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生活在“意义”的王国中。我们每天所感受到的并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环境对于人们的意义。甚至追溯起这些事件的源头，我们也会发现它们是合乎人的目的的。“木头”意味着“木头与人类的联系”，“石头”指的是“能够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的石头”。如果一个人试图把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与“意义”割裂开来，只看事情本身，那么他会很不幸地将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他的行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而言都变得毫无用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毫无意义。但没人能够离开意义而存在。我们赋予事件以意义，并总是通过意义来感受和经历这些事件。这种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人对事件的理解。因此，很自然的，这种意义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完整性，甚至不总是正确的。意义的王国也就是错误王国。

如果我们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会答不上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拷问自己，也不会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是的，这个问题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也同样如此——往往会突然大声地说道：“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然而，只有当人们遇到挫折时才会提出这些问题。只要生活如常，人们没有碰到困难和挑战，就永远不会提出这些问题。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在行动中做出回答。如果我们忽略他所说的，去观察他的行为，就会发现，他有他自己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他所有的立场、态度、言谈举止、动作行为、野心、习惯、性格特征都与这一“意义”完全一致。他的一切行为似乎都隐藏着他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判定及论断，如“我是这样的，世界是那样的”。他给自己和生活都赋予了某种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对生命意义的诠释。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每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有些错误。任何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都不可能绝对正确，我们或许可以说，能够解释生命意义的答案也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意义都处于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我们可以从中辨别哪些是较好的答案，哪些是较差的答案；哪些答案中的错误比较小，哪些错误比较大。我们可以发现较好的答案所共有的特点，较差答案所共同缺乏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对“生命的意义”的科学的解释，一种衡量真实意义的普遍方法，一种促使人们面对现实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牢记，“真实”意味着对人类、合乎人类目的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真理”。即使另有真理存在，它也绝对与人类无关。由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这种“真理”，它也就变成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有三种主要联系，这三种联系正是他必须考虑的。对每个人而言，这三种联系组成了真正的“他”。他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联系有关。他必须不停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身边，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表现出他对个人生命意义的看法。

第一种联系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的星球上，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因此，我们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环境所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可能性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各种限制。我们必须发展身体和心智，延续我们的生命，并确保人类未来的延续。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需要我们做出回答，无一例外。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人类生命现状的答复：我们的行动就表明了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每一个答复都必须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我们属于人类，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

现在，假如我们把人类身体的不足以及我们所处环境的不安全性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无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还是全人类的福祉，我们都必须努力找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一个具有一致性和洞察力的答案。这就好比面对一个数学难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得出答案。我们不能随意胡乱地猜出一个答案，而必须利用手边的一切方法和资源，持之以恒地努力寻求这一答案。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缺、一劳永逸的答案，但我们必须尽全力找到一个最接近真理的答案。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出一个较好的答案，一个符合事实的答案，这一事实即我们与这个可怜的星球——地球紧密相连，无论这种联系带给我们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第二个联系就是我们并非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别的物种，与我们发生着联系。反之，如果人类处于完全孤立的隔离状态，那么，自身的缺陷和有限性会使得他无法实现目标。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试图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问题，就只会灭亡，无法生存，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任何一个个体都必然与其他个体紧密相连，这是由个体自身的弱点、不足和有限性所决定的。个体间的联系最符合个体自身和全人类的利益。因此，要解决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就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我们是与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联系，我们就会灭亡。人类要生存下去，甚至连我们的情感都与这种联系协调一致，它既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也是人类最伟大的目的和目标——在我们所生存的星球上，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延续每个个体和全人类的生命！

下面谈谈我们置身其中的第三种联系。人类是由男女两种性别共同组成的。要想保全个体生命、延续全人类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爱情和婚姻正是属于这第三种联系。任何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正是他做出的行动。人类试图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解答这一问题：他们的行为恰恰表明了他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因此，这三种联系就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找到一份职业，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地球的自然属性对我们的限制；如何在同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彼此合作并分享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如何使我们适应生活在两性世界里这一事实，认识到人类的延续和发展取决于两性的爱情生活。

个体心理学表明，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分为职业、社会、性这三个主要方面，并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问题。但他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必定表现了他对生命意义最深层的感受。比如，假设一个人的爱情生活支离破碎，工作不求上进，朋友寥寥无几，社交活动对他而言痛苦不堪，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生活的这些局限性中得出结论，他必定感觉自己的生活处处碰壁，饱受掣肘，缺乏机会，生活对他来说充满了危险和失败。他狭窄的生活空间使他得出了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时时刻刻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缩小交际圈，避免与他人接触，封闭并保全自己。”

我们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人爱情甜蜜，交际广泛，人脉强大，事业成功。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大概也可以得出结论：生活于他，就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工作，存在着各种机会，也没有不可战胜的失败。他迎接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勇气也可以建构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关爱他人，融入群体，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所有正确的和所有被曲解的“生活的意义”的衡量标准。所有的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堕落者和卖淫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对社会全无兴趣。他们对于通过合作来解决职业的、友谊的和性的问题毫无信心。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只是私人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他们达成的目标中获益，他们的兴趣仅限于自己。成功的目标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设的个人优越感，令他们的成功除了对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杀人犯承认，当他们手持一瓶毒药时，能够感觉到一种权力，但很显然，他们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对其他人而言，一瓶毒药的力量并不会赋予他们任何高人一等的价值。个人的意义事实上就是毫无意义。意义只有在交往中才有可能存在，只能对某一个人产生意义的话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们的目标和行为也只有在对他人产生意义的情况下才具备了意义。每一个人都追求意义，但如果他意识不到这整个意义实际上就存在于他对其他生命个体的贡献之中的话，他往往就会犯错误。

有这样一件逸事，讲的是一个很小的宗教教派的领袖。一天，她把她的信徒聚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下周三就是世界末日。她的信徒信以为真，卖掉了所有家当，弃绝了所有俗世的想法，激动万分地等待着灾难如期而至。星期三过去了，没有任何异于寻常的事情发生。到了星期四，他们请先知做出解释。“瞧瞧我们现在的艰难处境吧，”他们说，“我们摒弃了所有安身立命的东西，告诉所有遇到的人星期三就是世界的末日。别人听了之后嘲笑我们时，我们也毫不气馁，坚定地重复我们被告知的预言。可是星期三已经过了，世界依然如常。”“但是我的星期三，”女先知说，“不是你们的星期三。”通过这么一种只属于她个人的意义，她安全地避开了他们的质疑。我们永远无法检验那只属于个人的意义。

一切真正的“生活的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它们的普遍性——能够与他人共享，为他人接受。解决自己生活中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它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人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其实也是所有人普遍会面对的问题。即使天才也不过是被定义为具有超级能力的人。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对其他人产生了重要的意义时，我们才会把他称为天才。这种生活所表达出的意义就是：“生活意味着为全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非我们自己所想的动机。无论职业如何，我们关注的是效果。当一个人充分主动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关注他人，开展合作，他就成功地解决了人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问题。对他人的关注指导着他的一切行为，当他碰到困难时，总是会通过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他们可能会质疑，奉献、关注他人、与人合作是否真的就是生活的意义？他们或许会问：“那么每一个个体在哪里呢？如果一个人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关注他人，岂不是对自我的伤害？一个人如果想有所成就，难道不应该为自己打算吗？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理应如此。难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是应该首先学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个性吗？”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提出的实际上是错误的命题。如果一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在于有所贡献，并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倾注于此，那么很自然地，他就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乐于奉献的人。他会使自己适应这一目标，在社交情感中锻炼自己，从实践中学习技能。一旦目标得到了认可，训练就接踵而至。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才会开始准备解决生活中的那三个问题，提高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在意自己的另一半，想使他生活得轻松愉快、丰富多彩，那么我们当然要尽力完善自己。如果我们认为对自我的完善只能在真空状态下实现，没有自我奉献精神，就只会使自己成为刚愎自用、不受欢迎的人。

奉献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一认识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暗示就是，当我们环顾四周，看看我们从先人那里继承的遗产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他们对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吗？我们看见农田、道路、房屋，我们看见他们经过交流后传给我们的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验表现在传统、哲学、科学艺术及与人类打交道的技能中。这些经验都是由那些致力于人类福祉的先人所留下的。那些从来不愿与人合作并赋予生活截然不同的意义的人，那些只问“生活能给我什么”的人，他们又留下了什么呢？他们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他们不仅死了，而且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毫无意义。这就像是我们的地球对这些人说道：“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生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珍视的价值，你的思想灵魂，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未来的。你一个人待着吧！我们不需要你！归于尘土，消失殆尽吧！”世界对于那些赋予生活以合作之外意义的人的最终判定会是：“你毫无用处，没人需要你，走开！”当然，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旦发现任何不好的地方，我们都必须改变它。但是，这种改变必须立足于增进人类的福祉。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明白这一事实，懂得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全人类的关注，并致力于维护社会利益，加强社会关爱。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关心对人类的拯救这一问题。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运动都致力于提高社会利益，而宗教是其中最伟大的推动力。然而，宗教往往被曲解。而且，除非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否则宗教也很难比现在做得更多。个体心理学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一项科学方法。我相信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也许科学——通过提高人们对自己的朋友和全人类的福祉的兴趣，会比政治或宗教更能缩短与目标的距离。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但目标是一致的——增进他人的利益和福祉。

既然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看上去似乎是我们事业的守护天使或者守护神，那么很显然，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生活的意义是怎样形成的；不同意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这一意义存在较大的错误，应该如何更正。这些问题对一个人而言是再重要不过的了。这就是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与生理学、生物学不同：为着人类福祉而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意义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命运的。

从孩提时代起，人们就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生活的意义”。即便是婴孩，都努力地估量自己的实力以及自己在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当一个人的生命走过五分之一时，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统一的行为方式和处理事件、解决问题的风格。对于这个世界和他自己，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最深刻、最持久的认识。从这时开始，他通过一种稳定的知觉模式来看待整个世界：当他接受经验之前就已经对经验进行了自己的诠释，这种诠释也总是与他赋予生活的最初意义相一致。即使这种意义是完全错误的，即使这种解决问题、处理事件的方式会把他带入无尽的痛苦和不幸之中，他也很难放弃。只有当我们重新审视究竟是怎样的情境导致我们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错误的解读时，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修正我们的看法时，才能纠正对生活意义的误读。在极少数情况下，错误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人的驱动力，迫使他对自己最初赋予生活的意义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可能成功地实现转变。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抑或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自己坚持按过去的方式走下去，必走向绝路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转变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修正与转变最好是在一个在生活意义方面训练有素的人，一个能够发觉最初的错误并提出一个更为正确意义的人的帮助下完成。

下面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对于儿童时期同样的经历和情境，不同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儿童时期不愉快的经历或许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有的人不会老是沉浸于不愉快的回忆中，经历对他而言意味着如何在将来进行补救。他会这么想：“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改变这种不幸的局面，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过得更好一点。”但有的人却会想：“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别人总能得到最好的东西。既然世界如此待我，我为什么要好好地对待这个世界呢？”有些父母是这么说起自己的孩子的：“我小时候吃了那么多的苦都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行？”还有的人认为：“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所以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得到原谅。”这三种人对生活的理解都会明明白白地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中，而且，除非改变对生活的理解，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突破了决定论。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是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经历所带来的冲击——所谓的创伤——并不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会从经历中获取符合自己目的的东西。我们赋予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以某种意义，这一意义决定了我们自身的意义。当我们把某种特定的经历当作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可能会混杂一些错误的东西。意义不是由某种场景或事件所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赋予这些事情的意义所决定的。

然而，孩提时代的一些经历的确会导致人们在“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上犯严重的错误。大多数失败都发生在婴孩时代有过这样经历的孩子身上。有一些孩子在婴孩时期器官发育不完全，因此身体不够强壮，容易生病，我们先以他们为例。这样的孩子身体负担很重，因此很难让他们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奉献。除非他们周围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他人，否则他们只会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官上。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进而感到沮丧。这种因比较而沮丧的情况甚至也发生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来自同伴的可怜、嘲弄或者躲避都加重了他们的自卑感。这些情形都可能促使他们封闭自己，断绝与他人的往来，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失去信心，甚至在内心深处认为这个世界让自己蒙羞。

我想我是第一个指出身体器官存在缺陷或者腺体分泌异常的孩子所面临的困境的人。这一科学分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是低于我的预期。一开始，我试图找到一个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遗传或生理问题。身体器官上的缺陷不应该导致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未发现腺体在两个孩子身上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发现，那些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孩子都在对困难的征服过程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心理学并不十分支持优生选择法。许多拥有卓越才能、对我们的文化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出生时身体器官都有一点缺陷，他们的身体都不够强壮，大多英年早逝。但往往是那些努力与自己有缺陷的身体或者艰苦的外部环境做斗争的人，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拼搏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走得更远。我们无法从身体来判断一个人心智的发展程度。然而，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生来就具有身体器官缺陷或腺体分泌异常的孩子并没有接受正确的训练，没人理解他们的苦难，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正由于此，我们发现，那些在婴孩时期身体器官存在缺陷的孩子往往会遭遇很大的失败。

第二种可能会错误理解生活意义的是被宠溺的孩子。这种孩子习惯性地认为，他的愿望理所当然应被视为法律。他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拥有显著的位置，并把这种优越感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当他碰到他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人们也不再把他的感受放在首要地位的情况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他感觉自己输了整个世界。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就被培养去“期待”，而不是“给予”。除了“期待”之外，他没有学会任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人对他都俯首帖耳，他已经丧失了独立性，不知道还可以自己做事情。他的兴趣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从未学会合作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合作的作用。对他而言，除非他能重拾自己的荣耀地位，除非他能强迫别人认识到他是一个特别的人，理应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否则，他的状况永远无法改善。

被宠坏了的孩子成年后可能会成为社区里最危险的一群人。有的可能会一再宣称自己的善良意志，有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独裁”的机会而表现得非常“可爱”，但是他们抵制在普通事务中与他人的任何合作。还有些人表现出公开的叛逆：当他们失去了习以为常的服从和关爱时，就会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与自己为敌，于是会想方设法报复别人。如果社会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不赞许或反对 （毫无疑问，往往就是如此） ，他们就把这种敌意当作世界针对他们个人的不友善行为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总是不起作用的原因；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不断地强化这种“别人都反对我”的看法。但是，无论这个被宠坏的孩子采取的是暗地罢工还是公开反叛，无论他是通过软弱以取得主导地位，还是通过暴力实施报复行为，实际上都在犯同一种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人们往往会在不同时期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而目标保持不变。他们认为：“生活意味着，我应该被视为最重要的人，得到所有我想得到的东西。”只要他们始终把这个当作生活的意义，他们采取的所有方法就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可能导致错误的生活意义的情况是被忽视的孩子。这种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和合作：他对生活的解读中从来不包括这些友好的力量。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他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会把困难扩大，低估自己通过他人的帮助和善意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整个社会对他都是冷冰冰的，也会永远这么冷下去。尤其是他看不到自己能够通过一些对他人有用的行为来赢得爱和尊重。无私的爱是任何其他经历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第一要务便是给予孩子一种能够对他人产生信任的经历，并慢慢地将孩子的这种信任感扩大、加深到他们所处的一切环境中。如果母亲没能完成这一首要任务，那么孩子就很难产生对社会的兴趣和对同伴的亲密感情。每个人都有对他人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通过训练才能获得，否则就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起来。

如果有一群孩子，从生下来就被冷落、被讨厌、被抛弃，那么我们很可能发现他们对合作一无所知。他们很孤独，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处于这种情境中的人最后会枯萎毁灭。但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婴孩时代，在婴孩时代他必定受到了某种关怀和关注。因此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完全被忽视的孩子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所研究的是那些得到的关注稍微少于一般人的，或者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略而其他方面正常的孩子。简而言之，我们只需要说，缺乏关注的孩子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他信任的人。生活上的诸多失败都发生在孤儿或私生子中，他们都被归为被忽视儿童。不得不说，这是我们现代文明的悲哀。

这三种情境——有身体缺陷、被宠溺、被忽略——都是对正确理解生活意义的巨大挑战。有过这种经历的孩子几乎都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修正解决问题的途径，赋予生活一种较好的意义。如果我们关注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真正关注他们，并在这方面受过训练——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看出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梦和社团能够发挥作用：一个人的个性，无论在梦里的生活还是醒着的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没那么大，更有利于让人放松，展现自己的个性。然而，对一个人来说，能够迅速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意义的最好方式还是他的记忆。每一个记忆，无论在他看来多么微小，都代表某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它在生活中刻下的印记告诉他“这就是你想要的”，或者“这是你必须避免的”，或者“这就是生活”。必须强调的是，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贮在我们的记忆中，使得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具体。每个记忆都是一个备忘录。

童年早期的记忆特别有助于显示出一个人所独有的生活方式持续了多久，也有助于发现到底是什么事情第一次确定了他的生活态度。一个人最早的记忆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它包含了对一个人以及他所处情境的最重要的预测，是一个人的外貌、他最初的或多或少的完整性标志，以及外界赋予他的任务的总和；第二，早期记忆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起点，是他为自己所书写的传记的开端。因此，我们往往能从一个人的早期记忆中发现这样两种相反的情境：一方面认为自己处于软弱、不足的地位中，而另一方面又把坚强和安全视为自己最完美的目标。前者是他所认识的现实的自己，后者是他所期望的完美的自己。对于心理学研究目的而言，一个人所认定的最初记忆是不是他能记起来的第一件事，甚至是不是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这些统统都不重要。记忆的重要性仅仅表现在人们把它当作什么，人们对它的解读，以及它对人的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的影响。

下面我们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看看它们是如何把“生活的意义”具体化的。“咖啡壶倒在桌子上，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如果一个女孩的自传是这样开头的，我们不难发现她总是被一种无助感所控制，把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放大。如果她总是因为别人没有给予她足够的照顾而在心里责骂别人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竟然有人如此大意，让这么小的孩子暴露在危险面前。在另一个最初记忆中展示出一幅相似的世界图画。“我记得3岁时从婴儿车里掉了下来。”伴随着这一记忆，不断重复着同一个梦：“世界正在走向终结，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中有一片红色的火光。星星都坠落了，我们撞上了另一个星球。就在毁灭的前一刻，我醒来了。”当被问及他有没有害怕的东西时，他回答道：“我害怕生活失败。”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他反反复复做的梦都是让人沮丧的情境，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遗尿以及和母亲不断的冲突而被带到诊室，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最初记忆的：“妈妈以为我丢了，吓坏了，她跑到马路上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而那时我却躲在家里的橱柜里。”从这一记忆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预测：“生活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来获取他人的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就是欺骗。我是被忽略了，但我可以愚弄别人。”他的遗尿，其实也是一种确保自己成为别人担心和关注中心的方式，而他母亲表现出来的焦虑和对他的紧张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生活的解读。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个男孩很早就形成这种印象：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只有当别人都为他感到惴惴不安时，他才会安心。只有这样，他才确信当自己需要时，别人都会保护他。

一个35岁的妇女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3岁时，我走进地窖。当我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时，一个比我大一点点的表哥打开门，跟着我一起下去了。我很怕他。”这一记忆使得她很可能不习惯和其他孩子玩耍。尤其是与异性在一起时，她会感到特别不自在。我们猜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果真如此，而且直到现在，她35岁了，还是单身。

下面的例子代表更高级的社会情感：“我记得母亲让我推着童车里的小妹妹。”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能也会发现“只有较弱的人能够让我感到自在”以及对母亲的依赖性的征兆。当新生儿出世时，如果家里较大的孩子能够帮着照顾他，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照顾新生儿的经历使得这些较大的孩子对家里的新成员予以关注，并分担相应的责任。一旦有了这样的合作，他们就不会把人们对新生儿的关注视为自己重要性的降低。

对同伴的渴望并不总是代表着对他人真正的关注。当被问及最初记忆时，一个小女孩回答道：“我的最初记忆是和姐姐以及两个女孩子一起玩耍。”在这里我们当然看到了培养孩子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但是当她提及最大的恐惧时，我们重新审视了她内心的挣扎。她说：“我害怕她们都不理我，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缺乏独立性的信号。

一旦我们发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也就找到了这个人个性的钥匙。有时候人们认为，性格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那些从未找到正确钥匙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找不到最初的错误，那么，任何争辩、解决途径都不可能成功。而改善的唯一途径在于培养一种合作的、充满勇气的应对生活的方法。合作也是我们应对神经质倾向的唯一保障。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并培养孩子合作的习惯，应该允许他们在同龄人中通过参与游戏和任务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方法，这一点至关重要。任何阻止孩子们进行合作的行为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那些被宠坏的孩子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当他们上学了，也不会懂得关心同学。在学习上，他只会对那些能够得到老师喜欢的功课感兴趣，只会听那些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当他即将成年时，社交情感的缺乏会给他带来越来越明显的灾难性后果。当他的错误首次出现时，他没有把自己培养成有责任感和独立的人。等到他成年后，他会对生活中的种种考验束手无策、痛苦不堪。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责怪他的缺陷了：当他开始承担后果时，我们就只能帮他弥补了。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地理的孩子能够完美地完成地理考卷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从未接受过合作训练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合作来解决，每一项任务都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框架中，通过提高人类福祉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有认识到生活意味着奉献的人才能充满勇气地迎接困难，并成功地战胜困难。

如果父母、教师和心理学家都能够懂得孩子在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过程中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而他们自己不去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可以自信地得出结论：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会逐渐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机遇产生比较好的感受。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不会放弃努力地去寻求一条简单的出路，不会试图逃避、把自己肩上的包袱扔给别人；或者乞求他人温柔地对待他、同情他；或者感到深深的耻辱，试图报复他人；又或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们必须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如果必须做点什么，或者改变点什么，除了我们，没人能做。”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促进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么人类的共同发展就不再受到限制了。 DpbfI4RpopIan17ZB7EgmF0aB0Q1j1RsvZ0A5v5yQFMNiaJYA6LYenHY0MinXp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