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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都是为“发现”而航行的探寻者。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见到满载文物归来的斯文·赫定，老师李希霍芬问：“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当然不会忘。”学生满脸堆笑地回答，“不过，老师和俄国佬似乎都没有错。”
“何以见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师呆住了，他那蜘蛛网般的皱纹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像遇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学生慢条斯理地说：“发现楼兰是我的意外收获，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罗布泊的准确位置。当我这次进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时，在孔雀河古河床有了意外的发现。这条古河道宽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床足以证明塔里木河在历史上曾向东注入孔雀河。我们在古楼兰城南的罗布荒原进行水准测量时，发现那里地势低洼，从而推断出塔里木河是经过这片洼地，最终注入古罗布泊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为东南流向，注入了俄国佬所说的喀拉库顺。”
稍加停顿，学生接着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罗布泊在楼兰城南的河湖与喀拉库顺之间南北游移，它是个‘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约1500年。”
听到这里，老师摇摇头，口里嘟囔着：“怎么可能呢？”
学生又说，我预测，喀拉库顺很快就会干涸，塔里木河必将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罗布泊。
老师再也无话可说，尽管他心中有一万个不甘，但自己毕竟年近70，实在没有能力前往罗布泊进行实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归来后，将自己深入探察的实践上升为严谨踏实的理论，形成了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他还趁机痛打落水狗，对科兹洛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鞭挞。
如千流归入了大海，如群鸟飞进了巢穴，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战就这样骤然停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全线后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应邀前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就罗布泊最新考察成果发表了演讲。会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Petr Semonov Tian-Shanskii）设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国地理学家作陪，宴会气氛轻松而热烈，再也无人质疑他的结论。同年12月，他又应邀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仍是罗布泊考察的新进展。他分明看见，那位曾经质疑过自己的英国学者，在台下洗耳恭听。
殊不知，他的预言居然在数年后变成了现实。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使得原来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的河流，改道东去，突破铁门堡一带的堤岸，汇入孔雀河，最终注入了罗布洼地，形成了现代的罗布泊。
七年后，正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这一消息，欣喜若狂，认定自己的“游移湖”理论已被证实，立即派出瑞典方队员赫默尔（David Hummel）和中方队员陈宗器勘测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罗布泊。据他们于1931年完成的实测地图显示，当时的罗布泊平面呈葫芦状，西岸位于东经90°以东20公里处，东岸位于90°45′附近，湖泊总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
必须指出的是，斯文·赫定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后的罗布泊上，从而忽视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来，沙雅县的女巴依（bay，维吾尔语意为“财主”）阿西罕·阿吉，为了给自家的12000头羊兴建草场，在穷买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拦河筑坝，结果造成河水改向东流，冲入了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显然，这次河流改道是人为因素。
尽管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反对者认为无论塔里木河如何变迁，终点湖都在罗布洼地，罗布泊从未变迁；但毕竟，“游移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推断，因为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稳，南北摆动而造成下游湖泊游移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更不容置疑的是，汉代的盐泽、元代的罗布泊和大清地图标注的罗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汉代的盐泽相当于今天的罗布泊，元代的罗布泊相当于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图上的罗布泊应该是若羌县北部的阿拉干湖。
如两声平地惊雷在耳边炸响，令此前埋头旧纸堆的东方学者们震惊不已。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汉堡召开，由各国东方学家组成的“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国家西域考察委员会。西域迅速升温为世界考古与探险的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考古话题，并幻化为许多探险家永远不变的地平线。
同一年，他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从此，斯文·赫定——这个在瑞典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人，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将人生的目标全部倾注在对中国的探险事业上，以至于终生无暇娶妻。他曾无比骄傲地宣称：“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个听到这句宣言的中国人反而感到脸红。因为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抚魏光焘，为强化新疆与河西的联系，派副将军郝永刚、参将贺焕汀、都司刘清和，对敦煌经罗布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进行了探察，绘制了《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这幅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绘制的地图，不仅标明了玉门关、阳关通向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清楚地标明了一座古代城址。可惜，郝永刚等人不是考古学家，并不知道也不会深究这座古城是历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样的考古与学术价值，自然也就没有为这座古城命名。更遗憾的是，这幅珍贵的地图，一直沉睡在清宫高墙之内。大清统治集团现代地理、考古知识的极度贫乏，使得他们十分缺乏对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清末时局的混乱所导致的信息闭塞，又使得中国学术界被完全隔离在这场学术竞争之外。就这样，楼兰——大漠深处的“梦幻之都”，错过了与中国学术界邂逅的机遇，中国随之也与楼兰冠名权失之交臂。
于是，楼兰古城的发现权，只能属于外国人——斯文·赫定，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