惜乎作者在生活的表面打了个水漂之后戛然而止，没有给读者带来必要的惊喜。阮殿文（回族）《1993年秋天的一次失踪》
是一篇通篇洋溢着自恋情绪的回忆体小说，作者没有像凯鲁亚克一样有着一泻如注的叙述快感，他总是延宕着高二时期一次逃学外出的经验、感受、体验，尽管他总是做出深沉的、自我检讨的、反思的语气，但是在回首当年的北上经历中充满着压制不住的洋洋自得。回忆总是如此，会过滤许多东西，并且在进行加工时不自觉地美化自己，不过恰恰如此，让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末一个乡村文艺小青年的躁乱、迷惘和自我刻画的面孔。然而这样的面孔，如果仅仅是个体的孤芳自赏，它的价值不免就要让人起疑。
自然，批评总是很容易，我们从作品中找到它独具的特色和优点才是富于建设意义的。不过，我倒并不认为我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因为恰恰是这些在我看来依然存在着不完满的地方，蕴发着少数民族文学创新与突破的契机。这是不足之所在，也是提升之起点。贺绍俊曾经用高原上的平庸来形容时下的小说创作，
意思是当下小说的创作水平普遍起点较高，但是缺乏突破性的高峰式作品，就像是一块平坦的高原，海拔很高，却没有异军突起的山峰，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上。不过，通过上述的扫描，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平庸中的躁动和隐隐突破的企图，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毕竟有着多样化文化资源的优势，这是任何单一精神传统资源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是在交流对话日益增多的语境中，无论是碰撞还是融合，它们所蕴藏的生机和活力都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文学天空中璀璨的火花，如同“西兰卡普”
一样色谱多元、风格多样、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