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大萧条的各种解释演变得如何多样，它们都存有一个共识，即1920年代晚期饱受经济危机煎熬的世界，已经和人们此前所经历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彼时，世界已被整合为一个相互勾连的经济体，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导致了一些根本性的剧变。战争使人员、物品与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变得困难，也改变了这些要素的流动方向。这场将美国置于新世界体系中心的战争，反过来也改变了美国，使新大陆上这个曾经超然化外的民族，一跃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这些变化及其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非直至事后才变得清晰——有些观察家在当时便预见了它们的发展。

1919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基于《凡尔赛和约》展望未来，预言了工业世界的前景：“欧洲各国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一些民众终将陷入真正意义上的饥荒（俄国已经达到这一临界点，奥地利差不多也达到了）。饥寒交迫的人们会竭尽全力以确保满足自身生存的根本性需求，而他们的行动不仅可能摧毁残存的制度组织，甚至可能湮灭文明本身。” 凯恩斯写道，“和平的经济后果”将引发萧条和绝望，并导致文明世界解体。尽管凯恩斯或许是不无偏颇地把即将发生的灾难部分归结于《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他也批判了和约的遗漏之处。 会聚于凡尔赛的各国领导人原本有机会恢复和重建1870至1914年间的全球体系（凯恩斯将该体系称为“经济桃花源”），但他们错过了良机，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桃花源的世界。

1914年以前，人员、物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而言很少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这些要素最有可能流向那些能够带来最高利润回报的地区，而这种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地区得以享受贸易顺差。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有5500万人离开欧洲，前往位于新大陆的各个国家寻找希望。这其中的大多数移民，是想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更高劳动力回报的产业工人。他们离去之后，欧洲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下降，留下来的工人得以获取更高的薪水。对于土地充裕的新大陆国家来说，欧洲移民的到来则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不过，当时的移民活动并非完全畅通无阻。若将19世纪的国际市场形容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那无疑是夸大其词。毕竟，新大陆国家在为诸如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打造跨境市场时，往往对某些地区青睐有加。澳大利亚各州显然自1850年代起就开始限制来自中国的移民，而到20世纪早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已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设定了很高的门槛。1917年，美国不仅划定了移民“禁区”以阻止来自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还通过推行文化水平测验来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然而，上述这些限制措施却让数百万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得以在新大陆谋得更好的职位。

同一时期，大英帝国基本支持物品的跨国自由流动。包括原材料和制成品在内的各种物资，几乎无须缴税便可在新旧大陆之间自由交易，这使各国得以生产最适合其生产的物品。像对待移民一样，各国在这一时期偶尔也会制造贸易壁垒（拉美各国的关税水平尤其较高），但与1920年代相比，此时的国际贸易显然更为自由，而英国更是推动降低关税的领头雁。

观察家们指出，对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英国进行贸易尤其有利。英国银行为道路、运河及铁路的建设者提供资金，使这些国家的开发活动得以向内陆和草原深处延伸。开垦耕地的活动提高了新大陆土地的产量，而通过将农产品卖回英国，新大陆国家又得以偿还其债务。由此，至少就欧洲而言，与物品和人员流动相结合的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1909年写道：“通过对其他国家投资，我们首先给借款国提供了信贷，以便它们能够购买发展所必需的物资；由此，这些国家得以大幅提升产量，从而能够为我们的资本支付利息和利润，并显著增加购买英国商品的数量。”

凯恩斯高度评价这个已经消失了的体系，因为它使欧洲在历史上首次得以缓解因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给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凯恩斯解释道：“随着欧洲人口不断增长，一方面会有更多移民前往新兴国家去耕种那里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欧洲将有更多工人为生产工业品和投资品而做好准备，他们的产品将供养生活在新家园中的移民，也将建造出铁路和轮船，把远方的食物和原料运抵欧洲。” 战争迫使这个体系停止运转。人员和货物不再能自由流动。这两大要素此前是生产的力量，现在却导向毁灭。资本不再被提供给新大陆的边疆地区，却被投入了西线的战事。更糟糕的是，当战争结束、和平再度降临，业已崩溃的世界秩序却未能得到重建。凯恩斯抱怨道：“《凡尔赛和约》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欧洲经济复兴的条款……也未作任何努力去调整新旧大陆的经济体系。”

回顾19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H.E. 卡尔写道：“1918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当肩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该国却拒绝担此重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不仅拒绝带领世界重建一个传统的开放经济体系，还采取了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行动。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曾经试图限制移民；到1920年代，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有效性得到显著提升。1921年和1924年，国会通过法律，对移民数量设定了限额。新大陆的其他国家也以各自的方式限制移民人数。有些国家和美国一样，将政治激进分子以及罪犯、穷人和残疾人阻拦在国门之外。巴西人试图把移民驱赶到农场里面，而不想让他们进入城市。加拿大1919年的移民法案认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怪异的移民不适合在该国生活” ，允许官员阻止他们入境。正如凯恩斯在1919年所预见的，上述限制加大了欧洲人在海外寻得机会的难度。

限制性法律也减缓了货物流动的速度。美国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提高了关税，其他国家也开始竞相效仿。忧心忡忡的外交官们召集了一系列旨在呼吁各国消除贸易壁垒的会议。1927年召开的国际联盟世界经济会议堪称这一系列外交努力的高潮。该会议强烈反对关税，最后却无疾而终。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素有征收高关税的传统。然而，正如《纽约时报》在1926年所指出的，自19世纪以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不必是政治经济学家，每个人都能看出1914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些在1914年前或许还算情有可原的财政政策，此后已经无可救药地被扭曲了。除非愿意接受外国债务人能够向我们提供的那些东西，我们规模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海外投资就不可能获得长期回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信贷体系中的核心贷款方。上述转变，不只意味着地位和名次的易手。战后债务不同于战前借款。19世纪，新大陆的借款者使用英国贷款修筑铁路和牧场，打造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则用美国的战时贷款购买枪支和炮弹，削弱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在战争中受创的国家筹借了更多的贷款去偿还债务；有时候是从美国借款去清偿其他参战国，后者再转而向美国还债。

1920年代的这个新型全球体系，在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逊于此前的体系，它依赖美国通过持续提供贷款来平衡其他许多国家的赤字和负债，从而确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贫困的世界继续运转。美国的贷款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但该国却在1928年完全终止了贷款，导致德国、波兰、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陷入衰退。 然而，举步维艰的世界未能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当时正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自己国内经济过热的情况。

自1921年从战后经济衰退中复苏之后，美国经济就以稳健的年增长率不断发展。美国工人以更高的效率生产了更多的东西，他们的收入也相应获得了提升——虽然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利润增幅要比工资的增幅更显著。 许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代，现在有更多美国人能够享受得起更奢侈的商品，并且至少在物质上能够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生活。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乐意接受当时新近出现的信贷产品，借此购买他们兜里的现金支付不起的商品。1920年代末，美国人享受着用债务精心布置起来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家庭的户均债务增加量非常有限，如果将房屋按揭排除在外，每年增幅仅有四美元。到1920年代，这个数字增长了两倍以上，达到每年约十四美元。 美国人用借来的钱购买那些他们当时正在加速生产的东西：昂贵的、耐用的、奢侈的商品。这些商品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催生了他们对生活更高的期望。1920年代出现了定期播放的广播节目，收音机和留声机也走进了美国家庭。此外，美国人还开始购买包括冰箱在内的家用电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购买了汽车。

汽车的生产、采购和金融支持不仅塑造了人们对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印象，还塑造了繁荣本身。这一时期，美国的汽车产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有余。到1929年，美国共生产了440万辆汽车，而汽车行业也成为全美产值最高的工业部门。到1920年代结束时，大约有44.7万美国人在汽车行业工作，使汽车行业成为全美就业规模第二大的产业，仅逊于钢铁行业。美国人生产的汽车越多，他们对玻璃、橡胶、钢铁和石油的需求就越旺盛。汽车销售带动了道路、郊区住宅和购物中心的发展，也催生了其他公路周边的景点。

美国交通部门的记录显示：1920年，平均每三个美国家庭才拥有一辆汽车；而当1920年代结束时，全美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一辆汽车。1929年，全美约有1.23亿人口，汽车数量却高达2300万辆：假如每辆汽车里都舒舒服服地坐上六个人，那么全部美国人都能同时上路！

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功于亨利·福特的汽车公司在技术和商业上所做出的一些创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特公司已经确定将T型车作为面向消费者的通用型号，并且开发出了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流水装配作业线。此外，福特公司还开始大肆宣传自己向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借此增强员工对该企业的忠诚度，也使员工有能力购买本企业的标志性产品。而福特T型车的价格也在那些年间不断下降，从1909年时的每辆950美元降至1926年的每辆290美元。

假如1920年代美国的整个汽车产业——甚至全美工业——都和福特公司一样，我们应该会看到以下这番景象：工资上涨、价格下降，标准型号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则将曾经的奢侈品变为随处可见的商品。然而，并非所有厂商都和福特公司一样。在1920年代，尽管福特公司的T型车标价不断下降，但与其他产品的价格相比，美国主要耐用品的相对价格却较战前有了普遍提升。美国人大量购买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便宜，而是不在乎标价到底有多高。

福特公司廉价的标准化T型车使更多背景各异的人们得以拥有汽车。然而，等到某个阶段，每个买得起汽车的人都将拥有一辆汽车，谁还会继续购买汽车呢？通用汽车公司决定设法让那些已经拥有汽车的人们继续掏钱购买不同的汽车：该企业每年更新汽车型号、按照计划淘汰过时的款式，并拓展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的信贷业务，怂恿人们通过定期购置新车的方式挥霍财富。

1920年代，分期付款通常代价不菲，采用这种方式购买新车所支付的年利率约为30%。 包括亨利·福特在内的卫道士们常为美国民众不断增长的“必需品”清单而焦躁不安，消费者们却往往会将《广告与销售》杂志于1926年宣称的信条奉为圭臬：“每一位生来自由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决定什么是他的必需品。” 在整个1920年代，被美国人列入“必需品”清单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而，信贷服务不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为商品付款的时间。分期付款提供者寄出账单的时间像钟表那样准确，美国民众却未必总能如期足额地获得预期收入：周期性失业总是一触即发，却几乎不存在针对失业的社会保险。因此，在买家愿意背上一笔长期债务以前，不得不进行相当谨慎的思考；而任何有可能让消费者无法看清经济前景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踯躅一阵，观望有什么可能会影响他们收入的事态。在经济危机中，即便消费者只是暂时停止购买，都可能使整个国家的流水生产减缓甚至停歇。

当美国民众对广告商的花言巧语趋之若鹜时，他们的好运气也基本到头了。从1928年开始，向美国借款的国家尝到了美国信贷枯竭的滋味；不久之后，在美国国内，受信贷驱动的消费也开始放缓，让人见识了其后果。此时，美国的债务国和美国民众都将目光投向了信贷的源头华尔街，一方面认为华尔街是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期待华尔街能够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将1920年代的世界经济视为一组同心圆，那么最外一环便是远离工业中心的那些人，工业中心的繁荣或者萧条对这些人影响甚微。在这一环里面，是那些与美国存在债务关系的工业国家。更里面的一环，则是美国民众——这一环又可以被分解为许多更细的圆环：首先，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民众；往里一点，是那些境况稍好的民众，或许能够以背负债务的方式来购买日常所需的物资；更内侧的细环则是那些拥有股票的民众，他们只是少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大概还不到10%。 同心圆的最里面，则是那些准贵族——这些大款们决定着其他人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他们也因股票市场的形势而日益坐立不安。

那个年代，最有门路和最勤勉的公仆们都在华尔街，或者华尔街周边的下曼哈顿地区工作。1920年代，这批人中包括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将在未来重任此职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任战争部长并将在未来重任此职的亨利·史汀生、未来的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以及未来将以总统身份经常对华尔街一切主张提出反对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他们掌控着美国企业的并购、招股和所有其他重要事务。

与他们在华尔街上那些声名不佳的邻居一道，这些人还操作了许多其他交易。例如，一群拥有充裕资本的投机者可以专门为操纵某支股票的价格而建立一个资金池。这些投机者在彼此之间频繁地相互买卖一支股票，从而向那些紧盯股价的局外人传递出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股票报价机上的数据忠实地反映着交易的实际情况，但交易数据显现出的模式却往往让好奇的局外人渴望获取内幕消息。对于一些沉迷的投资者来说，那些由投机者们通过相互交易营造出的涨势和跌幅，似乎暗示着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有某个人知晓企业股价即将上涨的内幕消息。于是，针对被操纵股票的投资蜂拥而至，推高价格。等股票价格似乎已经不可能继续上涨时，资金池的始作俑者们就会将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套现，使股票价格跌回最初的水平。这种操纵股价牟利的行为屡屡发生，非但不违法，甚至都算不上秘密：《华尔街日报》报道建仓行为，发布关于庄家的信息，还定期贩卖所谓的分析师意见，谈论的是哪些股票最能吸引不明就里的狂热股民（按照一位分析师的说法，这类文章“只要能凭题目让人感觉充满激情、启示与力量”就行）。

美国人有时会把上述行为与正常的股票购买行为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为“投机”，而将后者称为“投资”。投资者基于相关企业的长期表现是否稳健来决定购买哪些股票，并依据自己对企业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内能否高效运营的判断来选择有价证券。投机者则根据对其他人当天在股市上会采取哪些行动的直觉来买卖股票。由于投机收益往往会使投资所得相形见绌，股市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投机者，而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则变得忧心忡忡。

到了1928年，在华尔街工作的人都知道——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承认——他们正身处“一个佣金高于利润的市场中”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仍然想要置身于这个明显受到操纵的游戏之中。人们疯狂地扑向那些资金集中的地方，希望能撒钱铺路，让自己跻身圈内。只要能和业界巨擘切磋练手，甚至连亏损都能让他们欣喜若狂。

美联储注意到了交易所里不断增长的成交量，也注意到以借贷方式进入交易所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断增加，因而决定提升贷款的成本。1928年6月，《联邦储备公报》指出：“交易所里的成交量已经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证券价格仍在持续上涨”，与此同时，“经纪人贷款额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并且依然在持续攀升”。于是，美联储开始“从货币市场里撤出资金” 。

然而，投机行为在新的一年到来时依然旺盛。1929年初，就在赫伯特·胡佛宣誓就任总统之前，美联储公开警告，说它不希望银行利用其信贷去“维护投机性的证券贷款”。 此后美国国内的投机规模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国向海外的投资额度却开始缩水：1925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向海外投资8亿美元，1928年上升至12.5亿美元，而在1929年却下降至6.28亿美元，到了1929至1932年间，平均每年仅向海外投资约3.6亿美元。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减缓了美国资本外流的速度。像德国这样此前一直依赖美国贷款的国家，开始感受到了该政策所带来的压力。

此后多年，那些透着盲目乐观情绪的宣言，成了每个关于大股灾的故事的主题。这些宣言坚信每个人都该变得富裕，而一切行为都出于好意。它们让当时的人们欣慰不已，事后回顾起来却显得相当鲁莽。直到大萧条到来的几周前，它们还肆意流传。报纸定期寻找职业“鸡汤文”写手提供令人欢欣鼓舞的观点，这些人殷勤地宣称自己对前途充满信心。然而，到192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和决策者意识到，当时的世界财政体系状况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太多的人借了太多的钱，投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写道：“采用分期付款计划来购买商品的行为是明智的，这种做法最终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但是，这些计划也可能被滥用——恐怕它们如今已经被滥用了。”

在这种环境下，可靠的投资所剩无几。尽管只有少数美国人真正购买和出售股票，但市场俨然成了一种娱乐活动、一个人们闲聊时的固定话题。对于行家来说，股市成为风靡街头巷尾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警告，促使他们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将资本抽离出去。金融家约瑟夫·P. 肯尼迪在1929年夏天就把自己所持有的主要股票销售变现，他告诫一位朋友说：“只有傻瓜才会手持股票，等待价格冲顶。” 许多人都了解这一点，但他们总觉得会有更无知的傻瓜进入股市。除非能对美国的国民性做出精准判断，否则没人能够估计出整个国家会有多少傻瓜在股市上前赴后继。

通常情况下，那些有办法在夏天离开曼哈顿的人都会视留下的人为傻瓜。有钱人通常会在8月逃离纽约那不可理喻的炎热。但是，在1929年夏天，他们大都选择留守，看是否能在不断上涨的牛市行情中大捞一笔。他们甚至守到了劳动节 ，守到了夏季最闷热的几天，直到股市行情在9月3日达到顶峰。此后几天里，行情出现了下跌；此后几周里，下跌的幅度更为明显。 人们的热情也随之消退。有关那些操纵资金池的大投机者们已经决定使用阴谋诡计拉低股票价格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此后数周内，股价下跌、反弹，而后再次下跌。

10月24日的整个早晨，在纽约街头，人群静悄悄地走向市中心的华尔街。他们在那里默默地聚集站立，注视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仿佛抽象的交易活动突然间昭示出了那些已经显然降临在他们头上的灾难。 那一天就是“黑色星期四”。市场此后有所反弹，却又再次暴跌。石油大亨约翰·D. 洛克菲勒宣称他正在买入股票，因为“业已发生的股价暴跌并不是由任何商业方面的失败导致的” 。然而，无论是他的这个表态，还是其他类似的行动，都不足以维持股价。到11月中旬，超过三分之一的股票市值已经蒸发。

股价下跌仅对少数美国人造成了直接冲击。然而，其他许多密切关注着股市的人，将其视作了反映自己命运的晴雨表。在获知股市暴跌后，他们突然停止了大部分经济活动。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事后写到的那样，“人们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崩溃” 。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人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他们不再消费，特别是不再继续购买像汽车这样他们此前已经学会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合同上的每个签名，都代表着消费者对于自己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测。突然间，美国人不再认为自己能够看得足够长远，做出正确的预测。就在股市崩盘后的几个月内，新车登记购买量已经比9月减少了近四分之一。 在1930年，耐用品消费额下降了20%。 工厂停产，银行倒闭，失业率比1929年翻了一番有余。

1931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访问了美国。在一次演讲中，他把日益严峻的萧条归咎于“惊人的愚蠢” 。当时，观察家们基本上都认为：有人犯了大错，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结构，这位罪魁祸首必然居住在美国。无论当时还是后来，赫伯特·胡佛都被看作应对大萧条负责的当然人选。在回忆录里，胡佛用凯恩斯早期的观点为自己辩护，他写道：“导致大萧条的首要因素是1914至1918年间的战争。” 然而，胡佛注定无法逃脱被谴责的命运。1930年，约瑟夫·肯尼迪就已打电话给胡佛的一位支持者说：“记录下一任总统的名字吧……他叫富兰克林·D. 罗斯福。” 6gdml42eDa6N4rqeg32eR45Myj/R3Sz462YniCmKew8afl6TxlpFyAUJ7HY+Hv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