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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
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历史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历史类型就被另一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新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与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进行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
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
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我们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
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毁灭。
几个世纪以来，森林濒临消失。起初是变为农田，之后是滥砍滥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工业化隐含的结果。这两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重污染工业，却同样深受其害。它们不得不以濒临死亡的森林和动植物为代价，去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留下的这笔污染账。
有则传闻说道，19世纪有位水手掉进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闷死的，因为他吸入了这条伦敦排水道恶臭难闻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纪局促狭隘的街道上，就是让鼻子遭罪。“粪便到处堆积成山，巷子里、栅栏边、马车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墙快被小便浇烂了……组织层面的社会阻塞，让整个巴黎有陷入糜烂解体的危险。”（Corbin，1984：41ff.）不管怎样，让我们惊诧的是，那时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
还有一个区别与此直接相关。过去，危害可被归结为卫生技术的供应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所以，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在中世纪的表面相似物。这是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这是现代化的风险。这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
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这个意义上的风险，当然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年代久远。所谓的“贫困风险”，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压得19世纪喘不过气来。“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化进程的主题，也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社会保障（和社会研究）的主题。 人们着实花费了不少工夫 ， 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准 ， 以便从政治上减少或限制此类风险 。然而，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已经具备新的特征。这是本书接下来关注的焦点。风险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脱离了与其起源地—工业企业—的联系。就风险的性质来看，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计算风险的常规基础 ， 如事故和保险 、 医疗预防等概念 ， 并不适用于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面 。 例如 ， 核电站不会被单独投保 ， 或者说 ， 它是不可投保的 。 核 “ 事故 ” 也不再是狭义的 “ 意外 ”。 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 ， 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者 ， 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 。
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风险计算失效了。用常规的风险概念应对现代生产力和破坏力所引发的后果
，
不啻是把后者加以正当化
，
这是一种错误却不失其效的手段
。
风险学家习惯于这么做
，
就好像在
19
世纪的局部事故与
20
世纪末缓慢加剧的潜在灾难间
，
不存在这一个世纪的间隔
。
的确
，
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
，
那么在风险计算的表象之下
，
源自工业化和决策的新的不可计算与威胁
，
依旧会随着高风险产业的全球化而广泛传播
，
无论其目标是战争还是福利
。
韦伯的
“
理性化
”
概念
，
已经无法把握现代晚期的这一现实
，
而这样的现实正是来自理性化的成功
。
技术选择的能力日益提高
，
而其后果却愈发不可计算
。对比这些全局性后果，初级工业化的职业风险确实应当归属另一个时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学能，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但生产力的危险也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与范畴：时间和空间、工作和闲暇、企业和国族，乃至军事集团的划分和大洲的分界。
换言之
，
在风险社会中
，
未知的
、
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这种文明自陷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力。整个论证可以划分成五个论题：
（1） 风险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这里特指那些出现在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风险。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因而最初只存在于相关（科学或反科学）知识。借助知识，风险变换样貌，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
（2） 随着风险的增多，同时也由于风险的分配，社会的风险处境形成了。风险处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阶级或阶层处境的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截然有别的分配逻辑：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 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 。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风险不仅损害健康，也威胁正当性、财产和利润。在现代化风险获得社会承认之后，对生态的贬抑和剥夺也紧随其后。这跟利润和财富的旨趣构成了系统而多样的矛盾，这种旨趣乃是工业化进程的推手。与此同时，风险也会制造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是各个工业国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管辖权结构。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最终有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维持。 在这个意义上 ， 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 。
（3） 尽管如此，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阶段。 围绕风险的界定 ， 总是同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 。 两者的相对位置变动不居 ， 因为事项不同 ， 权力有异 。在赢家看来，现代化风险是一桩大生意，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无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饱，需求可以满足；而文明的风险却是个无底洞，永不餍足，无穷无尽，又可自我再生。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在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
（4） 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风险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以稍显尖锐而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或阶层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相应地，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阐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这种社会学理论将围绕风险知识的起源与传播而展开。
（5） 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属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在工业化本身的进程中清除“原因”。这在有关森林破坏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突然间，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始插手私有领域的企业管理，如生产计划和技术设备。我们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风险界定的公共之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哪些问题而展开的。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在风险社会中，受到诸如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动，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缓缓浮现。相关的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
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的范畴和公式包揽或支配了相关的讨论，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机体。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最近几十年的讨论，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自然主义。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讨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β—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令人担忧。”（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33）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不明确的”（33）。报告的另一处写道：“平均而言，人们对铅的接触并不具有危险。”（35）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分—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这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动于衷。
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习惯；要么，我们最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
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安全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吃受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越来越不足为虑吗？
风险同财富一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也都可以构成某种处境，即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然而无论在哪里，一旦涉及分配问题，风险和财富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利益与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人们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作为对比，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风险必须得到重新解释，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对立，一方是肯定性的获取逻辑，另一方是否定性的处置逻辑，包括回避、否定和再解释。
收入、教育这类东西是可消耗、可获得的，但风险和危害的存在与分配原则上需要由论证作为媒介。无论是健康损害，还是自然破坏，都难以通过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识别。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某种社会建构，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些危害，这样的危害越来越成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危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会显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还有一些危害，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性物质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而这类放射现象本身却是不可触知的。因此，在三英里岛事件
这样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处在专家的裁决、错谬或争执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光靠知识依赖和不可见等性质，还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文明的风险处境。它还包括了其他要素。有关危害的陈述，无法简化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就其构成而言，危害陈述既包含了理论要素，也包含了规范要素。有些科学发现，如“儿童身上显著的铅浓度”或“母乳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本身并不比河水中的硝酸盐浓度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风险处境。只有在加入因果解释之后，上述现象才算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副作用。因此，对社会公认的风险来说，现代化进程的执行机构和行动者，包括其中牵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赖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这个前提同损害和威胁的现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即使两者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基于这种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里给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马丁哺乳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工业，与那些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方针驱使，过度施肥并批量生产的专业化农户，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寻找副作用的半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开放。最近，人们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过量的DDT。
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其次，现代化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于是，在现代化风险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至少从休谟起，我们就知道，因果假设原则上脱离于我们的感知。因果假设是理论。它始终需要依靠联想，以便假定为真或信以为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多少总是短暂而不确定的。就此而言，这种日常的风险意识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意识，进而也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意识。
就算是用因果假设把制度上分离的因素关联在一起，这也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风险。对风险的体验还预设了一种规范性视域，即安全感丧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风险依旧在那里，它披着数字和方程的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原则上，它离不开与特定地点的联系，它也是对有价值人生之受损图像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只能被相信，换言之，无法被直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乌托邦的客观化底片。在这张底片上，人类或其残迹历经现代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并重获新生。这种规范性视域首次明确了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尽管还有点难以辨认，但这种视域最终也不会被数学或实验所祛除。在所有这些客观化的背后，有关接受度的问题迟早都会走上前台，并重提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何以为人，何以为自然，它们的哪些特质应该得到保留？由此可见，围绕“灾难”的广泛传言是一种夸大、极端而日益具体化的表述，即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
人是什么？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学之间来回摇摆。在文明发展最为进步的阶段，这些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它被戴上数学方程和方法之争的隐身帽的地方。风险的确立就是：伦理，附带包括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亦即在经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等领域复活了。 有人可能会说 ， 在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 ， 它们是受人厌弃的民主化手段 。 依靠风险推理 ，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共讨论 。风险的确立是一种共生现象。它尚不为人所知，亦有待发展。这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乃至利益和事实的共生。所以，风险的确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一起，并构成新的形态。它们不再因专业化而分离，也不再只按自己的理性标准进行发展或确定规则。风险的确立要求通力协作，这就需要跨过学科、市民团体、企业、行政和政治的鸿沟；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风险的确立借此碎裂成对立的界定或界定之争。
这就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后果：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性垄断诉求破灭了。现代化的执行者和受害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利益和观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他们被迫从原因和结果、发动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共同界定风险。 没有什么风险专家 。很多科学家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情绪激昂，动力十足，力求客观理性。科学家的界定工作越是具有较多的政策内涵，他就越是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但在其工作的核心领域，科学家仍然依赖于社会性的、预先给定的期待与价值：划分尚可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暴露量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确定？向预先设定的标准让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例如，为了满足经济利益，我们应该接受可能的生态灾难吗？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假定必不可少的？又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存在变数的？
科学理性宣称可以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这种主张总是不攻自破。首先，这建立在思辨假设的空中楼阁之上，完全是在概率陈述的框架内展开的，严格说来，其安全预测甚至不能被实际出现的意外所驳倒。其次，想要有意义地讨论风险，人们必须采取某种价值立场。风险确立的基础在于数学上的可能性和社会利益本身，特别是当风险的确立和技术上的确定性一道出场之时。科学在应对文明的风险时，总是抛弃其实验逻辑的基础，而与经济、政治及伦理建立一种多配偶婚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生活在“没有证书的事实婚姻”里。
只要科学家还在谋求垄断理性，上述受到掩盖的外部决定要素终究会成为问题。有关核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局限于评估某种可量化的风险，其依据是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的维度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技术性管控问题上。 某些圈内人认为 ， 技术上不可管控的风险是不存在的 — 至少在科学计算或司法裁决领域确实不存在这样的风险 。 这些不可计算的威胁拼凑成一种未知的残余风险 ， 成了工业化捐赠给所有人的礼物 ， 无论它在何方 。大部分人，包括反核人士，主要关注核能利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事故概率多么小，其代价都是巨大的，因为一次事故会带来毁灭。 可量化的风险概念专注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否认其中存在的差异。譬如，空难与核电站的爆炸就存在着差异，前者影响有限，后者虽然看似不太可能发生，却足以影响各国尚未出生的数代人。 此外，在公共讨论中，风险的特质所扮演的角色还完全没有得到风险研究的认真对待：核武器的扩散； 化学或核技术从民用转军用的可能性 ； 一般产品和军工产品之间的灰色地带 ， 它会随风险产业和市场的扩张而扩散到全球 ；人性（错误、不足）与安全的矛盾；重大技术决策拿未来数代人的生活当儿戏，而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且不可逆转。 没有完美的系统 ， 也没有完美的人 ， 足以符合这种必然性 。 甚至建立完美系统的尝试 ， 也仅仅意味着建立完美的控制 ， 建立某种日常的独裁 。
换句话说，风险讨论清楚地表明，在应对文明受害的可能性方面，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双方都试图绕过对方。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答；另一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无法缓解公众的焦虑。
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也以各种方式保持着相互的交织和依赖。严格说来，即使想要维持这种区分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科学关注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事实上也依赖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视域，这就像社会对风险的讨论和感知有赖于科学的论证一样。风险研究曾被要求阻挡“技术恐惧症”，如今却只能尴尬地紧随这种恐惧，并从中获取了超出想象的物质支持。公众的批评与不安主要源自专业知识和反专业知识之间的辩证对立。没有科学论证和对这种论证的反科学批判，公众不免兴致索然。事实上，公众常常对其批评和忧虑的对象或事件缺少感知，因为它们大多是“不可见”的。这里我们可以修改一句名言：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这里并不旨在描绘普遍和谐的景象。恰恰相反，这里关注的是围绕有效性而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不同理性诉求。每个阵营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因而也会相应地发起变动或维持不变。就变革的优先性而言，其中一方可能看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另一方可能看重事故概率在技术上的可管控性。
风险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关联还包含其他要素：文明风险的多元化及其界定的多样性，同时，它们全都处在可观察的冲突之中。可以说，风险的生产过剩有时导致相对化，有时带来补充，有时又触发竞争。 一种有害的产品 ， 可能借由渲染其他产品的风险来捍卫自身 （ 例如 ， 夸大气候影响可 “ 减小 ” 核能风险 ）。任何利益方都试图依靠风险界定来自我辩护，由此规避可能影响其钱袋子的风险。风险界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也是为了最大收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土壤、植物、空气、水和动物的受威胁状态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们代表了公共福祉，代表了那些无法亲自投票的民众的呼声（或许只有给予青草和蚯蚓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才能让人重返理性）。就风险的价值和利益关联而言，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风险的影响范围、紧迫性及现实生存，随价值和利益的多样化而波动。这影响了对风险的实质解释，不过这一点就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了。
经由风险而建立的因果关联，亦即实际或潜在的损害作用与工业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揭开了近乎无穷无尽的个别解释。实际上，只要保留基本的模式—现代化为原因，损害为其附带后果—人们至少可以尝试在任何事物间建立联系。但很多联系是不能被证实的。即便是那些已经被证实的联系，也要经受长期的系统化质疑。然而重要的是，在数不胜数的可能解释中，孤立的条件总是被相互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以森林破坏为例。只要小蠹、松鼠或某个担责的林业部门仍旧被看作原因或当事方，我们在关心的似乎就不是“现代化风险”，而是林业管理的疏忽怠惰，抑或动物的贪得无厌。
在风险获取承认的道路上，我们始终需要打破这种典型的局部误诊。当我们克服这种误诊，当我们认识并承认森林的破坏是工业化的后果，那么，不同于以往的原因和当事方就会显现。只有那时，风险才成为一个长周期问题。它受系统制约，不可能在局部层次上得到缓解，而需要政治上的解决之道。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一旦确立，其他事情才有可能起变化。赐予我们永恒终极之秋的（树叶凋零）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它们的光化学产物即碳氢化合物，还是某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物质？这些化学分子式看起来就像是独自存在的。不过在这背后，公司、产业部门以及各经济、科学和职业团体，全都成了公众批评的矛头所指。每一个社会公认的“原因”，包括原因诞生的行为系统，都承受了要求其改变的巨大压力。就算抵挡住了公众的压力，销售也会回落，市场也会崩溃，消费者的“信任”同样需要靠庞大而昂贵的宣传运动来赢回，并重新加以巩固。汽车是“国家的主要污染源”，因而是真正的“森林杀手”吗？或者，我们是否最终到了这样的时刻，以至于有必要在燃煤火电站安装一流的、基于最新技术的脱硫和脱氮装置？还是说，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造成森林死亡的污染物，会乘着风从邻国的大烟囱和排气管“免费到家”（或“免费到树”）？
搜寻原因的焦点，所到之处总是免不了爆发大火。随后，仓促组织起来的、装备落后的“论证消防队”必定全力以强大的反向解释灭火，力图减少损失。有人发觉自己被看作风险的制造者，处在公众的声讨之下，因而，他们诉诸在企业中逐渐制度化的“替代性科学”，竭其所能地驳斥这种指控，并试图揭示其他原因和始作俑者。这一景象不断地重复着。媒介渠道成了关键要素。工业领域的不安感在加剧：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受生态道德绝罚的人。好的论证，或者至少是能够说服公众的论证，成了商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公关人员和“论证巧匠”获得了他们在企业内部的机会。
坦率而言，从潜在的科学视角来看，其中包含的因果解释无论多么站得住脚，所有的影响效应都与此无关。科学和相关专业内部的意见大多也是充满分歧的。因而，风险界定的社会效应并不依赖于它的科学效力。
不过，解释上的多样性也建立在现代化风险本身的逻辑之上。这里我们毕竟是想把损害影响同个别因素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几乎无法脱离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在商业、农业、法律和政治领域，高度专门化的现代化机构形成了系统互依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可分离的单一原因和责任却是缺位的。农业污染了土壤吗？抑或农户只是损害循环链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环？或许他们只是依赖并从属于饲料化肥产业的销售市场？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以实现预防性的土壤净化吗？当局本可以在很早以前就禁止或大力限制有毒化学制品的销售，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依靠科学的支持，他们继续为“无害”的有毒产品发放许可证。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何止是震惊。谁会接过这烫手山芋，行政机关、科学界还是政治界？但他们毕竟都不种地。那么，还是农户吗？可他们受欧洲经济共同体挤压，为了生计而不得不采取化肥集约型的超负荷生产……
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对应着普遍的合谋，而这种合谋对应着普遍的不负责任。既然每个人都同时是原因和结果，也就意味着没有原因。行动者和条件、作用和反作用变化无常，原因从中悄悄溜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思维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开始广泛流行。
在生命历程的意义上，系统思维无比清晰地展现如下：人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某些事，自己却不必为此负责。这就像是说，人们可以在不现身的情况下行动，人们只在物理上行动，却没有在道德或政治上行动。作为一般化的他者，系统在自身内部并通过自身而运作：这就是文明时代的奴隶道德。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和社会的行动仿佛是在屈从自然命运，屈从系统的“引力法则”。这就是我们在面临极具威胁的生态灾难时还在急忙传递“烫手山芋”的样子。
风险的内涵当然不止于已经发生的影响和损害。我们必须在风险已经造成的破坏后果和它的潜在可能性之间作出区分。在后一种意义上，风险主要是关乎未来的要素。这里的基础部分在于当前可预见的损害向未来的延伸，部分在于普遍的信心缺失或假想的“风险放大器”。因此，风险本质上同预测有关，同虽未发生但已发出威胁的破坏有关。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这里有一个来自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的例子。理事会曾指出，源自氮肥的高浓度硝酸盐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渗入深层地下水，即我们的饮用水源。硝酸盐大多在底土层就分解了。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会延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保护层的过滤作用会毫无保留地延续到未来。“恐怕当前被淋洗的硝酸盐，终将在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进入深层地下水，延迟的长短只与时间的流逝有关。”换言之，定时炸弹已经开始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明了一个未来，而我们必须对此加以预防。
与财富具体可感的明证性相比，风险具有某种非真实性。在核心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也是非现实的。一方面，很多危害和损害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水体的污染和消逝、森林破坏以及新型疾病；另一方面，风险论证的真正社会动力来自预期中的未来危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大规模破坏，以至于其后的补救行动都将无济于事。因此，即使作为猜想，作为将来的危险，作为预测，风险也同预防行动有着实际的关联，并使之得到了发展。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当下，而在未来。在风险社会里，“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也就是说，某些不存在的、设计的、虚构的事物，成了当下经验和行动的“原因”。我们在今天积极作为，是为了避免、缓解或预防明后天的问题与危机—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模型“预估”的劳动力市场短缺，对教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预期中即将来临的失业，是今日生活处境和心态的主要决定因素；预估的环境破坏与核威胁令社会不安，致使大批年轻人拥上街头。我们讨论未来，也就是在讨论“预期的变数”，讨论当前（个人和政治）行动的“预期原因”。未来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直接对应于其不可计算性与威胁的内容。我们（必须）对未来作出预计，以便确定并组织我们眼前的行动。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风险已经成功地取得了社会的承认。起初，风险是人们回避的事物，被默认为不存在，除非另有说明。这里依据的是格言“凡有存疑，进步优先”（ in dubio pro Fortschritt），亦称“凡有存疑，调转目光”（ in dubio pro Weggucken）。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此存在关联的是一种正当化模式，它有别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风险可以借由下述事实而实现正当化：对于风险的后果，人们既看不到，也不想要。在科学化的文明中，风险处境必须突破周遭的禁忌保护层，从而“科学地诞生”。具体而言，风险大多化身为“潜在副作用”，而人们也承认威胁的现实性并使之正当化。没有看到的东西自然无法阻挡，费尽心力的副产品却成了难以管教的顽童—现在人们需要额外决定是否接受它。“潜在副作用”的思想图式代表了一类特许状，代表了文明的自然命运。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受欢迎的后果，但同时也选择性地对其加以分配和辩护。
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及媒介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但这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常以阶层或阶级专属的方式来分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困与安全感的缺乏结伴，并招致了大量的风险；而（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却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风险向贫穷弱势群体集中，阶级对立由此加剧了。阶级专属的风险分配“法则”，亦即阶级对立加剧的“法则”，不仅生效已久，而且在今天仍适用于风险的某些核心维度。非熟练工人的失业风险要远大于熟练工人。在工业企业里干活会涉及劳动负荷风险、辐射风险或有毒化学品风险，这些风险在不同职业间是分布不均的。低收入群体生活在廉价住宅区，大多邻近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区域的空气、水和土壤长期暴露在各种污染之中。害怕减少收入，就会提高容忍限度。
这种社会过滤或放大效应制造了具有阶级属性的痛苦。但除了这些，就连应对、规避或补偿风险的机会和能力也会因收入、教育的分层差异而分配不均。只要有人长期手头充裕，他就可以通过选择定居点或自建寓所（或第二套房子、休假等）而寻求回避风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饮食、教育以及相应的食物和信息获取等行为模式。腰缠万贯者自然可以津津有味地享用“幸福鸡”下的有机蛋，抑或“幸福生菜沙拉”。教育和对信息的专注为应对或规避风险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避开某些特定产品（如含铅量较高的老牛肝），或者，如果通晓膳食营养，人们还可以每周变换菜谱。这样一来，北海鱼类所含的重金属就可能被猪肉或茶叶中的有毒物降解、修复或抵消（甚或加重？）。烹饪和饮食正在成为某种隐性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女巫锅相反的东西，它意在减少有害影响。化工和农业生产常常过量排放污染物和有毒物，为此需要用“营养工程”悄悄施加一点小伎俩，这里就涉及大量的知识。尽管如此，人们极有可能以“反化学”的膳食生活习惯，来对电视和报刊上的中毒事件作出回应，但这种习惯依然是按阶层分布的。在“具备营养意识”的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这种日常的“反化学”（常常被精致地包装成化工业的衍生分支，呈现在主顾面前）势必会搅动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从食品到家居，从疾病到休闲（确实已经是这样）。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般结论：用反省和财力应对风险，会让古老的社会不平等在新的层面上得到巩固。不过，这丝毫没有抓住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
随着风险处境的日益加剧，私人的逃脱之道和补偿机会既在广泛传播，也在缓慢消逝。风险呈指数式增长，规避风险的机会在消失，政治上日益节制，私人的回避机会被到处宣传和兜售：所有这些都是互为条件的。就少数食品来说，这种私人渠道的躲避还是有用的；可一旦涉及供水，所有阶层就都连在同一根水管上了。当我们在远离工业的“乡间田园”看到“枯枝残败”的景象时，一切就很清楚了。在我们共同呼吸的有毒空气面前，阶级专属的壁垒也坍塌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是最有效的保障。但就算如此，恐怕也帮助不大，毕竟我们都知道建筑石材和地表苔藓的遭遇。
这一切可以简化成一句套话：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讲民主的。
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散，换言之，随着自然、健康、饮食等日益受到威胁，社会的区隔和界限也就减弱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客观地说，在其作用范围内，风险对受它影响的人群展现出了平等化效应。它不同寻常的政治力量恰恰就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根本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
只要我们仔细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是危险的普世主义，这些危险已经脱离它诞生的场所。事实上，食物链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串联起来了。遇到边界，风险下潜而过。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侵蚀雕塑和艺术珍品，也早就打破了现代的关税壁垒，以至于连加拿大的湖水也开始酸化，连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森林也濒临消失。
全球化趋势造成了各种痛苦，但就其普遍性来看，这种趋势本身也是含糊不定的。假如一切都成了危险，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什么是危险的了。假如无路可逃，人们最终也就不必再庸人自扰。这种生态上的末日宿命论任由私人情绪和政治舆论随意摇摆。
风险社会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回移动
。行动成了明日黄花。人们大概只能用无所不在的杀虫剂来对付昆虫（起泡酒）
了吧？
风险的分配模式包含在全球化之中，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化，因为它蕴含了数量可观的政治炸药：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回旋镖效应：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先前的“潜在副作用”，甚至会回击它自己的生产中心。现代化的执行者作为危险的释放者和受益者，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危险的漩涡。
让我们再次以农业为例。从1951年到1983年，德国的化肥使用量从每公顷143千克增加到了每公顷378千克；从1975年到1983年，德国的农药使用量从2.5万吨增加到了3.5万吨。这期间，单位产量自然在上升，却赶不上肥料和杀虫剂的消耗增长。谷物的产量翻了一倍，土豆的产量增长了二十个百分点。相比于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产量的增速正在递减。这与自然破坏的累进式扩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农户来说，这种破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尤使人痛心。
这种令人忧虑的发展有一个突出标志—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正在锐减。“红色名录”
记录了物种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官方的“死亡证明”，而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格陵兰岛的680种植物，有519种处在危险之中。草地鸟类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如白鹳、杓鹬和草原石鵖；人们试图通过“草地鸟类计划”来拯救巴伐利亚最后的鸟类种群……受到影响的动物还包括地栖鸟类，处在食物链上端的动物如鹰、鸮、蜻蜓，以及那些食物来源日渐稀少而又食性单一的动物，它们常以大型昆虫或植物生长期提供的花蜜为食。（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20）
从前“看不见的副作用”成了亲眼可见的主要影响，以至于威胁到了构成初始原因的生产中心本身。现代化风险的生产沿回旋镖的弧线而移动。产业化的集约式农业得到了数十亿财政补助。这一结果不仅使遥远城镇的儿童身上或母乳内的铅含量急剧上升，也在多个层面上削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自然基础：耕地肥力下降，重要动植物消失，土壤侵蚀危害加重。
这种威胁效应的社会循环可以概括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迫害者和牺牲者迟早都会合为一体。在最糟糕、最不可想象的核闪击战的情形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的战争也足以毁灭侵略者。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已经身处险境，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区分穷人或富人、白人或黑人、南半球人或北半球人、东方人或西方人。威胁的影响只在它发生时存在，而一旦发生，它又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存在。因此，这种末日启示般的威胁并没有在威胁的“当下”留下任何可触摸的痕迹（Anders，1983）。但生态危机就不是这样了。生态危机甚至侵蚀了农业的自然和经济基础，并因此削减了全体人口的食物供给。这种影响有目共睹，它不仅为自然留下了烙印，也触及了富人的钱袋和权势人物的健康。因此，这里的启示录音调虽然尖锐刺耳，但都源自可靠的渠道，并不因党派归属而有差异。
回旋镖效应不止表现为直接的生命威胁，它也影响传输的媒介，如金钱、财产和正当性。回旋镖效应并不只是向单一的源头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森林的破坏不仅造成鸟类消失，也会削弱土地和森林资产的经济价值。某个地方只要建设了核电站或燃煤发电站，抑或只是计划开建，那里的地价就会暴跌。城镇或工业区、高速公路或干线公路都会加重周边土地的负担。德国7%的土地是否已经因此而受污染或即将受污染，以至于不再适宜耕种了—这一点仍旧悬而未决。无论如何，这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并日益遭受“生态意义上的剥夺”。
这种效应可以扩展至各个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或身处险境，关于有毒食品和消费品的报道，各种威胁性的乃至实际发生的化学、毒物或核反应堆事故：它们虽然轻重缓急不一，但都会让财产权遭受贬值或剥夺。现代化风险的生产不受限制，使大地不再宜居的政策因而得以有条不紊地推行，有时甚至会灾难般加剧。我们曾视其为“共产主义威胁”而加以反对的东西，如今正发生在我们自己不断累加的行动之中，虽然借助了受污染的自然这一迂回路线。抛开意识形态的教条之争，“焦土”政策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场机会的战场上推行。这种政策固然有效，却是不可持续的。
受污染的或被视作受污染的东西—失去社会经济价值之后，再作区分也毫无意义—可能属于拥有它的人，抑或任何愿意拥有它的人。保留法律上的所有权头衔既无用处，也无价值。说到“生态上的剥夺”，我们关注的是保留法律所有权情形下的社会经济剥夺。这既适用于食品，也适用于空气、土壤和水，适用于生活在其中的一切生命，特别是那些靠此类生命而生活者。针对“室内污染”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我们日常文明的一切组成物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这背后的基本洞见是如此简单：任何威胁地上生命的东西，同样也会威胁某些人的财产和商业利益。这些人赖以为生的手段是把生命及其必需品变作商品。由此，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财产利润和该进程带来的各种威胁性后果之间，出现了一对真正的、系统加剧的矛盾。因为工业化的后果会危及乃至剥夺财产和利润（更别提其中生命利益了）。
随着反应堆事故或化工灾难的发生，文明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再次迎来了地图上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就是威胁物的纪念碑。毒物事故或突然揭露的有毒废料场，甚至会让住宅区成为“毒料堆积区”，让良田成为“荒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更为初级也更为隐蔽的形式。生活在受污染海域的鱼类不仅威胁相关消费者，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也威胁到从事渔业的人群。土地在响起烟雾警报的时段是死去的。整个工业区摇身一变，成了可怕的鬼城。这就是回旋镖效应的意志：就算是作为肇因的工业也不得不停下它前进的车轮。但应当停下车轮的，不止工业。烟雾对污染者付费原则全然无动于衷。烟雾在总体层面上，按平等主义的原则打击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分摊了制造烟雾的责任。因此，对空气疗养院来说，烟雾自然算不上宣传媒介，也不是什么赚钱机器。法律要求公布空气中的最高污染水平（近似于水温或气温），这应当会让疗养管理和度假产业成为抗击污染政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目前他们依然反对建立任何标准。
现代化风险的普遍化也释放了一种社会动力。这已经超出原先的阶级范畴，也难以通过它来理解。有人占有财富，也就有人一无所有，因而所有权关系也就包含了一种社会张力或社会冲突。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的社会认同—“他在那头上升，我在这头跌落”—逐渐发展并巩固。然而，风险处境的局面与此完全不同。身处险境者的情况再糟糕，也不会剥夺其他人的任何东西。遭受风险和不遭受风险，并不会像占有财产和不占有财产那样形成两极的对立。譬如说，受影响的“阶级”与不受影响的“阶级”并不构成对立。受影响的“阶级”充其量也只和尚未受影响的“阶级”构成对立。想要保持不受损伤的状态越来越难，这让今天还“感觉良好”（健康舒适）的人，在明天就进入医疗保险机构的“施粥”队伍，在后天就成为残废无能的贱民之一员。
毒物事故和有毒废弃物时常困扰着政府当局，每次都会让司法、管辖和赔偿等事宜饱受质疑。这清楚地表明，免于风险的自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无法逆转的痛苦。围绕现代化风险的冲突持续不断，引发这些冲突的系统性肇因与进步和利润的原动力遥相呼应。冲突的程度和危害的规模有关，也涉及由此产生的补偿和（或）从原则上改变方针的诉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还会继续掠夺（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然，我们的概念是否还站得住脚，如“进步”、“繁荣”、“经济增长”、“科学理性”等。在这种意义上，这里爆发的冲突体现出了文明信念之争的性质，这场斗争关乎现代性的正确道路。在许多方面，这场斗争与其说类似19世纪至20世纪之初的阶级冲突，倒不如说更像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之争。
工业化带来的风险和破坏也不会理会国界。它们让巴伐利亚森林中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同某些生效的国际协定联系在一起，这些协定旨在共同抗击污染。污染是跨国流通的，因而一个国家的单方努力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从现在开始，各个工业国必须按各自的污染“输出—输入差额”加以区分。换言之，在各个工业国之间，参照“盈余”、“平衡”或“负债”的污染物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一种国际不平等。或者更明确地说，其中的一方是“污染制造国”，而另一方不仅要替人清理污秽，还要呼吸肮脏的空气，乃至付出死亡人数上升、被剥夺、被贬值的代价。就算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联盟”很快也将不得不面对这种区分及其隐含的争端。
现代化风险的棘手局面跨越了国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上。因为风险是不可见的，这让消费者几乎难以作出决策。风险善于“搭便车”，常常随呼吸吞咽潜入人体。风险是日常消费的“无票乘客”。它随风而动，逐波而行。风险无处不在，它同生活最密不可分的那些条件（呼吸的空气、食物、衣着和家居）一道，穿梭在曾加以严格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财富固然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令人生厌。围绕财富的选择、买卖和决策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与此不同，风险和危害在暗中潜入，一般不受自由（！）决策的限制。在这种意义上，风险和危害引发了新的指派，一种“文明世界的风险归因”。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让人回想起中世纪的等级命运，而出现在这里的则是发达文明的风险命运。出生在发达文明的人，无论付出何种努力也难以从中逃脱。除了一些“小小的差异”（却有大影响），我们全都面临着相似的命运。
发达文明旨在逐步减少指派，开启人为决策的可能性，最终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却引发了另一种崭新的风险指派，它既是全局性的，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作为其对立面，个体的决策机会几乎消失殆尽，这是因为有毒物和污染物既与自然的基础交织在一起，也与工业世界的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块。很多人在遭受风险时被封闭在决策之外，可以理解的是，这种经历必定会引发他们的震惊，让他们在愤怒的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前途黯淡”。对此，人们的反应是对技术文明的最新成就展开批判。这种批判充满了暧昧，但被认为是必然有益的。人们究竟如何与自己无法逃脱的事物建立并维持一种批判的距离？抑或，仅仅因为无从逃离，人们就要放弃批判的距离，进而以嘲笑或讽刺、冷漠或欢腾的姿态遁入这命定的结局？
风险处境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化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在风险痛苦方面存在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在国际尺度上，这时常出现在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的交叠之处。世界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紧挨第三世界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而居，生活在其大烟囱之下。“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明镜》）即印度博帕尔的毒气泄漏事故，让全球公众意识到了这一点。有风险的产业被转移到了低人力成本的国家，这并非巧合。极端贫困和极端风险总是系统地“相互吸引”。风险分配的编组站特别偏爱位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的小车站。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相信，责任重大的扳道工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落后地区的失业（！）人口对（创造就业的）“新”技术具有“更高的接受度”。
物质生活的悲惨处境和对风险的罔顾常常是同时发生的，这在国际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清楚。“斯里兰卡人在使用杀虫剂时显得粗心大意，有位德国发展专家这么报告：‘那里的人徒手喷洒DDT，弄得满身都是白色。’”安的列斯群岛的特立尼达（120万居民）单单在1983年就总计报告了120例杀虫剂致死事件。“有位农户说道：‘如果有人在喷完杀虫剂之后没有感到不舒服，那就说明他还喷得不够。’”（《明镜》，1984年第50期，第119页）
在这些人面前，复杂的化工设施及其有气势的管道和储罐就是宝贵的成功标志。相比之下，其中蕴藏的死亡威胁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在这些人眼中，化工企业生产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首先意味着把他们从物质的贫困中解放了出来。过去几年，化工产品的使用让粮食产量提高了30%，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提高了40%。这是“绿色革命”的前提条件，受到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系统支持。每年“有几十万吨的杀虫剂被喷洒在……棉花地、稻田、烟草和水果种植园”（出处同上，第119页），但相比于触手可及的产量提升，这一事实只好退居其次。可见的饿死威胁与不可见的毒死威胁相互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同物质上的悲惨境遇作斗争所体现出的理所当然最终获得了胜利。如果没有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土地的产出就会下降，昆虫和霉菌也会带来相应的损失。有了化学品的帮助，处在边陲的穷国就可以建立起属于它们自己的粮食储备，并减少对工业世界权力中心的依赖。那里的化工企业加强了这一印象，它们坚持独立生产，以避免代价不菲的进口。抗击饥饿并争取自主权—这一斗争竖起了一块盾牌。在盾牌的背后，难以察觉的风险被压制、淡化，并因此而被放大、扩散，最终通过食物链回到了富有的工业国。
安全保障的相关规定才刚刚起步，就算已经初步具备，也常常是一纸空文。乡村人口通常缺乏读写能力，更别提购买防护服了。他们对工业怀有“天真幼稚”的想法，这让企业的管理层意外获得了大量机会，给自己处理风险的方式贴上合法的标签。在具备风险意识的工业国，这简直不可想象。管理层会在明知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公布严格的安全规章要求遵守。借助这种方式，他们维持了自己的清白形象，把事故和死亡的责任归诸当地文化的风险失明症。他们对此感到心安理得，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损失。一旦真的发生灾难，穷国混乱的司法，盘根错节的利益，都为以淡化和模糊为取向的政策提供了机会。只要有选择地界定问题，就可以限制毁灭性后果。生产条件只要脱离了合法约束就会显示出它的经济实惠，这对工业巨头充满了吸引力。这样的生产条件，只要和国家自身的利益（克服物质贫困、争取独立自主）相结合，就会构成最具威力的混合爆炸物。饥饿这个魔鬼，会被风险激增的“别西卜”所制服。
极其危险的风险产业被转移到了地处边陲的穷国。发达的风险产业所释放的破坏力，把恐惧施加在第三世界的贫困之上。接下来，印度的博帕尔和拉丁美洲国家会用图片与报道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
世界上最肮脏的化工城坐落在巴西……由于酸雨的侵蚀，贫民窟的居民每年都不得不重修他们的瓦楞铁屋顶。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人身上就会出疹子，像是巴西人说的“鳄鱼皮”。
受影响最重的是维拉帕里西的本地居民。这是一座拥有一万五千人的贫民窟，其中多数人只能住在不起眼的灰石小屋里。这里的居民甚至在超市里兜售防毒面具。多数孩子患有哮喘、支气管炎、鼻喉病或皮疹。
在维拉帕里西，靠嗅觉认路并不是一件难事。某个角落，一条开口的排污管正在冒泡，另一处地方，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在流动。烧焦鸡毛味是钢铁厂的标志，臭鸡蛋味则是化工厂的标志。当局安装的排放计量表，在1977年即运行一年半之后就失灵了。显然是因污染太多而“爆表”了。
维拉帕里西作为全世界最肮脏的化工城的历史开始于1954年。当年，巴西石油公司选中这片沿海湿地作为其精炼厂的厂址。随后，巴西的钢铁巨头圣保罗钢铁公司、巴美合资的磷肥厂也很快到来。紧跟着的是一批跨国公司，如菲亚特、陶氏化学和联合碳化物公司。
这是巴西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军政府吸引外国企业在那里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就在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召开的1972年，巴西规划部部长保罗·韦洛索还在自吹自擂：“巴西承担得起污染的输入。”巴西唯一的生态问题是贫困，他这样宣称。
巴西石油公司的发言人说道：“当地主要的致病因是营养不良、酒精和烟草。”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老板保罗·菲格雷多对此表示赞同：“他们从库巴唐过来时就已经生病，一旦病情加重，就怪罪到我们头上，真是蛮不讲理。”两年前，圣保罗州州长开始尝试改善库巴唐的空气质量。他辞退了十三名渎职的环境署官员，并利用计算机监测排污。但是，对环境违法者而言，数千美元的罚款仅仅是隔靴搔痒。
灾难发生在今年的2月25日。巴西石油公司的疏忽大意致使七十万升原油泄漏，流到了一处贫民窟所在的湿地。不到两分钟，熊熊大火就吞噬了这片贫民窟，五百多人因此丧生。人们甚至没有找到幼童的尸首。“大概是在大火中烧没了。”一位巴西官员说道。（《明镜》，1984年第50期，第110页）
飞鸟从空中坠落。水牛、奶牛及土狗横尸街头和田地，在炎热的印度中部，不出几个小时尸体就会肿胀起来。到处都是窒息而死的人，身体蜷曲，口吐白沫，痉挛后的双手抠在土里。截至上周末，类似的死亡已达三千例，新的遇难者还在不断发现中：当局已经停止了统计。两万居民可能因此失明，多达二十万人受伤。
从周日晚上到周一凌晨，博帕尔市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浩劫。有毒雾气从一家化工厂泄漏，像裹尸布一般厚厚地覆盖住了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雾气最终消散，其令人作呕的腐败甜味早就弥漫开了。在和平的背景下，城市成了战场。印度教徒把尸体放在火化柴堆上焚烧，每次二十五具。用于火葬仪式的木柴很快就供不应求了，于是改用煤油。穆斯林墓地变得太过拥挤，不得不掘开较早填埋的坟墓，而这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圣诫。一位掘墓工抱怨道：“把两个人葬在同一座墓穴，我知道是一种罪过。但愿安拉能饶恕我。我们甚至一次埋葬三四人或更多。”（出处同上，第108—109页）
与物质上的贫困不同，第三世界在风险上的贫困化也会传染给富有者。风险的急剧增长使世界社会收缩成危险共同体。富国试图借产业转移来摆脱风险，但同时又在进口更为廉价的食品。经由这一途径，回旋镖效应也向富国发起了反击。杀虫剂附着在水果、可可豆、饲料和茶叶上，返回了它高度工业化的老家。由于极端的国际不平等，也由于世界市场的互联，边陲国的贫困区已经挪至富国工业中心的家门口。穷国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污染滋生地，这种污染就像拥挤的中世纪城镇里的穷人传染病，它甚至不会放过世界共同体的那些富有街坊。
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不平等既互相重叠，又互为条件，其中的一种不平等可以制造另一种不平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为风险的生产提供了坚不可摧的防护墙和辩护理由。因此，我们必须精确地区分风险在文化及政治上的馈赠和它在事实上的扩散。
所谓阶级社会，是指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见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各阶级跨越一切隔阂的主要关注点。在阶级社会中，构成相互对峙的是饥饿和富余、有权和无权。悲惨不需要自我确认。悲惨就是事实。悲惨具有紧迫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直接对应着财富和权力在物质上的显著性。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的明确性等同于可视文化的明确性：面黄肌瘦对照肥头大耳，豪华建筑对照简陋茅舍，华冠丽服对照青衣乌帽。
这些可感可触的明确属性在风险社会不再有效。可见之物处在不可见的危险的阴影之下。脱离感知的事物不仅不再是虚幻的，反而成了更高阶的危险现实。具有紧迫性的需求与已知的风险因素相角逐。但在风险的主宰之下，稀缺和富余的可见世界变得越来越黯淡。
不可感知的风险在和可感知的财富的赛跑中不可能获胜，然而，可见之物不会和不可见之物赛跑。悖谬的是，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可见的风险将会赢得赛跑。
对风险的忽视总是以消除可触知的需求这个理由而为自己辩护—事实确实如此（看看第三世界吧！）。这成了风险和危险得以生长、开花和繁盛的文化政治土壤。阶级社会、工业社会或市场社会的问题，与风险社会的问题相互交叠、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依照权力关系和参考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总能获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成了最后的赢家。显而易见的需求压倒了对风险的感知，但也仅仅限于感知，而不是风险的现实影响；被否认的风险反倒成长得又快又好。在社会生产（以化工产业、核反应堆技术、微电子学和遗传工程的发展为特征）的某个特定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和冲突之优势地位，以及风险社会的不可见属性，都不再是风险脱离现实的证据；恰恰相反，它们甚至成了风险社会生成的动力，从而也就是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证据。
这就是我们从第三世界学习到的教训：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相互交叠、相互加强。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富裕工业国的行动和思考。确保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依然享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失业威胁受到大肆渲染，以便使规定的排放标准留下诸多漏洞，或在执行上有所松懈，抑或为了不让人追踪到食品中的有毒残留物。出于经济后果的考虑，有毒物品的完整组列没有得到登记。这些有毒物品因为不见于法律条文，反倒可以自由流通。在此期间，同环境风险作斗争甚至成了一个繁荣的产业分支，这个产业确保了德国数百万人的稳定工作（太稳定了）。只不过，其中的矛盾依然受到了掩盖。
与此同时，以界定为目标的风险“管理者”挥舞着斧子，早已跃跃欲试。他们污蔑风险指证者为“杞人忧天”，说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有人描绘了风险，却被看作“未经证实”。有人证明了风险对人和动物的影响，却被称为“虚张声势，夸夸其谈”。风险管理者声称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以便摸清状况，采取适当措施。只有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才能为进一步的环境保护创造先决条件。他们恳求公众信任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理性迄今为一切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反之，对科学的批判、对未来的焦虑，总被污名化为“非理性主义”，被看成一切弊病的真正根源。风险之于进步，就像船首的波浪之于航行中的船只。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默默忍受。以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为例，可以说，德国每年都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有毒物事故和某些小灾小难（鉴于德国的安全技术，这些都是极端小概率事件），诸如放射性物质或核废料泄漏之类，依然拥有大把的活动空间。
这种解释就算占据上风，也无法掩盖它日益脱离现实的事实。它的胜利得不偿失。这种观点会在它流行的地方制造出它所否认的事物，亦即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那里不存在慰藉，那里只有不断增长的危险。
因此，正是在否认和缺乏感知的情况下，全球风险处境的客观共同体形成了。在各种利益的纠缠之下，风险越来越成为现实并构成威胁，超越了社会的区隔和国家的边界。在由漠不关心筑起的高墙背后，危险肆无忌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文明风险的日益增长，人们还能维持一派和谐的景象。正是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形成了。它们并不依附于原先的阶级社会图式。确切地说，它们首先源自发达市场社会的风险之两面性：风险不仅仅是风险，它也是市场机会。随着风险社会的发展壮大，风险的受害者和获益者之间的对立在扩大。与此相似，知识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断突显，它对媒介的支配也在扩大—不仅要创造知识（科学和研究），也要传播知识（大众媒介）。就此而言，风险社会也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于是，新的对立在风险界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
是清除风险还是买卖风险，是生产风险界定还是消费风险界定，其中的种种张力贯穿在社会行动的各个领域。“界定之争”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此。这场争论围绕着风险的规模、等级、紧迫性等问题而展开。 在确立可接受水平的过程中 ， 受影响的人数即病人或受害者的人数会相应地产生波动 。 通过勾画因果关联 ， 相关企业和职业就成了众矢之的 。 政客和政治系统则坚持认为 ， 需要为事故和损害负责的是个人而非系统 。 借助这种方法 ， 他们减轻了自己的压力 。 而在另一边 ， 风险界定的观察家接手相关工作 ， 扩大了他们的市场机会 。 还有诸如药剂师这类人 ， 他们在两头忙碌 ， 先让人不舒服 ， 然后又让他们吃药 ， 以便治愈继发性病症 （ 如过敏药 ）。
围绕风险开发的市场拓展，总是在揭示风险和隐藏风险之间举棋不定。作为其结果，最后没有人知道，“问题”是否就是“解答”，抑或反之？谁从中获益？在哪里揭露或掩饰经因果推断而得出的始作俑者？有关风险的流言蜚语是否代表了一场被移植的政治剧，它在现实中却另有所图？
与财富不同，风险造成的两极分化通常都是局部的。换言之，只要风险还未充分展现，这种两极分化就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毕竟风险也会带来利益。然而，一旦危险因素开始增长并进入人们的视野，各种利益和差异也就烟消云散了。风险迟早会带来威胁，这反过来使它所捆绑的利益受到削弱和瓦解。由于危险不断增多，风险的共同体穿越各式各样的利益，转变成了现实。就此而言，在风险之痛的“帷幕”（无论其涵盖范围）下，在一切对立的背后，共通性开始形成了。为了阻止各种危害（源于核能、有毒废弃物或显而易见的自然破坏），隶属于不同阶级、政党、职业和年龄群的成员在市民团体中组织了起来。
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的危险共同体，但这类共同体的政治承载力还有待观察。现代化危险日益加剧，逐渐普遍化，因而终结了余下区域的未卷入状态。就此而言，风险社会（不同于阶级社会）开始展现出一种倾向，即全球风险处境下的痛苦遭遇会客观地趋于一致。粗略地说，朋友和敌人、东方和西方、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黑人和白人、南半球和北半球等，全都处在激增的文明风险的同等压力之下。风险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这么说还远远不够。风险社会包含了一种足以冲破边界的草根民主式的发展动力。人们由此被迫共同进入文明自陷危机的统一局面。
就这一点来说，风险社会掌握了新的冲突和共识之源。消除短缺被清楚风险所取代。但相关的自觉意识和政治组织形态依旧乏善可陈。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所引发的威胁动力，瓦解了民族国家、军事联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当阶级社会还在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组织的时候，风险社会已经催生出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终只能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文明自陷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实现。这让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显得更为真实，至少是更具紧迫性。19世纪的人们不得不学会服从工业社会和雇佣劳动的条件，否则可能面临生计无着的惩罚。同样地，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处在文明浩劫的阴影之下，也要学会共处一桌，消除隔阂，为文明自我招致的危险寻找解决方案并加以贯彻。光是在今天，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如果要让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实际意义，我们只能依靠多边协商和国际协议。相应地，这种解决方法也有赖于跨越军事同盟的会议和协定。核武器储备造成的威胁让东西方两个军事阵营的人都深感忧虑，毕竟核武器的破坏力不堪设想。这种状况引发了“危险共同体”的形成，诚然这个共同体的政治承载力还有待证实。
我们意图从那不可名状的恐惧中至少抽取出某种政治意涵。但这种尝试无法掩盖以下事实：这些新近生成的、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迄今仍高悬在政治和组织的真空之中。这个共同体不仅和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构成对立，也同工业社会中主流的党派组织和利益集团形成冲突。法团社会的丛林没有为这类跨越群体的全球风险留下座席。法团社会中的每个组织都有它自己的委托人和“社会背景”（由对手和盟友组成）—这些人是组织需要去发动并加以争夺的对象。危险处境的共通性也让利益集团的多元结构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它打乱了经协商和切磋以达成妥协的传统惯例。
危险不断增长，但在政治领域，危险并没有被转变成预防性的风险管控政策。这才是事实。不仅如此，就连哪一种政策或政治制度适合用来应对这种局面也没人知道。风险固然不可把握，与此对应的共同体则更难理解。这样的共同体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愿景。由于这种差距，政治职能和政治制度乃至相关观念的真空地带在此形成了。一方面，有关如何在政策上应对危险的问题悬而未决；另一方面，付诸行动和政策的吁求一直在高涨，这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那就是政治主体的问题。讨论19世纪阶级社会的理论家，当然有理由选中无产阶级。但这种选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日都有其困难之处。围绕无产阶级的假设在社会和政治上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正因为太相符了，这个假设反倒可能被逆转。劳工运动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削弱了工人原先的先锋队角色。他们作为既有成果（不断遭未来侵蚀）的维护者，更甚于作为政治想象的源头。正是这种政治想象，致力于搜寻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之解决方案。
阶级社会的政治主体是无产阶级，风险社会的对应物却只剩所有人的痛苦。这些痛苦或多或少来自近在咫尺的巨大危险。排除危险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让所有人负责，等同于没人负责。除此以外，也没有人敢为此使上全力，因为他们还要为各自的工作而奋斗（抑或各自的收入、家庭、小屋、汽车、业余爱好、休假计划等。如果连这些都保不住，那么不管有毒没毒，这个人都会陷入困境）。因而，下列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触摸不到的所有人的痛苦究竟可以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吗？“所有人”是否具有政治主体的潜力？由危险处境的全局性推断出政治意志和行动的共同体，这是否显得过于莽撞和轻率？全局性和所有人的痛苦难道不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以便让人忽视或误解问题的情境，从而把问题转嫁给别人？这不就是替罪羊设想的根源所在？
在由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中，即便政治表达问题悬而未决，政治后果问题暧昧不清，共同体的性质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概括说来，两种类型的现代社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与平等理念联系在一起（从“机会平等”到各式社会主义社会模式）。风险社会与此不同。风险社会对应的规范蓝图是安全，这也是风险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之所在。“不安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取代了“不平等”社会的价值体系。就社会变革而言，平等的乌托邦拥有大量实质而积极进取的目标，反之，安全的乌托邦则极其消极而保守。根本而言，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不再专注于获取“好”，而是极力避免最坏。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个人想要也应当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目标却是每个人都应当免受毒物之害。
在基本的社会形势方面，两种社会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人们在社会形势中生活和融合，并受这种处境的推动，时而分裂，时而联合。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归结为：我饿！反之，风险社会所触发的运动可以表述为：我怕！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标志着社会意义上的新纪元：焦虑型团结逐渐形成并构成了一股政治力量。然而，焦虑的凝聚力如何起作用仍有待研究。焦虑共同体的承载能力如何？它释放了什么动机或行动能量？由焦虑者构成的新型团结共同体如何运作？焦虑的社会性力量能否打破个体的功利计算？由焦虑引发的危险共同体具有怎样的妥协能力？它会组织成哪种行动样态？焦虑会把人赶向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或盲目狂热吗？焦虑从未构成过理性行动的基础，但这一假设会失效吗？焦虑有可能（毕竟不同于物质需求）构成政治运动那摇摇晃晃的基础吗？焦虑共同体有可能被负面信息的稀薄气流吹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