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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讲诗的发生学，大体可归为两派，一派主灵感，一派主技艺。前者是博，后者是弈。
灵感派最早的代表是柏拉图。我们都知道他那有名的说法：“若是没有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斐德若篇》）“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伊安篇》）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写诗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这一神秘主义的诗的发生学，对浪漫主义影响极大。浪漫主义者认为诗人是天生而非人为，所以诗是天赐而非人造。雪莱《为诗辩护》说：“人是一个工具，一连串外来和内在的印象掠过它，有如一阵阵不断变化的风，掠过伊和灵的竖琴（The Harp Aeolian），吹动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柯勒律治在梦里文思泉涌，作诗两三百行，醒来急取纸笔写下，却被访客打断，只得片段《忽必烈汗》，成为诗乃上天之馈赠的经典案例。这种占卜扶乩式的诗学，现代主义者都认为很不靠谱，本来已日渐低落了，却在里尔克身上得到提振。经过无数个日子的孤独烦闷无聊之后，在1922年的冬天，在瑞士的缪佐城堡（Muzot），里尔克忽然又“听到宇宙的声音”，于是一周之内，一气呵成，创作了《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我的心灵和精神从未承受过如此激荡，到现在我还在发抖……”
你看，这就是赌徒的诗学。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诗人在用语言表达自己，而是语言在通过诗人表达它自身，是语言蜂拥麇集到诗人身上来寻找出口。诗人只是消极的容器，是试管，是核反应堆，让语言的各种元素在其中碰撞，化合成新的东西。“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庄子·大宗师》）大师写作，就好比大冶铸金，那些语言的众元素都踊跃向前，期待被选中，被纳入奇妙的排列。
从本质上说，赌徒其实是被命运控制的消极被动者，王国维说“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也”，但大众不这样看。在他们心目中，诗人都是赌徒，大诗人是赌神，李白呢，赌圣。这样的形象最能够满足大众对诗之所以是诗、诗人之所以是诗人的想象之标配。你想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大家前呼后拥着，“来来来，大诗人来一首”，于是摇笔就写开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不得了，骰子一抛都是六六六，牌儿一翻都是同花顺！你要是说李白还得打腹稿，还得皱着眉头苦思冥想，大家便会看低了他。大众只崇拜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主儿。天才（genius）跟天赋（gift）不一样。有人说，有天赋的人能够射中别人射不中的靶子，而天才能射中别人看不见的靶子。“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诗纯属无中生有。而杜甫的诗是有中生有，于是便落了下风。
不仅大众崇拜天才，天赋出众的大作家也崇拜天才。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他谈文论艺，照钱锺书的评价，在西方文人中是“顶了尖儿”的。他在书信里谈写作的甘苦，苦情多而甜头少，所以他想不通，有人怎么就写得那么轻松呢：
有一件事是可悲的，那就是看见伟人们怎样轻松地在艺术之外影响强烈。还有什么比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雨果的许多作品架构得更差劲的东西？然而，那是怎样骤然打来的拳头！单单一个词就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把许多小石头一个一个垒成自己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也顶不了他们的百分之一，而他们的金字塔却是用整块的石头建造的。但想模仿这些人的创作方法，那会使自己迷失方向。他们之所以伟大，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法。（致路易丝·科莱，1853年3月27日）
“他们没有方法”，其写作一片神行，无迹可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诗人匡国泰说得好：“天才只需要一个深蓝的背景，就像飞鸟省略梯子。”有人写了十几二十年，仍然长进不大。有人初入道，随便一写，有了，好了。他没受那么多的文学规训，读的书不及你百分之一，写的字不及你十分之一，但他一出手就赢得满堂彩。这样的人真让你泄气，像袭人被踹了窝心脚，“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你写不过他呀！就像打麻将一样，他一抓就是一手好牌，你呢，却永远是一四七三六九，张张不连，先天已亏，后天无补，只好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