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人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他们乘坐的是价位最低的四等舱，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吃饭。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准备一日三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航行吃尽了苦头，有很多人晕船，还有很多人开始想家，以至于还没有到马赛，很多人就已经在自问：这辈子是否还能回到祖国？

邓和他的同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每20人左右分为一组，并按组把他们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学就读。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被分在同一个组，他们被送往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被编在一个特殊的班里，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订的计划，他们要继续学习法语，直到他们的法语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开始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学习，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用作日后进一步学习深造的费用。其中后一种学生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在华法教育会，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经费已经用完，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华法教育会管理不善。当初，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但它没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其实，这个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时他已回国）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结果也许不会这么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整个1920年，他们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兴趣，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认为，要加强中法文化联系，把法国有用的知识引入中国，有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法国的办学模式在中法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法国政府可以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调拨。很显然，这一点是勤工俭学运动无法做到的。

这些远离祖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并不了解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学生感到十分震惊。

对邓小平来说，这场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学那个特殊班被撤销了。当时，他家里还给他寄钱，按理说，他可以请求华法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这样做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劝说。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钢铁厂，当时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做工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五年间唯一的一段较为舒适和安定的时期。除此之外，他都是住在工厂的宿舍或者廉价的旅馆里，他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技术的散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最糟糕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这个工厂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须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做工。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用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的薪酬还低。而且他一个星期要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长。恶劣的工作条件，加之当时只有16岁，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他便感到体力不支，无法承受，所以他宁愿失业前往巴黎，也不愿再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雨鞋的工厂工作。他的工作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黏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在餐馆打过工。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做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孀和孤儿所做”的标签。邓小平当初到法国的目的是想学习一些有用的工业技术，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学到任何技术。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是做钳工。而这家工厂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邓小平留法期间，只有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年年底至1923年年初，他在塞纳-夏狄戎中学待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他的这个转变过程做了这样的描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传记的这段描述非常笼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它没有提及邓小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证据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小平在施奈德钢铁厂做工时，赵世炎也在那里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做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且模糊不清，但它明确地指出，赵世炎和周恩来是邓小平的两位引路人，这一点极为重要。从所有能看到的有关介绍赵世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赵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他聪明机智、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为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还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能够以理智的态度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问题，这也是他一生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虽然个性比较拘谨和缺乏耐心，但也练就了和周恩来相似的个性。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恩来共处的这段经历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个性。60年后，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表明，它的所有成员都希望在他们的组织名称中保留“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同时也表明，该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而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

1923年6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做政治工作，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此之后，他做工也都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设在位于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租住的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内。这个房间仅有五平方米，床和其他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邓小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工作。由于这个房间最多时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因此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共青团执委会如果要开会或举行其他聚会，只能到附近的餐馆里。每当在这些餐馆里开会或聚会时，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小平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仅靠喝牛奶和吃羊角面包果腹。久而久之，他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羊角面包的味道。1974年，当他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共有两名编辑，有一段时间邓小平是其中的一个编辑。这年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从现在能看到的他当年所写的三篇文章的内容来看，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在1924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中国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党或站在自己一边。很显然，中国青年党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很深，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小平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众所周知，中国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邓小平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就是对中国青年党的有力鞭笞。但邓小平的文章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因而读者从中也无法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其他人进行激烈的理论上的论争。

邓小平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级组织，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都设有分部，但其规模却比较小，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它的管理却很正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也很好。法国警方一直没有发现过它的任何机密文件。即使1925年法国警方对它进行全力搜查时，也依然一无所获。它和上海的党中央总部和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信联系虽然缓慢，却相当安全、可靠。而且它还有充足的经费制作和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到1993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9年了，可以断定，他是当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这次去里昂，是党组织派他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当时，邓小平只有20岁，比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时还年轻五岁。邓小平刚刚20岁就被赋予了独立的权力，开始领导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在领导劳工运动时可能返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克鲁梭距离里昂更近一些。他也可能到过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因为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与此同时，他还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小平在里昂工作和做工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就回到了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的登记册上显示，他进行居住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他回巴黎的原因，虽然法国或中国的文件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黎的党团组织需要他。因为几个星期以前，大约有150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约有50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其余的人虽然是自愿离境，但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才离开的。

这么多人同时离开法国，主要是由于左翼的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惨案”的激烈反应造成的。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事件中，上海英租界的警察和学生及大批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至少有12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工人罢工，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

在巴黎，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旅法华人参加。这个行动委员会从广大华人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组织旅欧华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这个示威活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并迫使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并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并未逮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立即对警察的这一做法进行报道和批评，警察只好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60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4人进行审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法国当局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意所有留在法国的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一回到巴黎，就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这次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第一，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第二，设法恢复和坚持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次会议上，邓小平或担任会议主席，或在会上演讲。这期间，他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他在雷诺做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因为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法国警方的记录还表明，邓小平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有一份密报说，他们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怀疑邓小平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青年党的领导人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中共都不赞成政治谋杀，而且这几个被指控策划谋杀行动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很清楚他们当时正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应该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因此，对他们的怀疑和指控看起来更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声誉。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住处。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小平与另外两个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事实上，当法国警方冲进邓小平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此前，邓小平早就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1925年圣诞节前，他就通知他的雇主雷诺汽车厂，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躲避法国警方的抓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法国警方搜捕他住处的前一天。结果，法国警方的抓捕行动落空了，他们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并对他们发出了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但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学到有用的工业技术，急于找到中国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但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而在他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已经在曾经做过的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随后做党团杂志的编辑，并成为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宣传员，同时又是党的支部的负责人，虽然这个支部很小，只有几个人。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怎样在警察的监视下和政敌的非议声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离开法国15个月后，他回到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的洪流中，他所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这段岁月究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显然，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国际观。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邓小平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很强调以下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除此之外，法国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后来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法文，至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或者法国的工程与建筑有多大的兴趣。他甚至也没有什么法国朋友，因为无论是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他有法国朋友的记载。当时，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或者是通过在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所办的夜校，或者是通过住在法国人的家里，或是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问题等方式，逐渐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法国人。但邓小平似乎并不喜欢这么做。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邓小平的性格应该是他16岁到21岁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形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当时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具备了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他当年的两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邓小平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第二张，即贴在雷诺汽车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7YtmqiTj44EUOMlkAUxjVeHGCGesCe56Eu8sghn7l4mGd8nLgrz01VQGBarKOy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