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中国不该愤怒吗？

国家的尊严比安全更为重要，比命运更有价值。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到中国人最后阻止长达半个世纪的盗窃风潮为止，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等世界级探险家从楼兰及其他沙埋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画、手稿、塑像等文物，可以说数以吨记。

使中国人民怨声载道，令中国学者怒火满腔，也让笔者捶胸顿足的是，按照英国作家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中的说法，这些文物今天至少分散在13个国家的40多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其中一部分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还有一部分因管理不善已面目全非。尽管这位英国人有着世界学者的良知，但这本书完成于1935年，当时信息还相当闭塞，因而他提供的数据与事实相去甚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期提供的数据，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这还不包括各国私人收藏的几倍于此数字的中国文物。

收藏中国文物的“冠军”，是老牌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仅大英博物馆就藏有中国文物2.3万件，其中就有斯坦因从楼兰古城、米兰佛寺、吐鲁番、尼雅及敦煌盗走的文物；大英图书馆藏有部分楼兰皮革写卷和木牍文书；剑桥大学费茨威廉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皇家苏格兰博物馆也是收藏中国文物的大户。

屈居“亚军”的，是与“英吉利”一起闯进圆明园的另一个“强盗”——法兰西。卢浮宫 藏有中国文物3万件以上。法国国家图书馆仅盗取的敦煌文物就达1万多件，多数乃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所为。吉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又名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达数万件之多。

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德国在收藏中国文物方面丝毫不落下风。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等人从伯孜克里克 千佛洞、克孜尔 千佛洞锯下的精美壁画，多数收藏在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和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中。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等处也藏有大量中国文物。

俄国探险家克莱门茨(D.A.Klementz)、奥登堡、科兹洛夫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黑城等地盗走的中国文物，多数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如果您想读懂西夏文，只能前往俄国查阅世界仅存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具有“菊与刀”双重性格的日本，表面上看不起他的文化母体中国，私下里又拼命收集中国文物。他们的一千多座博物馆里都收藏着中国文物，数量达几十万件。探险家橘瑞超盗走的楼兰文物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中。

化学家诺贝尔和影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故乡瑞典，尽管只有一千万人口，但得益于斯文·赫定、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世界级探险家，也收获了大量中国珍品。读者如果有幸前往斯德哥尔摩，请到瑞典东亚博物馆一睹楼兰文物和仰韶文化（以河南仰韶村出土的彩陶和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熠熠风采。

印度、韩国是西方文化掠夺的受害者，但因为曾经匍匐在殖民者脚下，如今印度国家博物馆仍藏有斯坦因偷走的敦煌、楼兰文物，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也藏有橘瑞超从楼兰带走的藏品。

作为经济与文化上的后起之秀，美国又岂能甘居人下。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藏有大量中国文物。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弗利尔艺术馆有一半收藏品来自中国。中国文物收藏者名单里当然也少不了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的女婿——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粘下的26幅敦煌壁画，连同用区区7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得到的328窟盛唐彩塑供养菩萨（bodhi-sattva，菩提萨埵的略称，意为求道求大觉之人、求道之大心人，观音、文殊、普贤、地藏是大乘佛教四大菩萨）像，就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里。兰登·华尔纳的同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霍勒斯·杰恩（Horace Jain）带走的文物，则放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兰登·华尔纳揭取壁画的方式极其原始、拙劣与粗暴，导致他剥离后的壁画完全破碎，敦煌壁画受到了空前绝后的严重摧残，因此，他与其服务的哈佛大学一起，被觉醒后的中国人民钉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耻辱柱上。我想，所有心怀梦想进入或者已经有幸进入哈佛这座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孩子们，有机会都要去福格艺术博物馆，瞻仰一下本该静静地躺在中国敦煌的那些文物，并牢牢记住中华民族这个醒目的伤疤。

可以说，正是楼兰、西域以及中国文物的吸引，许多西方国家才成立了专事考古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许多西方大学才开设了研究考古及相关国家语言的独立学科，如德国许多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梵文、汉语等专业，哈佛大学依托福格艺术博物馆开设了博物馆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都设有东方语言学专业，法国成立了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巴黎大学甚至专设了中国学院，中国吐火罗语（Tokharian）研究第一人季羡林就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教授(Sieg)掌握吐火罗语的；从事探险和考古在西方成为一种风潮，大量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文物家应运而生；许多国王和实业家给了以收集文物为目的的探险家们以巨额资金支持，如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德国军火大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ied Krupp）。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为了安置从世界各地搜刮来的文物，开始大量兴建博物馆，法国甚至将王宫卢浮宫腾出来安放藏品。据统计，如今美国有博物馆8000余座，德国有6200多座，法国、日本各有5000多座；拥有800万人口的伦敦有博物馆250多座，平均3万人一座；而人口只有100万的斯德哥尔摩有博物馆105座，平均不到1万人一座；西方各个发达国家，平均10万人左右就拥有一座博物馆。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仅有博物馆300多座；发展到今天，全国博物馆数量仍未超过平均300万人一座，况且许多博物馆的古代藏品少得可怜，与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严重不符。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来自五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玛雅、中国——特别是西域的文物，欧洲数千座建于上世纪初的博物馆，可能只有从希腊、罗马城墙和哥特式建筑上拆下来的几块砖吧！

而“拿走”这些中国稀世珍宝的人，对于自己的强盗行为反而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尤其是派遣他们并为他们提供探险经费的政府和文化机构，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这些人奉为英雄，授予称号、勋章与爵位，说他们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中亚和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伟大发现。撇开当时的中国人为何允许他们带走这些文物，也撇开当时的官员因为愚昧或受贿的原因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不说，我只想说，在今天所谓的中国文化人中，并不是完全没有西方国家的同情者。至于这一小撮人是如何被探险者“表面”的理由和“伟大”的发现所蒙蔽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种声音认为，历史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应该存放在一个最有利于其保护的地方，而不应该纠结于国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文物其实并不仅仅是人类先祖留下的遗物，它记载着一个民族文明演进的历程。每一件文物都是这个漫长历程中的一个篇章、一个段落、一句方言、一个音符，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抹去的文化基因、伦理基点和思想坐标。对于他国来说，这些文物或许只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著书立说的研究对象，但对于所属国来说，却是无法替代的有形遗产、文化家谱和精神寄托。

时过境迁，如果这些壁画、塑像、手稿及其他文物仍存放在原来的地方，而没有被西方文物大盗整个地锯下、成箱地运走的话，那么其中还有多少能够幸存下来，读者自己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另外，我还忍不住设问这些曾经派出探险家的国家：对于永久地剥夺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这件事，无论当时的西方探险者提出的“拯救”遗产的动机如何“合理”，如今您还这样心安理得吗？如果你们国家像伊拉克、埃及、阿富汗一样偶然发生了战争和动乱，您能允许别国探险家前去锯下你们的壁画，搬走你们的雕塑，运走你们的博物馆吗？ i5XUZfQHk85dSWwJfNa6oXBsMOmLGmCWoMkc8vewa76GvjTsEw5H0I2xeOHa5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