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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战争期间，我去了法国，代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谈。我们的使命是代表没有机会发声的越南人民反对战争。当时，我在日本刚举行完一次公开演讲，便准备经美国飞往巴黎，因为我想在纽约停留，去见见我的朋友——唯爱社的成员阿尔弗雷德·哈斯勒。他们的团体一直积极反对越南战争，推进社会公正。但是我没有过境签证，所以当我在西雅图降落时，就被带到一旁，锁在一间屋子里，不允许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屋子里的墙壁贴满了重刑犯的“通缉”海报。当局还拿走了我的护照，不允许我联系任何人。直到几个小时后，我的航班即将起飞，他们才终于将护照归还，并“护送”我上了飞机。
两年前，1966年，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一次会议。当时《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告诉我，一份来自西贡的报告敦促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政府不再承认我的护照，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言论否定了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所做的努力。这些国家的政府答应了，我的护照也失效了。我在华盛顿的一些朋友敦促我躲藏起来，但要留在美国，将意味着有被驱逐出境和监禁的风险。
所以，我没有潜藏，而是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法国政府给我提供了庇护，我获得一个无国籍旅行证。“无国籍”意味着你不属于任何国家，成为没有国家的人。有了这个证件，我就可以去任何签署了《日内瓦公约》的欧洲国家。但若想去加拿大或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仍然需要申请签证。当你不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时，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原来打算只离开越南三个月，以便在康奈尔大学进行一系列的讲座，并到美国和欧洲进行演讲，呼吁和平，然后再次回家。毕竟，我的家人、我所有的朋友和同事、我的整个人生都在越南。然而，我最终被流放了近四十年。
每当我申请签证去美国时，都会被自动拒绝。美国政府不希望我去那里，他们认为我可能会消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努力。我不被允许去美国，也不被允许去英国。我必须给像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这样的人写信，请他们给我寄一封邀请函。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亲爱的释一行，我想知道更多关于越南战争的情况。请来告诉我。如果您在获得签证时遇到困难，请拨打此电话给我……”只有这样一封信才能得到签证。否则，没办法。
我不得不承认，前两年的流亡生活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我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弟子的四十岁的僧侣，但我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家。我可以就佛教的实践做很好的演讲，但自己却没有真正到达那些境界。从智慧上说，我对佛知晓甚多：我在佛教学院接受过多年培训，自十六岁以来一直在修行，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真正家园。
在美国巡回演讲，我的初衷就是为了让那里的人听到广播和报纸中听不到的真正的越南现状。在巡演期间，我只会在每个访问过的城市停留一到两个晚上。有时我夜里醒来，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那样的日子很是煎熬——我不得不吸气、呼气，才能想起我所在的城市和国家。
在这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到越南，回到我剃度出家的寺院，回到我的家。我常梦见自己爬上绿树成荫的山坡，却又常常在半山腰时突然醒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放逐了。这个梦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此期间，我非常积极地学习如何与许多国家的儿童相处——有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和英国的；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英国圣公会牧师、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犹太教祭司、伊斯兰教领拜师，等等；我修行正念，努力让自己生活在此时此地，感触每一天生活的奇迹。多亏了这种修行，我才得以幸存下来。虽然欧洲的树木、果蔬、花草甚至种族都与越南的截然不同，但修行却可以将我带回真正的“家”中，带回此时此地。自此，我再无梦魇烦忧。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能回到越南家乡的我一定痛不欲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流亡在外近四十年后，当我终于被允许返回家乡，能够为那里的僧尼和教友提供正念修习和入世佛教是一种喜悦；有时间与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交谈也是一种乐趣。尽管如此，当我再次离开我的祖国的时候，心中并无痛苦。
“我已到达，我已归家。”这句话是我实践的体现。它是梅村禅修中心最主要的法印之一。它表达了我对佛陀教诲的理解，是我实践的精髓。因为找到我真正的家，我不再痛苦。对我来说，过去不再是一个囚室，未来也不是一个牢笼，我可以生活在此时此地，唤醒我心中真正的家。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都可以将我带回这个家。我不必购买车票，也不必进行安全检查，几秒钟内，我便能到家。
在我们深深地融入当下的时候，就可以触及过去与未来；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把握当下，就能够治愈过去。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才有机会找到我真正的家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所以必须努力突破，找到自己真正的家。我们不被接纳，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也没有国家认同，这一感觉可能会激发我们的迫切需求，去寻找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