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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相的某种形式。
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埃克哈特·托利《当下的力量》
“深夜时分，荒郊野岭处，一个女子，刚和丈夫吵完一架，郁闷之余冲到马路上来飙车。
“孰料，轿车突然熄火了，祸不单行的是，她还没带手机。
“幸好，她发现，路边不远处的山中有一栋亮着灯的房子，于是走去求借电话一用。
“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老人，他答应借电话给她一用，但是，作为条件，她得回答他一个问题：
“‘你是谁？’”
这是台湾作家张德芬的小说《遇见未知的自己》中一开始的情节。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有意无意中都在用生命回答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质量。
在这部小说中，对这个问题，女主人公尝试做了很多回答：
1．我是李若菱；
2．我是一家外企公司的经理；
3．我是一个童年不幸，现在婚姻也不幸的女人；
4．我是一个身心灵的集合体。
但是，老人反驳说，这些回答都有局限，稍一质疑就会出现漏洞。你是你的名字吗？你是你的职位吗？你是你的经历吗？你是你的身体吗？你是你的情绪吗？你是你的心理结构吗？……
最后，老人说，除了被说滥的“灵”之外，她说的“我”都是“小我”，都是可以变化、改造、消失的，而“真我”是不会改变也不会消失的。用更哲学化的语言说，“小我”即幻觉，我们绝大多数人执着地将“我”认同为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随时会破灭。
李若菱的回答显示，“小我”可以有许多层面的内容。不过，“小我”的核心内容是一对矛盾：对痛苦的认同和对抗拒痛苦的武器的认同。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他的著作《少有人走的路》中写下的第一句话。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这个看法越来越认同，因为实在没有发现谁不曾遭受过巨大的痛苦，甚至都很少发现谁当前没有什么痛苦。由此，我常说，大家都有心理问题，因为痛苦总是会催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终结这绵绵不绝的痛苦？
对此，释迦牟尼指出了一条路：开悟。他宣称：开悟就是痛苦的终结。
但是，能达到“痛苦的终结”的人极少，而我不断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痛苦都有一种热爱。
例如，在团体治疗中很容易出现“比惨”，参与者会在言谈中要么暗示，要么公然宣称：“我才是最悲惨者。”
又如，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我常听到有人带着自豪的语气问我：“你说，还有谁比我更加悲惨吗？”
并且，我越来越明白，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是一个轮回。几乎没有谁不是不断地陷入同一种陷阱，然后以同样的姿势跌倒，最后发出同样的哀号，但在这种哀号声中，又总是可以听出浓厚的自以为是的意味。
如果不够敏锐的话，我们就听不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不过，有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如何执着于苦难的轮回的。那就是，奇迹发生了，某人的人生悲剧可以不继续了，这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对此是何等惆怅。
一个国家，有一个剪刀手家族。
所谓的剪刀手，就是每只手上只有两根手指，是一种先天畸形。这个家族中的男人都是剪刀手，剪刀手的爷爷生了剪刀手的父亲，剪刀手的父亲又生了剪刀手的儿子……
这算是一种悲惨的轮回吧。不过，这个家族展示了人性的坚韧。他们没有因此而自卑，反而以此谋生，一直利用这个先天的残疾，在马戏团里做小丑。
后来，这个家族生出了一个双手均有五根手指的健康男孩，这个不幸的轮回可以终结了。但对此，他的父亲非常失望，因为儿子不能继承父业了。
这是网友aw在我的博客上提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示，人会恋念曾经的苦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和苦难抗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对抗苦难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苦难了，武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试着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很容易爱上你发明的武器，你不愿意它被放下、封存甚至销毁，你无意中渴望它一直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它所针对的痛苦应一直存在下去，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本来是用来消灭痛苦的，但最后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武器的存在需要以痛苦为食。
这是一种特定的联系，即某一种武器总是需要以某一类痛苦为食。
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有一种似乎特定的、频繁出现的痛苦，而它之所以不断轮回，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的“小我”所创造的“伟大”武器需要它。
譬如，一个女子的父亲是酒鬼。很小的时候，她就得忍受醉酒后的父亲的辱骂和折磨，还要用她孱弱的身体去照顾他。
意识上，她痛恨酒鬼父亲，发誓以后一定要选一个绝不会酗酒的男子做自己的人生伴侣。但是，她成年后爱上的几任男友都是酒鬼，其中多数一开始便是酒鬼，有一名男子一开始不是酒鬼，但和她相处很久后逐渐变成了酒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关键原因在于自恋，即这个女子“爱”上了自己发明的武器系统——对抗一个醉酒的男子所带来的痛苦的系列办法。她为了维护这种“自爱”，也即自己发明的这一套对付酗酒男子的办法，就只有去重复这一类痛苦。
抗拒痛苦，所以恋念痛苦。
并不仅仅是痛苦才会催生“小我”的武器，其实对任何过去经历的恋念都会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
最初，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时，对“好我”的恋念和对“坏我”的抗拒已然开始。
每个孩子一开始都是自恋的，他会认为，周围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他所导致的。当妈妈亲近他时，他会认为，是他此时的想法或行为令妈妈亲近他，所以他此时的“我”就是“好我”；相反，当妈妈疏远他时，他会认为，是他此时的想法或行为导致了这一结果，所以他此时的“我”就是“坏我”。
这是最初的“小我”的产生。前不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张德芬说，我们多数人最初在自己家中会获得两个经验：
其一，学习否认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等一切内在的东西，而以父母的外在标准来看待自己；
其二，否认自己的价值，深深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小的、无能的小东西，离开父母就不能生存。
这两个经验结合在一起，会令我们对“好我”特别执着，对“坏我”充满恐惧。譬如，张德芬自己的“好我”就是卓越。在她的前四十年人生中，她一直在处处争第一，这既是因为“好我”会带来奖赏——最初势必是父母的奖赏，也是因为对“坏我”充满恐惧——“如果不卓越，就没人（最初也是父母）爱你，你就会死去”。
这是一对矛盾，“坏我”总是“好我”的对立，一个人意识上对“好我”很执着，也意味着他潜意识上对“坏我”同样很执着。很多特别渴望考第一的学生，一旦真考了第一，就会感觉到恐惧，万一下次成绩下降怎么办？有些学生是因为好奇而爱上学习，他们也会考第一，但这是好奇心得到满足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主产品，所以他们不会对考试产生失败的恐惧。
我前面提到，“小我”是幻觉，这一点，只要多看一下人们所执着的东西就会明白了。
有的人显得特别依赖。对他们而言，依赖的“我”就是“好我”，而“独立”的“我”就是“坏我”。他们对依赖这么执着，对独立这么恐惧，是因为父母喜欢他们依赖。当他们表现得弱小无助的时候，会获得父母的关注与照料，但如果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就会被忽视、批评、否定甚至虐待。
有的人显得特别独立。对他们而言，独立的“我”就是“好我”，而“依赖”的“我”就是“坏我”。他们对独立如此执着，对依赖如此恐惧，是因为他们和依赖者有截然相反的家庭。在他们家中，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被迫独立，有的父母在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挫折教育了，而当他们表现出依赖时，很容易遭到忽视和打骂。
于是，当这样两类人出现在同一类情景中时，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依赖者拼命依赖，而独立者拼命独立。而且，一旦危机出现，依赖者会表现得更依赖，独立者会表现得更独立。
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追求“好我”并压抑“坏我”，这是每个人的“小我”的核心逻辑。可惜，我们居然都是从与父母或最初的养育者的单一关系中发展出如此宏大的逻辑的。这严重阻碍了我们活在当下，令我们总是依照在遥远的过去所形成的逻辑来判断当下的事情，从而不能如实地看待当下的处境，并根据当下的需要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这并非仅仅是童年的特点，我们绝大多数人总是活在过去，因为我们会很容易渴望“重复快乐”和“逃避痛苦”。这种渴望乍一看没问题，但关键在于我们渴望的是“重复过去的快乐”和“逃避过去的痛苦”，而不明白任何事情一旦发生就已成过去，它绝对不可再复制。这便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寓意所在。
有趣的是，执着于“好我”而惧怕“坏我”的结果是，“好我”与“坏我”总是不断同时重现于自己的人生中。
这种重现首先出现在自己身上。一个看上去极端自信的人势必是自卑的，我们常用“又自信又敏感”来形容这类人。所谓敏感就是对别人批评他、不接受他很惧怕，这就是自卑的体现。
这种二元对立的现象无处不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追求这一方向的事情时，相反方向的力量势必会产生。
这很容易理解，正如一个天平，当我们在这边加砝码时，那边也得加，否则天平就会失去平衡。
因而，当你追求卓越的程度是10分时，你惧怕失败的程度也会是10分。
同样，当你追求善良的程度是10分时，你憎恨邪恶的程度也会是10分。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获得权力，他一定会是一个暴徒，因为他会严重排斥不符合他的理想的所有人，并最终对这些人动起杀机。
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的内心是分裂的，而他的分裂几乎总是先产生于他的家中。父母的奇特教养方式令他发展出对“好我”的极度执着和对“坏我”的极度恐惧。他们的“好我”会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其核心常常是“强大”。他们看似是不能容忍理想主义被破坏，其实是不能容忍弱小。
目前流行的“吸引力法则”称，世界的奥秘是同类相吸，即有同样心念的人很容易产生共振。
但是，依我的观察，二元对立导致的异性相吸更为普遍。
克林顿对希拉里有致命的吸引力，而他们的自传均显示，迥然不同的性格是他们吸引彼此的秘密所在。如果说，希拉里的理智和自制力可以打到满分10分，那么克林顿的感性和制造麻烦的能量也差不多可以打到满分。
这个著名的爱情故事中的心理奥秘是，克林顿的心中有“希拉里”，而希拉里的心中也有“克林顿”。
具体而言就是，克林顿的“好我”是“不羁”，“坏我”是“自制”；而希拉里的“好我”是“自制”，“坏我”则是“不羁”。克林顿不敢“自制”，而希拉里则不敢“不羁”，他们在极力发展自己的“好我”时，也是在极力排斥自己的“坏我”，生怕那样一来就没有人爱自己，就会死去。
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就严重失衡了，而追求内心的和谐该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吧。所以，自制的希拉里和不羁的克林顿早就在彼此渴望了，他们是彼此的命定情人。
一对夫妻，妻子很节俭，而丈夫则大手大脚。妻子对丈夫这一点很不满，希望他能变得和她一样节约。
但是，我在和她聊天中发现，她最初之所以对他有感觉，正是因为他的豪放和热情。
并且，仔细回顾他们的爱情史，她便会总结出一个大致的规律：丈夫的大手大脚程度，和她节俭的程度是相匹配的；她越节俭，丈夫会越大手大脚。
在我看来，这是他们潜意识的平衡的需要。她意识上越追求节俭，潜意识中追求奢侈的动力就越强，但她视奢侈为绝对敌人而彻底排斥。结果，丈夫就帮她实现了潜意识的愿望。
这种动力并不仅限于夫妻之间，也常出现在亲子之间。我们常看到，父亲一辈的人勤俭持家，视奢侈为绝对敌人；而儿子一辈却成了败家子，很快将家产给败尽。如果仔细探求其中的动力，也可以说儿子辈是帮父辈实现了他们深藏在潜意识中的奢侈愿望。
读历史小说，可以发现明朝历代皇帝中常有这样的事：一个节俭的皇帝父亲有了一个奢靡的皇帝儿子，一个超爱劳动的皇帝父亲生了一个超爱玩闹的皇帝儿子……
自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互动的。如果节俭是有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出自对“坏我”的排斥，那么，就不必有一个奢侈的配偶或孩子来做平衡了。
有些强迫症患者每天洗手近百次，把手洗破了都停不下来。看上去，他们是在追求极端的洁净，但如果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潜意识中必定藏着对“脏东西”如欲望般的渴望。
二元对立是心理学所说的自我结构，也即“小我”的核心机制。“小我”主动产生的念头势必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力，所以我们并不能“心想”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来，而“小我”所追求的“好”总是由别人的“不好”来衬托的。
广州的一个打工仔，每个月能挣约2000元，他只留100元，而将剩余的钱都给太太。他的太太每隔一段时间会失踪一次，钱花光了就会再回来。一开始，她说自己是出去经商了，后来她承认，她是去吸毒贩毒了，而且每次都是去投奔情人，她有多个情人。
就是这样一个太太，当她坚决要和这个打工仔离婚时，他悲恸欲绝。
难以理解他为什么不肯离婚，这婚姻于他似乎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和我聊了近三小时后，他承认，他以前也鬼混过。他14岁就来广东，前八年时间都是在坑蒙拐骗抢。后来，他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才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踏实的生活多么好，并为之前荒废的八年而痛惜，但这八年时光不可挽回了，而他又渴望挽回。这正是他找一个“坏女人”的深层原因，他希望能通过拯救这个“坏女人”而实现拯救“坏我”的目的。
和他聊天时，我发现，他对自己是“拯救者”这一点非常自得，当几次讲到她带着他的钱离家出走时，他的脸上神采飞扬。
并且，表面上，他对妻子很宽容，容忍她吸毒，容忍她找其他男人，但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犀利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的缺点。当发现她的缺点时，他虽然不直接批评，但会用种种言行巧妙地让她知道，他注意到她的问题了。显然，这一定是“好”与“坏”并存，他没有看到她的独立存在，而是将她视为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将被自己严重压抑的“坏我”投射的对象。
本来，他的内心中有严重冲突，他想做好人，但做过八年坏人的事实无法否定，这令他很痛苦。现在，他将“坏我”投射到妻子身上，自己以“好我”自居，内部的冲突转化为外部的冲突，将改变自己变成改变妻子，他就可以舒服多了。
这个故事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我们的“小我”中都藏着很多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令自己的内心感到痛苦，于是我们将这种内在的冲突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来，这样自己就轻松多了。
所以，许多哲人称，外部世界的冲突，典型的如两次世界大战，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冲突的转化。表面上，战争多是类似施虐狂的战争狂人们制造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因为他们想攫取权力的话，没有受虐狂们的配合是不可能的。
常见的受虐狂有两种：一种是“拯救者”，一种是“受害者”。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在两天的团体心理治疗中，出现了几个震撼人心的个案，疗效惊人，也出现了几个无法进行下去的个案。而这几个个案都有相同的原因：当事人宁愿以受害者自居，却不愿意做出真正的改变。
成为受害者该多痛苦、多受伤啊！但是，受害者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你伤害了我，所以你应该对我的痛苦负责。
在我写的两篇关于自恋的文章《我们心中都有一堵超级自恋的墙》和《远离你自我实现的陷阱》中讲到，“小我”对幸福和快乐并不感兴趣，“小我”最感兴趣的是“我是正确的，我早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谁比我更聪明啊”。
那么，成为受害者是最容易获得正确感的途径，施害者一旦发动攻击，那么他们就铁定被按在道德错误的位置上了。
此外，以受害者自居还意味着不必对自己的人生负有责任。在受害者的内心中，负有责任意味着“我是错误的”，这就挑战了“小我”的自恋需要。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一幕对我触动很大。当时，一个学员问主持工作坊的郑立峰老师，他扛的东西太多、太重，想放下，该怎么办。郑老师说，不多，别放下！他建议这个学员抱起一个凳子，然后对他说，这多好，抱凳子可以令自己强壮啊。这位学员显然还真以为郑老师赞同他抱凳子。于是，郑老师建议他再多抱几个凳子。
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现在，我的心理学功底强了很多，而我分明感觉到，我怀里抱着的凳子也多了很多，尤其是从2007年年底到现在，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出现了几次飞跃，对人性的理解又深了几个层次。但同时，一个又一个重量级的负面事件在我身边出现。
我想，这也是我的内心逻辑在我周围世界投射的结果。我的价值感的重要源泉，也即我的“小我”的重要养料是“我能救人，这真棒”。结果，这个逻辑在我的周围世界不断升级，我“救人”的能力越来越强，而需要我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但是，我真能救人吗？我真希望自己能救人吗？我还是更希望“周围世界永远要有大病人，那样我这个英雄才有用武之地”？
这种愿望听上去不错，但依照前面的分析，当我的“小我”的重要结构是“英雄拯救病人”时，那就意味着，“英雄”和“病人”这个二元对立的矛盾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假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我做英雄的代价自然是另一个人做病人。
那个学员在向郑立峰老师请教时，其实是在炫耀“我是拯救者”，并且隐约还在渴求一个完美结果：“我能不能既享受拯救者这一角色的价值感，又放下很累的痛苦。”
“小我”中藏着很多这种渴望：我能不能彻底自信，我能不能既享受受害者的正确感而又不遭受受害者的痛苦，我能不能有一个既愿意包办我的生活又给我自由的配偶，我能不能要一个只对我好而对别人都蛮横的老公……
二元对立的“小我”结构只能导致优点和缺点并存，并且优点几乎总是缺点的另一面，我们选择了优点也就同时选择了缺点。我们能做的，不是只要优点而不要缺点，而是在接受优点的同时接受缺点。
不过，如果我们想做到接受别人，如配偶的优点和缺点并存，首先要做的是接受自己的“好我”与“坏我”的并存。那位过度节俭的妻子，她如果能接受渴望享受的“坏我”，减少她的节俭的“好我”和渴望享受的“坏我”的内心冲突，那么她就会接受丈夫的大手大脚。这时，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她丈夫的奢侈程度会自动降低。
但是，“小我”能彻底被放下吗？我们能否走出二元对立的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