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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清光绪二年（1876）的一个午夜，黛色天幕上白云依稀可见，小叶白蜡树影矗立成端庄的剪影，远处传来几声清晰的犬吠，窄窄的街道空无一人——今晚斑驳的月光、恍惚的油灯连同新疆（Sinkiang）北部小城伊宁（Kulja），属于一名俄国人。
他叫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时年37岁，一头卷发，一身戎装，留着俄式胡须，两道浓眉下镶嵌着一双桀骜不驯的眼睛。他出生于白俄罗斯（Belarus）贵族家庭，16岁应征入伍，22岁考入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因爱好地理考察被推荐为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会员，24岁担任中尉，退役后来到波兰华沙军事学院教授地理。
他之所以成为俄罗斯19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主要基于两点品质：一是勇敢无畏。他认定，探险家必须拥有亡命徒的气概，否则只能像一介书生那样待在古籍里。前往青海湖途中，探险队遭遇了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匪徒，向导建议赶快回头，但他对六名探险队员说：“我们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战死，要么前进。眼下的处境很危险，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土匪的怯懦上。”探险队持枪前行，土匪果然退却。二是心无旁骛。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中亚（Central Asia）探险事业，终身未娶。他宣称：“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
普尔热瓦尔斯基像
世上许多事情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就是真相。尽管他头戴探险家桂冠，说得比唱得还动听，但我不得不披露一个残酷的事实：作为一名退役军官，他来新疆探险的主要目的，是受俄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委托，绘制军事地图。俄国对积贫积弱的大清一直虎视眈眈，同治三年（1864），已经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巴尔喀什湖（Balkhash Lake）
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而新疆的其他部分无疑也在其侵吞计划之内。俄国的一贯做法是，在占领任何觊觎已久的土地之前，派遣商业间谍和探险者以双重身份进行踏勘。据说，他们画的地图精确度极高，不放过每一条细小的河流，每一处移动的沙丘，每一个几户人家的村落。普尔热瓦尔斯基多次深入大清的蒙古
、青海
、西藏
，尤其是新疆，广泛考察上述地区的地形、气候、矿藏，还提出过一份对大清作战以及在喀什噶尔（Kashgar）
展开军事行动的报告——《关于对华战争新设想》。总而言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间谍。
不知为什么，这名“间谍”对西藏分外痴迷，历次“探险”都把拉萨（Lhasa）
作为目的地。但极具宿命色彩的是，除一次受阻于距拉萨230公里的小镇，只得直接派信使向达赖喇嘛
陈情，并被对方坚拒外，他的一切探险成就都与西藏毫不相干。他在探险界的名声主要与罗布泊（Lop Nor）
的位置有关，其次就是发现了后来被俄国沙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说起来，这是他第二次闯入大清了。六年前，他从恰克图（Kyakhta）
出发，经库伦（Kulun）
来到北京，为紫禁城的东方气度所深深陶醉。离开北京后，他经呼伦湖（Hulun Lake）
、包头（Baotou）
、鄂尔多斯（Ordos）
，辗转抵达“鸟的天堂”——青海湖。那触目可及的大雁、天鹅、丹顶鹤，那不绝于耳的鸟鸣，那随处可捡的鸟蛋，让自称“业余生物学家”的他流连忘返。此后，他向南深入柴达木盆地（Qaidam Basin）
，继而登上了巴颜喀拉山（Bayan Har Mountains）
，成为向黄河和长江上游挺进的欧洲第一人。他本想前往魂牵梦萦的拉萨，但是不仅经费所剩无几，而且时令进入冬季，雪域高原已经大雪封山，他只得带着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回国后，他将这次探险整理成游记《蒙古，党项人的国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游记的出版在欧洲引发轰动，他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名人。
这一次，他没有舍近求远，而是从中亚直接进入天山北麓的伊宁。入夜后，客舍的油灯仍未熄灭，他一心一意地研究起500年前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此行的目的地仍是西藏，但他准备先去塔里木河（TarimRiver）
、丝绸之路（Silk Roads）古城以及烟波浩渺的罗布泊。
他清楚，如果顺利抵达那里，他将是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考察罗布泊的西方人，一个崭新的记录就将诞生。想到这里，他那疲惫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寂寞难耐的长夜顿时也变得可堪玩味起来。那恍惚迷蒙的灯光，如盛开的昙花。
第二天，他和考察队员带着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Ataman）
护卫，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危险而艰辛的途程。他们沿伊犁河（Ili River）
谷地前行，翻越天山，进入了新疆南部小城库尔勒（Korla）
。
但是，一进南疆，他就遇到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