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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 /396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传世的那点极有限的材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是来自晚后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生于雅典阿里摩斯（Alimos）德莫
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Olorus）
，与马拉松战役雅典主帅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Cimon，米太雅德之子）、伯里克利（Pericles）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麦列西阿斯［Melesias］之子）等，大概都有亲戚关系。修昔底德自己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IV. 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为他后来写出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说法。修昔底德自己说，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I.1）；当时他正当明达之年，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V. 26）。显然，这时他已是壮年。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30岁。
根据这则史料来推算，他至迟应出生在公元前455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71—前455年之间；
有学者推算，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460—前455年之间。
他在青少年时代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塞林努斯（Marcellinus）
提及一则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流涕。希罗多德见此情景，对他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
。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有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24年他出任将军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在书中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I. 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却幸免于死（II. 48），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I. 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居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家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IV. 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是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Brasidas）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Thasos）。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Eucles）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落入敌手（IV. 106）。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主要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有人（据说是克里昂［Cleon］）诬陷修昔底德，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而表决将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了多方面的史料（V. 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与雅典敌对的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修氏所记载的公元前419年雅典和阿尔哥斯（Argos）、曼丁尼亚（Mantinea）以及爱利斯（Elis）所签订条约的内容（V.47），可能就出自他亲手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
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V. 69—74），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大概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V. 26），并且知道甚至有可能亲眼目睹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长城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城墙被拆毁一事（I. 93）。
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卒于公元前399年的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Archelaus）的改革（II.100）。因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
修昔底德为何未能将全书写完？这个问题已经难以弄清楚。古代作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普鲁塔克（Plutarch）
等，都说他死于非命（如遇刺等），但是各家的记载破绽很多，这些说法可能是因修氏著作突然中断而引发的推测，并无史实依据。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的G. B. 格伦底认为，修昔底德因怀慕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当他写到雅典迫近失败时期，满腹凄怆，愈写愈不忍落笔，终至不能完稿而死。
此说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测而已。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作者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分散在广阔区域内的海陆战事，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撰述专史论之，堪称卓识创见。《战史》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于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才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每年夏季、冬季交替之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其著作所涉及的年次如下表所示：
修昔底德著作所涉战事年代［1］一览表
（续表）
第一卷开头有一篇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卷至第五卷第24章，记载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即所谓“十年战争”，又称“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章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VIII. 109），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修昔底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战争，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加值得记述（I. 1）。后人主要借助于他的记载，才了解到这场战争的主要史实。
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错综复杂。老牌霸主斯巴达在建国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常备军，不断向外扩张，组成军事政治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6世纪末，在雅典僭主政治被推翻的过程中，斯巴达自恃陆军强大，出兵干涉过雅典的内政。当波斯人加紧向爱琴海地区扩张之时，双方都有各自的盘算，一开始也并未团结御敌。马拉松（Marathon）战役前夕，情况万分危急，斯巴达人借故不肯出兵援助雅典人；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公元前480年）之前，斯巴达人甚至要求雅典人抛弃父祖之邦，去守卫科林斯地峡，协助斯巴达人护卫伯罗奔尼撒，幸亏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以海军为后盾，运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这场争执。在波斯的威胁解除之后，雅典人的势力不断增长，采取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日益突出；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伯里克利采取了坚决反斯巴达乃至不惜一战的政策。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在海上难以与雅典抗衡，但是在陆上依然占据一定优势，如公元前458年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重创雅典陆军。公元前445年，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约”。其后，雅典在希腊大陆的扩张势头虽有所收敛，但海上侵略扩张活动有增无减。公元前440—前439年，雅典倾全力镇压萨摩斯（Samos）起义，迫使后者称臣纳贡；前439年，伯里克利统率舰队，远赴黑海，浩浩荡荡，炫耀国威；同年，雅典人在斯特里梦（Strymon）河畔建立安菲波里斯城。此城的建立，对于雅典获得造船木材来源，扩大其在爱琴海北岸的势力，极具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在希腊诸邦经常出现平民派（民主党）与贵族派（寡头党）的内斗，一般说来雅典人支持前者，斯巴达人则往往支持后者；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也往往是各站在对立一方，久而久之，积怨日益加深。两者都以自己的邦国利益为出发点，力求扩大影响，任何一方都不愿失去优势。
雅典国力的增长、雅典帝国的形成是与波斯战争密切相关的。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初，雅典海上实力在希腊世界勉强算得上二流，公元前494年在米利都（Miletus）近海的拉德（Lade）会战时，开俄斯（Chios）等邦的舰船达到80艘以上，而公元前491年雅典准备与埃吉那（Aegina）交战时，全国只有50艘战舰，甚至不得不向科林斯（Corinth）租借了20艘。
公元前483年以后，雅典人用来自劳里昂（Laurium）银矿的收入大力扩充海军，三年后一跃成为希腊第一海上强国。雅典人海军强大，财力雄厚，不断向外扩张，对于传统霸主斯巴达人确已构成威胁。公元前468 /前467年，客蒙率雅典同盟舰队在攸里梅顿河口大败波斯军，基本上解除了波斯对雅典的海上威胁。雅典在公元前460—前454年间冒险发动对埃及的远征，结果250艘战舰，约5万名将士，几乎全军覆没，海外扩张的势头从此受到遏制。
同时，雅典在希腊大陆上展开攻势，到公元前457年，雅典长城修筑告竣，彻底征服埃吉那，迫使其纳贡，并且一度控制麦加拉（Megara）、波奥提亚和佛基斯（Phocis），在希腊大陆的势力扩张达到顶点。公元前454 /前453年，雅典将提洛同盟的公款约8000塔连特
移至雅典，实际上是对原同盟基金的剥夺。
随着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强力反击，雅典自知难以两线作战，从而被迫放弃控制中希腊的野心。公元前446 /前445年缔结“三十年和约”，缔约一方为雅典帝国，另一方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
和约的签订不过是两强暂时平分海陆霸权，此后15年间，雅典在陆上的扩张有所收敛，海上扩张则有增无减。公元前443年殖民意大利南部图里伊（Thurii），公元前440—前439年制服海上强国萨摩斯，公元前437年新建殖民地安菲波利斯等行动，已经在战略上威胁到斯巴达的同盟者中那些拥有较多海外利益者。修昔底德明确告诉我们：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I. 23. 5）。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准备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希腊的上空。
两大集团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对峙和摩擦之外，在推动战争爆发的进程中，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斯巴达的盟邦科林斯发挥过重要作用。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之一，而雅典作为海上强国，不仅经常损害其西邻科林斯的利益，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带；西西里强国叙拉古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于是，科林斯决心将此事关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诉之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渴望得到盟主的保护。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科基拉（Corcyra）事件。科基拉有一殖民地爱皮丹努斯（Epidamnus），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科基拉为其母邦，而科林斯又是科基拉的母邦。公元前435年，爱皮丹努斯内部民主派发动政变，因势单力孤而请求科基拉人予以援助，科基拉贵族置之不理，于是他们转求助于科林斯。科林斯出动75艘战舰、2000重装步兵，科基拉以80艘战舰迎战，结果前者战败（I. 29—30）。随后，科林斯经过两年的备战，于公元前433年秋率麦加拉、爱利斯（Elis）、琉卡斯（Leucas）、安布拉基亚（Ambracia）等邦共150艘战舰进攻科基拉，此时后者已与雅典结盟，他们出动110艘战舰，双方在西勃塔（Sybota）海域发生激战，科林斯人获胜。科基拉人溃败之时，雅典援军直接与科林斯人交战（I. 46—49）。科林斯等邦据此指责“雅典在休战和约的有效期内，已和科基拉人一起向他们开战”（I.55），这明显破坏了此前订立的“三十年和约”。
其二，波提狄亚（Bottidaea）争端。波提狄亚是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西部重镇。它是科林斯的殖民地，科林斯每年指派常驻官员，对其加以行政管理，证明子邦并非完全独立于母邦。波提狄亚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林斯管辖。然而，这个地区一向属于雅典帝国的势力范围，此时波提狄亚已经被降为雅典的纳贡属邦。在此前雅典和科林斯因为科基拉争端已经兵戎相见的情况下，科林斯人与雅典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由于雅典介入马其顿王位之争，与马其顿关系不睦。马其顿及邻近的色雷斯、卡尔基狄克半岛等地酝酿着反雅典的活动。雅典人意识到这一点，便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公元前432年夏，雅典命令波提狄亚拆除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官员，科林斯人当然不服，要求该邦退出雅典同盟。雅典派兵围攻波提狄亚，科林斯方面有2000“志愿兵”（部分科林斯人，部分是伯罗奔尼撒的雇佣兵）进驻该城，双方交战。
其三，麦加拉事件。麦加拉位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与雅典接壤，工商业比较发达，海外交往频繁。雅典与麦加拉堪称世仇。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人就从麦加拉人手中夺占了萨拉米斯岛，后向该岛派遣军事殖民；雅典强盛时，麦加拉人在与雅典人海上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据普鲁塔克记载，大战之前，雅典人以麦加拉收容其逃亡奴隶和耕种其埃琉西斯（Eleusis）圣地为借口，禁止麦加拉舰船在雅典帝国各港口停泊。麦加拉人就此向斯巴达人提出控诉，而雅典则派传令官安特摩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前往麦加拉和斯巴达予以谴责。但派出去的传令官被杀。据说麦加拉人涉嫌此事。于是经雅典人卡利诺斯（Charinus）提议，公民大会作出决定：与麦加拉人为敌，废除盟约，断绝传令官往来；任何麦加拉人踏入阿提卡境内，格杀勿论；每年将军们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
此所谓卡利诺斯的“麦加拉法令”或“麦加拉禁令”。这无异于对斯巴达的盟邦直接宣战。麦加拉与科林斯既是友好邻邦，又同为斯巴达人的盟友，两国都面临雅典人的重大威胁，便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双方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科林斯人几乎都卷入其中。公元前432年，应科林斯等邦的强烈要求，斯巴达人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起初，斯巴达人对于开战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但在科林斯代表的百般怂恿和鼓动下，会议终于作出对雅典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麦加拉法令”；驱逐阿尔克麦昂家族（Alcmaeonidae）后裔（“被女神诅咒的人”
），伯里克利的母亲即属于该家族。这些实际上都是开战的借口，斯巴达方面明知雅典人不会接受任何一条，却依然提出。雅典公民大会作出决议，拒绝要求，决不妥协。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人的一支300人军队袭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Plataea），遭惨败。雅典因此而拘押所有在雅典的波奥提亚人。是年5月底，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率伯罗奔尼撒同盟联军入侵阿提卡，战幕正式拉开。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战略上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想发挥各自的优势，攻击敌方弱点。雅典自恃海军强大，资财雄厚，还有“长城”护卫，只要保住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法勒隆一带，便可在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随意袭掠斯巴达领土，鼓动黑劳士暴动，很快可以迫使斯巴达人求和。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是很有信心的；而斯巴达人则坚信其陆军是无敌的，可以在陆上反复扫荡阿提卡，使雅典城孤立无援；特别是他们自诩为“希腊的解放者”，似乎在道义上占据高地，可以随时鼓动那些对雅典人心怀不满的臣属之邦起义，以剥夺雅典的财源，从根本上削弱雅典的综合国力。
双方的战略部署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战争打响后，战场上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雅典当政者所遇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阿提卡的乡村居民迁居城里的问题。按照伯里克利的战前部署，他们必须携带家眷和所有家具来个大迁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波斯战争之后，乡民们好不容易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又要举家搬迁；牛马牲畜还得送往优波亚岛（Euboea，今希腊埃维亚州）及附近的岛屿，他们很悲伤，很不愿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而且到了雅典城，只有少数人找得到住处或托庇于亲戚朋友宇下，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没有建筑房屋的露天，或在庙宇中和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身。进城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拱手让与敌人，任由敌人烧杀抢掠，个个焦急万分，怨气冲天。这的确是伯里克利等人始料未及的。
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在阿提卡乡间砍伐树木，烧毁房屋，大肆蹂躏，想激怒雅典人，诱使他们出城作战，却没有成功。雅典方面也得到一些外援，如色萨利人派来骑兵队，科基拉派来50艘战舰，鉴于雅典人在以往陆战中多次惨败于对手，他们城里坚守不出的策略是明智的、可行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广大乡村居民，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横遭蹂躏，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雅典海军派出100艘三列桨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攻击斯巴达沿海要塞，鼓动黑劳士反叛。科林斯人也出动海军舰船，但他们主要在科林斯湾到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一带活动。雅典人在海上占据明显优势。
公元前430年麦收时节，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再次侵入阿提卡，四处烧杀劫掠。就在这年的夏天，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雅典人的头上。雅典城内突发大瘟疫，并且迅速传染、蔓延，死亡枕藉。由于雅典城麇集了阿提卡几乎所有的人口，卫生环境本来很差，加上饮水、排水等公共设施不足，瘟疫便一发不可收拾（II. 47—54）。城内的人们在成群地死去，而城外的田地在横遭蹂躏，雅典人内外交困，处境窘迫。斯巴达入侵者在阿提卡破坏的范围，向东扩至靠近优波亚岛一面，向南接近劳里昂银矿一带。而伯里克利组织了100艘战舰的远征军，去袭掠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
这场灾难究竟夺走多少雅典居民的生命，已经无从稽考。不过，修昔底德提供的一组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公元前430年夏，雅典人曾派出一支4000人的军队，增援波提狄亚的围攻者。久攻不下，军中却突发瘟疫，只好撤退，短短40天内罹疫身亡者竟多达1050人（II. 58）。瘟疫肆虐三年之久，在册公民至少有4700人罹疫身亡（III. 87）。他们只是20岁以上成年男人的一部分。近代有研究者推算，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内的死者总数，达到雅典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这个估计应该说有相当的依据。
雅典人把战争中的种种不幸，都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雅典人的怒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迁入城市的农民。伯里克利召集公民大会想作出解释，强调一个人在邦国处于逆境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国势昌盛时所得的利益；指出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邦国遭遇大灾难，也很难保全自身；但是只要邦国本身安全的话，个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幸中恢复过来。无论伯里克利如何苦口婆心，雄辩滔滔，雅典民众却并不认可。他们投票剥夺其权力，并处罚金。不久，雅典人又推举他再度出山。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一次当选为将军。同年，心力交瘁的他染上瘟疫，不治身亡。
之后，雅典政坛上出现两位政见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一位是尼基阿斯（Nicias），不反对与斯巴达人言和；另一位是克里昂（Cleon），坚决主战，决不妥协。此后数年的战事，双方大致处于胶着状态，雅典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问题愈益突出，不得不加重各属国贡赋负担，贡金总数由战前每年约600塔连特，增加至公元前427 /前426年的近1500塔连特；
同时，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其人力资源也面临严重困难。就在雅典内外交困之时，公元前428年列斯堡（Lesbos）岛上以米提列涅（Mytilene）为首的诸属邦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发起暴动，起义最后遭到雅典的残酷镇压，上千名的反叛者被处死。随后雅典向当地派驻3000移民，彻底征服了米提列涅。
公元前425年夏，克里昂主张派舰队再攻伯罗奔尼撒，由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担任指挥官。舰队驶抵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沿海的派罗斯（Pylos），占领这个重要海港，随即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同时，鼓动大批黑劳士叛逃，给斯巴达人造成很大压力。斯巴达人企图夺回派罗斯，未获成功，便派兵抢占派罗斯南边的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岛，与雅典人继续较量。斯巴达人多次试图登陆，攻占雅典要塞，均遭失败；而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驻军，在雅典人的围困下，食物不济，形势紧急。斯巴达人派使者前往雅典议和，遭到拒绝。
这时候，占据派罗斯、围困斯法克特里亚的雅典军队也遇到了困难，他们的粮食和饮水不足；对海岛的围困也并没有迫使敌人投降，因为斯巴达人占据地利，他们用重赏黑劳士的办法让这些人冒死潜水，将食物偷运到岛上。斯巴达人异常顽强，宁死不降，雅典人感觉有些无计可施了。同时，在雅典国内，主战的克里昂招致严厉批评。批评最力者当属尼基阿斯，他采取激将法，使克里昂亲赴前线作战，不要把失利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克里昂放出狂言，说不出20日，他定将被围的斯巴达人统统活捉到雅典来。
克里昂只带了少量士兵奔赴前线，与德摩斯提尼会合。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战局。岛上的斯巴达士兵在引火烧饭时不慎引起全岛的山火，之前隐藏在密林中的斯巴达人显露无遗，岛上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随后，在派罗斯的决战中，雅典占了优势。雅典军登岛后，由于山路崎岖，雅典使用石头、弩箭、标枪的轻装兵，比斯巴达手持盾牌、长矛的重装兵要灵活些。美塞尼亚人一名头目向雅典人献计，请求克里昂和德摩斯提尼给他一支小分队，可绕道敌后，前后夹击。他们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迫使斯巴达人缴械投降。渡海到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将士总共420名，被俘到雅典去的就有292名，其中有不少是斯巴达贵族。这是开战以来斯巴达人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失败。克里昂率军押着俘虏凯旋。
随后，在斯巴达方面，伯拉西达大胆地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具体举措是，出兵到爱琴海北岸，与反雅典的马其顿联合，鼓动当地雅典属邦反叛。公元前424年，伯拉西达亲率1700名精锐重装步兵，纵贯希腊大陆，顺利穿过色萨利（Thessaly），来到卡尔基狄克半岛，这是一次大胆的远征。在马其顿国王的支援下，伯拉西达软硬兼施，挑唆雅典属邦反叛，收效显著。修昔底德率舰队驰援不及，雅典帝国痛失战略重地安菲波里斯。
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订立了一年休战和约，双方实际上都在争取喘息之机。伯拉西达派人去斯巴达，请求增派援兵，却并未得到回应；斯巴达当权者甚至更关心那些仍被羁押在雅典的俘虏。公元前422年，休战期满，克里昂率雅典1200名重装步兵、300名骑兵以及同盟者的军队，开赴安菲波里斯，准备与伯拉西达决战。双方在安菲波里斯附近激战，雅典方面损失约600人，主将克里昂阵亡；斯巴达方面仅战死7人，但主将伯拉西达重伤致死。
两国主战人物双双阵亡后，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和尼基阿斯分别代表两国订立条约。其一为“和平条约”（V. 19），其二为“同盟条约”（V. 23），两项条约有效期均为50年，由双方各派17人参加签署并庄严宣誓。公元前421年春订立条约时，双方开战正好满10年。“十年战争”以“尼基阿斯和约”的签署而告结束。
经过这“十年战争”，双方的金钱、财富消耗极大，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局势下，想通过一纸和约而恢复到战前状态，恐怕只是一句空话。两强争霸的局面并无任何改变，双方缔结和约，实际上都想通过休战，稍作喘息，准备再战。
其时，雅典主战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又译亚基比德）。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但野心勃勃，缺乏政治原则，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尼基阿斯才能出众，性情温和，处事稳健，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
斯巴达和雅典缔结和约六年多的时间里，虽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并非就此偃旗息鼓，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并未消除。在此期间，各方外交活动频繁，形势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以尼基阿斯为首的主和派，力主与斯巴达和好，却未能获得公民大会的信任。其实，雅典人早已觊觎古代“粮仓”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殖民区域）地区；认为占领这片区域之后，便可以与北非的迦太基人争雄，进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制服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却成为某些雅典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梦想。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就西西里远征计划进行辩论时，行事谨慎的尼基阿斯力图阻止这次冒险，指控阿尔基比阿德斯为个人的贪婪和野心，不惜把邦国拖入巨大危险之中。而阿尔基比阿德斯则作了辩解。他认为，如果雅典不设法征服新的土地，自己就有受制于人的危险；他还说，城邦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能长期保持在静止状态中，只有在战斗中，才会经常取得新的经验。总之，雅典社会已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就是有人反对这样的冒险，也不敢说出来，生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VI. 8—24）。
远征西西里的冒险计划，在雅典公民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那些贫困者，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或者制服西西里诸邦，通过征收贡金改善其经济状况。当时，在雅典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西西里的地图画在沙土上，人们以为远征西西里一定会马到成功。于是，在雅典民主制度下，远征的决定顺利通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这次远征了。
雅典出兵的一个诱因，是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上爱吉斯泰（Egestae）与塞林努斯（Selinus）发生争执。爱吉斯泰是雅典的盟邦，其近邻塞林努斯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城邦，与斯巴达的盟邦叙拉古有结盟关系。爱吉斯泰人于公元前416年岁末派使者到雅典来，劝说雅典人出兵西西里，当即付给雅典60塔连特银子，作为60艘舰船一个月的军费。他们还煽动说，如果坐视叙拉古人强大起来，他们迟早会帮助伯罗奔尼撒人摧毁雅典，因为叙拉古与斯巴达都是多利斯人国家。原本就渴望远征西西里的雅典人，便有了最好的借口。雅典最初准备派60艘舰船，几天之后又决定增加兵力，公民大会任命三位将军统领，即阿尔基比阿德斯、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Lamachus）。
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雅典城内差不多所有的赫尔墨斯（Hermes）
神像的面部，一夜之间都遭到毁坏。迷信的雅典人普遍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甚至认为此事与颠覆民主制政府的密谋有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政敌们散布谣言，说此事就是他干的。阿尔基比阿德斯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公开审判，不要让他在官司缠身的情况下出征。但雅典人出征心切，决定推迟审判，要求他从速启程。
公元前415年5月，三位将军统率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人，其中雅典公民1500人，轻装步兵1200人，桡手26000名，弓箭手480人，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向西西里进发。军需物品由30条商船运载，载有谷粮、面包师及各色勤杂人员（VI. 43—44）。
当雅典大军接近西西里岛时，叙拉古方面似乎还全然不知，当他们确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时，才紧急着手作迎敌的准备。然而，刚刚踏上异邦土地的雅典远征军，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雅典国内即派人前来，命令阿尔基比阿德斯火速回国为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接受审判，这实际上是雅典内部党派斗争的又一闹剧。阿尔基比阿德斯自知回国受审凶多吉少，便在途中叛逃至斯巴达。雅典人对他作了缺席审判，判处死刑，没收财产，变卖充公。
现在雅典军的统帅只有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了。他们没有马上进攻叙拉古，而是在西西里的西部海域劫掠，将敌对城邦的居民抓来卖为奴隶。叙拉古人乘机作了迎战准备。公元前415年冬，双方初次交战，雅典人占了上风。随后雅典舰队在那里过冬，准备明春再战。
公元前414年，叙拉古人召开公民大会，推举智勇双全的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等三人为将军，领导抗击雅典人的入侵。同时，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请求发兵援助。雅典人在叙拉古城外修筑一道城墙，试图将其围住；叙拉古人在城外也加筑城墙，与之对抗；他们还在一切可能登陆的地方，将木桩凿入深水，做成水下暗桩，以阻挡雅典海军的进攻。
阿尔基比阿德斯投靠斯巴达之后，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积极为雅典的死敌献计献策，来攻打他的父祖之邦。他分析了军事形势，提出两项具体方案：一是派遣军队到西西里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叙拉古；二是在陆上进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Decelea）建筑一个要塞，这是雅典人最害怕的。斯巴达当政者采纳了他的献计，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公元前414年，雅典人围攻叙拉古，取得明显优势，但拉马库斯在战斗中被杀，这样，全军由尼基阿斯一人统率。叙拉古人处于被封锁的困境，亟待外援救助又杳无消息，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他们甚至和尼基阿斯开始商谈投降的条件了。在此紧急关头，斯巴达将领吉利浦斯（Gylippus）率军抵达西西里。他占据爱皮波莱（Epipolae）高地，使雅典人的城墙包围战术不能奏效，战局随即有所改观。同年冬，尼基阿斯给雅典当局发去一封求援信，并请求解除其将军职务。雅典当局答应再派军队和增加军费，但不同意免除其职务；选派德摩斯提尼、攸里梅敦（Eurymedon）二人为将军，与尼基阿斯分掌军权。德摩斯提尼筹组远征军，公元前413年6月底，这支拥有73艘战舰、5000名重装步兵的援军抵达西西里。
雅典方面，德摩斯提尼的增援舰队业已开到，他们因此而大受鼓舞。于是，雅典人在夜幕掩护下，在爱皮波莱地区展开一次突袭行动，叙拉古人猝不及防，形势对雅典人很有利。但随后叙拉古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雅典人败退，损失很大。这样，在海上和陆上雅典人都受到重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的主张出现严重分歧。德摩斯提尼的意见是，征服叙拉古已经无望，应该班师回国，保存实力；即便不撤军，也应及时转移，在西西里岛上也可以袭扰敌人，劫夺敌方财产以供己用；在海上，雅典舰队仍然有优势，只要不在狭小的水域交战，便可无虞，总之一定要行动，不能再迟疑观望了。尼基阿斯承认雅典军的处境恶劣，但他说叙拉古人的处境更坏，如果这样撤军恐不被雅典民众所接受，弄不好还被公民大会来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处死，还不如拼死一搏，果真要死，也宁愿死在敌人手中。由于尼基阿斯固持己见，按兵不动，雅典军队一再贻误军机。
与此同时，叙拉古方面援军又至，准备水陆两线对雅典人发动进攻。形势对雅典人更加不利，他们开始后悔没有及时撤离，尼基阿斯终于不反对转移了。然而，正当雅典军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公元前413年8月27日晚发生了月食。尼基阿斯和许多雅典人相信占卜之类的事情，据随军的星象家预言，须等到过了三个九天之后，方可再讨论军队移动之事，所以雅典舰队又停留下来。
最后的决战，双方投入舰船共约200艘，其中雅典有110艘，武装人员不下4万。雅典舰船的船头一向较轻，调动迂回比较灵活，开战时先冲破敌人阵线，然后攻击敌船侧面或船尾，这样往往占有优势。但叙拉古人针对这种情况改装了舰船，把船头斫短，安上坚硬的船喙（“撞角”），用以迎头撞击并凿穿雅典的船头，使雅典人无法抵御。况且，“大港”水面狭窄，雅典人惯用的迂回战术适合开阔的海面，这里却无法施展，所以这一战雅典人损失不小。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居然被打败，这大大增强了叙拉古人的信心。雅典人的舰队遭到叙拉古人封锁，军粮不足，突围无望。他们海上突围不成，便想往陆上转移，力图保住一些军力，以图再举。赫摩克拉特斯看到当夜无法组织军队作战，便派人向雅典方面假装递送情报，说叙拉古人已占据要道，当夜不能突围，尼基阿斯果然中计。天亮之后，叙拉古人守住要道，派骑兵和轻装兵前来袭扰。雅典军给养缺乏，士气低落，不识路向，四面楚歌，只能任人宰割了。随后，德摩斯提尼及其部下被分割包围，在绝望中率部投降。尼基阿斯率众冲到阿西纳鲁斯（Assinarus）河畔，饥渴难忍的雅典人乱作一团，不顾一切地喝水和渡河逃命，这场战事随即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一场大屠杀，结果除战死者（据说仅溺死在河中的就有1.8万人）外，被俘者共约7000人。远征军主帅尼基阿斯被处死。侥幸得以逃生的，寥寥无几。雅典此次远征前后共损失战舰200余艘、将士5万余人，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西西里之战后，交战的重心开始东移，阿提卡本土遭到沉重打击。按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献计，斯巴达大军在国王阿基斯（Agis）率领下开入阿提卡，在狄凯里亚安营扎寨，肆意破坏。往年斯巴达军入侵是暂时性的，达到用兵的目的便及时撤军，这次却常驻此地，连续蹂躏田地。不仅如此，阿提卡地区2万多奴隶趁机逃走，对于雅典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许多属邦正在窥伺时机，准备叛离雅典。以前没有加入任何一边的城邦，现在纷纷倒向了斯巴达；那些已经和斯巴达结盟的城邦受到鼓舞，出兵出钱建造舰船，形势对斯巴达人更为有利了。
公元前412年年初，在斯巴达的支持下，雅典重要属邦，如优波亚岛上各邦，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各邦，还有开俄斯岛、列斯堡岛等，都叛离了雅典。在许多城邦内部，党争频繁而激烈，有的亲雅典，有的亲斯巴达，彼此残杀，反复无常。
在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激战正酣之时，隔岸观火的波斯人，先是坐山观虎斗，并且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帮助斯巴达，从中渔利。波斯驻小亚细亚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经过谈判与斯巴达订立了一个同盟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波斯国王现在和过去“所占领的一切土地都应归国王所有”，就是说小亚各希腊城邦又回归于波斯统治之下；波斯国王答应出资为斯巴达建造战舰，以图联合起来打败雅典。
雅典人自开战以来从未遇到如此严峻的形势。伯里克利在战前提议储存1000塔连特，这笔巨款非到危急时刻不得动用（II. 24）。这时，他们果断动用这笔钱，装备大批舰船，打败了叛变的开俄斯人，暂时稳住了局势（VIII. 15）。同时，他们策动萨摩斯平民起来暴动，杀死统治阶级中大约200名最显赫的人物，放逐了400人，没收其田产房屋，使萨摩斯成为雅典可靠的同盟者。此后，萨摩斯成了雅典海外重要的海军基地。雅典全力摆脱被动局面，收到一定成效。
公元前411年5月，正当雅典苦撑危局、准备与斯巴达再作较量之际，发生了寡头派政变。这一派主要领袖人物有安提丰（Antiphon）、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人。他们早已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满，如今乘远征西西里惨败，斯巴达又因与波斯结盟而壮大之机，废除民主制，建立“四百人”政府，民众也只好默然顺从，人们觉得这个新政府或许能把国家从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
政变上台的当政者实施新宪法，规定享有公民权的人，均应为有产者，他们皆须为国效劳；取消公职津贴。实际上，由十部落遴选出的“五千人”并无实权，真正权力掌握在四百人议事会手中。这个政府希望与斯巴达进行和平谈判，但并没有成功。政权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加上萨摩斯的海军表示不满，寡头们内部意见不和，所以只存在4个月便瓦解，以塞拉麦涅斯为首一派取而代之。他们将军国大事交给所谓“五千人”去处理。塞拉麦涅斯领导下的所谓“五千人”政府执政约8个月，后来受到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高度评价，说塞拉麦涅斯“总是引导一切政府走向完全守法的境界，表明他善于在一切政府之下为邦国效力……他拒不向僭越法律者让步，宁可招致他们的敌视”
。在塞拉麦涅斯一派当政期间，“雅典似乎统治得很好”。
随着波斯国王公开插手希腊事务，战局开始明显地朝着有利于斯巴达的方向发展。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来到伊奥尼亚地区，故技重演，既对斯巴达和波斯示好以寻求其支持，又来到萨摩斯，与雅典舰队的领袖们进行谈判，表示还愿意回国效劳。雅典舰队方面居然也接受了他。公元前411年秋，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雅典海军开往赫勒斯滂，在阿卑多斯打败斯巴达海军，力图控制通往黑海的航路。修昔底德的记载到此戛然而止。
根据色诺芬及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在战争最后数年的较量中，斯巴达一方由于得到拥有雄厚财源的波斯人的援助，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斯巴达名将吕山德（Lysander）在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的大力支持下，提高海军中雇佣水手的薪饷，实力大增。而雅典方面国库空虚，将军们不得不为筹措军饷四处奔忙。公元前406年3月，吕山德在诺提昂（Notium）海角小胜雅典舰队，导致雅典人怪罪阿尔基比阿德斯，并解除其职务。同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艘战舰的海军，并且在狄奥麦敦（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Arginusae）大捷，然而胜利后的雅典非但未能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指挥作战的将军们竟然被一次性判处死刑。
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方面集结约200艘战舰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方面180战舰的舰队停泊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相距约三千米，相互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趁敌不备，发动突袭，雅典舰队遭到全歼，俘虏中的3000雅典公民被悉数处决。
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厄运难逃，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端恐慌气氛之中。最后，拉栖代梦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极为苛刻的投降条件。公元前404年4月，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雅典人同意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
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
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
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
在思想文化领域，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人类历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医学成就，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民主制为自由探讨、理性思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新高度。
首先，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I. 143. 5）；
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R. G. 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对修昔底德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忌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I. 1）。
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 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不同历史时段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
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如亲临其境，呼吸与共。
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修辞学家为使文字更加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VI. 30 —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1）。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用一样。
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创作的影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和准确，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史传统的确立，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抄本（兽皮本或纸草本）有40余种，大多数为残本及断片。这些抄本现藏于德、法、英、意、希腊等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其中主要的抄本，近代校勘家通常按大写西文字母标注为A本、B本、C本、E本、F本、H本、M本和P本等。
按照丹麦古典学家卡尔·修德（Karl Hude）的意见，这些抄本中最重要的如下：
A本—山南本或意大利本（ Cisalpinus sive Italus ），现存巴黎（编号suppl. Gr. 255），羊皮纸，11 / 12世纪。
B本—梵蒂冈本（ Vaticanus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编号126），羊皮纸，11世纪。
C本—劳伦斯本（ Laurentianus ），佛罗伦萨劳伦斯图书馆（编号69，2），羊皮纸，11世纪。
E本—巴拉丁本（ Palatinus ），海德堡图书馆（编号252），羊皮纸，11世纪。
F本—奥古斯丁本（ Augustanus ），慕尼黑图书馆（编号430），羊皮纸，11世纪。
G本—莫纳森本（ Monacensis ），慕尼黑图书馆（编号228），纸，13世纪。
M本—不列颠本（ Britannicus ），大英博物馆（编号11727），羊皮纸，11世纪。
在这些抄本中，没有哪个抄本因年代或质量而比其他抄本更优越，但是有两个系统可以辨认出来。一个系统包括C和G两个抄本，以劳伦斯本为首；另一个系统包括A、B、E、F诸抄本，以梵蒂冈本为首。不列颠本介于两者之间。修德主张劳伦斯本为优，也有学者认为梵蒂冈本为优。
西方诸国对古典文献的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德国的“韬伊普纳古典丛书”（Teubner）、美国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和法国的“比德古典丛书”（CollectionBudé）对西方古典著作的整理与校勘均有突出成就。如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也有所贡献。
1. Stuart Jones, H. and Powell, J. E., Thucydidis’s Historiae ,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琼斯（H. S. Jones）版校勘本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系列的一种，主要以贝克（I. Bekker）版校勘本（1832年）和修德版校勘本（1898年）为基础，于1902年首次出版。此后，鲍威尔（J. Powell）进行了修订，尽量保持旧版的文本内容和页码编排，纠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20世纪前半期新发现的纸草文献，1942年再次出版。该校勘本的前言用拉丁文撰写，简单介绍了抄本情况，每页正文下方有简短的校勘记，文末附有名词索引，是最为常见的修昔底德校勘本。
2. de Romilly, J., Weil, R., and Bodin, L., Thucydi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 8 Vol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8 –1972.
德罗米莉（de Romilly）版校勘本是“法国大学古典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的一种，该系列又被称为“比德古典丛书”。德罗米莉的校勘原则相对保守，尽量保持手稿中的文本拼写，对文本修改（emendation）非常谨慎，一般采取的都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读法。在第一卷近30页的前言中，对抄本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正文的左页为法译文，右页为希腊文和校勘记。
3. Alberti, G. B.,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 3 Vols., Roma: Istituto Polygraphico dello Stato, 1972 – 2000.
阿尔贝蒂（G. B. Alberti）版校勘本是目前最新的修昔底德校勘本。文本校勘非常可靠，不仅考察了20世纪末新近发现的纸草文献，而且充分利用了15世纪瓦拉（Lorenzo Valla）的拉丁文译本。与此同时，校勘记全面详实，针对性强，尤其是给出了对文本校勘持不同意见的研究文献，令学界称赞。一般认为，阿尔贝蒂版校勘本已经取代“牛津古典文本”系列的琼斯版，霍恩布鲁尔（S.Hornblower）称赞其为“目前最好的修昔底德文本”。
1. Gomme, A. W., Andrewes, A., and Dover, K. J.,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 –1981.
前两卷分别完成于1945年和1956年，1959年高穆（A. W.Gomme）逝世，安德鲁斯（A. Andrewes）和多弗（K. J. Dover）完成后三卷的出版。第一卷长达87页的前言，详细梳理了修昔底德研究的基本问题，书名之所以被冠以“Historical”的称谓，乃是针对19世纪偏重语言学的注释传统，注释内容对文本校订、地理、经济等诸方面关注甚多，同时也讨论了许多文学性内容。该注释本的一个特色是，在注释内容结束后经常有篇幅不小的作者附论，进行专门论述或扩展讨论。
2. Hornblower, S.,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 3 Vo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08.
霍恩布鲁尔版注释本是最新的修昔底德注释本，以历史性注释为主，但也包含了叙述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高穆版注释本，霍恩布鲁尔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更为全面和详实的梳理。此外，注释辞条附有完整的英译文，使希腊语水平有限的读者也能有效利用。虽没有完全取代五卷本的高穆版，但仍然被认为是修昔底德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1. Smith, C. F. trans.,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史密斯（C. F. Smith）译本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一种。正文左页是希腊文，依据的是1898年的修德版校勘本，有少量校勘记；右页是英译文，页底有少量注释。英译文与希腊文对应，不仅准确而且可读性很高，目的是帮助希腊语水平有限的读者理解原文。文前的文献索引和文后65页的索引也具有极高价值。
2. Strassler, R. B. ed., Crawley, R. tran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该译本是“地标”系列译本的一种。正文使用的是1874年克劳利（R. Crawley）的英译文，通俗易懂，采取将原文的长句译成短句的做法，以便于读者理解。该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详尽的地图，涵盖了修昔底德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此外，每一节正文在页边都有内容概括和提示，页脚有解释性的注释。11篇高质量的附录概括介绍了理解修昔底德的重要问题，而百科全书式的索引表更是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
3. Lattimore, S. tran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拉迪摩尔（S. Lattimore）译本依据的希腊文原文是克拉森（J.Classen）校勘并由施托依普（J. Steup）修订的校勘本（1875—1885年），译文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保留了修昔底德使用长句的叙述风格，为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牺牲译文的流畅性，是目前最贴近原文的英译本之一。目录按照文本内容的摘要编排，每一卷译文之前有简短的内容介绍，正文下方的注释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同时也有对相关研究的讨论。此外，正文之后的参考书目、演说辞索引、一般索引也很有帮助。
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时至近代，随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历史著作的奠基者”。
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
。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
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
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
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
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
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过失”（I.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 /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 /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
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年半”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
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么，修昔底德所谓“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场战争的历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恰恰表明其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
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实际上是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
因此，那种认为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其实，单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这些问题完全忽视，况且财政状况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视的问题。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41），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修昔底德在写作其著作之时，主要有赖于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说词来阐明交战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的，但是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因此，即便是亲耳聆听者，也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为此，修氏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受到诸多责难。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里比阿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史家正确的做法理应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
。将自己的想法加入演说词中，这正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修氏对于雅典人批评或辩护，通常都是通过演说者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
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却未能完全落实到撰史的实践中。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τύχη，tyche）。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 F. M. 康福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撰史目的，尽管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其作品中也渗透了悲剧理论。因此，修氏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和历史之间。
这既是希腊思想进步的明证，更显现出其时代印迹。
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年。希腊诸邦有各自的历法。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冬季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
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某人担任某国监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V. 20.2）。尽管如此，这种纪时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时间观念。但这种纪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大概自2012年起，国际媒体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开始出现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说法，以古喻今，借用修氏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时的说法，大意是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新兴的强国在挑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正如古希腊历史上雅典挑战斯巴达老牌霸主的地位，双方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争。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将其附会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于是又有学者纷纷撰写关于如何“破解”“避免”或“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
这里我们只是想强调两点：一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那不过是一家之言，换言之，那主要是修昔底德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个人看法，不是事实的全部，当然也不是什么定论；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距今2400多年，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城邦关系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着天渊之别，对于修昔底德观点的任何发挥或引申，都有可能背离史实，需要特别谨慎，否则如果随意套用某些似是而非的论断，那说不定真的会落入某些人所预设的某种“陷阱”。
自19世纪中叶起，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修昔底德重视材料的搜集与批判、如实叙述等特点，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推重。进入20世纪，在一波又一波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对于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的评价几经波折，大起大落，有过质疑与反驳、肯定与否定，有过多视角的审视，近期的评价总体上似乎趋于理性。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吸收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徐松岩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