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在争论到底是心主导着身，还是身控制着心。哲学家也加入了这一对矛盾体的讨论之中，选择非此即彼的立场。他们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或者实用主义者，提出了上千个命题，但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个体心理学也许能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帮助，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的的确确面临身与心之间的互动。在这里我们的治疗对象是一个人的身与心两部分。如果我们治疗的基础不正确，就无法帮助他。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切切实实地来源于经验，必须经得起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生活在各种互动之中，找出一个正确的观点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大大减缓了这个问题带给人们的紧张气氛。这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或者……或者……”的问题。我们知道，身和心都是生活的体现：它们是生活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它们在这一整体中的相互关系。人的生活就是一个运动体的生活，只发展“身”对他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这和植物不同，植物的根是固定的：一旦扎根于某地就无法移动。因此，如果我们发现植物有“心”，那是非常奇怪的，至少它的那个“心”，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一株植物能够预知或者预言某种结果，这种能力对它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有人来了。他很快就会踩到我，我会死在他的脚下。”这样的想法对一株植物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它还是动不了，躲不开悲惨的命运。

但对于一切运动体而言，它们能预知即将发生什么，知道朝哪个方向移动；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它们是具有思想或灵魂的。

感觉，当然，你是有感觉的，

否则，你就不可能移动。

这种能够预知自己移动方向的能力是思想的核心原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心”是如何控制“身”的——它为行动设定了目标。但如果从一个动作到另一个动作是随意而为的，那也是不够的：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一个目标。既然“心”的作用在于决定采取怎样的行动，那么，“心”就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身”又影响着“心”，“身”是移动的对象。只有当“心”符合“身”所具有的或者经过训练后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时，“身”才能随“心”而动。

人是世界上运动最多的物体。他们不但通过多种方法运动——我们可以从手的精细动作中看出来——还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改变周围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种预知的能力在人的“心”中的发展是最快的，人还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来提高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我们还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在一切为实现部分目标而开展的局部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单一的、适用范围更广的动作。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一种安全感，一种克服了生活中所有困难，最终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平安全共处的感觉。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协调所有的行为和情感表达，统一成一个整体：推动心的发展，去达成最后的完美目标。这与“身”是一致的，“身”也是努力成为一个整体。它也努力朝着一个完美的既定目标发展。举例来说，如果皮肤擦破了，那么整个身体都会忙着修复它。但是，不只是“身”单独在行动，“心”也能助其一臂之力。保持清洁、加强运动、接受训练的价值已经得到证实。这些都是“心”帮助“身”达成最终目标的集中表现。

从生命的第一天起，直到生命的尽头，身与心相互依靠的关系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发展着。“身”与“心”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相互合作。“心”就像马达，带动它在“身”中发现的所有潜能向前进，使得“身”能够处于一个安全状态，战胜所有的困难。在“身”的每一个动作、表现和症状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心”烙上的目的性印记。一个人动了一下，这一动作是有意义的。他转动眼睛，活动舌头，抖动脸上的肌肉。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表情，传达着一种意义。是“心”赋予了他的动作某种意义。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心理学，或意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心理学领域旨在探索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所传递出来的意义，找到实现他的目标的钥匙，并将他的目标与其他人的目标进行比较。

为了保证安全性这一最终目标，就需要心把这个目标进一步具体化，预测“安全性就在于这一点，通过这个方向达成”。当然，这里可能会出现错误，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和方向，就不会有任何行动。当我举起手时，我的“心”里一定已经有了这个动作的目标。“心”所选择的目标有可能在现实中是错误的，但是这一选择本身是因为“心”错误地把它当作最有利的。所有心理错误都是选择“身”的方向时所犯的错误。安全目标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人搞错了安全的方向，他们的行为也就出现了偏差。

当我们看到一种表情或表面现象却无法知晓其中的含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把这种意义缩小为一种单纯的动作，例如偷盗。偷东西是将财物从一个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人那里去。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行动的目标：目标就是让自己变得富有，通过拥有更多的财物而产生安全感。因此，这一动作的起点就是贫穷感和财物被剥夺感。下一步就是找出这个人目前处于什么情境下，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感到自己的财物被剥夺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他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克服被剥夺感；他的这种行为的方向是否正确，或者他用来保护自己欲望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不需要批评他的最终目标，但我们可以指出，他在将自己的目标具体化时采用了错误的方式。

一个人是通过身体器官来接触、感知环境的。因此，通过他训练“身”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预备从环境中接收怎样的印象，从经验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看和听的方式，注意到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我们对他的了解就会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姿势很重要。姿势告诉我们这个人身体各器官所接受的训练，以及这些器官组合在一起表达某种情感的用途。姿势总是由意义决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是理解一个人对“身”所传递出来的情感的态度。我们也能够看到人“心”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或者很难实现周围环境对它提出的要求，那么，他的“心”就会感受到这种不适应性，“身”就成了“心”的负担。因此，那些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孩子在心智发展上遭受了比正常孩子更多的阻碍。和正常孩子相比，他们的“心”要想影响、推动和控制“身”朝着更优的方向发展，就显得更加困难。如果他们想达成同样的目标，就要比正常孩子需要更多的“心”的付出，注意力也要比他们更集中。因此，“心”负担过重，就会导致他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一个孩子的注意力总是被身体器官的缺陷所占据，他就很难分出精力注意除他自己之外的人和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注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渐渐发展出一种对社会感情的淡漠和合作能力的缺乏。

身体缺陷的确造成了许多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在克服生活困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就很可能和那些没有身体缺陷的孩子一样成功。事实上，具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却往往比那些身体健全的人取得更大的成就。缺陷会成为推动一个人前进的动力。例如，一个有眼疾的男孩面临很大的压力，他努力想让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就会特别留心这个别人能够轻易看见的世界，尤其对分辨颜色和形状很感兴趣。最后，和那些从来不需要费劲去看清或者根本不在意细微区别的那些孩子相比，他对这个可见的世界感触更深、体验更多。只有当“心”发现克服困难的正确方法时，一个有缺陷的生理器官才有可能发展出某种优势。有相当大比例的画家和诗人都是视力有缺陷的人。这些视力上的缺陷被训练有素的“心”所统治，最终，具有这种生理缺陷的人比那些视力正常的人更能够利用他们的眼睛达成更多的目的。在左撇子的孩子中，我们可能更容易看到这样的一种弥补现象。这些孩子在家里，或者刚开始上学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会训练他们使用不太熟练的右手。因此，他们在写字、画画、手工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好。我们可以猜测，如果能够用“心”来克服这些困难，那么他们不太灵活的右手也许能够帮助他们发展更高的艺术才能。事实也是如此。在很多例子中，左撇子孩子往往比其他孩子的字写得好，在画画方面更有天赋，在手工方面更有能力。通过找到正确的技巧，调动兴趣，进行训练和练习，这些孩子把劣势变成了优势。

只有当孩子渴望为这个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时，当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时，才能够通过训练来弥补这些缺陷。如果只想着如何摆脱困难，他们就只会继续后退。只有当他们怀着目标去努力时，当达成这一目标比挡在面前的障碍对他们而言更加重要时，他们才能鼓起勇气。这是一个兴趣和注意力指向哪里的问题。如果他们想达成的是自身之外的目标，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进行训练，做好准备，以实现目标。困难只代表了成功道路上一些会被扫除的障碍。相反，如果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强调自身的劣势，与这些劣势做斗争的唯一目的就是摆脱这些劣势的话，他们就不会真正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如果只靠幻想，靠祈望它不要那样笨拙，甚至回避这种笨拙的话，是不可能变得灵活的。只有靠实践，靠练习，靠比沮丧更强烈的成功动机才能使它灵活起来。如果一个孩子集中所有的能力来克服困难，他的目标必定不会只限于他自己，而是建立在关注现实社会、关心他人、愿意合作的基础之上。

我曾经对一些肾脏系统有缺陷的家庭进行过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很好地表明了遗传是如何起作用的。出生在这种家庭的孩子往往都患有遗尿症。器官缺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表现在肾脏或膀胱上，抑或是先天性脊柱裂；并且我们从位于这些部位的痣或胎记也可以猜测，如果这个孩子进行腰椎切片的话，可能会发现相应的缺陷。然而，器官方面的缺陷并不是他遗尿的充分理由。这个孩子并非出于器官的不可抑制的冲动，他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器官。比如，有的孩子会在晚上尿床，白天却不会。有时这种习惯会因为环境的变化或者父母态度的变化而突然消失。除非是一些意志薄弱的孩子，否则一旦孩子不再出于一种错误目的利用自己的器官缺陷，遗尿就能痊愈。

然而，患有遗尿症的孩子往往会受到强化而非克服这一病症的刺激。一个有技巧的母亲可以给孩子正确的训练，但如果母亲缺乏技巧，不必要的缺陷就会持续下去。通常对于有人患有肾病或者膀胱病的家庭而言，所有与小便相关的事情都会得到过分的强调。于是母亲会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改掉遗尿的毛病。这是不对的。当孩子注意到遗尿的毛病很受重视时，就会找到自己独有的方式去攻击家庭的这一最大弱点。一位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发现，相当大比例的罪犯都来自抑制犯罪的家庭，譬如法官、警察或者狱警。教师的孩子往往都是后进生。我的经验告诉我，事实往往就是如此。我在医生的孩子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精神病患者，在牧师的孩子中发现少年犯。同样，父母过于强调遗尿的话，孩子就会清楚地找到展现自己意愿的方法。

遗尿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梦是如何激发起某种与我们的行为相匹配的情感的。尿床的孩子通常都会梦见自己起床去了洗手间。这样他们就能给自己找到借口，放心大胆地把床尿湿了。一般而言，遗尿的目的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使他人臣服，像白天那样去占据他们的注意力。有时遗尿是为了对抗他们，宣告某种敌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能看出遗尿的确是一种有创意的表达。孩子通过他们的膀胱，而不是通过嘴巴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器官的缺陷只是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观点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孩子往往都有一种紧张感。一般而言，他们属于被宠溺的孩子，却又失去了人们注意力中心的地位。也许是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发现很难继续保持自己在母亲那里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遗尿代表的是一种试图拉近与母亲联系的举动，即便这是一种不令人愉快的方式。事实上，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信息是：“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已经长大，我还需要别人来看护我。”当情境发生变化，或者有缺陷的器官有所不同时，他们又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比如，他们可能会利用声音，他们会焦躁不安或者到了晚上就大声哭喊，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某种联系。有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滚下床，或者在梦中觉得口渴想喝水。这些表达方式的心理学背景都是相似的。表现出来的症状一部分取决于这个人器官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取决于环境的态度。

这些例子很好地证明了心对身的影响。无一例外地，心不仅仅会影响身体上出现某种特定的症状，同时还控制并影响着身体的整个构成。对此我们尚无直接证据，也很难找到证据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是，证据似乎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男孩很胆小，那么他的这种胆小的特点会反映在他一生的发展中。他对强健体魄不感兴趣，抑或觉得这些对他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也不会想着通过有效的方式去锻炼自己的肌肉，而是把外界一切有助于促进肌肉发展的印象统统排除在外。那些接受肌肉训练，同时也对此感兴趣的孩子就会在健康方面远远走在他的前面，而他由于兴趣受到阻碍，在这方面会落于人后。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身体的外在形式和发展都受到心的影响，同时反映出心的缺陷或者错误。当一个人在精神上遭遇失败时，我们经常会发现他的身体所传达出的相应的信息。比如，我们比较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内分泌腺会在他出生后的四五年里受到影响。有缺陷的腺体永远无法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刺激性影响；相反，这些腺体总是不断地受到整体环境、孩子接受印象的方向，以及思维的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我们把人类对环境所做出的改变称为文化；文化是人类的“心”为“身”开启的所有行为的结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由“心”所激发的。我们的“心”支配并协助身体的发展。最后，我们会发现，人类没有哪一种行为不合乎心的目的性。然而，过于强调“心”的单方面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就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此，“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控制环境，使身体受到保护——抵挡病痛和死亡，使得“身”的功能不致毁损，最终导致失败。我们具有感受愉快和痛苦、奇思异想和辨别自己处境好坏的能力。这些感受使“身”能够对所处环境做出确定的答复。幻想和辨别是预见的方式，但它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此——它们激发出与“身”动相一致的感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人的感情就刻上了他赋予生活某种意义的印记，他为自己的努力设定的目标的印记。从很大程度上说，虽然这些情感统治着他的身体，却并不依赖于他的身体：它们主要是依赖于他的目标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

很显然，生活方式不是主导一个人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别的帮助，一个人的态度是无法创造出他的特征的，因为行为必须通过感情来强化。我们注意到，个体心理学的一个新观念是感情与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只要有目标，感情就总会通过自我调整来实现。因此，我们不再身处心理学或生物学的王国之中，情感的产生也不能通过化学理论进行解释，或者通过化学试验做出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事先假设某些生理过程，但是我们对心理目标更感兴趣。关于焦虑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我们并不那么感兴趣，相反，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是焦虑的目的，如何停止焦虑。

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不能把焦虑的起源视为性压抑或出生后被遗弃。这样的解释都是不相关的。我们知道一个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会发现，焦虑——无论其来源是什么——是控制母亲的有效的武器。我们并不满足于对愤怒的物理性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主导一个人或者一种情境的手段。我们可以假设，任何身体和精神方面的表现都必须建立在遗传物质基础之上，但我们关注的是，在努力达成某个既定目标时，这种遗传物质的作用是什么。这似乎才是唯一真正的心理学方法。

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情感朝着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的方向发展。他的焦虑或者勇气，愉悦或者忧伤，总是与他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能够准确估计这些情感的力量和支配地位。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忧伤达成目标的话，他是不可能开心的，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他只有在自己很悲惨的时候才会高兴。我们也注意到，情感总是在必要时出现或者消失。当一个有着户外恐惧症的病人待在家里或者控制住另一个人时，他的焦虑感就会消失。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排斥那些无法让他们产生足够征服感的生活。

感情的调子和生活方式一样，都是固定的。比如，懦弱的人永远懦弱，即使他与弱者在一起时表现得傲慢，或者在他人的庇护下装出勇敢。他可能会在门上装三把锁，用警犬和陷阱房间来保护自己，坚持说自己很勇敢。没人能证明他的焦虑情绪，但他费尽一切心思来保护自己恰恰表明了他性格上的怯懦。

性与爱的王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试图达到性爱的目标时，就会显露出属于性的情感。在专注于性爱的情况下，他往往会排除与这种情感相对立的任务和不可调和的兴趣，唤起恰当的感情和功能，否则就会产生感情上或功能上的不足，如阳痿、早泄、性变态或性冷淡。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往往是由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或优势目标激发出来的。在这样的案例下，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人渴望得到别人的照顾而非照顾别人的倾向，一种缺乏社会情感的倾向，一种缺乏勇气和乐观行动的能力。

我的一个病人在家里排行老二，他有一种强烈的无法解脱的罪恶感。他的父亲和哥哥都非常强调诚实。在这个孩子7岁那年，他告诉学校老师，有一项家庭作业是他自己完成的，而事实上是他哥哥帮他做的。这个男孩把他的罪恶感隐藏了整整三年。最后，他去找到那个老师，承认自己撒了谎。这个老师只是取笑了他几句。接着他泪流满面地找到父亲，向他承认了错误。这一次效果要好一点。父亲表示他为儿子的诚实感到骄傲，表扬并安慰了他。尽管父亲原谅了他，可是这个男孩仍然感到非常沮丧。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男孩陷入了一种处境，那就是通过因这样一件小事而深深自责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和良知。家庭中浓厚的道德氛围促使他对诚实产生了很高的要求。他感到自己在学校的功课和社会魅力方面不如自己的哥哥，于是他试图在一些不太重要的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不断地经历自责。他有手淫的习惯，而且在学业上没有完全杜绝作弊的习惯。每次考试之前，他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类的困难越积越多。由于他极其敏感的良知，他比他哥哥的心理负担要重得多。为了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他不得不为自己所有的失败都准备一个借口。离开大学后，他本想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但这种强迫式的罪恶感过于强烈，以致他整天都要祈求上帝的原谅，也就没时间工作了。

现在他的状态非常糟糕，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医生认为他的病是治不好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离开了那家医院。不过医生告诉他，一旦复发，他必须再回到医院来。他换了份工作，研究艺术史。考试的日子快到了，他在一个公共假日来到了教堂，跪倒在众人面前，大声地叫道：“我是世上罪孽最深重的人！”他再次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敏感的良知上来。

在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家里。一天，他赤身裸体地去吃午饭。他的身材非常匀称健美，他只有在这一点上能够完胜他哥哥和其他人。

他的罪恶感使他显得比其他人更加诚实，通过这种方式，他努力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努力指向了生活的无意义的一面。他对考试和工作的逃避是怯懦和机能不全的信号，他的整个神经官能对每一项活动都产生失败的恐惧，从而表现出一种有意识的排斥。他想通过一种低劣的手段来表现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当他在教堂里俯伏在地时，当他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走入餐厅时已显露无遗。他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的情感与行为也是完全相符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人最初的四五年是整合思想、建立起身心关系的重要时期。他把他继承来的东西和从环境中获取的印象加以调整，以追求一种优越感。到第五年结束时，他的个性就成形了。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所追求的目标，他达成目标的方式，以及他的情绪性格都固定了。当然这些也有可能改变，但只有当他摆脱了自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的错误时，改变才有可能。正如他前面的情感与他对生活的解释完全一致一样，如果他现在能够改正这些错误，新的情感就会与他对生活的新解释完全一致。

另一种证据可能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人们对它更加熟悉，它指向的是身体的一种临时性的表现形式，而非固定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种情感都会在身体上有所表达。人们会通过某种可见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情感，这种形式可能是他的姿势和态度，可能是他的面部表情，也可能是他颤抖的腿和膝盖。我们也可能在器官本身上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如果他脸色变红或者转白，那么他的血液循环就会受到影响。当一个人愤怒、焦虑、伤心或者处于任何其他情感状态中时，他的身体都会开口说话。每个人的身体都用它特有的语言说话。同样是感到害怕，一个人的表现是全身颤抖，另一个人可能会汗毛竖起，第三个人也许会感到心悸。另外的人可能会出汗或者语塞，声音嘶哑，肌肉收紧，畏缩不前。有的人甚至会出现肌肉强制性痉挛，没有胃口，或者呕吐。对有些人来说，主要是因为这些情感扰乱了他们的腺体，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被扰乱的是他们的性器官。许多孩子都会在参加考试时感觉性器官受到了刺激。众所周知，当罪犯实施了罪行后，往往会频繁地光顾妓院，或者去找他们的情人。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发现，有心理学家宣称性与焦虑如影随形，也有心理学家宣称二者之间全无联系。他们的观点取决于个人经历，对有的人来说，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对有些人而言，这种联系就不存在。

不同类型的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遗传的，它们往往会提示我们这个家族的弱点和独特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身体上的反应。然而，最有趣的一点是研究心是如何通过情绪、情感激发起人的身体反应的。情绪情感以及相应的身体反应告诉我们，在有利或者不利情境下，心是如何运动又是如何回应的。比如，在情绪爆发时，一个人希望尽快战胜自己的缺陷，最好的方式似乎就是攻击、咒骂或者打另一个人。这种愤怒，继而影响了他的器官。这种影响会促使他采取行动，或者使他变得更加紧张。有的人在愤怒时会同时出现胃方面的问题，或者脸涨得通红。他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受到了影响，以致出现头痛。我们往往会在偏头痛或者习惯性头痛的背后发现一种无以名状的愤怒或者羞辱；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愤怒还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或者癫痫发作。

我们从来没有彻底地找出身体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我们很可能永远都无法描述出所有的情形。精神紧张会影响一个人的意志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一个人的精神一旦出现紧张，他的意志系统就会做出反应。他捶打桌子、扯动嘴唇，或者把纸撕得粉碎。如果他有一种紧张感，就必定会采取某种行动。咀嚼铅笔或者雪茄烟帮助他找到一个释放口。这些行为告诉我们，他感觉自己面对太多的压力。无论他是脸红，还是浑身颤抖，抑或出现痉挛，都是一样的，都是他紧张的表现。紧张通过一个人的自主神经系统传输到全身，所以，当身体做出任意一个动作时，整个身体都会紧张起来。然而，这种紧张并不是在每一点上都表现得很清楚，我们只谈谈那些可以看见的结果。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参与了某种情感的表达。这些身体上的表达是身与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然身与心是整体中的各部分，我们就有必要去看看心作用于身上的行为，以及身作用于心上的行为。

从这些证据中我们也许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情绪倾向会对身的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形是确实无误的，那么我们的经历越丰富，就越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发现这些经历在我们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勇气，那么在他的体格上也会有所展现。他的身体会超乎常人的健壮，肌肉更加发达，身体的姿势更加挺拔。一个人的姿势往往会极大地影响他身体的发展，还有可能部分影响肌肉的发展。一个勇敢的人的面部表情是不同于常人的，最后，他身体的所有特征都会显得和别人不一样。甚至连头盖骨的构造都可能受到影响。

今天，我们很难否定这一事实：思维的确能够影响我们的大脑。病理学上有这样的病例：一个由于左半脑受损从而丧失了阅读或写作能力的人可以通过对大脑其他部分的训练来恢复这一功能。在病理学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因中风而无法恢复大脑受损部分的人，通过大脑中的其他部分弥补并重建受损器官的功能，从而完成大脑的所有活动。这一事实对于我们表明个体心理学的教育应用的可能性方面尤为重要。如果心能够对大脑施加这样的影响，如果大脑只不过是心的工具——它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仍不过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能找到改进和发展这一工具的方法。没有人的大脑一生都保持出生时的那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一些方法，使得大脑更好地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如果心是通过一种错误方向达成目标的话——如没有发展出合作的能力——那么，心就无法对大脑的成长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理解能力的缺乏。既然一个成年人的举止会展现出他在出生后四五年中所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既然他的知觉图式的结果和他赋予生活的含义都能够为我们所见，那么我们就能找出他在合作方面所受到的阻碍，帮助他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许多作家都指出，在情绪和身体的各种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稳定的联系。但却没有一个人试图去发现二者之间的桥梁。如克雷奇默曾描述了我们如何发现体型与某种类型的情绪之间存在的联系。因此，他能够找出几种适用于大多数人的类型。比如，一个脸圆、短鼻子、有肥胖倾向的人，也就是朱利叶斯·恺撒所说的那种人：

但愿有胖子常随我左右，脑袋光滑，通宵安眠。

克雷奇默把这样一种体型和某种特定的精神特征关联在一起，但是他还没有搞清楚二者之间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关联。在我们看来，这种体型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器官方面的缺陷。从身体上来说，他们感到自己和其他人是完全平等的，对自己的力量也很有自信。他们不感到紧张，如果想跟别人打架的话，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然而，他们没有必要把别人看作敌人，或者和生活作对，对生活持敌对态度。有一个心理学派把这种人称为性格外向的人，却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在我们眼中，他们也应该是一群性格外向的人，因为他们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

克雷奇默还列出一种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类型，那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类人要么长相显得幼稚，要么个子特别高，鼻子很长，脑袋是鸡蛋的形状。克雷奇默认为这种长相的人往往保守内向，喜欢自我反省。一旦精神出现问题，就会精神分裂。他们是恺撒所说的另外一种人：

那个卡修斯面黄肌瘦，他想得太多了：这样的家伙很危险。

或许这种人身体器官存在缺陷，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比较悲观，也更加内向。这种人也许会向别人提出更多的请求，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请求没有被完全应允时，就会变得悲观失望，疑心重重。然而，我们也发现，正如克雷奇默所承认的那样，许多混合型的人，甚至是第一种类型的人也会拥有第二种类型的人的精神特征。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把他们往另一条路上逼的话，他们就会变得胆怯退缩，失去勇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性地打击自信，把任何一个孩子培养成为一个跟精神分裂患者举止一样的人。

如果我们经历丰富的话，就能够从一个人所喜欢的表达中看出他的合作程度。不懂得这一点，人们就会不断地寻找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合作程度的标记。合作的必要性不断地推动我们进行探索，我们也已经通过直觉，而非科学的方式找到了一些暗示，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喧嚣复杂的生活。我们也通过同样的方法看到，在所有重大的历史变动时期，人的思想都已经认识到了调整适应的必要性，并努力去完成这一使命。只要这种努力是出于人的自觉，错误就会很容易地出现。人们总是不太喜欢身体上有明显异常的人，如被毁容或驼背的人。如果我们不懂得调整适应，就会给这些人贴上不适合合作的标签。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这种评价很可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途径来帮助那些身体上有明显异常的人提高他们的合作程度，因此他们的弱项被过分地强调，成为大众迷信的受害者。

现在让我们对我们的观点做一个总结。一个孩子在他出生后四五年里就把他精神方面的追求连在一起，在身与心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联系。他会采用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在身体和情绪上也产生了相应的习惯。这一发展包括或高或低程度的合作。正是基于这一合作程度，我们得以对他进行评价和理解。在所有导致失败的因素中，最常见的就是合作程度太低。既然人的心是一个整体，固定的生活方式运行于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中，那么一个人所有的情感和思想都必须与他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的情感明显存在困难，和他的利益相悖，那么一开始就试图改变这些情感是毫无用处的。它们是这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正确的表现形式，只有当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才能将这些情感连根拔掉。

在此，个体心理学对我们的教育和治疗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暗示。我们绝对不应只对个体的一个症状或者单一的表现形式进行治疗：我们必须找出他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错误，他的思维对自己经历的解读方面的错误，他的思维赋予生活的错误含义，以及他的思维从身体和整个环境所接收到的各种印象如何导致错误的行动。这是心理学真正的任务。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孩子能跳多远，或者胳肢他看看笑得有多响亮，就不能被称为心理学了。这些做法在现代心理学中非常普遍，它们会告诉我们个体心理的某一点，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给出一种固定的、特别的生活方式的证据时，才是真正的心理学。生活方式是心理学正确的主题，也是研究的材料；而那些以除此之外的任何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派都涉及了物理学或者生物学。这同样适用于那些调查刺激—反应、那些试图追寻创伤后果或者震惊体验的心理学家，以及那些研究遗传能力并寻找这种遗传能力是如何自我展示的心理学家。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精神本身，考虑的是合成一体的思维；我们探讨的是人们赋予世界和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以及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的途径方法。迄今为止，我们所掌握的理解心理差异的最好的方式是看一个人合作能力的大小。 CMRZE26kM1EB0Rjc0F3P1HyqzP9vOuLAkIqqv74ANyKmyjUqSdaTBn96kA6fd8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