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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焦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在焦虑中有一种成分在保护主体，避免其受到惊吓，因而也在预防惊吓性神经症，我们以后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有一种状况早已被人们知晓并进行过描述，它是在严重的机械性震荡、铁路灾难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发生的状况，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创伤性神经症”。刚刚结束的那场可怕战争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大量产生，但是它至少使人们不再倾向于把心理紊乱的原因归咎于由于机械力量的作用而导致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
创伤性神经症所提供的症状表现在，它在大量类似的运动症状方面很接近癔症的症状，但往往被其主体失调的非常明显的特征所掩盖
（在这一方面，它很像疑病症或抑郁症）
，并且表现为心理功能的更全面的普遍衰弱和心理功能障碍。到目前为止，人们无论是对战争神经症还是和平情况下的创伤性神经症，都还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就战争神经症来说，有些情况已经弄清，但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因为即使没有很大机械力的参与，有时也会产生同类疾病。在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可以作为进一步反思的线索：第一，主要的因素似乎在于受惊吓时的受惊情况；第二，受伤的同时一般要预防神经症的发生。“惊恐”“恐惧”和“焦虑”被不正确地用作同义词的表达方式：在它们和危险的关系中，它们实际上可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焦虑”
（anxiety）
是表示在预期到有危险或者为此做好准备时的一种特殊状态，即使还不知道这种危险是什么；“恐惧”
（fear）
就是需要有一个使人害怕的固定对象；“惊恐”
（fright）
却是当人们遇到一种危险而对此又毫无防备时所处的那种状态的称谓，它强调的是受惊的因素。在我看来，焦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在焦虑中有一种成分在保护主体，避免其受到惊吓，因而也在预防惊吓性神经症，我们以后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梦的研究可被看作揭示深层心理过程的最值得信任的方法。现在，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梦的生活就有这种特性：它不断地把病人带回他遭受灾难时的情境中，由此在再次受到惊吓之后，他又惊醒过来。梦引起的惊吓比实际应受到的惊吓少。他们认为，创伤的经验甚至在睡眠期间也会一再强加到病人身上，这个事实被看作它的力量的证明。可以说，病人已对创伤进行了精神固着
（fixation）
。这种对引起疾病的经验的固着在癔症中早已为我们所知晓。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提出，“癔症病人的大部分记忆恢复都受到损害”
。在战争神经症里，观察者如费伦茨和西梅尔已能解释某些运动症状，如对创伤发生时刻的固着。
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患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总是回忆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更关心的或许是力求不去想它，如果有人认为夜间做的梦自然会把他们带回引起麻烦的情境中，并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事，那就误解了梦的实质。如果它们向病人展示的是他过去健康时的画面，或者他希望治愈时的画面，这就和梦的实质比较一致了。如果我们不想因为创伤性神经症的梦而动摇我们对梦的愿望满足这个要旨的信念，那么在我们面前就还有一个资源：我们可以论证做梦的功能像许多其他功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打乱了，而且与它的目的截然相反，或者我们就可能被迫思考自我的那些神秘的受虐狂倾向。
在这里我提议，离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个模糊而又沉闷的主题，转向考察心理结构在其最早期的正常活动中所使用的工作方法——在儿童的游戏中使用的方法。
儿童游戏的不同理论只是在最近才被法尔福 （Pfeifer，1919）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总结和讨论，我愿意向我的读者推荐他的论文。这些理论试图发现导致儿童游戏的动机，但是它们却没有把结构的动机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考虑到游戏会产生快乐的动机。我不打算对这些现象所包含的全部领域进行研究，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对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所做的，而且是他自己发明的第一个游戏做出某种说明。这绝不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观察，因为我在同一栋房子里和这个孩子及其父母住了几周，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弄清了他那令人疑惑而又不断重复的活动的意义。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并没有什么早熟之处。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只能讲几句使人能听懂的话，还能发出许多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理解的声音。但是他与他的父母和他们的一个保姆相处得很好，并且由于他是一个“好孩子”而受到称赞。晚上他不惊扰他的父母，他认真地服从命令，从不乱动各种东西，从不进入某些房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他母亲一连几个小时离开他时，他也从不哭泣。同时，他又非常依恋他的母亲，母亲不仅亲自喂养他，而且在没有任何帮手的情况下照料他。但是这个行为表现很好的孩子偶尔也会有令人讨厌的习惯，他把他所能拿到的一切小东西都扔到房屋的角落里、床底下等，这样一来，要收拾他的玩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他在做这件事时常发出一个大声的、拖腔的“哦……呵”，并伴随着感兴趣和满足的表示。他的母亲和我一致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声叫喊，而是代表德文词“走开”
（fort）
。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游戏，这个孩子只是在利用他所有的玩具玩“走开”的游戏。有一天，我做的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个孩子拿着一个上面缠着线的木线轴，他从未想到可以把线轴放在身后的地板上拖着，玩马拉车的游戏，他所做的是抓住线轴上的线绳，相当熟练地把线轴扔过他那盖着毯子的小摇床的床沿，这样线轴就掉进摇床里不见了，同时他发出了“哦……呵”的声音。然后他把线轴用线绳从摇床里拉出来，并在线轴再次出现时发出一声“嗒”
（出来了）
的欢呼声。因此，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戏，是消失和再现。一般来说，人们只目睹了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孩子把它作为自己的游戏而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动作，虽然更大的快乐无疑是和第二个动作联系着的。
于是，对游戏进行解释就很明显了。它和这个孩子很大的文化成就有关——这种文化成就就是本能的克制 （就是说，对本能满足的克制） ，他这样做就能让他的母亲走开而不会大惊小怪，可以说他是通过使手中的东西戏剧化地消失和重新出现而对此做了补偿。不论这个游戏是这个孩子自己发明的，还是接受了外界的建议，从判断这个游戏的有效性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指向另一种观点。母亲的离开对孩子来说不可能是一件高兴的事，甚至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他把这个痛苦的经验作为一种游戏来重复，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母亲的离开一定是作为他获得看到母亲回来时的快乐的必要前奏，而游戏的真正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快乐。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与这种解释相反，第一种动作，即离开的动作，本身就作为一种游戏被表现出来，而且比有快乐结局的整出戏剧更经常出现。
对这样一个事例的分析并不会得出肯定的结论。按照一种没有偏见的看法，一个人可能会获得这种印象，这个孩子把他的经验变成一种游戏是出于另一种动机。他最初处在一种被动的环境下——他被这种体验所压倒；但是通过重复这个过程，尽管还是不快乐的，但作为一个游戏，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这些努力可以归功于一种获得控制的本能，无论记忆本身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这种本能都是独立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把东西扔掉使它“走开”，可能满足的是这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被压制的一种冲动，是对母亲离开他的一种报复。在那种情况下，游戏就有了对抗的意思：“那么好吧，走开吧！我不需要你。我要亲自送你走开。”一年以后，这个我曾经观察过的男孩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他如果不喜欢某个玩具，就把它扔在地板上，嘴里喊着“到前线去吧”。他那时曾听说他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就“在前线”，而且他对父亲的离开一点也不怨恨；相反，他相当明确地表现出不愿意让别人影响他独占母亲。
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喜欢通过扔东西而不是扔掉人，来表达类似的敌对冲动。
（参见我1917年对歌德的童年回忆所做的注解）
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那种在心灵中探索某种不可抗拒的体验，以便使自己能对它加以控制的冲动，是否能表现为一种主要的事件，一种不受快乐原则支配的事件。因为在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例子中，那个孩子虽然只能在游戏中重复他的不快乐的体验，但这种重复的游戏会带来一种更为直接的愉快体验。
即使我们对儿童游戏做进一步的探讨，也不会消除我们在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犹豫。显然在游戏中，儿童重复着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事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印象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说，这就使他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切游戏显然都是受一个愿望的影响，即长大成人，能做大人所做的事情的愿望。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某种体验的令人不快乐的性质并非总是不适合成为游戏的内容。如果医生检查了一个儿童的喉咙，或者给他做了个小手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些令人惊恐的体验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主题。但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实：另一个根源也能产生快乐。在从这种体验的被动性向游戏的主动性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孩子把那种不快乐的体验转移到他的一个游戏伙伴身上，并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替代物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不过，我们通过讨论发现，没有必要假设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模仿本能，为的是给游戏提供一个动机。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人的艺术戏剧和艺术模仿。和儿童的游戏不同，成人的艺术戏剧和模仿是针对观众的，他们并不为观众省略掉
（例如在悲剧中）
那些最痛苦的体验，并且能使他们感受到高度的快乐。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是在快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办法和手段使令人不快的东西变成在心灵中进行回忆和探究的一个主题。对这些把产生快乐作为其最终目的的案例和情景的考虑，应该让某个美学体系对其主题带着某种结构的观点来进行。它们对我们的目的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预先假定了快乐原则的存在和至高无上，它们没有证据证明，有超越快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或者说，无法证明那些比快乐原则更原始并且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的倾向性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