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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埃里克·劳赫威所著《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是一部简洁扼要、饶有洞察和甚为可读的杰作，首先是在这些可赞的秉性意义上的杰作。现在，因其优秀素质和高尚品味而在国内享有盛名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译本，确实是丰富中国读者的现代美国史和现代世界史认知的可赞之举。
本书作者劳赫威教授成就颇丰，另有《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刺杀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在本书内，他呈现了美国现代史上一大创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成功及失败之处，力图解释为何新政的某些计划会成功而另一些却未能如此。在书末，他甚至还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罗斯福政府如何试图将新政的一些根本取向和相关战略推向全球舞台。
在译林出版社编辑盛情邀我撰写的这篇序内，我不想评论主要作为国内政策和政策实施体系的罗斯福新政本身，也不想较详细地评论劳赫威教授的相关论说，因为这些毕竟多少超出我作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学者的主要专业能力。在此，我只想集中谈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心目中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类似的一大英雄——作为伟大的政治领导和国务家的一大根本才能，即长于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近二十年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多里斯·吉恩斯·戈德温曾恰当地指出：“对他的领导力来说，没有任何因素比他对……美国人民的信赖更重要。”不仅如此，他的与民众频繁沟通、由此鼓励和引导民众的杰出才能到头来导致了一项非常紧要的政治和战略资源，那据戈德温所言就是“没有任何别的总统那么彻底地占据了美国人民的想象力……罗斯福引人注目地能将他的内在力量传输给他人，使得……男男女女‘开始感觉到它，参与它，为它欣喜——并且以他们自己的信心十倍地报答它’”。用罗斯福总统自己的更简洁的话说，“如果你正确地对待人民，他们就会正确地对待你……十有八九会如此”。
正确地对待人民包括教育和引导人民。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有个很好的榜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当然还有他前面的林肯。什么样的榜样？首先是一定要听公众舆论，一定要尊重公众舆论，即使有时政治领导知道某种公众舆论不对，但还须至少暂时地跟着做。为什么？为人民劳作和奋斗与教育和引导人民本质上并行不悖，而教育和引导就须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方式。如果老是拒绝人民间或的不合理情绪和要求，就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先让人民信任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才可以由此获得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或曰公众信任，从而可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在人民不正确的时候，有这“资本”去引导和教育人民，使他们支持正确的国务方针。国家政治领导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负责者，而不是“大众激情”的单纯呼应者；而且，政治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从政治后果（就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总体利益而言的政治后果）估量出发，不等同于普通的情感。政治领导对人民的正确呼应和引导既取决于政治才能，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罗斯福总统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不是新政，而是引导美国人民最终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由此开始了对美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教育过程。尽管此项初次尝试因为遭到孤立主义势力非常广泛和激烈的指责而全无效果，也尽管他多半由于顾虑这严重的国内制约而对德奥合并和苏台德危机采取了软弱不堪的姑息立场，但他仍然像他私下说的那样，希望终究能使美国人民认识到只顾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只会加剧战争危险。《慕尼黑协定》往后，可以看到罗斯福义无反顾地步步在政治乃至军事上支持与法西斯对抗的国家，同时越来越成功地推动和引导美国舆论朝他希望的方向转变。就这后一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历史上无疑出类拔萃甚至首屈一指，如前所述表现了大政治家的一种根本才能。罗斯福的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说服了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传统和自我安全感的美利坚民族，使之转变为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一大克星，甚或最大克星。这项伟大成就依凭的——再说一遍——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的政治秉性和才能，我们可以在译林出版社提供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中译本内领略再三，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