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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容易理解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时发现的“强迫性重复”，我们必须首先放弃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我们与抵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对付的是无意识方面的抵抗。
25年的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今天精神分析技术在直接目的方面已经和它在初创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最初，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发现病人所没有察觉到的无意识材料，把它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他。当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艺术，由于这样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所以另一个目的便很快表现出来，即迫使病人从自己的记忆中肯定分析师的这种建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的是对付病人的抵抗。这种艺术现在就在于尽可能快地解释这些现象，向病人指出这些抵抗，并通过人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移情的暗示所发挥的作用——引导他放弃抵抗。
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最初所确定的这个目的——把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病人不可能回忆起在他心中全部被压抑的东西，而且他不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或许正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可能对告诉他的这种建构的正确性产生信服感。他被迫把被压抑的材料作为一种当前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愿意看到的那样，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
这些精确得令人讨厌的再现，总是把婴儿时期性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及其派生物；而且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当事情达到这个阶段时，则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在被一种新的“移情性神经症”所取代了。医生努力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保持在最狭窄的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强迫病人回忆，尽可能少地使其重复出现。被回忆起来的东西和再现出来的东西之间的比例是因案例的不同而改变的。一般来说，医生不能给他的病人省略这个治疗阶段，医生必须让病人重新体验已被他遗忘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病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冷淡，这样能够使病人认识到，看起来是现实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对过去的一种反映。如果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病人就能产生信服感，在此基础上的治疗也就能成功了。
为了更容易理解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时发现的“强迫性重复”，我们必须首先放弃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我们与抵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对付的是无意识方面的抵抗。无意识，或者说“被压抑的”东西，并没有对治疗的努力产生任何抵抗。的确，它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强行推开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并且尽力地做到要么达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动实现释放。治疗期间的抵抗产生于最初实施压抑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的层次和系统。但是正如我们从经验中所知道的，抵抗的动机及抵抗本身，在治疗期间最初都是无意识的，这个事实向我们暗示，我们应该更正我们的术语中的一个缺陷。如果我们不是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连贯的自我
和被压抑的东西之间进行对比，我们就避免了缺乏清晰性。当然，自我中的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无意识的，尤其是它的核心部分，只有一小部分自我包含在“前意识”之中。
在用一种系统的或动力学的术语取代了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之后，我们就可以说病人的抵抗起源于他的自我。
于是我们立刻发现，必须把强迫性重复归因于被压抑的无意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只有在治疗工作进行到一半，并且放松了这种压抑之后，强迫性才能表现出来。
毫无疑问，意识和无意识自我的抵抗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它似乎是要避免由于解放了被压抑的东西而产生的不快乐。另外，我们的努力通过诉诸现实原则，而指向了对那种不快乐的忍耐。但是，强迫性重复，即被压抑力量的表现，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显然，在强迫性重复中被重新体验到的更大一部分东西，一定会引起自我的不快乐，因为它使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开始显露出来。不过那是一种我们已经考虑过的，而且与快乐原则并不矛盾的快乐，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快乐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一种快乐的满足。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探讨一个新的显著事实，这就是强迫性重复也复活了并不包括快乐潜能的过去经验，这些过去的经验即使在很久以前，也从未给一直受压抑的本能冲动带来满足。
婴幼儿时期性生活的萌芽注定要消失，因为它的愿望与现实是不相容的，与儿童所达到的不适当的发展阶段也是不相容的。这个顶峰在最忧伤的情境中结束，还伴随着最痛苦的感受，爱的丧失和失败以自恋的伤疤的形式在其身后给自尊留下了永久的伤害，马尔西诺夫斯基 （Marcinowski，1918） 认为，这种自恋的伤疤对神经症中如此常见的“自卑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我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由于受自身身体发展的限制，儿童的性追求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于是他们便发出这种抱怨：“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都干不成功。”一般来说，把儿童与异性父母联结在一起的那种情感联系，往往导致失望，导致对满足的徒劳期待，或者导致对一个新生婴儿的嫉妒，这个新生婴儿是儿童的情感对象不忠诚的明确无误的证据。他怀着悲剧般的严肃尝试亲自生一个孩子的努力，却往往是羞愧的失败。他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对他的教育要求却越来越高，还有严厉的话语和偶尔的惩罚，终于使他明白了他受到蔑视的全部程度，这是几个典型的经常反复发生的例子，说明了童年期这个年龄的爱的特点是怎样结束的。
病人在移情中重复这些讨厌的情境和痛苦的情绪，并且绞尽脑汁地使它们再现。他们寻求中断尚未完成的治疗；他们再次设法使自己感到被嘲弄了，迫使医生对他们严厉地讲话，冷淡地对待他们；他们会发现合适的嫉妒对象；他们会制订一个计划，或许诺给某人一个大礼物，以取代童年期那个有强烈欲望的婴儿——但这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过去的那种快乐，可以设想，如果这些东西作为记忆或梦表现出来，而不是采取新的经验的形式，那么它们在今天就应该带来较少的不快乐。当然，它们是旨在导致满足的本能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但没有带来快乐，反而导致了不快乐，而病人却没有从这些活动的旧经验中接受任何教训。
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在一种强迫症的压力下重复着。
精神分析在神经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东西，在某些正常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被某种厄运追逐着，或者被某种“魔幻般的”力量控制着。但是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这些人的命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安排的，是由早期婴儿期的影响决定的。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这种强迫性和我们在神经症患者中发现的强迫性重复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尽管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这些人从未表现出通过产生症状来对付神经症冲突的迹象。这样，我们就发现有一种人的所有人际关系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的，比如，一个施恩者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被他所帮助的对象愤怒地背弃，而这个被帮助的人在面对其他人时却并非如此。因此，这个施恩者似乎注定要品尝到忘恩负义的痛苦。或者有一种人，他的友谊总是以朋友的背叛而结束；还有一种人，在他的一生中一再地把某个人提升到有很大的私人特权或公共特权的高位，然而在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又会推翻那个权威，并用一个新的权威来取代他；还有，一个男人和不同的女人恋爱时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并达到同样的结局。当一种重复动作和这个人的积极行为联系起来时，当我们能够在他身上分辨出一种基本的性格特质，这种特质总是保持不变，并且在重复同样的经验中强迫性地表现出来时，这种“同一事情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了。下面的案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在这些案例中，主体似乎都有一种消极的
（passive）
体验，他们并没有对这种体验施加自己的影响，却总是一再遭遇同样的命运。例如，那个接连与三任丈夫结婚的女人的故事，她的每一位丈夫都是在结婚后很短一段时间内就病倒了，她只好服侍他们直到他们死去。
对诸如此类的命运所做的最动人、最有诗意的描述是塔索
（Tasso）
在他的浪漫史诗《自由的耶路撒冷》
（
Gerusalemme Liberata
）
中所做的。书中的主人公坦克雷德
（Tancred）
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热恋的少女克洛琳达
（Clorinda）
，当时她正穿着盔甲伪装成敌军的骑兵。把克洛琳达埋葬之后，坦克雷德走进一片陌生而神奇的森林，这片森林曾使十字军恐惧万分。他拔出宝剑砍倒一棵大树，但是从树干的创口里流出了血，并传来了克洛琳达的声音，她的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里，坦克雷德听见了她的抱怨，他再一次伤害了他所爱恋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诸如此类的观察发现，它们是以移情中的行为和男人及女人们的生活史为基础的，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假设，在心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超越了快乐原则。现在，我们也倾向于把创伤性神经症中出现的梦及导致儿童游戏的冲动和这种强迫性联系起来。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这种不受其他动机支持的强迫性重复的纯粹效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一些可以解释强迫性的其他方式。强迫性重复和可以直接获得的快乐的本能满足，在这里似乎结成了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移情现象显然被抵抗利用了，抵抗是自我在顽固的坚持压抑时所保留的。可以说，治疗试图对它发挥作用的这种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向它的一侧
（就像自我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
。
大量的可以被描述为强迫性命运的现象，似乎都可以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理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引入一个新的神奇的动力来解释它了。
与这种动力相关的，最无可怀疑的例子或许就是创伤的梦。但是，经过更慎重的考虑，我们将被迫承认，即使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全部的依据也不可能用我们所熟悉的动机力量的活动来解释。要证明强迫性重复的假设是合理的，还有大量的东西尚未得到解释——强迫性重复似乎是一个比它所超越的快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具有本能的东西。但是，如果强迫性重复确实在心灵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很想了解一些它的情况，想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它和快乐原则是什么关系。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支配心理生活中兴奋过程的进展归功于快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