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讲诗的发生学,大体可归为两派,一派主灵感,一派主技艺。前者是博,后者是弈。
灵感派最早的代表是柏拉图。我们都知道他那有名的说法:“若是没有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斐德若篇》)“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伊安篇》)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写诗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这一神秘主义的诗的发生学,对浪漫主义影响极大。浪漫主义者认为诗人是天生而非人为,所以诗是天赐而非人造。雪莱《为诗辩护》说:“人是一个工具,一连串外来和内在的印象掠过它,有如一阵阵不断变化的风,掠过伊和灵的竖琴(The Harp Aeolian),吹动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柯勒律治在梦里文思泉涌,作诗两三百行,醒来急取纸笔写下,却被访客打断,只得片段《忽必烈汗》,成为诗乃上天之馈赠的经典案例。这种占卜扶乩式的诗学,现代主义者都认为很不靠谱,本来已日渐低落了,却在里尔克身上得到提振。经过无数个日子的孤独烦闷无聊之后,在1922年的冬天,在瑞士的缪佐城堡(Muzot),里尔克忽然又“听到宇宙的声音”,于是一周之内,一气呵成,创作了《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我的心灵和精神从未承受过如此激荡,到现在我还在发抖……”
你看,这就是赌徒的诗学。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诗人在用语言表达自己,而是语言在通过诗人表达它自身,是语言蜂拥麇集到诗人身上来寻找出口。诗人只是消极的容器,是试管,是核反应堆,让语言的各种元素在其中碰撞,化合成新的东西。“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庄子·大宗师》)大师写作,就好比大冶铸金,那些语言的众元素都踊跃向前,期待被选中,被纳入奇妙的排列。
从本质上说,赌徒其实是被命运控制的消极被动者,王国维说“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也”,但大众不这样看。在他们心目中,诗人都是赌徒,大诗人是赌神,李白呢,赌圣。这样的形象最能够满足大众对诗之所以是诗、诗人之所以是诗人的想象之标配。你想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大家前呼后拥着,“来来来,大诗人来一首”,于是摇笔就写开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不得了,骰子一抛都是六六六,牌儿一翻都是同花顺!你要是说李白还得打腹稿,还得皱着眉头苦思冥想,大家便会看低了他。大众只崇拜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主儿。天才(genius)跟天赋(gift)不一样。有人说,有天赋的人能够射中别人射不中的靶子,而天才能射中别人看不见的靶子。“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诗纯属无中生有。而杜甫的诗是有中生有,于是便落了下风。
不仅大众崇拜天才,天赋出众的大作家也崇拜天才。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他谈文论艺,照钱锺书的评价,在西方文人中是“顶了尖儿”的。他在书信里谈写作的甘苦,苦情多而甜头少,所以他想不通,有人怎么就写得那么轻松呢:
有一件事是可悲的,那就是看见伟人们怎样轻松地在艺术之外影响强烈。还有什么比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雨果的许多作品架构得更差劲的东西?然而,那是怎样骤然打来的拳头!单单一个词就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把许多小石头一个一个垒成自己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也顶不了他们的百分之一,而他们的金字塔却是用整块的石头建造的。但想模仿这些人的创作方法,那会使自己迷失方向。他们之所以伟大,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法。(致路易丝·科莱,1853年3月27日)
“他们没有方法”,其写作一片神行,无迹可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诗人匡国泰说得好:“天才只需要一个深蓝的背景,就像飞鸟省略梯子。”有人写了十几二十年,仍然长进不大。有人初入道,随便一写,有了,好了。他没受那么多的文学规训,读的书不及你百分之一,写的字不及你十分之一,但他一出手就赢得满堂彩。这样的人真让你泄气,像袭人被踹了窝心脚,“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你写不过他呀!就像打麻将一样,他一抓就是一手好牌,你呢,却永远是一四七三六九,张张不连,先天已亏,后天无补,只好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