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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一直处于被批评者轻视的局面，它们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如主流文学前沿、先锋、厚重，并且数量众多，体裁驳杂，牵涉广泛，让任何一个批评者都难免望而却步。另外，从学科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向更侧重民间和古代，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似乎同主流的、汉族的文学已经没有太多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专门予以关注的必要。这种偏见往往以“文学性”的普遍适用作为开脱自己怠惰的理由，忽略了整体文学生态系统中多元性文学因素的重要性，而聚焦于那些更具符号资本和其他类型可转化资源的“著名”作家与醒目文本。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没有个性。这其中，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尤为能够及时、生动地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鲜活现场。本章拟以《民族文学》为主，旁及其他文学期刊发表的少数民族作品，就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作一述评。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这些作品置诸整个当代文学群体中也可以一眼看出它们的特异之处：它们秉承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与美学传统，又融合了主流文学乃至国外译介文学的新质，从而具有了文本试验的性质。比如介乎学者与作家之间的侗族教授潘年英的《银花》
，以其惯用的“人类学笔记”写法，有时候让人分不清作者本人与叙事者之间的区别，这与经典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也是不同的，与浪漫主义的自叙传也迥然有别。作者只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下自己的经验，因而不免让读者感到细节密实的同时，有着缺乏剪裁的芜杂。摄影记者胡树在侗乡小黄村的经历并无特别的地方，他并非拯救银花的圣主，事实上他是有心无力。银花如同她无数的同胞姐妹一样必然要被苦难的生活与沉重的现实所淹没，成为外来“他者”回忆中的一个意象。像一切类似题材的作品一样，这个作品中随处可见民族风情的描写，也不乏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情节，但是作者并没有用超越性意识使素材漫无边际地生发，这也许是作者在自觉的人类学意义上“原生态展现”的美学追求。扎西班典（藏族）《明天的天气一定比今天好》
也采用了一种类似民族志的写法，对于村民们的艰苦生产与生活进行了细致而动人的描绘，情节被淡化，尕桑扎西拉一家的劳作及其与残酷大自然之间的抗争显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民众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坚韧体现了一个民族真正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想明年一定比今年好，明年的天气一定比今年好，让我好好种地，等着瞧吧！”这是不屈、自信、乐观，也是麻木和无奈，人生苦难极端的展现与逆来顺受、充满乐观的态度体现出藏民特有的世界观。博格达·阿布都拉（维吾尔族）《神秘的塔克拉玛干》
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应该是它的写法，这种民族志书写，如同它写到的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充满魔幻飘摇而又自然写实的魅力，让人不禁想起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Milorad Pavic）《哈扎尔辞典》（更有趣的超文本如The Glass Snail：A Pre-Christmas Tale和Damascene：A tale for computer and compasses）和韩少功《马桥词典》。
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小说大部分带有神秘与非理性的偏执，《敖鲁古雅的咒语》
虽然以“文革”时代为背景，但是时代的氛围无疑退到后台，显现给读者的是充满意识流动、回忆与现实重合、虚构与真实交叠的世界。鄂温克妇女索兰的女儿被暴徒奸污并且杀害，她仿佛在玛鲁神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完成了复仇的使命，将暴徒一个一个杀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报复观念上完全没有汉地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索兰在复仇的问题上毫不犹豫；暴徒一个个死于非命，她的内心更多的却是因为愧疚而引起的恐惧。小说情节线索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复仇故事，但手法却是新颖的，包括别出心裁的比喻和句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还有来自于密林雪原的那种蛮荒元气。如果说，在民族文学的园地中大多数作品以内容见长，本篇却是以技巧取胜，从纯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更具有形式探索的意味。和晓梅（纳西族）《有牌出错》
不以人物塑造或者情节勾勒见长，而以神秘气氛的烘托、诡异场面的刻画出彩。这显然是个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话语进行常规化描写。作者将古老悠久的东巴文化与魔幻的现代手法结合，营造了一个氤氲缭绕、奇异曼妙的境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先锋试验小说的残余力量依然散发出薪尽火传的微光。她的另一篇《雪山间的情蛊》
是以武侠小说的外壳包装着女性主义内核的作品。如同作者本人所说：“我情愿读这篇小说的人们更多地关注隐藏在这个外壳下的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问而不是去关注载体本身。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写给男人看的女人的故事，目的不是警告或报复，而是一种劝解，一种比较善意的劝诫……我希望读完这篇小说的男人能够学会珍惜女人的眼泪，我更希望读完这篇小说的女人能够学会珍惜自己的眼泪。”我相信，任何一个读完这篇小说的人都不会误以为这是篇武侠小说，就像不会认为余华的《鲜血梅花》是武侠小说一样。事实上，经历整个事件的年轻的马帮商人鹫只不过是目睹者与旁观者，水月白及其母亲、大侠古萧汉、山贼首领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才是叙述的重点。情节被浓郁的氛围所笼罩，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如果追究下去，这个小说的情节就是马帮行走中遭遇到的一个平常插曲：大侠拯救了被山贼掳掠的民女，只不过双方都想杀了她，因为据说她的眼泪是情蛊，只要她为他们哭泣，他们就会受到痛苦的惩罚乃至死亡。鹫和郦水小城客栈中的小姑娘是否会重蹈水月白那样的覆辙呢？神奇的蛊毒、缥缈的边地风情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故事充斥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无数充满可能性的人物、线索、关系的链条在叙事中都戛然而止，没有明确的起点或者结局，作者超越于异域风情和民族形式之上，径直抵达人性的深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种别具可能性的写作路向。
满族作家赵玫《来吧，夕阳》
反思了当下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的平庸，但总是充当赵玫小说女主人公的青冈也只能将对于激情燃烧岁月的怀想寄托于一个心造的意象——曾经的男友卫东。于是梦幻与现实产生了交叠，作者出色地融合了二者，使之浑然无迹。“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就如同青冈，当梦境消退，她还是来到了西江睡着的那个房间，把自己冰凉的身体塞进他温暖的怀抱中。”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理性，如同时刻处于时代弄潮儿角色的卫东，他由曾经的充满理想的狂热红卫兵变成如今如鱼得水的经济学家，也许暗示了时代精神的转型，青冈夫妇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辅助了这种暗示。不过，这只是小说的一种解读方式，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偏重在新锐批评家看来较为落伍的创作手法不同的是，处于主流文学界的赵玫在技巧上无疑是站在前沿的，有时候甚至有恣肆的迹象，这给小说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风格化的色彩。唐樱（壮族）《似幻非幻》
是一种尝试，很难用主流的批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小说在“他”的行走、回忆、梦魇、联想、想象、议论中以杂乱无章的形式将无数庞杂的情节与细节集合起来，在信息的拥挤前行中，任何既有的有关情节一贯性、结构恒定性的美学陈规都被打破。就阅读经验来说，这并不是一篇让人充满愉悦的作品，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特定文学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不同审美趣味之间的隔阂。小说密密实实而又隐隐约约地充斥了诸如民间文化的功能、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道德与时代、身份与命名、金钱与欺骗这些主题。
写实主义在现代中国是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传统，少数民族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刻绘则又具有自身的丰富维度，呈现出不同的面孔。谭征夫（毛南族）《谁都想过得更好》
是篇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列车检修工夫妻刘明理与马琳为了调到工作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客车上，没有门路，就采取假离婚的办法。当然最后两个人成功了，并且以复婚的团圆式结局结束，作者没有采取道德批判或者反讽的角度，因为“谁都想过得更好”不过是个朴素的想法。作者的态度在这个颇为辛酸的故事中，让我们体会到贴近底层的叙述感觉。满族作家叶广芩《对你大爷有意见》
是篇充满幽默与愤懑的作品。小说讲的是挂职野竹坪乡副书记的作家叶广芩在乡里副手的选举会前后的经历，由这个不对事件加以评论的叙述人引领出书记朱成杰和想要成为妇女主任的鲜香椿两个人物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以及偏远地区人情与生态的急剧恶化。这篇小说是叶广芩挂职秦岭后开始集中创作生态小说后众多作品中的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于早先她在怀旧式的北京“家族小说”系列中典雅舒缓的笔墨，而换成了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干涸的河流》
中阔坦冬村原本是绿色家园，但因为水站管理人员用公权谋取私利使这个世外桃源成了一片丧失生机的村落。小说对基层干部权力寻租做了触目惊心、令人沉痛的揭露。努尔买买提·托乎提（维吾尔族）《搭档》
是篇短小精悍的讽刺之作，通过对“戴墨镜的人”在乡里的横行，勾画出基层一些不法干部勾结奸商，合伙压榨乡民的丑恶行径。刘耀儒（苗族）《酷夏》
看起来像个很蹩脚的故事，着力塑造的憨坨老人也给人道德完美的脸谱化印象——他在整体村民道德弱化的时候，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着最后的信念和道义，用给自己老两口买棺材的钱来维修村里的抽水机，试图挽救酷夏干旱的稻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懒二佬和作为中间人物的组长向志焕。酷夏作为一个环境象征，在烤灼田地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于人性的考验。向志焕也明了整体村民的颟顸与愚昧，但是无奈中选择了独善与逃避，憨坨老人在这种自然与人文双重恶劣的环境中孤军奋战，最后的死亡还是警醒了自私懒惰的众人，然而庄稼的季节终究已经错过了，这个结尾耐人寻味。
赵剑平（仡佬族）《大鱼》
是篇具有长篇格局与气势的中篇小说。小说实际上写了两家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缠。解放郎州的时候，长塘村地主韩六爷因佃农李定根挖出他埋藏的护院枪支，而遭到枪决。李定根后来成为村支书，儿子李长根后来继任为支书，父子二人太相像了，以至于都被称为“根支书”。韩六爷的儿子韩西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因为承包工程而一跃成为整个郎州首屈一指的地产商人，并走出长塘村开创了金河集团。连李长根的儿子李承志和长塘村长钱贵都只不过是要看他脸色行事的小包工头。为了得到修路的工程，全村都动员起来给韩六爷迁坟，迁到俯视全村的山坡上。而李长根则因为炸鱼身亡，葬在了韩六爷的原坟址上，同他父亲的坟隔河相望。作者别有匠心，用一条金甲大鲤鱼作为联结两家恩怨的关键事物。多年以前，李定根送给韩六爷一条金甲大鲤鱼抵地租，不久之后韩家就遭了祸，从此大鱼成为韩家的忌讳。多年之后，李承志送给韩西河作为礼物的大鱼却成了鲤鱼跳龙门的福兆。问题看来不在鱼本身，而在于人的心态。在面对韩李两家的恩怨时，作者显示了暧昧的态度，但是李家显然要更固守僵化一些，两代支书几乎看不到有太多的区别，第三代李承志也只能俯首在韩西河手下。韩家则显示了开拓冒险的精神，这从韩西河的儿子身份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可以看出来，韩包养了好几个情妇，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他的儿子。这些儿子都没有名字，充满着种种发展的可能性，李家的第四代已经有着明确的命名：喜娃子，似乎表明了一种发展的趋向。当然，这种象征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只是表达了作者思考的两种取向、两种人生出路。小说的这种情节结构模式和推进动力似乎并不新鲜，但是由于融进了特定时代与特色民族地区的背景，而饶有趣味。象征与寓言手法带着无处不在的机巧充实于并不靠奇异情节取胜的小说中，在权力转移的叙事中尤其值得称道。
相比较于令人忧愤的乡村现实，石舒清（回族）《奶奶家的故事》
则具有一种乡愁般的抒情意味。这是他乡村短篇系列中的几篇，写了奶奶、大太太、二太太、柳秉堂、尕舅爷、努努舅爷六个人物。这些人物的故事既自成一体又互相指涉，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散而不乱的家族叙事。分读各节，可以看出该小说在手法上颇似汪曾祺写人物的短篇，尺幅生波，意蕴长远，有着可堪长久咀嚼的余味；它们合起来又不禁让人想到叶广芩的“采桑子”家族系列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不同人物故事之间的互文性编织成一个疏而不漏的叙事之网。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力中，作者用他老练的文字点染勾勒，形成一个饱满圆熟、几乎难以找到破绽的叙事体。从作者在小说后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故事来自他出生成长的故乡，再一次证明日常生活如同一个蕴藏丰富的油井，每个貌似平凡的面孔背后也许都有一个摇荡人心的故事，每个平静安宁的情节也许都指向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需要指出的是，石舒清对于日常生活的汲取并非毫无想象力的模仿，而是一种提炼与超越，使得原本个体的无常命运具有共通性的意义。杨家强（满族）《一条鱼的力量》
无疑也是个精练简省的小说，作者留下了足够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这个小说体现了作者对于叙事力量的追求，从第一部分的结尾，作为读者的我就感到隐隐的不安，意识到主人公可能会出事。但是，作者很好地控制了故事的进展，并且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让主人公悄无声息地死去。相信任何一个读到这篇小说的人在许久之后都会感到小说在漫不经心中传递出来的压抑和无可奈何的命运感。
少数民族在遭遇到现代性、城市化的冲击时，那种断裂与撕痛感尤其突出。于德才（满族）《老喊》
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一个处于底层的城市边缘人，憨厚实在却又不无粗鄙的“老喊”。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人性的复杂与莫测：为人善良的顾主任其实是贪官，清纯秀丽的篮子在性的态度上颇显得无所谓，老喊表面上看来受老小媳妇的欺负，但谁知道那是不是他自己造下的孽呢？“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冤枉不冤枉，只有老喊自己知道。”这不仅是人与人沟通的隔膜，更是人性幽暗曲深、难以窥测的真实。肖勇（蒙古族）《老腾的故事》
实际上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际遇，最后有了不同结局的人。老腾和“我”都出身牧民家庭，因为目睹和经历了城市的浮华，而不愿意回到日益荒凉的故乡，只是最后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按部就班、寻求一种日常的温馨饱暖；老腾却一心想出人头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老莫则是副市长游手好闲的儿子，在经历了父亲失势的挫折后才成熟起来。这三个人就是所谓的“三友”，作者用他们代表了塞外边城遭受现代性冲击时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老腾是小说的主角，他的一心向上爬的决心和斗志并没有因为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手段上的某些选择而显得鄙陋，因而他并没有像我们以往在充满道德责任感的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成为一个小丑——尽管他不无丑态——于是小说也就没有成为一个人间喜剧或者闹剧。事实上，老腾最后不无偶然意味的死亡反而使他成了一个被人缅怀的“英雄”，从而也成全了需要成名的老莫。其中包含的复杂的命运感实在令人寻味，也使我们窥见在日趋解体的最后游牧社会中的众生相。陆萌（蒙古族）《行云流水》
对一个下岗女工崔月娥命运的零度叙述中，显示出城市贫民阶层的挣扎与命运。潘洗（满族）《煎熬》
同样也是城市小职员和平民阶层为了生活打拼的坚实平常的生活插曲。
邓毅（土家族）《舞者》
是篇值得注意的小说。专门跳丧舞“撒尔嗬”的舞者二狗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发现了自己职业的没落，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杨三爷的灵堂里高歌一曲，算是对逐渐消逝的传统文化的凭吊。这虽然是个体的体验，其实也是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承传着数代集体记忆的风俗在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技术与市场进程中的命运问题。潘会（水族）《滚烫的红薯》
写偏僻的水族乡里偶然到来的三个地质队员，既有的平静被打破了，青春萌动的小娘在封闭、保守的空气中一旦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立刻被吸引住了，终于决绝地走出了大山。“传统”在这里显示出落伍残败的面孔，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向往与追求的勇气。
在商业化的狂潮中，少数民族文化无疑面临着无法抗拒的危机，这种心理上的焦虑通过或无奈或达观，或犹疑或决绝的态度显现出来。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天音》
堪称大气雄浑之作。小说开头的粗糙也许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但是随着叙事的深入，作者显示出了雄健的笔力和峻急的焦虑。这篇小说是一曲苍凉而壮丽的绝响，老孛爷天风是个说唱艺人，一位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萨满孛师。然而，他只不过是上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残留物，年轻人宁愿去看武打片也不愿意聆听他最后的绝唱。现代生活方式来势汹汹，连边缘的草原也感受到了它卷裹一切的力量。落寞的老孛爷尽管仍然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无疑是一种敬而远之的疏离。这种疏离是价值上的，从而也就是根本的。听众最后只剩下一个知音老奶奶达日玛，她是萨满教另一支列钦·幻顿的唯一传人。两个被时代抛弃的老人在一起合唱了将要失传的古曲《天风》：上阕《苍狼》，下阕《牝鹿》，这是讲述蒙古人祖先起源的古曲。一曲歌罢，仿佛广陵散绝。归途中的老孛爷遇到狼群的围困，他唱起了《天风》作为最后的哀歌，孰料狼群居然被感动。“它们才能够听懂我的歌！它们比他们还识律听音！我的《天风》，我的民族，来自大自然，来自这广袤的荒野，只有荒野的精灵，大自然的主人们才听得懂！现在的人，为利益所困，被现代化所异化，已失去了纯净而自然的心境，已完全听不懂来自荒野，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这不是他老孛爷的悲哀，而是他们这帮人的悲哀。”小说道出了民族传统文化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性挤压下的宿命，充满了凄凉悲壮之气，也引发我们对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思。不过，作者也给不出超越性的实际出路，只能在慷慨悲凉中结束小说。
昳岚（达斡尔族）《霍日里河啊，霍日里山》
是一曲悠长缠绵的挽歌，通过一个达斡尔老人的喁喁独语，道尽了因为政府要建水库而不得不搬迁的达斡尔人故土难离的忧伤与怀念。对民族文化的爱，使得小说成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民俗展示的抒情散文。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做“苏替切”（奶子粥）、“句孙苏”（酸奶）、“五入木”（奶皮子）的手艺，墨酣情满地刻画祭斡包、唱颂“乌春”（也有译为“乌钦”，是达斡尔族故事吟唱或故事说唱的曲艺品种）、女人们的舞蹈“汗吗互”的风俗民情，精笔细刻了“搡个乐”（仓房）和冰上叉鱼的情形。这一切都是达斡尔人在现代性变迁中即将消失的生活，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化肥喂的菜，高高的政府办公大楼，商店、旅店、饭店，还有网吧和舞厅。如同小说写到的“东望那条嫩江，依然千古不变的款款南流。如果说还有点变化，是它时宽时窄的水流。北望，大兴安岭支脉连绵，苍绿之中，已染上了红色黄色。这片古老的山岭，提供了我们多少丰富的物质财富呵！可是，依傍它的村庄却永远地消失了”。这种深情的喟叹是发自内心的爱与眷念。从小说笔法来说，也独具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认知价值，这大约也是少数民族小说迥异于主流汉族小说的特色之所在。
额鲁特·珊丹（蒙古族）《遥远的额济纳》
在现实与故实的交替叙事中，女主人公珠拉一生的辛酸与荣辱、坎坷与反抗渐次如同画卷一样铺展开来，珠拉的形象也厚实起来，仿佛额济纳草原一样坚忍、宽阔、包容，充满智慧与无言的力量。如慕如诉、似怨非怨，作者绵长的笔调营造出了如同长调一样低回悱恻而又浑厚悲壮的美学风格，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连接久远的民族传统美学的尝试。草原与人之间的没有间离的亲密关系，人在命运的缝隙中挣扎的轨迹，无不显示出物我交融混一的生命意识，这不是万物有灵的翻版，而是根植于蒙古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观念，其平静中的坚忍、悲怆里的哀荣，甚至在结尾处珠拉杀死儿子和自杀时也不让人感到过分的哀伤，而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沉醉于其崇高色彩的仪式化行动中，作者观念的执拗与态度的决绝显示了“反现代性”式的单向度思维方式。
莫叹（王景彦，回族）《小说二题》让人重新领略了久违的有关景物描写的优秀文学传统。在当下极端注重故事的氛围中，这种风格弥足珍贵——我当然并不认为他是刻意坚持的。《西风猎猎枣红马》《有一个村庄叫喊叫水》
其实完全可以当作诗来读，充满野性的精魄，那种人与马的亲情联系、草原与牧民的合而为一、生灵与命运的纠葛绞缠，处处让人感受到生气十足。这里天人之间是那么的和谐，所以人们可以听到山长高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鹅卵石被踩疼的咒骂。在这样的天地中，“他和她都想吟一首开阔的伟大诗篇，但他们一句诗也没有吟唱出来，搜肠刮肚想起来的诗句跟恢宏的场面相去千里，而且诗句显得苍白，他们沮丧地说，诗被马蹄子踩没了”。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因为这样的小说是无法解读的，它自身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在这个实体面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海勒根那（蒙古族）《小黄马驹》
是一首情歌，却具有让人黯然泪下的悲怆苍凉的曲调。匪首朝鲁门因为听了这首歌而放弃杀害扎勒噶母子，在被自卫军逮捕后临刑前的唯一要求就是再听一次这首歌。朝鲁门也许也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他原本也不是这样残暴成性的人？这些疑问留给了读者，我们清楚的是，无论具体的人在现实中如何，都一定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情感与人性，而构成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也许莫过于集体记忆深处的原型文化吧？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近年来给人异军突起之感，女性文学之于男性中心的社会，正如少数民族之于启蒙现代性与发展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一样，有着类似的体验与感触，因此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更为贴切地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情感内核。哈丽黛·伊斯拉依勒（维吾尔族）《那些眼睛》
无疑是篇杰出的作品，即使通过了一位回族作家苏永成的译笔，我也能感受到作者的雄浑大气而又不失细腻、冷峻的理性与犹疑的情感之间形成的恰到好处的张力。主人公阿布都若素里是自治区的高级官员，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退休病卧在医院，小说就是由他与现实交叉的意识流动展开的——他总是感到有一些眼睛在望着自己。随着心理活动的推进，他在“文革”的时候以及后来的生活中对于普通民众、同事、妻子的种种恶劣行为一一显现出来。小说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更主要的是一个人的前史通过如此心理解剖的方式和盘托出所构成的力度。于此，也可窥见，民族语创作的作品往往有出人意料的优秀笔法，而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问题尤值得重视。
雪静（满族）《口碑》
和杨曦（侗族）《梦想逃亡的女人》
，都充满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色彩。前者通过副区长李灵韵与丈夫李新的龌龊卑劣行径的对比，以及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无奈，显示了女性在多重压迫——包括夫权、社会体制甚至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和绝望，但没有救赎之道。后者则是描写一个女人在备受婚姻暴力后终于逃离的心灵伤痛，尽管结尾时因为重新遇到最初的恋人而不无“光明的尾巴”之嫌，但这种亮色在笼罩全篇的凄凉苦楚氛围中显得岌岌可危、微弱不堪。这篇小说，让人不由得要产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女性与男性、中国与西方这样一些类似结构与形制的联想与思考。赵星姬（朝鲜族）《蛤蜊料理》
是一篇更鲜明呈现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蛤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远离男人和家乡的女人同她的老板娘之间由相互提防、猜测到互相沟通、理解，预示着女性之间的共通。女性的遭遇在这里是相似的，老板娘同样遭到来自男人、家庭、社会的误解和压抑，只是她用一种坚硬强悍的男性气质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直到她在女人那里找到宽慰。老板娘的卵巢被切割的细节意味深长，女性身体的变革，表明她具有“雌雄同体”的潜质，但是在结尾作者再一次张扬的女性的精神：“女人打算吃下所有的蛤蜊。不，要吃下所有的雌蛤蜊。”结合朝鲜族悠久的男尊女卑文化传统，这个小说显示出来的反抗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高深（回族）《女人渡》
刻画了一个在现实严峻的生活中逐渐走向自立的女人蓝花。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小说没有走向庸俗，没有为蓝花寻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作为她美好的归宿，而让她在独立中赢得尊严。其中显现的女性自足意识在同类作品中比较少见，尽管作者是个男人。向本贵（苗族）《碑》
中民女田美秀和副镇长李名东之间就是个鲜明的对比：李另觅新欢，田无怨无悔；李自私自利，只求官运亨通，田大公无私，用卖肾的钱给镇子造桥。结局却令人惋惜，田生病死去，李在官场上依旧如鱼得水。村民们给田美秀立的碑是一种道德上的褒扬与针砭，尽管在残酷的现实中颇显无力。文本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倒是凸显出理想主义的反讽。
南北（彝族）《留守女》
和覃涛（壮族）《红水河畔的女人》
异曲同工，都是写农民工的家属问题，两篇小说同样写了三个女人，前者是红草、吉花和葵香，后者是莲子、苏红和于小萍。红草忍受着沉重的劳动和饱涨情欲的折磨，却得不到婆婆的理解，而丈夫狗盛也不见踪影，最后红草与忠厚可靠的石宝产生了感情，但是又只能压抑自己。吉花一个人抚养孩子，丈夫在外面工伤致死，只能嫁给光棍赵五。葵香耐不住寂寞，与村长偷情，被已经在外面有女人的丈夫发现后离婚，使葵香再也抬不起头来。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命运，红草的命运还没有定型，也许她某一天就会成为另一个吉花或者葵香。相比之下，《红水河畔的女人》中的莲子则要有主见一些，她原先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媳妇，去广东见到丈夫打工的辛劳和同村女人的命运之后逐渐成熟，在家养猪，带着苏红贩牛，自力更生。苏红在家任劳任怨，而丈夫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男人靠不住，只能靠女人自己。于小萍则是葵香命运的翻版，在道德的压力下终于走上不归之路。对于底层，尤其是底层中更属于边缘的女性命运的关注是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创作的亮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道德、文化和当今消费、商业思潮等的权力机制对于这一群落的多重压抑。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如今不再被遮蔽，她们的命运与向往、冲动与追求被发现，表明少数民族文学的广阔发展空间。这些小说主人公大部分是女性，并且无一例外是处于生活困境中而又不乏优秀品质和抗争精神的女性，与之相应的是男性角色的苍白和孱弱。
少数民族大多有着悠久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在进入书面文学创作时，这种强大的传统往往会渗透进去，从而使得许多小说具有讽喻和象征的色彩。罗汉（阿昌族）《成人童话》
用梦境的展示揭露了一个贪官不安与挣扎的内心，意识跳动、不拘一格，是篇别出心裁的小品文。艾嘎·肖则贡（佤族）《松鼠》
可以看作一个寓言，表现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制衡及此消彼长的博弈。达瓦和艾勒的猎狗吃了他们心心念念想打到的松鼠，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阿布旦拜·巴加依（哈萨克族）《花猫》
是篇幽默诙谐的动物小说，以一只虚荣的花猫的视角看世界，它从小主人那里得知自己和猞猁、老虎是同科动物，于是出门冒险去寻找它们，结果却屡次遭到打击，最后狼狈回家。
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沙漠》
中的库木克沙尔村则带有象征意义，这是一个被沙漠围绕的绿洲，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像沙漠一样一步一步侵蚀着它。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铁木拉洪书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曾一次一次破坏着绿洲的美满和谐的人文和自然生态，但是在热心绿化和种植果树的扎克尔老人和教师阿曼尼莎、阿布都奈彼等人的努力下，终于使得有“沙漠化”危险的绿洲和人心再次焕发生机。城市时髦青年艾斯卡尔自愿来到这个沙漠边缘的村子执教，说明这种生机与力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阮殿文（回族）《空气在风中飞》
充满了妙趣横生的黑色幽默和想象力丰富的比喻。与孙子相依为命的刘伯与自己张开了裂缝的墙较劲，最后拿定主意撬倒房子，以便能领取救济金来使孙子受到教育，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然而，恰恰是他撬倒的房子砸死了孙子。之前所有的处心积虑、精打细算在最后都成了镜花水月一般的空洞与虚无。小说透露出来的冷静与悲悯使得这个原本悲伤的故事带有了温情与无奈的色彩。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一向以讽刺小说著称，《小说二题》
中的《一位知名人士》和《稻草人》再次显示了作者不动声色而褒贬立现的技巧与功力。还有朴善锡（朝鲜族）的《灵药秘方》
也是不错的寓言小说。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强劲势头和多元的方向，在文学似乎日益边缘化的局面中，这些小说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边缘的崛起”势头。在21世纪初的年头，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官方文学体制设计的扶持和全球范围内文化多样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加持，迎来了它蓬勃展开的新契机。以上所述五个方面，作为切片式的扫描，实际上呈现了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所包孕的多重层面系统性的构成，假以时日，它们将会以更为鲜明的面目伫立在纷纭多维的中国文学版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