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 的一个体面家庭。我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是德国人，来自不来梅市。他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赫尔市 ，经商赚了一大笔财富；后来离开了商界，定居在约克市，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因此就取双姓鲁滨逊·科茨罗尔。但由于英格兰人常把外来词弄得面目全非，所以别人现在把“科茨罗尔”读成和写成“克罗索”，甚至我们自己彼此也这样叫了，于是我的伙伴们更是经常叫我鲁滨逊·克罗索 。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一个英国步兵团的中校，这支部队驻扎在佛兰德斯 ，早先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指挥，后来他在敦刻尔克 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至于二哥，他的下落我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后来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没学任何手艺，从小就满脑袋的胡思乱想。我的父亲非常传统，他让我享受到好的教育，甚至送我进寄宿学校和上普遍实行的义务村学，他热切希望我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一心想漂洋过海。我的这种癖好，使我违抗父亲的意愿和谆谆教导，背弃自己的诺言，辜负母亲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脾性本身看来孕育着某种致命的危险，直接酿成我后来遭受的人生苦难。

我聪明而严肃的父亲预见到我的这种嗜好的后果，严肃地给过我十分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时他正因痛风卧床，他满腔热情地规劝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我喜欢外出游荡外，究竟有什么别的理由要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会得到推荐提拔，成家立业，大有希望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乐的生活。他对我说，出海冒险的人无非想办企业，靠经营大自然发财，他们想一日暴富，成为名人。但他们分两类：一类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一类是家财万贯的大富翁。他说，这两种情况对我都不合适，一种太高，一种太低。他还说，我的情况是中间状态，也可以叫作“下等生活中的上层”。以他长期的经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也最有资格享受人类的幸福。既不必像从事机械劳动的人那样备尝辛苦和屡遭不幸，也不会像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相互嫉妒而心力交瘁。他对我说，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是所有其他人羡慕的，这一点仅凭一件事就能判断：许多帝王常常悲痛和感叹自己因出身高贵而招致不幸，恨不得自己处在凡人和伟人这两个极端之间。他说，聪明人总在祈祷自己不穷也不富，这也证明了这种中间状态恰好是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嘱咐我，只要用心观察，到处都可发现：生活的灾难是由上层和下层两类人分担，而中间阶层灾难最少，不会像那两类人那样，要经历那么多的荣辱变迁，商海浮沉。中间阶层绝不会像阔佬那样，因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狂躁不安、身心俱损；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劳累辛苦、缺吃少穿，以及穷苦生活自然而然带来的种种后果而焦急不安、忧心忡忡。他说，中间阶层最能保持各种美德和一切正常而适中的享受，和睦和富裕是中产阶层的随身伴侣。他说，和善、谦虚、宁静、健康、社交、各种正当的娱乐、各种有益的消遣，都是降临到中等人头上的福分。中间阶层就这样默默地但又是顺利地，当然也是舒服地走过人生旅途，不受劳力和劳心之苦，也不必为每天的面包而卖身为奴，或被困境搞得身心疲惫；也不会因心怀嫉妒和好大喜功而野心勃勃、贪婪无度，他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平静地度过一生，有意识地品尝生活的甜美，没有痛苦，只感到幸福，并且通过日益增多的经验，越来越有意识地去学会品尝和感受幸福。

然后，他带着慈爱，恳求我不要耍年轻人脾气，不要冒失地自讨苦吃。因为无论从常理，还是从我的出身阶层而言，他都可以让我避免吃苦。他说，我完全不用为面包奔走，他会为我做好一切，并将尽力让我过上他主张的那种生活。他说，如果我在世上不能过非常安逸而幸福的生活，那只能怪我的命运或自己的过错，他已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因为他已经向我提出了警告，他知道我的举动必将给自己带来危害。总之，如果我按照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就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他绝不会帮我去自找苦吃，鼓励我离家远行。结束谈话时他对我说，我应以大哥为戒，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大哥不要参加敦刻尔克战役，但没有效果。大哥年轻气盛，执意参军，结果丧了命。他还对我说，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上帝，但我如果不听从他的忠告执意胡来，那么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我以后会有忏悔的时候，但那时谁也帮不上忙了。

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这次谈话的最后部分确有预见性，虽然我认为他自己当时未必真的意识到了这点。我发现在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阵亡，我终会后悔莫及、谁也帮不上忙时，他老泪纵横，悲不自禁，不得不中断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心痛欲裂，虽有千言万语，可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次谈话的确打动了我。真的，谁能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去幻想漂洋过海了，我要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哪，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这决心忘得精光。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进一步纠缠，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心悄悄地离家。但不能像上次的决心那样头脑一时发热，这次我慎重行事，趁我母亲心情比平时稍好时找她。我对她说，我一心一意想外出见世面，根本没有决心去干别的。父亲最好同意我这么做，不要逼得我不辞而别。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去当一个学徒，或是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我说，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我敢肯定我不会学到预定的期限就会从师傅那儿逃跑，跑去航海。如果她能说服父亲答应我出海航行一次，回来后如果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保证用加倍的勤奋来挽回我失去的光阴。

这番话使我母亲情绪激动。她对我说，她知道对父亲说这类话题会毫无结果，父亲太知道什么对我有利了，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自讨苦吃的事。她说，她就不明白，在父亲和我谈话之后，而且她知道父亲谈话是那样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我居然还有这种糊涂想法！她说，如果我执意自寻绝路，那谁也帮不了我，不过这事我根本不用征得父母同意，她说，对我的自取灭亡，她也不愿多管，免得我以后说，当初这事父亲不同意，但母亲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当面拒绝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为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幸福；但他如果出海，就会成为世上最命苦的人，因此，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

这事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离家出走，跟家里一刀两断。尽管在这段讨厌的时间里，我一直顽固不化，充耳不闻一切关于参加工作的建议，并且常常与父母磨嘴皮，要他们不要那样积极、那样坚决地反对我的夙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我当时并没有私自出走的打算。但我得承认，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他正要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同去，他用的是水手们常用的诱人办法，也就是不用我付这一段路的船钱。于是，我没有再跟父亲或母亲商量，甚至也没有给他们捎话，让他们自己想法子去打听吧。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毫不考虑状况和后果，就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上帝才知道的险恶时辰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使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冒险家，其不幸开始得比我早，持续时间比我长。我们的船刚驶出亨伯河就刮起了风，风越刮越大，大得吓人。因为我从未出过海，晕船的痛苦难以形容，心里又非常害怕。这时，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老天就这么公正地惩罚我这个背弃父母、放弃责任的逆子啊！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自己的诺言，一一浮现在脑海。我的良心当时尚未像后来和现在这样顽固和死硬，自然要对自己忽视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责任的行为加以谴责。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海波浪滔天。这情景虽然根本无法跟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海上风暴相比，就是与我几天后所见到的情景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足以使我这个初次航海、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心惊肉跳了。我感到，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卷走吞没。每当船身往下落时，我就觉得是下沉海底，再也不会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多次发誓，如果上帝愿意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条性命，如果我能再一次脚踏干燥的土地，我就径直回家见我父亲，今生今世再也不涉足海船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像这样自讨苦吃了。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的看法确实高明。我父亲既没遭遇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遭受过陆上的艰难困苦，他一生是多么平安舒适啊！我决心回家，回到父亲身边，做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风暴继续的时候，甚至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的确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不过第二天，风暴减弱，海面比较平静了，我对风暴也开始有点习惯了。这一整天我仍然非常忧郁，也有些晕船。可是到了傍晚，天气晴朗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第二天清晨的日出，像前一晚黄昏的落日一样，都是异常清丽，只有一点点风。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这良辰美景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

头天晚上我睡好了，现在也不再晕船了，而且心情非常愉快。我惊异地望着大海，昨天大海还在奔腾咆哮、使人害怕，只过了这么短的时间就风平浪静、令人愉快。我那个明智的决定现在开始动摇了，再加上那个确曾引诱我上船的朋友过来看我。“喂，宝布！”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昨天晚上吹起了微风，我想你一定吓坏了吧？”“你说什么，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这也叫风暴？它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有好的船，海面平静，像这样的风暴我们根本不放在心上。不过，宝布，你是初次出海航行。来，我们调制一碗甜酒喝喝，把这不愉快的一切统统忘掉吧！你看，现在天气多好啊！”长话短说，我们按照一般水手的老方式，调制了甜酒，我也被灌醉了，胡闹了一夜，对过去的忏悔与反省和对未来的决心全都被酒淹没了。简而言之，风暴过后，海面又平静如镜，紧张慌乱的情绪也一扫而光，而我航海的夙愿重又像潮水涌上心头，把痛定思痛的誓言和决心忘得一干二净。有时我确实发现那些反悔和决心不时地闯回脑海，但我竭力把它们当作不良嗜好努力摆脱，以免受到干扰和控制。因此，我采用喝酒、交朋友的办法，很快就制止了这些我所谓的不良嗜好卷土重来。五六天后，就像那些决心不受良知折磨的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完全战胜了良知。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要再次遇到另外的危险，接受另外的考验；而且上天会让我在这种情况下自作自受，无法推诿。由于我没把这种警告看作是一次解救，到了下一次考验，连我们中间良知最差、心肠最硬的不幸者都得承认危险，乞求饶恕。

海上第六天，我们到达大雅茅斯港 。那次大风暴之后，因为是逆风航行，尽管天气晴朗，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不得不在这里下锚，并且在这里停泊。逆风，也就是西南风一连吹了七八天。在此期间，许许多多从纽卡斯尔 来的船只也都进入这个港湾，把它作为公用港口，在这儿等候顺风，以便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该在此停泊太久，应该趁潮水上涨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厉害，停泊了四五天之后，风刮得更猛。但这个港口算是良港，我们的锚质量也是好的，水里的锚索十分结实，因此我们水手对危险很少有思想准备，还是整天休息娱乐。第八天早晨，风更大了，全体船员才忙碌起来，动手放下了那些顶端的中桅，并把船上的一切东西捆好加固，使船能尽可能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白浪滔天。我们的船头和前甲板好几次被海浪吞没。有一两次，我们以为放下的锚已经不行了，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大锚。这样，我们为了停泊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

这时，风暴实在可怕，我看到水手们的脸上也出现恐惧和惊讶的表情。船长虽然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驾驶舱、经过我身边时，我好几次听到他自言自语，“愿上帝保佑我们、赐恩我们吧”“我们都没命了！我们都要完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船上最初的慌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静静地躺在舱里，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进行忏悔，对忏悔我早已厌弃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风暴将与上次一样有惊无险。但我刚才说过，当船长经过我身边，并说“我们都要没命”时，我可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望去，眼前是一幅我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海浪滔天，排山倒海，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我睁眼向四周一瞧，也是一幕幕悲惨的场面：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一些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被风浪击沉了。另外两艘船也被迫起锚，冒着危险驶向大海，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小船的命运要算最好了，因为不像大船那样费事，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吹得与我们擦肩而过，只挂着剩下的角帆在风中颤抖。

临近傍晚，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长砍掉船头第一根桅杆。船长当然是很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坚持说，如果不这样做，船就会被风浪击沉。于是船长同意了。当他们把这根桅杆砍掉后，主桅失去平衡，船也随之剧烈摇晃，他们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青年，几天前的那次小风浪就把我吓坏了，现在的恐惧心态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把我当时的思想用语言表述出来，那就是我对于悔罪之后重生恶念的恐惧，比死本身还要强烈十倍。我背弃了不久前所做的忏悔，在家时的那些邪恶念头又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可怕的罪过呀！这两种恐惧，加上对风暴的恐惧——使我直到现在仍然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境。但是，最坏的事情还没有过去！风暴仍然那么凶猛，就连水手们也承认这么厉害的风暴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我们的船虽然好，但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摇摆颠簸。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没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没”是什么意思，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对我倒是好事。然而，风暴如此凶猛，使我看到了平时不常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我有头脑的人都在祈祷，他们都感到船随时都可能沉到海底。到了半夜，祸不单行，风暴引来了各种灾难。下船舱检查的水手中有人喊道：“船底漏水了。”又有一个水手说货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听到这话，我感到心脏好像突然死了。我当时坐在自己床上，一下子就跌落在船舱的地板上。然而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可以像别人一样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抖擞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运煤的小船，因经不起风暴被迫出海，可能会向我们驶来，船长于是下令放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当时不知道放枪是什么用意，大为吃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地。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只顾考虑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来管我，或者注意到我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时一个人迈步走向抽水机，他上来时用脚把我踢到一边，让我躺在那里，他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货舱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尽管这时风势开始减退一点儿，但船肯定是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继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从我们的船头几乎擦肩而过，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靠近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小艇。后来，小艇上的人奋力划着浆，我们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经过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把小艇拖到我们的船尾下面，然后全都下到小艇。此时，我们已无法再回自己的船上了，大家一致同意任凭小艇漂流，并将尽我们的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还对他们许诺，如果小艇能靠岸，他将给他们船长好处。这样，小艇半划桨半漂流，朝北向海岸斜着漂流过去，几乎漂流到温特顿岬角才靠岸。

我们离开自己的船不到一刻钟，就看到它下沉了。这时，我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我得承认，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到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放进了小艇。从下小艇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脏好像真的死了，部分由于惊吓，部分由于心理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心。

尽管我们处在这种情况，水手们还是奋力把小艇向海岸划去。当小艇随浪尖升起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看见有许多人在岸边跑动，等我们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前进的速度很慢，而且怎么也无法靠岸。最后，我们的小艇竟漂过了温特顿岬角的灯塔。海岸已经处在克罗默西边的位置。这样，陆地削弱了一点风势，在这里我们全体安全地上了岸，虽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上岸后我们步行至大雅茅斯。不幸者照例受到了这个城镇的社会贤达们非常人道的接待；他们通过一些商人和船主妥善安置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按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伦敦，或送我们回赫尔市。

此时我要是有决心回赫尔市，而且真的到了家，那我一定会感到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所说的那个好父亲一样，一定会宰杀肥牛犊来欢迎我 ，因为父亲当时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大雅茅斯港湾遇难，好久以后才得知并确认我没有淹死。

但我险恶的命运以不可抗拒的顽固力量继续把我推向苦难。有好几次，理智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我比较冷静时的判断也要求我回家，但我却无力做到。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我们自我毁灭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天意；我们明知大祸临头，还要自投罗网。显然，正是这种天意使我的苦难不可避免，也无法逃脱，驱使我继续违背冷静的理智和打退堂鼓的想法，违背自己在初次航海中得到的两次教训。

我的朋友，也就是船长的儿子，他以前鼓励我坚定信心继续前行，现在反而比我胆小，不敢向前了。我们到大雅茅斯以后还不到两三天，他第一次来看我，因为我们被分别安置在镇上的好几个街区。就在我们这次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口气变了，脸色忧郁，不停地摇头。他问了我现在的情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次航海只是为以后的航行做一次尝试罢了。听了这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你应该把这次灾难当作一个凶兆，你不能当航海人。”“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另一回事了，”他说，“航海是我喜爱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但是你这次出海，只是为了尝试，你知道老天爷给了你什么滋味尝了。你若再一意孤行，这就是你想尝的滋味！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那样 。”船长接着问：“请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要出海？”于是，我向他谈了一些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勃然大怒，令人莫名其妙。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我对他说，这是沉船的损失使他情绪激动，离题发挥，借此泄愤。其实，他太过分了，他没有权利这样。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上天来毁掉自己。他对我说：“我可以看见老天爷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对付你。年轻人，依靠老天爷的这只手吧，如果你不回家，不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难和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

我们很快就分手了，因为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旅行到伦敦。在那里，也像在途中一样，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我该回家呢，还是航海呢？

至于回家，羞耻的感觉坚决抵触这种美好的思想感情。我立即想到会受到邻居们的讥笑；我不仅没有脸见父母，也没有脸见其他人。这使我以后时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人类的常情跟理智南辕北辙，格格不入。尤其是年轻人，在这种时刻，他们却不听从理智的指导，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而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傻瓜才干的傻事为耻，反而以聪明人才能做的浪子回头为耻。这是多么荒诞无稽啊。

我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总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才好，也不知选择什么生活道路。对回家，我仍然感到十分勉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经历的那次灾祸在记忆中逐渐消失，原来就不多的回家念头也随之打消了，最后被我抛到九霄云外。这样，我又向往起航海的生活。

在邪恶的力量影响下，首先，我背弃父亲，离家出走；其次，我感情用事，鲁莽冒险，野心勃勃，妄想发财致富。这种影响根深蒂固，竟使我对一切忠告，对父亲的劝说甚至命令都置若罔闻。我要说，正是这种影响，无论它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看上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于是我踏上了一艘即将开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去一趟几内亚 。

在所有这些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都不是水手——这是我极大的不幸。本来，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负责和看管前桅杆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手。可是，每次都是我的命运为我每次做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口袋里有钱，身上又穿着好衣服，我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习惯上了船。于是我既不承担船上的任何业务，也从不学习任何东西。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首先是我的运气。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当时像我那样一个放荡不羁、缺乏理智的年轻人身上。这种人一般早就受到命运的惩罚，进了魔鬼设下的陷阱。但我却不然，最初我认识了一位船长，他去过几内亚的海岸，在那儿他大获成功，所以他决定再去。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和我的谈话颇为投机。他听我说要出去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我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做他的伙伴，还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能随身带点东西去卖，我还可以在商业上获得各种利益，也许还能遇到令人鼓舞的事情。

我当即接受了船长的提议，和船长开始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船长为人正直，真诚待人。于是我就跟他一起航行了。我随身带上少量的货物，想搞一点冒险，由于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获得了很可观的利润。因为我听他的话，带了大约价值四十英镑的一批玩具和其他小货。这四十英镑是我通过一些亲戚的帮助分头搞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是他们找我父亲，至少是我母亲，要出这么多钱供我第一次冒险。

可以说，这是我所有冒险活动中仅有的一次成功航行，我把它完全归功于那位船长朋友的正直和真诚。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数学知识和航海规则，学会了记航程记事和天气观察。一句话，懂得了一个水手需要懂得的一些东西。他乐于引导我，我也乐于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我因为冒险成功而带回来五磅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就用它换了约三百英镑。这使我踌躇满志，也因此使我断送了一生。

即使这次航行，我也有自己的倒霉事。尤其是，我们做生意主要是在海岸，从北纬15°直至赤道，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症状剧烈的热病，一病就连续好几天。

现在，我俨然成了跑几内亚的商人了。我那位朋友回伦敦后不久，就不幸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一次乘原来那条船去几内亚，现在它由上次航行时的大副指挥。这是最倒霉的一次航行了，虽然我只带了不足一百英镑新进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寄存在已故船长朋友的妻子那里，她待我也很公正。但是这次航行中，可怕的灾难接二连三。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驶向加那利群岛途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航行于这些岛屿和非洲海岸之间，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来自萨累 的土耳其海盗船，张满风帆从后面追赶我们。我们的船尽可能多地动用桅杆和风帆试图逃跑，但我们发现海盗越来越近，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会追上我们，于是我们准备战斗。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他们赶上了我们。海盗船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却错误地斜着冲向我们船舷后部分的一侧。我们把八门大炮搬到了这一边，大炮齐发，猛烈地向他们开火，迫使海盗掉转船头。他们回击了我们的火力后，也动用了船上二百来人使用小火枪还击。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当他们准备再次进攻时，我们也准备好还击。这一次它逼近我们船舷后部分的另一侧，并有六十多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他们一上船就大砍甲板、桅索。我们用火药枪、短柄矛、火药包等奋力抵抗，两次把他们从甲板赶走。这段不幸的故事还是简短地说吧，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我们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人，我们只得投降。全部被俘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 掌握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像我当初想的那么可怕，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送到皇宫里去，而是被海盗船长作为他专有的战利品留下，成了他的奴隶，因为我年轻机灵，对他有用处。我从一个商人意外地变成了可怜的奴隶，真使我悲痛欲绝。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那次有预见的谈话。他说我会受苦受难，并且没有谁能解救。现在我才感到父亲的话完全应验了，我现在的境况已再糟不过了。老天爷的那只手已经抓住了我，我已经无可挽回地要完蛋了。可是，唉！这不过是对苦难的一次尝试罢了，苦难才刚刚开始呢，后面的故事里还会不断出现。

这个奴隶主，也就是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于是，我满心希望他出海时会带上我，这样他命中注定在某一天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抓住，那时我就会恢复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的小花园，并在家里做奴隶们干的苦活，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又叫我睡到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一心盘算着逃跑。用什么办法才能逃跑呢？怎么也想不出哪怕有一点点可能性的办法。我逃跑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合理性，因为我既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人与我合作；既没奴隶朋友，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这里只有我自己。所以这两年里，虽然我常常拿逃跑的想法安慰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出任何能鼓舞人心的可行办法来。

大约两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我试图逃跑、争取自由的旧念头重又出现在脑子里。这一次，奴隶主在家里待的时间比以往长，据说是因为缺钱，他没有装备好自己的船。他经常坐一只舢板去港口外的“港湾”捕鱼，每星期一两次，天气好的话，去的次数更多。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年轻的马列司科替他划船。我们两个颇得他的喜欢，而我又证明自己是捕鱼能手。因此，有时他愿意打发我和他的一个摩尔人亲戚，以及马列司科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

事情发生在一天早晨，我们出海打鱼，当时天色阴沉，但风平浪静。突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的舢板还没有离开海岸一海里半，海岸就从视线消失了。我们已不知道舢板划到了什么地方，也分不清东南西北。这样划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向海那边划，而不是向海岸划，我们离海岸已经至少六海里。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平安回到岸上，虽然也费了很大的劲，冒了一定的危险，因为那天早晨开始刮相当厉害的风，特别是我们肚子都饥饿难忍。

这次灾难性的事故给了我们主人一个警告，他决定以后多关心自己一些。于是他决定使用他俘获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的一只长舢板，以后出海捕鱼时，每次都必须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他还命令船上的一个木匠（一个英国人，也是他的奴隶）在长舢板中间做一个“指挥舱”，像驳船上的那样。舱后留了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里掌舵和拉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看管和升降风帆。长舢板上使用一种叫三角帆的风帆，竖立在指挥舱顶的上方。指挥舱做得小巧玲珑，虽然矮小，但舒适实用，可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睡觉，还可摆下一张桌子吃饭。桌子还带抽屉或碗柜，里面可放几瓶他喜欢喝的酒，特别是他的面包、大米和咖啡之类的食物和饮料。

我们经常坐这只长舢板出海捕鱼。因为我很会为他捕鱼，所以每次去都要带着我。有一次，他与当地两三位有身份的摩尔人约定坐这个长舢板出去游玩或捕鱼，他为客人预备了比平时多的食品，因此在头天晚上就把东西送上了船。他还吩咐我准备好三支火枪，连同火药和子弹，这些都是从他大船上取来的。看来他们除了捕鱼，还计划打鸟。

我按照主人的吩咐，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早晨，船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上了，款待客人的一切都安排好了。等呀等，不料我的主人一个人走上船来。他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他吩咐我同那个摩尔人和那个年轻人马列司科像往常一样去打点鱼来，以便晚上招待他的朋友。他还特别吩咐，我一打到鱼就立即送回他家里。所有这些事我都准备一一照办。

这时，逃跑的念头又突然闯进我的脑海，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指挥一条小船了。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捕鱼的事，而是准备一次航行。至于去哪儿，我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我要驶向何处。因为只要离开这个地方就行，什么地方都是我的航道。

我想出的第一招就是找借口，我对这个摩尔人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准备船上吃的东西，不应当擅自吃我们主人的面包。他说我的话很对，就弄来了一大筐他们那种饼干和三罐子淡水，搬到舢板上。我知道主人的一箱瓶装酒放在什么地方，那箱子显然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摩尔人上岸去的时候，就把这一箱酒带到了舢板上，好像它以前就放在那儿为主人用的。同时我运了很大一块蜂蜡到船上来，有五十多磅重，还顺便拿了一包绳子和麻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只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非常有用，特别是蜂蜡，可用来做蜡烛。接着我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对付他，他居然天真地上了圈套。这个摩尔人的名字叫伊斯玛，但大家叫他马利或者莫利，所以我也这样叫他。我说：“莫利，我们主人的猎枪在船上，你能搞点火药和枪弹来吗？也许我们还能打几只水鸟呢！我知道主人在大船上储存着这类弹药。”他说：“好，我去拿些来。”于是，他拿来了一大皮袋火药，大约有一磅半重，可能还要多些；另外还有一大皮袋的鸟枪弹，也有五六磅重，里边有一些子弹。他把这些全都放到舢板上。

同时，我又在指挥舱里找到了一些主人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大酒瓶，里面几乎是空的，我把不多的酒倒入另一只瓶中，把空瓶装满火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便开始出港捕鱼了。海港入口处有个碉堡，那里的士兵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不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超过一海里，就升起了风帆，开始捕鱼。这时，风向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到加的斯海湾 。但我决心已下，不管刮什么风，我都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余一切，都留给命运吧。

我们钓了一会儿鱼，毫无所获。因为即使鱼儿上钩，我也不把鱼钓上来，免得那个摩尔人看见。然后，我对他说：“这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伺候主人呀！我们得走远一点。”他想这也无妨，就同意了。他在船头就张起了帆，我在船尾掌舵，就这样我把船驶出了三海里左右，然后把船停下，好像我又要钓鱼似的。我把舵交给那个小伙子，自己向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来，装作好像在他身后找什么似的。我趁其不备，用一只手臂插到他裤裆下，猛地把他掀翻，抛进海里。他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他向我呼救，求我拉他上船，并说他愿跟随我走遍世界。他发誓后就拼命地游，而这时风不大，眼看他很快就会赶上来，于是我走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他，对他说，我并没有伤害过他，如果他很安分，我也不会伤害他丝毫。但我说：“你很会游泳，完全可以游到岸上。现在海上风平浪静，你就尽快游回去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要是你靠近我的船，那我就打穿你的脑袋！因为我已决心获得自由！”他立即转身向海岸游去。我毫不怀疑，他必然能安抵海岸，因为他是一个游泳高手。

本来我宁愿带上那个摩尔人而把小伙子淹死，可我怎么也不敢贸然信任他。小伙子名叫马列司科，大家都叫他“佐立”。对付了摩尔人以后，我对小伙子说：“佐立，假如你忠于我，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但如果你不愿打耳光向我发誓，也就是不以对真主穆罕默德的忠诚起誓，我也把你扔进海里。”小伙子冲着我笑了，并发誓忠于我，愿跟我走遍全世界。他说得如此天真无邪，使我没法不信任他。

当我还处在向海岸游去的摩尔人的视线之内，我故意驾船逆风直驶大海。这样，他和他的主人就会认为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而且一般来说，任何有头脑的人一定会像我这样做）。谁料想我们会驶向那真正蛮荒的海岸呢？那样，我们就会被那些黑人部族的独木舟包围，被他们杀害；那样，即使我们上了岸，也会被野兽或者比野兽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傍晚时候，暮色苍茫，我改变航向，驾船向正南偏东驶去，也就是使船的航向稍微偏东一点儿，以便保持跟海岸平行。清风徐来，海波不兴，沿岸我们看不到人影。以这样的航行速度，我估计能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第一次靠岸。那时我已经在萨累以南至少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地方，远离摩洛哥皇帝的领土，也肯定不在附近任何国王的领地之内。

但是，我已被摩尔人吓怕了，生怕再落到他们的手里。所以我不敢停留，既不靠岸，也不下锚，加上风一直很好，我就这样航行了五天。这时风向转为南风，我断定即使他们派我们那样的大船来追我，现在也会半路返回了。于是，我大胆驶向海岸，在一条小河的入口下了锚。我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河流。四周我看不到一个人，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我现在所需要的主要东西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进了这条小河，决定等天黑游上岸，摸清楚这地方的情况。但一到天黑，我们就听到各种野兽的狂吠、咆哮和嚎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可怕极了！可怜的小伙子吓坏了，他哀求我天亮后再上岸。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白天我们会碰见人。他们对我们也许像狮子一样坏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跑！”佐立能用这种不太地道的英语交谈。不过，我高兴见到小伙子这样快乐，我从主人的箱子里拿出一点儿酒给他喝，让他壮壮胆。不管怎样，佐立的意见是对的，我接受了。于是我们就下了锚，在船上静静地躺了一整夜。我是说静静地躺着，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睡！因为两三小时后，便有大群的各种各样的大野兽到海边来，它们跑进水里打滚，洗澡，为了凉快身子。我不知道怎样叫它们，而它们那可怕的怒吼和咆哮声真是我从未听到过的。

佐立吓得要死，我也一样。更使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听到有一头大野兽向我们船边游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可以听见它的喘气声，据此可以断定是一头巨大凶猛的野兽。佐立说是头狮子，我想也可能是。但是可怜的佐立向我呼叫，要我起锚，把船划开。我说：“不，佐立，我们可以把锚索系上浮筒一起放出，把船向海里拉动，它们不可能跟我们太远。”我话音未落，那野兽（不管它是什么野兽）离我们只有两桨远了，我立刻走到舱门口，拿起枪，对着它放了一枪。它立即转身向岸上泅去。

无论在海岸边平坦之地还是较高的山上，野兽可怕的喧闹声、怒吼声和嚎叫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那可怕的情景是无法形容的。根据它们对枪声的反应，我有理由相信，这些野兽以前从未听到过枪声。看来我们不仅晚上根本不可能上岸，就是白天如何冒险上岸也是问题。假如我们落入任何一个野人手里，无异于落入狮子和老虎之口。至少，我们对两种危险感到同等担心。

但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上岸到什么地方弄点水，因为船上只剩下半夸脱水了。要害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弄到水。佐立说，如果我让他拿一个罐子上岸，他会弄清楚有没有水，并且给我带一些回来。我问他他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不是我去而让他留在船上呢。小伙子的回答如此深情，使我从此非常喜欢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吃掉我，你可以逃走。”我说：“好吧，佐立，我们俩都走；如果野人来了，我们开枪打死他们，我们俩谁也不让他们吃掉。”我拿了一块干面和一点儿酒给佐立，酒是从主人酒箱里拿出来的。我们把船往岸边拖到我们认为合适的程度，两人就涉水上岸。除了武器和两只水罐，其他什么我们都不带。

我不敢走得太远，我要能看到船，以防野人乘独木舟漂来。可是小伙子佐立发现一英里外有一块低地，就信步走去。不一会儿，我看见他向我跑来，我以为有野人在追赶他，或者他是被什么野兽吓的，我就跑上前去帮他。但当我快跑到他跟前时，却见他肩上挂着个东西，是他用枪打到的猎物，像一只野兔，但颜色与野兔不同，腿也比野兔长，不过我们很高兴，它一定是很好吃的肉。然而，可怜的佐立带来的最大的喜事是，他告诉我，他已找到了很好的水，而且也没有见到野人。

后来我们发现，取水本不必经历这么多的辛苦。因为我们所在的小河上游不远的地方，当海潮退走，就可取到淡水。其实，海潮进入小河没有多远。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罐子盛满了水，又把打到的野兔煮了饱餐一顿；由于这一带我们始终没有见到人的足迹，因此就准备继续往前走。

我过去沿这一带海岸航行过一次，我熟悉加那利群岛 ，也熟悉佛得角群岛 ，它们离海岸不远。但因为没有仪器测量我们所在地点的纬度，我也不清楚或是记得这些群岛的纬度。我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群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海岸，驶向它们。否则，我现在会很容易找到它们中间的某些岛屿。但是我希望：如果我坚持沿着海岸航行，一直航行到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我就会在那儿发现他们来往的商船，他们就会解救我们，把我们带走。

按我最理想的估计，我现在所在的地区应该位于摩洛哥王国和黑人的领地之间。这一大片地方荒无人烟，只有野兽出没。黑人因害怕摩尔人而放弃该地区，向南迁移，摩尔人则因这是不毛之地而认为不值得在此居住。又因为大批的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猛兽在这里避难，双方自然都放弃了这块地方。因此摩尔人只把这里当作狩猎的地方。他们每次来的时候就像一支大军，至少有两三千人。事实上，我们沿海岸一共走了近一百英里，白天满目凄凉，荒无人烟；晚上只听见野兽的嚎叫和咆哮。

白天有一两次，我认为自己看见了特内里费岛的高峰，也就是特内里费山的顶峰。当时我下了很大决心冒险把船驶到那里。我试了两次，但被逆风顶了回来，对我们的小船来说海浪太高了。因此，我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继续沿海岸行驶。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后，有好几次不得不上岸取淡水。特别有一次，是大清早，我们来到一个小不点的地方下了锚，这地方相当高。这时正开始涨潮，我们静静地躺着，想等潮水上来后再往里驶。佐立的眼睛比我尖，他轻声地叫唤我，要我最好使船离海岸远一点行驶。他说：“瞧那儿，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小山包下睡大觉呢！”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个可怕的怪物，那是一头可怕的大狮子，躺在岸边的一片山影下熟睡。我说：“佐立，你上岸把它打死吧！”佐立看来很害怕，说：“我？我把它打死？它一口就把我吃掉了。”然而我没有对他再说什么，并叫他静静地待在那儿。我自己拿起口径最大的一支枪，装了大量的火药，又装了两颗弹丸，放在一旁，然后又拿起第二支枪，装了两颗子弹，再把第三支枪装了五颗更小的子弹。我拿起第一支大枪，尽可能瞄准那狮子的头开了一枪。但那狮子躺着时，前腿上抬到鼻子上头一点儿的地方，因此两颗弹丸打在它膝盖附近，打坏了膝盖骨。起初，狮子站起来吼叫，但发觉自己一条腿断了，就又跌倒在地，然后用三条腿站起来，发出骇人的吼叫。没有打中狮子的头部，我心里有点惊慌，狮子这时怒吼着走开，我急忙拿起第二支枪，这次打中了它的头部，我高兴地看见它倒下，发出轻轻的吼声，但仍然在那儿拼命挣扎。这时佐立胆子大了，要求我让他上岸。“好吧，你去吧！”我说。于是他跳到水里，一手举着短枪，一手划着水，来到那家伙跟前，把枪口放在狮子的耳朵边，向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结果了它的性命。

这件事对我们确实像一种游戏，狮子的肉根本不能吃。为这样一个毫无好处的猎物浪费了三份火药和弹丸，我感到很可惜。可是佐立说，他要从狮子身上弄点什么，于是他向我要斧子。“干什么，佐立？”我问。“我要把它的头砍下来！”他说。但佐立没能够砍下狮子的头，却把狮子的一只小腿砍下带回来。那是一只大得可怕的小腿啊！

但我想起来了，狮子的皮对我们也许会有某种用处，我决定尽可能地把皮剥下来。我和佐立就跑去剥皮。对这项工作，佐立比我有能耐多了，因为我很少知道怎么干。这件事确实花费了我们两人一整天，但最后我们把它剥下来了。我们把它摊在船舱的顶上，两天后就晒干了。以后我便垫着它睡觉。

这次开船之后，我们继续向南一连行驶了十天到十二天，我们的粮食开始大减，所以吃得很节省。除了取淡水不得不上岸外，我们很少到岸边去。我这个计划是想把船驶到非洲海岸的冈比亚河或塞内加尔河；也就是说，驶到佛得角群岛附近的任何一个地方，希望能在那儿遇上欧洲的某只商船。如果遇不到，我就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航线了，那就只好去找那些岛屿了，也许死在那里的黑人手里。我知道，从欧洲开往几内亚海岸和去巴西和东印度群岛的所有商船，都要经过这个海角或这些群岛。总之，我把整个命运都押在这一点上：或者遇上商船，或者死路一条。

我已经说过，我下定了决心，向前航行十天左右，我开始看到陆地上有人烟了。有两三个地方，在我们的船驶过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站在岸上望着我们。他们浑身都很黑，一丝不挂。有一次，我很想上岸和他们接触一下，但佐立是我较好的顾问，他对我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还是驶近海岸，以便与他们谈谈。我发现，他们沿着海岸跟着我的船跑了好一段路。我观察到，他们手中都没有武器，只有一个人拿了一根细长的棍子。佐立告诉我那是长矛，他们可以投得又远又准。所以我保持一定距离，并尽可能用手势与他们交谈，尤其努力打出一些要求食物的手势。他们也招手要我把船停下，表示他们会给我们肉。于是我放下了风帆，把船停在靠近海岸的水面。他们有两个人向村里跑去。不到半小时，他们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块晒干的肉和一些谷物，这些大概是他们的土产品，但我和佐立都叫不出是什么肉和谷物。我们当然很想接受这些东西，但怎样上岸去拿就又成问题了。我们自己不敢冒险上岸，他们也同样怕我们。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对双方都安全的办法。他们把东西先送到岸边，把东西放下，然后走到很远的地方，直到我们把东西拿上船，然后他们再靠近我们的船。

我们打着手势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答谢他们。就在此时，我们酬谢他们的好机会来了。原来，我们的船还停在靠近海岸的水里时，有两只大野兽从山上向海岸冲来。看样子，好像一只正在猛追另一只，是不是雄的追逐雌的，是戏耍还是争斗，我们说不清楚。这是经常事还是新鲜事，我们也同样说不清楚，我相信是后者。首先，这类贪婪的猛兽白天很少出现；其次，我们看到那些黑人惊恐万分，特别是妇女更是害怕。大家都飞快地逃跑了，只有那个拿长矛或标枪的人除外。不过那两只大野兽径直跑进水里，看来并没有打算去袭击那些黑人，它们跳到海里游来游去，好像是在戏水。后来，出乎我的意料，有一只竟跑到我们船跟前来了。好在我早有准备，我已经把猎枪装上了弹药，以应付任何可能的险情；我叫佐立把另一支枪也装好了弹药。当野兽进入射程，我立即开火，一枪正打中它的头部。它立即沉进水里，但马上又浮出水面，在水里上下翻腾，似乎在垂死挣扎。它也的确如此，只见它拼命向岸边游去。但由于它受的是致命伤，又被海水窒息，还未游到岸边就死了。

那些可怜的黑人听到枪声，看到火光，其惊恐之状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有几个吓得魂不附体，像死人一样跌倒在地。但当他们看见野兽已死，并淹没在水里，又看见我向他们招手，叫他们到岸边，于是他们壮着胆子来到岸边，开始寻找那只野兽。我根据血水找到了它的下落，又用绳子把它套住，递给那些黑人。他们拉着绳子，把那死了的家伙拖到岸上，发现竟是一只很奇特的豹，满身黑斑，非常美丽。黑人们一齐举起双手，带着惊讶和赞叹，他们怎么也想不出我是用什么东西把豹打死的。

另外那只野兽被火光和枪声吓得惊慌地游上岸，径直跑回它们原来的山里去了。因为距离远，也看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很快我看出那些黑人喜欢吃豹子肉，我当然乐意他们接受我的这个礼物。当我做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拿走它，黑人们对此非常感激。他们马上动手收拾。虽然他们没有刀子，用的是一片削薄了的木片，但很快就把豹皮剥下来，比我们用刀子还要快得多。他们要送些肉给我们，我表示不要，并做手势表示全部送给他们，不过我也做手势表示想要那张豹皮。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他们又另外给了我许多粮食，尽管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但还是收下了。接着，我又打起手势向他们要水，我把一只罐子拿在手里，把罐子底朝天，表示里面空了，希望装满水。他们马上告诉自己的同伴，于是来了两个女人，她们抬着一个土制的大容器。我猜想那容器是用阳光晒制而成，她们把容器放在地上，然后像以前那样远远走开。我让佐立带了三只水罐上岸去取水。那些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全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我的船上现在备有薯类和谷物，又备好了水，于是告别了友好的黑人，又向前航行了十来天，中间一次也没有靠近海岸。后来，在我们前面十二到十五海里的地方，我看到了一片陆地，长长地突出在海里。当时风平浪静，我使船经过这个岬角时保持一段距离。于是，船在跟它保持约六海里距离的情况下两次经过它，这时我清楚地看见岬角的另一边海里也有陆地。我已深信不疑，这岬角就是佛得角，而那些岛屿就叫作佛得角群岛。但那些岛屿离我很远，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如果风大，那我一个岛也到不了。

我进退维谷、一筹莫展，闷闷不乐地走进舱房，坐了下来，让佐立去掌舵。突然，小伙子惊叫起来：“主人，主人，一只大帆船！”这傻小子吓糊涂了，误以为他原来的主人派船追上来了。我却很清楚，我们已离他们很远，已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我跳出船舱，不仅立刻看到了船，而且看出那是一艘葡萄牙船，我猜想，它是驶往几内亚海岸进行黑奴贸易的。但当我观察那船的航向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要去的是另一个方向，根本没有想靠近海岸的意思。因此，我尽力把船往海里开，尽可能与他们搭上话。

我竭力使船全速行驶，但很快就看出，我根本无法赶上他们，在我给他们发信号前，他们就会驶过去了。我满帆全速地追赶了一阵，开始感到绝望。然而，他们好像在望远镜里发现了我们。他们似乎看到我的船是一艘欧洲小艇，他们一定以为它是大船遇难前放出来的，所以放慢速度等我们。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因为我船上有原来主人的指挥旗，我就拿出它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同时又鸣枪求救。这两个信号他们都看见了，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虽然没听到枪声，但看到了冒烟。他们看到信号就停船等我们——真是仁慈极了。大约过了三小时，我才赶上他们的大船。

他们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问我是什么人，但他们的话我都不懂。后来，船上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跟我喊话，我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是从萨累摩尔人的奴役下逃出来的。然后他们允许我上船，并十分和善地连同我的一切东西都拉上船去。

任何人都相信我这样的评价，我这次几乎是绝处逢生，其喜悦之情实在难于言表。我立刻把我的一切东西送给了船长，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但船长非常豪爽地对我说，他什么也不要，等到了巴西后，他会把我所有的东西完好地交还给我。他说：“今天我救了你的命，只不过希望我自己也会得救，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遇到这种命运。再说，我把你带到巴西，你远离自己的祖国，如果我要了你的东西，你就会在那里挨饿，这不等于我救了你的命，又送了你的命吗？不，不，英吉利绅士，不，英国先生，我把你带到那里是出于慈善。你的那些东西，你在那儿可以用来买你的生活用品和你回家的船票。”正像他的建议出于慈善一样，他的行为同样也很正直，他一丝不苟地实践自己的诺言。他命令手下的船员，不准动我的任何东西；后来，他索性自己保管我所有的东西，还给我列了一张准确的清单，以便我以后取回东西，连我的那三个瓦罐也列在清单里。

我的小艇很不错，这一点他看见了，他对我说，他想把小艇买下来给他的大船用，问我要多少价钱。我对他说，他对我各方面都慷慨无私，我实在不好意思给自己的小船定出任何一个价钱，请他完全做主好了。他说，他可以先给我一张亲手写的支票，到巴西再兑付他八十西班牙钱币。到了那里，如果有人出更高的价钱，他愿意如数补偿。他还愿另外出六十西班牙钱币买下佐立，这笔钱我不能拿。我倒不是不愿意船长拥有佐立，而是我很不愿意出卖这可怜的小伙子的自由。在我争取自己的自由时，他忠心耿耿地帮助我。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了船长，他认为这理由是正当的，就来了一个折中：小伙子如果成为基督徒，则十年后船长有义务给他自由。基于这一点，又因为佐立说他愿意跟船长，我才让船长买了他。

去巴西的航行十分顺利，大约二十二天之后，就到达桑托斯港，即群圣湾。现在我摆脱了最不幸的灾难，我该考虑自己下一步怎么办了。

船长对我的慷慨帮助，真是永远也回忆不尽。他不肯收我的船钱和路费，还出二十枚钱币买下我的豹皮，出四十枚买下狮皮。我小艇上其他物品如数还给我；我愿卖的东西，他通通买下，包括那一箱酒、两支枪、剩下的一大块蜂蜡，其余的我都做成蜡烛用了。总之，船上我所有的物品卖了约二百二十西班牙钱币，带着这笔钱，我踏上了巴西的海岸。

我到这里不久，船长把我介绍给一位种植园主，他是跟船长一样正直的好人。他拥有他们所谓的一条龙生产线，也就是一个种植园和一个制糖厂。我在这个厂里跟他住了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办法我了解了一些种植和制糖的方法。我看到这些种植园主生活优裕，他们突然就发家致富。所以，我想如果我能获得在这里的公民证，我也一定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种植园主。同时，我决定想办法把我留在伦敦的那笔钱让人汇给我。为了申请移民证书，我把钱全用来买了尽可能多的荒地，并制订了一个定居和经营种植园的计划。

我有个邻居是葡萄牙人，生于里斯本，但父母却是英国人。他名叫威尔斯，当时他的境况跟我很相似。我称他为邻居，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种植园紧紧相邻，而且在社交上来往甚密。我的资本像他一样少，开始两年，我们只种些粮食。可是不久，开始发展起来，我们的种植园也走上轨道。因此第三年，我们种了一些烟草。为了来年种植甘蔗，我们各自准备了一大块土地。然而，我们都感到缺乏助手。这时，我比过去更强烈地感到，我跟小伙子佐立分开是一个错误。

可是从未正确过的我，犯错误是不足为怪的呀。现在我已无法补救，只能继续往前走了。现在我干的活儿与我的天赋大相径庭，也与我喜欢的生活直接对立。为了那种我喜欢的生活，我曾经违抗父命，背井离乡；现在居然开始过我父亲一直劝我过的中等生活或者中下等生活，岂不荒唐可笑？如果我真的想过这种生活，那我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何必像现在这样在世界上闯荡以至筋疲力尽呢？我常对自己说，我完全可以留在英国，生活在亲朋好友中间，又何必来到五千英里外的穷乡僻壤，生活在陌生人和野蛮人中间呢？离家这么远，我永远听不到家里的音讯，家里也很少知道我的情况。

我常常带着极大的悔恨这样看待自己的处境，除了有时跟我的那位邻居说说话，再也没有人可以交谈。我除了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我常说，我就像被抛弃在荒岛上，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可是，当人们把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境况更糟的人相比时，老天会让他们交换位置，好让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到以前的幸福。这是多么公道啊，这的确是多么公道啊！对此，我们人人都应该反思。我当时过的那种生活，使我有各种可能成为富翁，可是我却如此不公正地把它跟荒岛上的孤独生活相提并论！那么说起来，我后来在荒无人烟的岛上过着真正孤独的生活也算是命中注定。

当我经营种植园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我的朋友，就是在海上把我救起来的那个船长又回来了。因为他的船原来停在这儿近三个月，为了装货，也是为航行做准备。我告诉他，我在伦敦还有很小的一笔资本，于是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友好真诚的建议：“英国先生，”他说，因为他是一直这么叫我的，“你写封长信，附上一份正式委托书。请求那位在伦敦替你保管存款的人把钱汇到里斯本，交给我指定的人，再用这笔钱办一些这儿有用的货物。我回来时，如果上帝保佑，就可顺便把这些货物带给你。人事无常，天有不测，我建议你先动用一百英镑，也就是你所谓资本的一半。如果这次冒险成功，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动用另一半资本。如果冒险失败，你还可用剩下的一半维持生活。”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而且显得如此友好和真诚，以至我不能不相信这是我可以采取的最佳办法。所以，我按船长的要求，给保管我存款的太太写了一封长信，并给这位葡萄牙船长写了一份委托书。

在我给那位寡妇的信里，我完整地叙述了我的冒险经历。我怎样成了奴隶，怎样逃跑，又怎样在海上遇到这位葡萄牙船长，船长对我的恩情以及我目前的境况。此外，我还把我需要的物品列了一个单子。这位正直的葡萄牙船长到了里斯本之后，通过在里斯本的某个英国商人，设法把我的信以及我冒险经历的详情，寄给在伦敦的一位商人。这位伦敦商人不仅把委托书，而且把那封全面叙述我故事的长信当面交给那位太太。她看了信后，不仅把我需要的钱拿出来，还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一笔钱作为礼物寄给葡萄牙船长，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

在伦敦的那位商人用这一百英镑购买了清单上开列的货物，直接运往里斯本给船长。船长又把它们安全运抵巴西给我。这些货物中，他替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工具、铁器和器皿，都是经营种植园所需要的东西。它们的确对我大有用处，有些东西甚至是我在清单里原本没有列出的（因为我刚开始经营种植园，还想不到这些东西）。

当这批货物运抵巴西时，我以为自己发了大财，喜出望外，惊讶不已。同时，我的那位好管家也就是那位船长，用我朋友也就是那位太太寄给他作为礼物的五英镑钱，替我带来了一个用人，契约期为六年。船长不肯接受任何报酬，除了一点我自己种的烟草，而且这点烟草也是我硬要他收下的。

事情还不止这些。我的货物诸如布料、呢绒等，都是地道的英国货，另外一些东西都是这儿特别贵重和需要的物品。我设法卖出很好的价钱，甚至我敢说，我赚了四倍以上的利润。现在我已经无限地超过了我那可怜的邻居，我是指我种植园的生意；因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个黑奴和一个欧洲用人（这还不包括船长从里斯本给我带来的仆人）。

过分的兴旺发达往往是我们最大灾难的祸根，我的情形就是这样。第二年，我的种植园收获很大。我自己的地里收了五十大捆烟叶，超过了供应附近一带人们的需要。这五十捆里的每一捆都在一百磅重以上，这些烟叶晒干后存放好，专等那些商船从里斯本回来。生意扩大，财富增加，这时我的头脑里也开始充满各种超过我能力的计划和项目，而这些往往会毁掉最有头脑的商人。

假如我继续处在这种状态，我就有潜力享受可能降临的各种幸福。正是为了这些幸福，我父亲曾热心规劝我过一种平静悠闲的生活，他曾语重心长、富有哲理地描述过这种充满幸福的中间阶层的生活。然而是另一种情况降临到我头上，我的执迷不悟仍然是造成自己一切苦难的祸根，使我后来在悲伤时反省起来倍感悔恨。顽固坚持出海漫游的愚蠢愿望，违背了父亲那最清楚明白的观点，没有用正当平常的手段追求自然与上天恩赐的那种美好未来和生活，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像上次我离开父母一样，我本来有望靠经营种植园而成为富人，可我偏偏要舍弃这种幸福的远景，仅仅为了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妄想超过常理而暴富。但欲速则不达，我又一次把自己抛进人间灾难的深渊。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能够始终过着人世间一种健康的生活啊！

现在，还是适可而止地回来讲这部分故事的细节吧。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在巴西已待了四年，我开始努力经营，种植园也兴旺起来。我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与种植园主同行以及我们港口城市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们建立起联系和友谊。你们也可以想象，我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给他们讲述我去几内亚海岸的两次航行，与那里黑人做生意的方式。我对他们说，与黑人做生意很容易，只要用珠子、玩具、刀子、剪子、斧头以及玻璃制品之类小东西，不仅能够换来金沙、几内亚的谷物以及象牙之类贵重物品，还能够买大量黑人来巴西做仆人。

他们经常认真倾听我这方面的谈话，但他们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关于买黑人的部分。当时，黑奴贸易刚刚开始，它的进行甚至还必须获得西班牙国王或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在公众中是被垄断了的，因而很少有黑人被运到巴西来，价钱也特别昂贵。

有一次，我与一些熟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一起，我们又很起劲地谈论这些事情。第二天上午，他们有三个人来找我，对我说，他们对我昨天晚上的谈话想了很多，他们首先要求我严守秘密，他们说，想装备一条船去几内亚。他们说，他们都像我一样有种植园，但最感缺乏的是仆人。他们不可能专门从事黑奴买卖，回国后不能公开买卖黑人，因此他们打算到几内亚航行一次，回巴西后把黑奴偷偷送上岸，然后把他们均分给各自的种植园。总之，现在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负责管理他们船上的这种超级货物，并经办几内亚海岸这部分贸易。他们提出，我不必出任何资本，带回来的黑人我的种植园也会参与均分。

如果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在这儿定居，也没有自己经营种植园的人提出来的话，它是一定会被接受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希望赚一大笔钱的正当途径。但对我则不然。我已在巴西站稳了脚跟，只要像过去一样继续干两三年，再把存放在英国的另一百英镑也汇过来，如果也把这一小笔存款算上，不难拥有三四千英镑的财富，而且财富还会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考虑做这样的航行，那就太荒唐了，任何人都会为此感到遗憾与后悔的。

但我这个人是天生的自我毁灭者，我没有抵御住这个建议的诱惑，就像我当初没能遏止周游世界的愿望而违背父亲的忠告一样。一句话，我对他们说，只要他们答应我，在我离开的时候照料我的种植园，并且如果我遇难了按照我的嘱咐处理它，那我就全心全意跟他们一起去几内亚。这些他们都答应了并立了契约，于是我还立了一份正式的遗嘱安排我死后的种植园和财物。我请那位曾经救过我性命的船长做全权继承人，但要求他必须按照我的遗嘱处理我的财物，一半归他本人，一半用船运往英国。

总之，我十分用心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并维持种植园的经营。可是我却没有用一半的缜密心思来关注一下自己的利益，判断一下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否则我就决不会离开如此兴旺发达的行当，抛弃艰苦创业、发家致富的前景而出海远航、去面对海上常见的各种艰难险阻。不用再说任何理由，根据理智就可以判断，我个人以后必然要遭到特殊不幸。

我仓促行事，盲目听从自己的幻想而拒绝理智的支配。于是，船装备好了，货物也装上船了，一切事情都按照协议做了——都是由这次航行的伙伴们做的。我于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上了船；就是八年前的九月一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我从父母身边出走，离开家乡赫尔市。就这样，我扮演了很不光彩的双重角色：既是反叛父母权威的逆子，又成了损害自己利益的傻瓜。

我们的船载重约一百二十吨，装备有六门炮，除了船长、他的一个随身小孩，即仆人，我自己，船上还有十四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货物，只有一些适合跟黑人交易的小玩意儿，如珠子、玻璃器具、贝壳以及一些新奇的零星杂货，特别是小望远镜、刀子、剪刀、斧子，等等。

我上船的当天，我们就开船了。我们沿着自己的海岸向北航行，计划行至北纬10°或12°就横渡大洋，直达非洲海岸，当时从南美去非洲的航线好像就是这样的。一路上天气非常好，但就是太热。我们一直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最后我们到达圣奥古斯丁角高地。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较远地离开海岸，陆地在视野里消失，似乎要驶向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但实际是使航向保持在东北偏北，把那些岛屿留在东边。我们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大约十二天之后过了赤道。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已经到了北纬7°22′的位置，这时我们突然遭到一股强烈飓风的袭击，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股飓风从东南刮来，接着转向西北，最后变成可怕的东北风，它连续刮了十二天，使我们一筹莫展，只得在逆风中随波逐流，听任命运和狂风的摆布。不必说，在这十二天里，每天我都担心被大海吞没，船上的人谁都没有指望能活着回来。

在这危难关头，偏偏祸不单行，不仅风暴可怕，船上还死人减员：一个人患赤道热病死了，还有一个人和那个当仆人的小孩被大浪卷进海里。到第十二天，天气稍好一点儿；船长想方设法进行观察，发现我们的船处于北纬11°左右，但处于西经22°、圣奥古斯丁角西边。船长还发现，我们的船现在到了圭亚那海岸或者巴西的北部。我们已经驶过了亚马孙河的入海口，正驶向俄利诺科河这条所谓“大河”的河岸。于是，船长与我商量航行线路。他主张把船开回巴西海岸，因为船已漏水，而且损坏严重。

我竭力反对他的主张，我和他一起查看了美洲沿岸的航海图，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当我们驶到加勒比群岛的圈子内，才能找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求援。因此，我们决定向巴巴多斯群岛 行驶。我们希望，船在大海上航行而又保持跟海岸不太远的距离，以避开墨西哥湾的逆流，我们可在十五天左右到达巴巴多斯群岛。如果我们和我们的船在那里不能获得援助，我们就不可能继续航行到非洲海岸。

依照这个计划，我们改变了航向，向西北偏西驶去，希望能到达一个英属海岛；在那儿我希望能获得救援。但是航行方向却不由我们来决定。在北纬12°18′的位置，风暴又一次来临，它以同样的猛劲儿把我们的船向西刮去，最后竟然把我们刮到海上贸易航线之外。我们只好在海上漂泊，这样即使获救也有被野人吞掉的危险，更别想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了。风浪依旧非常厉害，情况十分危急。这一天大清早，船上有个人突然喊道：“陆地！”我们刚跑出船舱，想看看我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方，船却猛地撞在沙滩上，顷刻之间发电机停了，海浪来势凶猛，打进船里，我们都感到死亡马上就要来临。我们大家立即躲进舱里，关紧舱门，躲避海浪。

任何一个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描述或领会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恐惧都是不容易的。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到了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被风暴刮到的这个地方是岛屿还是大陆，是否有人居住。这时风势依然很凶猛，虽说比先前有所减弱，但我们已经不怎么指望船能支持多久而不被撞成碎片，除非出现某种奇迹使风势突然停止。总之，我们坐在一起，面面相觑，担心死亡随时来临。每一个人都在为另一个世界做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是无能为力了。但是，与我们所担心的情况相反，船并没有被撞坏，而且船长说风势开始减弱——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现在风势的确有所减弱，但船还是紧紧地陷在沙地里，别指望能把它弄出来，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只有舍弃大船，想法救命了。风暴来临前，船尾上有一只小艇，可是最早被风刮到大船的舵上撞破了，接着又被卷到海里，不知是沉了还是飘走了。所以我们对它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大船上我们还有另一只小艇，但如何把它放到海里成了问题。现在我们已没有时间辩论了，我们觉得大船时刻都有粉碎的可能，而且有人说船实际上已经破了。

在这危急关头，我们船的大副抓住那只小艇，在其余人的帮助下，把小艇从大船上放下来。然后，我们全都上了小艇，解开缆绳，我们这十一个人只好这样托付给仁慈的上帝和狂暴的大海了。虽然风力减弱了不少，但大海依然波涛汹涌，高过海岸，完全可以按照荷兰人的说法，称之为“疯狂的海洋”。

我们这时的处境非常凄惨，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在这么高的海浪面前，我们的小艇是无法生存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被淹死。我们根本就没有帆，即使有我们也根本没法使用。所以我们使劲地划着桨向陆地驶去，就像人们上刑场，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知道，小艇再靠近海岸时，就会被海浪撞得粉碎。然而，我们最虔诚地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让风浪把我们送向海岸，而我们自己也拼命地划向陆地，加速我们的毁灭。

海岸是岩石还是沙地，是悬崖绝壁还是平地浅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仅存的一线希望是，我们也许会碰上某一个或小或大的海湾，或者某条河的河口，在那里我们侥幸地把小艇划进去，或者在陆地下面的一个避风处找到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但我们丝毫看不到这种迹象，我们越靠近海岸，陆地比大海显得更可怕。我们划了，不，是被风驱赶了大约四海里。一个怒吼的巨浪，像一座大山从船后面滚滚而来，显然将给我们致命一击。总之，巨浪来势如此凶猛，顿时把我们的小艇打翻，巨浪使我们和船分离，把我们打散，我们还来不及喊一声“上帝啊”，瞬间就都被巨浪吞没了。

我沉入水中时的慌乱感觉是无法描述的。我会游泳，但还不能从这种惊涛骇浪中拯救自己，甚至不能呼吸。最后，海浪赶着我朝海岸游了好长一段路，等它力量使完了，退回去了，我就被留在几乎干燥的陆地上。海水已把我灌得半死，我呼吸急促，但头脑很清醒，见到自己意外地靠近大陆，就立即爬起来，努力向陆地跑去，想赶在第二个浪头把我卷走以前跑到岸上。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海浪排山倒海般从我身后追来，凶猛异常，像一支我无力抵抗的敌军。现在我最要紧的是尽可能地屏住呼吸，浮出水面，尽可能地把握方向，有目标地向岸上游去。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海浪来时可以把我冲向岸边好长一段距离，海浪回去时可千万别再把我送回大海。

巨浪再一次扑来，立刻把我埋进水中二三十英尺，我感到海浪迅猛异常地把我冲向岸边好长一段距离。但是，我屏住呼吸，使出全身力气，仍然向前游去。由于屏住呼吸，肺都憋得要胀破了。就在此时，我感到身体上浮，随即立刻感到松快，我发现自己的头和双手已钻出水面，虽然这种状态我保持不到两秒钟，但它还是使我得以重新呼吸，并增加了勇气。紧接着我又被水淹没了好一会儿，但没有那么久，我总算挺过来了。当我发现海浪的力量消失、开始后退，我就顶着浪头向前冲击，于是我的脚又重新触到了土地。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以恢复呼吸，直到海水离开了，我拔起脚跟，用力地向岸上跑去。但我还是没有从大海的魔爪下解脱出来，海浪再次从我背后汹涌而来，有两次我像以前那样，被海浪卷起来，冲向平坦的岸边。

这两次的后一次，我几乎丧了命。海浪也像前几次一样，催促着我，把我送到陆地上，不，是把我冲撞到一块岩石上，而且冲力很大，撞得我失去了知觉。我的确只能等死了，因为岩石恰恰撞在我胸部的右侧，撞得我不能呼吸，好像肺都撞出了身体。这时海浪马上又开始后退，我肯定是一直憋在水里，但就在海浪后退前的瞬间我苏醒了。眼看到自己又要被海水淹没，我决定紧紧抓住一块岩石，并尽可能屏住呼吸，等海水退去。现在，海浪在接近陆地时已经不像最初那样高了，我就这样坚持到海浪退去，然后又趁机往前跑了一阵，几乎跑到了岸边，以至下一个浪头虽然也只从我头上盖了过去，却没有把我吞没甚至卷走。这一次，我终于跑到了大陆，爬上海岸的悬崖，在草地上坐下来，庆幸自己脱离了危险，海水再也威胁不了我了。

我现在登上陆地，平安上岸了，于是抬头向天，感谢上帝；几分钟前，我还几乎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可以说是死里逃生，那种喜出望外、魂不附体的心态，我相信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现在已不奇怪我们英国的一种风俗：当罪犯的脖子上已经套上绞索，正要拉紧绞索把他吊起来的时刻，他突然获得了缓刑。我不奇怪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外科医生会随缓刑令到达，给犯人放血，以免他惊喜攻心，晕死过去，诚所谓“乐极生悲，灵魂出窍”。

我在岸上走来走去，举着双手，做出千种手势，表示我无法形容的情绪，我全部的身心可以说都陷入沉思；想到自己死里逃生，想到同伴们全都葬身大海，除我以外再不会有一个灵魂生还，真是感慨万千。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也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生存迹象，除了他们的三顶礼帽和一顶便帽，以及两只不成双的皮鞋。

我遥望那只搁浅的大船，这时海上烟波浩渺，大船离我太远，我看不见它，我不由得想到上帝，上帝啊，我怎么居然能够上岸呢！我毕竟死而复生，庆幸和安慰自己。然后，我开始环顾四周，看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的快慰情绪马上低落了。一句话，我虽然生还，但仍然陷入绝境。我浑身湿淋淋的，却没有衣服可换；我饥渴难忍，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解渴；除了饥饿而死，或者被野兽吃掉，我看不到有任何出路。特别叫我痛苦的是，我没有任何武器去打猎以维持生存，或抵御那些为自己生存而要杀死我的野兽。一句话，我身边除了一把小刀、一个烟斗和一个小盒子里的一点儿烟叶，别无他物，这点烟叶是我全部的粮食了。这使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以至我在岸上像疯子一样乱跑了好一阵。夜正在逼近，想到夜间野兽经常出来觅食，心情就十分沉重。我担心如果这地方真有猛兽，我的命运就不知会如何了！

当时我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躲进附近生长着的一棵树上，它浓荫蔽日，像一棵松树或枞树，但长有刺。我看不出有生的希望，先在那里对付一整夜，第二天再考虑如何死吧。我从海岸向里走了二百多米，看能不能找到些淡水喝，我找到了，这真使我非常高兴。喝完水，我又取了点烟叶放到嘴里充饥，然后走到树前，爬上去努力把自己安排稳当，以免睡着后从树上掉下去。为了防卫，我从树上砍了一根树枝，做了一条手杖，然后我开始就寝。也实在太疲劳了，很快我就睡着了，睡得又熟又香；我相信，处在我现在的情况下，很少人能做到这点。我还发现自己精神清爽，我觉得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状况。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白天了，天气晴朗，风暴也小多了，大海不像以前那样汹涌澎湃、波浪滔天了。然而，最使我惊异的是，那只大船在夜里被汹涌的潮水冲出沙滩后，又给冲到我先前被撞昏过去的那块岩石附近。现在大船离我所在的海岸仅一海里左右，看起来它直立在那儿。我希望能上大船，这样就可以找出一些对我有用的生活必需品。

我从树上的“卧室”下来，又环顾四周，发现那只逃生的小艇被风浪冲到陆地上搁浅的那个地方，横隔着一个小水湾，约有半英里宽。于是我就折回来了。因为，当前最要紧的是我得设法上大船，希望在上面能找到一些日常应用的东西。

中午刚过，我发现大海风平浪静，潮水也已远远退去，使我能够走到离我不到四分之一海里的大船前。在这里，我发现忧愁重又涌上心头，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假如当时我们坚持留在大船上，大家必定会平安无事。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会安全上岸，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苦伶仃，既无欢乐，又无同伴。这又一次使我流下眼泪，但眼泪很少能摆脱忧愁，于是我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得到船上去。当时天气热到了极点，于是我脱掉衣服，走进水里。可是，当我来到船边，就更加觉得难上去，因为船搁浅在土地上，高出水面很多；在我两臂够得着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绕船游了两次，第二次我找到一根很短的绳子——我惊异自己先前没有看见它。那绳子从船头的铁链上挂下来，绳头接近水面，所以我没有太费力就抓住了它，借绳子的帮助爬上了大船的前舱。上去后，我发现船已漏水，舱底已经进了大量水。但是，船搁浅在岸边坚硬的土地上后，船尾高高翘起，船头低得几乎浸在水里。由于这个缘故，大船的四分之一没有进水，而且这部分是干的。不用怀疑，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查看一下哪些东西坏了，哪些东西还完好无损。首先，我发现船上的粮食是干燥的，没有被水接触过。这时，我很想吃些东西，就走到面包房，让自己的几个衣兜装满饼干，边吃边做其他的事，因为我没有时间耽误了。我还在指挥舱里找到了一些甜酒，我喝了一大杯，我也的确需要酒来鼓舞精神，以面对当前的困境：现在我极端需要的不是任何别的，而是一只小船，以便把我认为将来最需要的东西运到岸上，装备我自己。

呆坐着空想、守株待兔是徒然无益的，目前这种境地调动了我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船上有几根备用的挂风帆的桅杆，还有两三根可以用作桅杆的圆木，一两根备用的顶端桅杆。我决定投入工作，只要我能够想办法搬动的，都把它们从船上扔下去，还用绳子把每一跟木头捆好，以免被海水冲走。这种事做完以后，我就下到船边的水里把它们用绳子拉过来，把其中四根木头从两端尽量牢固地绑在一起，绑成一只木排的样子，又用两三块短木板横放在上面，我在上面走了走，觉得非常稳当，就是这些木板太轻，承受不住大的重量。于是我动手用木匠的锯子把一根备用的顶端桅杆锯成三段，把它们加到木排上。这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我急于想把必需品运上岸，这种希望鼓励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它干完了。要是在别的情况下，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的木排现在已经牢固得足以承受住相当的重量。接下来我关心的是，装什么东西上去，又怎样防止东西被岸边的海浪冲击。可是这问题我并没有想得太久。我先把船上所能找到的木板都铺在木排上，考虑好什么东西是我最需要的，然后我打开三只船员用的箱子，把里面的东西倒空，再把它们吊到木排上。第一只箱子里我装满了食品，也就是面包、大米、三块荷兰干酪、五块干羊肉（我们当时主要是吃的这些东西），以及一些剩下来的欧洲麦子——这些麦子原来是喂我们带来的家禽，但后来家禽都杀了；船上本来还有一些大麦和小麦放在一起，但我发现全都给老鼠吃了或毁了，这使我大失所望。至于酒类，我找到了几箱子的瓶酒，那都是船长的；里面有一些烈性甜酒，还有总共五六加仑椰子酒。我把酒单独放在一边，因为没有必要放进箱子，更何况箱子都已经装满了。就在我做这些的时候，潮水开始上涨，虽然风平浪静，但眼巴巴地看到我留在岸边的上衣、衬衫和背心冲走，我感到十分难受。我登上大船时，只穿了一双袜子和一条长短不到膝盖的麻纱短裤；所以，上船后我只有寻找衣服了。我发现了足够的衣服，但只挑了目前要穿的几件，因为我更看重别的东西。首先是在岸上干活要用的工具，我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了那只木工箱子，它当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奖品，甚至比整船的金子还宝贵。我把整个箱子甚至原封不动地放到木排上，不想花时间去打开看，因为我大致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

接下来，我关心的是枪支和弹药。指挥舱里有两支很好的鸟枪和两支手枪，我首先把它们弄到手，连同几只火药筒、一小袋子弹和两把生锈的宝剑。我知道船上还有三桶火药，但不知道炮手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不过我费了很大工夫，把它们找到了，其中有两桶仍干燥可用，另一桶已经浸水受潮了。我就把这两桶火药连同枪支放到木排上。现在我不禁大吃一惊，开始担心如何把这么多东西弄上岸，因为既没有风帆又没有桨，更没有舵，最小的风浪都会把我的“航船”打翻。

当时，有三点令人鼓舞：第一，平静的大海；第二，潮水正在上涨，涌向岸边；第三，有一点儿微风也向岸上吹。于是，我找到了原来小艇上用的两三支坏了的桨；此外，除了工具箱中的那些工具，我还找到两把锯子、一把斧头和一把锤子。于是，我带着这一船货物出海了，向我所在的海岸进发。最初的一海里，木排行驶得很好，但我发现稍稍偏离了我昨天登陆的地方。我根据这一点判断，水向某内河回流。我因此希望发现附近有一条小溪或小河，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港口登陆卸货了。

果然不出所料，我前面的陆地上出现一个小的缺口，我发现，一股强大的潮水直往里涌。于是我驾着木排，尽可能使它处在这股急流的中心。可是在这里，我就很可能又要第二次沉船了，果真那样，那我可要真正一命呜呼了。因为我对海岸一无所知，木排的一头搁浅滩上，而另一头不在地上而在水里。只差一点点，木排上的全部货物就会滑向漂浮不定的这一头而最后滑入水中。因此我竭尽全力，用背顶住那些箱子，使它们保持原位。但我怎么用力也无法把木排从浅滩撑开，而且，我也不敢改变顶的姿势，只能用全力顶住箱子，就这样我顶了近半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潮水的上涨使木排稍微抬高了一点儿；又过了一会儿，潮水继续上涨，木排又浮起来了。我赶忙划着浆，让木排离开浅滩，向小河的入海口划去。后来水位逐渐升高，最后我发现自己到了河口。这儿两边是陆地，潮水的急流直往里涌。我观察了一下两边的地势，准备找个合适的地方靠岸。我不想驶入小河上游太远的地方，因为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海上的船只。我决定把自己安置在离海岸尽可能近的地方。

终于我在小河的右岸发现一个小湾。我费尽艰辛，把木排驶到那里，并且离它这么近，以至我可以用桨撑住河底，直接把木排插进小湾。不过在这里，我可能又一次把货物全都沉没在海里；因为这海岸相当陡峭，也就是说这是斜坡，找不到可以登陆的地方。如果木排一头搁浅在岸上，这一头就会很高，另一头必定会像前次那样更往下沉，结果货物又有滑向水里的危险。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桨当作锚，把木排的一侧固定在靠近河岸的平坦的土地上，等待潮水漫过这块平地。后来，潮水果真如此，当我发现水涨得够高了（因为木排吃水有一尺多深），我立即把木排继续撑到这块平地上。到了那儿，我用两支坏了的桨插进地里，前后两边各一支，把木排停泊好。我就这样躺在木排上，直到潮水退去，让木排和货物安全地留在岸上了。

我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观察这个地方，找个合适的地点做我的住所，贮藏我运来的东西，以防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还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是在大陆还是在岛上，有没有人住，有没有来自野兽的危险，我也一概不知。离我一英里外，有一座又陡又高的山，看来高过其他一些山，它和这些山构成了一道往北走向的山脉。我拿了一支鸟枪、一支手枪和一角筒火药，开始了武装探险，向那座山峰走去。经过不少辛苦，总算爬到了山顶；环顾四周，我不禁感叹自己命苦。原来我上了一座海岛，四面环海，看不见陆地，只有几块礁石远远地躺在那里；再就是两个比它还小的岛屿，位于西边约十海里以外。

我还发现，我所在的这座海岛非常荒凉，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里没有人住，只有野兽出没，但我尚未遇见过它们；不过我看到了无数飞禽，可是不知道是什么飞禽，也不知道打死它们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只大鸟停在森林边上的一棵树上，就向它开了一枪。我相信，自上帝创造这世界以来，第一次有人在这个岛上开枪。我刚开枪，从森林的各个部分飞出无数的各种鸟类，鸟声此起彼伏，混成一片，但我却叫不出任何一种鸟来。我打死的那只，我认为是一种老鹰，因为从它的毛色和嘴上看像老鹰，但没有普通老鹰那样的钩爪，它的肉酸臭，根本不能吃。

我对这次探险感到满意，回到木排上后，就投入工作，把货物搬到岸上。这工作用去了我那一天的其余时间，至于夜间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也的确不知道在哪里休息，我害怕睡在地上，害怕野兽会把我吃掉。后来我发现，这种害怕实在没有必要。

但我还是尽我所能，用那些搬到岸上的箱子和木板给自己围成一道屏障，还给自己搭成一个类似小木头房的住所，以便度过这一夜。至于食物，我还没有想出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吃的。在我打鸟的地方，我倒是见过两三只像野兔一样的动物从森林里跑出来。

我现在开始考虑，我还可以从船上获得许多对我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锚索和风帆，以及其他可以搬上岸来的有用东西。我决定，只要可能，就再到大船上去一次。我知道，只要再刮一次风暴，大船就必定会打成碎片。因此，我决定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一边，先把船上能弄来的东西通通弄到手。于是，我开始研究，我该不该驾驶木排回去。但看来这是不实际的，我只好决定等潮水退后，像上次那样过去。我决心这样做了，不过这次在我走出木屋之前，我先脱光了衣服，只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一条麻短裤和一双软鞋。

我像上次那样上了船，并又做了一个木排。有了上次的经验，我没有把木排做得那么笨拙，也没装那么多东西，但还是运回了一些对我非常有用的东西。首先，我在木工舱房里找到了满满两三袋钉子和螺丝钉、一个大钳子、二十来把小斧子，尤其有用的是一个磨刀砂轮。我把这些东西都安放在一起，再拿了一些炮手用的物品，特别是两三把铁钩、两桶短枪子弹、七支短枪、一支鸟枪，还有小量火药，满满一大袋小子弹，还有一大卷铅皮。但这最后一样东西太重了，我搬不起来，无法把它从船上吊到木排上。

除了这些东西，我把能找到的所有男人衣服全都拿上，还拿了一个备用的前桅顶帆、一个帆布吊床和一些被褥。我把这些东西也装上我的第二只木排，并安全地运到岸上，使我感到非常宽慰。

在我离开小岛的时间里，我曾担心岸上的粮食至少会被什么东西吃掉。可是我回来一看，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来过不速之客，只有一只野猫似的动物站在一只箱子上。我朝它走过去时，它就跑开一段距离，然后又静静地站在那里。这小家伙站在那里神态自若，毫不在乎，直瞅着我的脸，好像有意跟我交朋友似的。我用一根猎枪对它比划了一下，但它毫不在乎，也不想走开，因为它不知道枪。于是，我扔给它一小块饼干，虽然我的饼干并不宽裕，顺便说一句，我的库存本来就不多，但还是分给它一小块，我是割爱呀！它走过去，闻了闻，吃下去了，看样子很高兴，还想向我要。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再割爱了。于是，它大踏步地走开了。

第二批货上岸后，我很想把两桶火药打开，分成小包藏起来，因为满满两大桶的火药分量太重；但我得先动手给自己搭个小帐篷，用的材料是一张风帆和从我为此砍好的一些支柱。凡是经不起雨打日晒的东西，我通通搬进这顶帐篷；又把那些空木箱和空铁桶堆起来，围绕帐篷形成一个圆圈，以防备野人或野兽的突然袭击。

做完了这些以后，我用几块木板把帐篷门从里面堵住，门外再竖立一只空箱子，然后在地上搭起一张床，我的头旁边放了两支手枪，床边再放上一支长枪，我第一次上床睡觉了。我整夜睡得很安稳，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白天从船上取东西运到岸上，又辛苦了一整天，实在太困乏了。

我现在拥有各种武器弹药，其数量之大，对单独一个人来说我相信是空前的。但我仍然不满足，我想我应该趁那只船还正常地竖立在那儿时，尽可能把所有的东西从船上弄到手。因此，我每天趁退潮时上船，每次都从船上带回某些东西。特别是第三次，我到船上把粗绳索尽可能带回来，把所有的细绳子与麻绳带回来。我还带回来一块帆布，那是预备修补风帆用的，甚至还带回来那一桶受了潮的火药；一句话，我把船上的风帆都带回来了，不过我宁愿把风帆裁成许多块，每次尽量带回来，因为现在需要的不是帆，而只是帆布。

但更令我快慰的是，在我这样跑了五六趟之后，以为船上已没什么东西值得我费事了，我居然又找到了一大桶面包、三桶甜酒、一箱砂糖和一桶上等面粉。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因为除了那些被水浸坏了的食品外，我不指望会再有什么食品了。我立刻将一大桶面包倒出来，用帆布块把它们一包又一包地包起来，安全地运到岸上。

第二天，我又到船上去了一趟。我已经收罗了船上一切拿得动的东西，现在得开始对付船上的锚索了。我把那根大锚索砍成几段，以便我能运走。我还弄到两根锚索和一根钢缆，以及所有能搬动的铁器。我砍下船上的前桅杆和后桅杆，以及每一件能用的木料，做成一个大木排，然后把这些重东西装上去，往岸上运。但现在我却没有上次的好运；因为这只木排做的太笨，又太超载，当木排驶进以前卸货的小湾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好把握，结果木排掀翻了，我和货通通掉进水里。我本人倒没受到什么损伤，因为我离岸边已经很近了；可是对我的货物来说，大部分都损失了，特别是我指望会大有用处的那些铁器。不过，海潮退了以后，我还是把有些铁器和大部分锚索从水里弄到岸上，这工作当然是无比辛苦，因为我得自愿地潜入水里去打捞。此后，我还是每天去船上一次，把能够弄到的东西带回来。

我现在已上岸十三天了，到船上去了十一次。在这段时间里，凡是我估计这双手能拿得动的东西，我都通通带了回来。虽然我确信，假如天气继续风平浪静，我一定可以把大船拆散，把所有的木板一件又一件地全都带回岸上。当我准备第十二次上船时，我发现开始刮起大风，但我还是趁退潮时到了船上，尽管我以为已有效地搜寻了指挥舱，不可能再找到什么东西了，结果还是发现了一个有抽屉的柜子。在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两三把剃头刀、一把大剪子、以及十二副好的刀叉；在另一个抽屉里，还发现了大约三十六镑的钱币，有欧洲硬币，有巴西钱币，也有西班牙货币，有金币也有银币。

见到这些钱，我感到好笑。“噢，你们这些毒品！”我大声说，“不管你们是多好的玩意儿，你们现在对我毫无价值！你们还不如一把粪土。那些刀子，一把就值你们这一堆，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你们干脆就留在原地吧，或者沉到海底去吧，你们就像不值得挽救的生命！”可是想了一会儿，我还是把钱拿了。我把所有的钱裹在一块帆布里，同时开始考虑做另外一只木排，正当我准备做木排时，发现天空乌云密布，风又起来了。不到一刻钟，它变成狂风从岸上刮来。我马上意识到，面对岸上刮来的风，做木排就毫无用处了，我必须在潮水上涨前离开这里，不然我就回不到岸上了。于是我立刻跳下水，游过船和沙滩之间那条细狭的海峡。部分由于身上带的东西重，部分由于水上的风浪大，我游得够吃力了。因为风刮得很猛，海浪已经相当高了，海面上已经刮起了风暴。但我还是被风浪送回到自己的小小的帐篷里。我躺在这个家里，周围是我全部的财产，心中感到很安稳。大风整整刮了一个黑夜。第二天早晨，我向外望去，哎呀！再也看不见大船了！我感到有点惊讶，但回头一想，我又觉得满足了，也就是说，我没有浪费时间，没有丢失时机，也没有偷懒，我把船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弄来了，即使给我更多时间，船上也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好拿了。

我现在不再费心思去想那只船或者船上的东西了，只希望有什么东西会在它破了后漂到岸边来。后来，确实也有大船的残骸碎片漂流到岸边，但这些东西对我已没多大用了。

现在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与防备野人（要是出现的话）、野兽（如果岛上有野兽）。用什么办法去防卫，造什么样的住所，是在地下挖一个洞，还是在地上搭一顶帐篷，对这些我想了很多。一句话，最后我决定两样都做。做法与情况在这里详细谈谈，也许不是多余的。

不久我就发现，我目前住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因为它离海近，地势低，又潮湿，它不卫生；更是因为附近没有淡水。所以我决定得找一个比较卫生、比较方便的地点。

我考虑了适合我做住所的几个条件：第一，我刚才提到的卫生和有淡水；第二，能遮挡太阳的炎热；第三，避免猛兽或野人的袭击；第四，能看到大海，如果上帝派船进入我的视线，我不至于失去获救的机会，因为任何一线希望我仍然不愿意放弃。

我按上述条件寻找地点，终于在一个山坡边发现了一小块平地。那座小山对着平地的这一面是悬崖峭壁，真像房屋的一堵墙，什么动物都无法从山上下来袭击我。在这块陡峭的山岩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好像是一个山洞的进口，但实际上并不是山洞。

我决定把帐篷搭在这空洞前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这平地宽不到一百码，长大约是宽的两倍，在我门前，像一块草坪。它的一端倾斜下去形成一个缓坡，直至海边的低地。这块平地位于山的西北偏北方向，所以每天我可以躲开太阳光，直到太阳转到西南，不过太阳这时也就快要落了。

我在搭帐篷前，先在空洞前面划了一个半圆形；半径约十码，直径长二十码，沿这个半圆形，我安下了两排结实的木桩。木桩打进地里，非常稳固，像一些柱子。这些用作木桩的树干高出地面约五英尺半，顶端削得尖尖的，两排木桩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六英寸。

然后，我用船上的那些锚索（每根截成几节），沿着这个半圆摆放在两排木桩之间，锚索也是一排压一排，直到木桩的顶端；紧靠着锚索，再插进另外一些两英尺半高的木桩，像是柱子上的支撑物。这篱笆做得十分牢固，人和野兽无法穿过或越过。这事花费了我不少时间和劳力，特别是木桩，先要去树林砍木头，加工成木桩，再运到住地，还要打进地里，就更费时费力了。

这个地方的进出口我并不做门，而是把一个短梯子架在篱笆顶上，翻进来后再把梯子收起来。这样，在篱笆的保护下，住在“城堡”里，我想完全不用害怕外界的威胁了，夜里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当时我不得不这样十分警惕想象中的敌人和险情，虽然我后来发现，没有必要这样戒备森严。

我花了极大的力气，才把我上述的全部财产，全部粮食、弹药武器和各种用品搬到城堡里来。我给自己搭了一顶大帐篷，为了防雨，我把帐篷做成双层的；也就是说，里面是一个较小的，外面套一个较大的；再盖上一块大油布，这油布是我连同那些帆布一起保存下来的。

现在我不再睡搬上岸的那张普通床了，而是睡一张吊床，质地非常好，是船上大副用的。

我把粮食和一切可能受潮损坏的东西搬进这顶大帐篷。这样，我就把所有的货物保护在篱笆里，然后把篱笆的出入口堵起来。于是，就像上面所说，我借助短梯子翻越篱笆进出帐篷。

我做完这些以后，就开始把岩壁上的空洞往深里挖，挖出来的岩石土方经过帐篷运到篱笆的里边，自然地形成一个平台，篱笆里边的地升高了约一英尺半。这样，我在帐篷的后面挖出了一个洞穴，用作我住房的地窖。

这些事情花费了我许多劳动和时间，许多天后才做完。所以我必须回头讲述一下其他一些使我费心的事。在这段时间里，就在我做好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搭帐篷、挖地窖的时候，有一天，乌云密布，接着是狂风暴雨。突然一道电光划破长空，紧接着自然是一声霹雳。一个思想也像闪电一样快速地闯进我的脑海，它比闪电本身更加使我惊骇：“哎哟，我的火药啊！”当我想到霹雳一声就会把我的火药全部毁掉，我的心简直要跳出胸膛。因为我想，我不仅完全靠火药进行防卫，还要完全靠它提供食物啊！当时，我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担心自己的危险，虽然如果火药真的着火，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想起来也真是后怕！所以风暴过后，我把所有其他工作，包括搭帐篷、筑篱笆、修地窖等都放在一旁，立刻动手做袋子和匣子，以便分开包装火药，使每一包装得少而又少；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不致全部立即着火。我还把火药分开保存，免得一包引燃另一包。这项工作我在两个星期左右才做完。我的火药，我想大约有二百四十磅，我至少把它分成了一百包。至于那桶受潮的火药，我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把它放到新的洞穴里——我把这洞穴看成自己的厨房，其余的火药我都藏在山岩的窟窿里，以免受潮，并在藏放的地点十分用心地做了记号。

在这段时间里，我利用工作的间歇，每天带着枪至少外出一次。既是为了消遣，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猎获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同样也是为了了解岛上有什么物产。我第一次外出，很快就发现岛上有山羊，这使我非常满意，但后来也给我带来了苦恼：因为这些山羊非常胆小、非常狡猾，而且跑得飞快，要弄到手简直是天下最难的事了。但我并不灰心，我相信总会在什么时候打到一只的。不久，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多少知道山羊常去的地方，就采用埋伏等待的办法。我观察到，如果山羊看见我在山谷里，即使它们在山岩上也会惊恐地逃跑；但如果山羊在山谷里吃草，而我在山岩上，它们就不会注意我。由此我得出结论，由于山羊眼球生的位置，它们的视线一般只能朝下，不容易看到自己上面的物体。所以我后来采取这种办法，我经常先爬到岩石上，在高处打它们，因而常常取得良好成绩。我开的第一枪就打死了它们中间一只喂完小羊的母羊，这使我心里很难过。母羊倒下后，小羊仍站在母羊身旁不走。当我扛起母羊往回走时，那小羊静静地跟着我走到篱笆前。于是我放下母羊，抱起小羊，越过栅栏，希望把它喂养驯服起来。可是它就是不吃东西，我只好把它也杀了给自己吃。这两只山羊供我吃了好些天，因为我吃得很省，我要尽量节约我的粮食，特别是我的面包。安排好住所，我发现绝对需要有一个生火的地方，还得准备烧的东西。至于我怎样做，以及怎样扩大洞穴，又怎样改善生活条件，我将在下面详谈。但我现在必须先谈一点自己以及我关于生活的想法。可以想象，这方面真有不少可以谈的。

我感到自己的前景暗淡凄凉。我如果不是被风暴，被狂风巨浪赶出原定航线很远，使船远离人类正常的贸易航线数百甚至上千海里，我就不会被抛弃到这个岛上——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苍天的决定，是苍天要我在这荒凉的地方凄凉地结束我的生命。想到这些，我泪流满脸。有时我不禁逼问自己：上天为何要如此彻底毁坏自己创造的生灵，使他们如此悲惨不幸，如此孤独无援，如此沮丧消沉，以致使人找不出理由对这样的生活产生感谢之情？

但是经常有另一种思想迅速回到我的脑海，来制止上述想法，并且责备我。特别是有一天，我手里拿着枪在海边上走着，我感到处境艰难，忧心忡忡。这时，理智从另一方面劝慰我：你目前的处境的确凄凉。可是请你想一想，你们其余的人如今在哪里呢？你们上船时，不是有十一个人吗？那么，那十个如今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不是他们得救而你死掉了呢？为什么你一个人生还了呢？是你这儿好，还是他们那儿好呢？一切灾祸都应该认为包含着幸福，而且一切灾祸常常伴随着更大的灾祸，也就是所谓祸福相倚，祸不单行啊！

于是理智又对我说，我目前有多么好的生存条件啊！假如那只大船不从触礁的地方漂浮或被风浪驱赶到离海岸如此近的地方，使我有时间把所有这些东西从船上取出来，假如不出现这种十万分之一可能性的机会，那么我现在的情况又会怎样呢？假如我现在不得不生活在我初上岸时那种情况下，既没有生活必需品，也没有提供和保证生活必需品的手段，那我现在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如果我没有枪，没有弹药，没有任何制造东西或干活的工具，没有衣服、被褥、帐篷或者任何可穿、可戴、可盖的东西，我又该怎么办呢？而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有，而且数量充足，物质供应的方式也不错，即使以后弹药用尽，不用枪我也能生活。所以我比较乐观：只要我活着，我不用为缺乏生活物质发愁，可见我一开始就考虑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了，我考虑到将来：不但考虑到弹药用尽以后的岁月，甚至考虑到我健康和体力衰退以后的晚年。

我承认当时我一点儿没有想到我的弹药会在一声霹雳中毁掉，我是说我的火药会被闪电引爆，是那次雷电交加才使我想到这一点，我确实感到后怕，诚如我刚才说的。

现在，我要开始过一种忧郁孤独、寂寞无声的生活了，这种生活在这世界上也许是前所未闻的。我将把我的这种生活从一开始，就按时间顺序继续不断地加以记录。根据我后来的记录，我是九月三十日流落到这可怕的海岛的；当时刚入秋分，太阳几乎正在我头顶上；因为据我观察，我估计自己处在北纬9°22′的位置。

上岛后约十天或十二天，我忽然想到，由于没有书、笔和墨水，我会失去对时间的计算，甚至会忘记把安息日跟工作日分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用刀子把登陆的时间用大写字母刻在一根大柱子上，我把这柱子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立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上面刻着“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我在这里上岸”。在这方柱子的四边，我每天用刀刻一个记号，第七天的记号比前六天的记号长一倍，每月第一天的记号又比这第七天的记号长一倍。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日历，或者说我可以坚持按周、按月、按年计算时间了。

其次，我要向读者交代一点：我上面说过，我几次从船上搬运来许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价值不大，但对我用处不小，这一点在前面被我忽略而未作交代。特别要提到那些笔、墨水、纸，船长、大副、炮手和木匠四人保管的几包东西、三四个罗盘、一些计算仪器、日晷、望远镜、图表，以及航海书籍。不管它们会不会用得着，当时我都草草收拾在一起。我还找到了三本很好的《圣经》，是那位太太连同货物从英国寄给我的；上船时，我把它们和其他东西包在一起。此外还有几本葡萄牙文的书籍，其中有两三本天主教祈祷书和几本别的书籍，这些书我都仔细地保存起来。我也不应忘记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儿。关于它们突出的事迹，我还会有机会在适当的地方说到。我把两只猫儿都带上了岸，至于那条狗，在我第一次从船上向岸上运东西时，它自己从船里跳出来，游到岸上来找我，它是我以后多年的忠实仆人。我不用它帮我猎取什么，也不用它跟我一起干事，我只希望它跟我说话，可惜办不到！我前面已经交代，我找到了笔、墨水和纸，但我用得极其节省。读者将会看到，当我有墨水用的时候，我把事情记载得非常准确，但墨水用完，我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我想不出任何方法制造出墨水来。

这使我意识到，尽管我已收集了这么多东西，我还是缺少很多东西，墨水就是其中之一。再如，挖地用的铲子、十字镐、铁锹以及针线。至于亚麻布织品之类，虽然也缺乏，但不久我也就不感到太大的不方便了。由于缺乏工具，我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进行得很吃力。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完全建造好小栅栏，或者说才把住所全都围起来。就拿木桩来说，首先是选材，只能选用我能搬得动的木桩。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树林砍木头，加工成木桩；至于搬回住处，花的时间就多得多了。有时候，做好一根木桩并把它搬回来，我得花两天工夫，第三天再把它打进地里。为了打桩，我起初找了一根重木头当工具，后来才想到用一根起货的铁棒。可是用铁棒打桩，这种劳动也是非常辛苦、非常讨厌的。

但既然这事非做不可，我又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么又何必介意什么讨厌不讨厌。何况这事做完后我就再没有别的活儿做了，至少我可以预见：今后我唯一的活儿就是在岛上寻找食物。这是我每天或多或少都要做的。

我现在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我把自己的事情用笔写下来；这与其说是为了留给想追随我的后人看，不如说是为了每天宣泄我胸中的忧虑和苦恼。现在，我的理智开始压倒绝望，我开始振作，我尽量安慰自己，我用好来对付坏，使自己能从“坏”里找到“好”的东西。我把我享受到的快乐和遭受的苦难，也就是把“福”和“祸”，看作会计账上的“借方”和“贷方”，公正地对比如下：

总的说来，这无疑在证明：我的处境在世界上虽然绝无仅有，苦不堪言，但还是有反面或正面的东西可以感谢上帝的；但愿世人都能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苦难经历中得到启示。那就是，我们总是可以从这种灾难中找出可以聊以自慰的东西，在记录“祸”与“福”的会计账上把它记入“贷方”。

现在，我对自己的处境稍感宽慰，不再望眼欲穿地期待海上有船只出现。我是说，我把这些搁在一边，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尽可能地改善生活条件。

前面我已经描述了我的住所。那是搭在悬崖峭壁旁边的一顶帐篷，四周被木桩和锚索构成的坚固栅栏严密包围。不过我现在宁愿把栅栏叫作围墙，因为我在栅栏外面用草皮堆成了一道大约两英尺厚的土墙。过了一段时间，记得是一年半后，我又靠着峭壁在围墙上搭起了屋檐，上面盖着弯弓似的树枝或其他可以弄到的这类东西，这是为了防雨，因为我发现，一年之中总要下几次倾盆大雨。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把一切东西都搬进栅栏，也就是搬进了我在帐篷后面挖的那个洞穴。现在我必须再说一下：那些东西起初是乱堆在一起，杂乱无序，把地方全占了，我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所以我着手加大和加深洞穴，好在里面是疏松的沙石，这活儿容易干。当我觉得自己的安全不会受到猛兽的威胁时，我便向岩壁的右手方向挖去，然后再向右手方向拐弯挖到围墙或堡垒的外边，做了一个可供出入的门。

这使我不但有了出入口，它似乎就是我帐篷和贮藏室的后门，而且有更多的空间贮藏我的东西财物了。

现在，我开始试着制造我认为是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因为没有这两件东西，我就不能享受当前仅有的几样生活乐趣。没有桌子，我就不能愉快地写字、吃饭或做其他一些事情。

于是，我就开始工作了。这里我必须指出理性是数学的本质和根基，因此，如果用理性去表述事物与修正行为，如果对事物做出最合理的判断，那么每一个人迟早可以掌握任何一门手艺。我以前就从未摸过工具，但是靠劳动、勤勉和思考，并且持之以恒，我终于发现我什么都能做，尤其是如果我有了工具；甚至我没有工具也制造了许许多多东西，有些东西我是仅用大小两把斧头制造的。也许以前没有人这样干过，或是付出无法计算的劳动。譬如，如果我需要一块木板，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一棵树砍倒，再把树平放在面前，用大斧头把树的两边都砍平，一直砍到一块板的厚度，然后再用小斧头削光。确实，我用这种方法，整个一棵树才做出一块木板，但除了耐心，我没有别的补救办法，我花费了大得惊人的时间和劳力才做成一块木板。反正我的时间和劳力本来就很少价值，通过什么途径用它都一样。

上面讲了，我首先给自己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是用我从船上用木排运回来的几块短木板做成的；当我用上述办法做了一些木板后，就在洞穴的一面岩壁上搭了几层一英尺半宽的大木架，一句话，把每一样东西分门别类放在上面，以便取用。我又在岩壁上敲进了一些小木片，用来悬挂枪和其他可以挂的东西。

假如有人看到我的洞穴，一定会以为是一个总仓库，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井然有序，取用方便。看到自己仓库里的东西多而不乱，我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是我开始记日记，也就是把每天做的事都记下来的时候了。因为此前，我实在天天匆匆忙忙，不仅忙于劳动，而且忙于忧虑。那时的日记必定会充满各种伤心事。比如，我一定会这样写：“九月三十日。我逃上岸来，没被淹死，先吐出灌进肚子里的大量盐水，后来稍微苏醒过来。我不是感谢上帝的救命之恩，而是在岸上乱跑，捶胸顿足，打自己的头和脸，感叹自己的不幸，叫嚷着‘我完了，我完了’直至筋疲力尽，头晕目眩，不得不倒在地上歇息，可又不敢睡觉，害怕被野兽吃掉。”

几天之后，在我去了船上并把船上的东西尽可能运上岸之后，我还是忍不住要爬到一个小山顶上，望着海面，希望能看到船只。幻觉中我仿佛看到遥远的地方出现一片帆影，于是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希望；这时，我定睛望去，眼睛几乎都失去了视觉，幻影也随之悄然消失。我便坐在地上，像小孩似的痛哭，这种愚蠢行为徒增我的痛苦。

我想办法把这一切对付过去，把住所和一切家什安置妥当，给自己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把自己身边的一切尽可能安顿好，于是我开始记日记了。现在，我把坚持记下来的全部日记抄在下面（虽然它要把上面说过的某些事情重复一遍），只是后来没有墨水，这件事我才不得不放弃。 s4IPYtMgNngZ/oivH2iE/VnbG4mqJOuk5xmj+L4sQ16wLDlmKAWq9c1ua77dA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