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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已经使人认为你可恶之至的时候，无论你怎样的改头换面，也还是原形毕露，而且你的遭遇可能就和蛇一式一样。
——克雷洛夫（Krylov）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楼兰，他就是在盗掘中国文物竞赛中一直领先的斯坦因。他于1909年1月返回伦敦时，共带回了93个装满珍贵中国文物的箱子。对中国文物近乎疯狂的掠夺，为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他先是被授予“印度帝国骑士”（C.I.E.）称号并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的接见，继而被乔治五世封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K.C.I.E.）。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与剑桥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匈牙利吹捧他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就连那位帮了他大忙的蒋师爷，也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奖励：当上了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汉文秘书。就在这一年，英国媒体评选出影响世界的15位世界探险家，斯坦因、斯文·赫定赫然上榜。斯坦因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行踪，都以电报文字出现在《泰晤士报》上，并成为伦敦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在授勋的场合，他也没有忘记楼兰。他在日记中说，由于气候原因，自己对楼兰的挖掘是不彻底的、不充分的，范围也划定得小了一些，因此一定要再去楼兰。
斯坦因拍摄的米兰大寺遗址
时光刚刚溜进虎年——1914年，人们已经嗅到了硝烟的味道。在国内，宋教仁已被刺杀，国民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反袁起义此起彼伏。在国际上，一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杀行动即将实施。混乱的时局，恰恰是探险者掠夺文物的好时机。此时，斯坦因已从印度辗转进入中国。
斯坦因刚从和阗到达若羌，就收到了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一封信，说乌鲁木齐（Urumqi）
当局明令禁止斯坦因测量战略要地，而马继业已立即致电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请他与亲英的袁世凯交涉此事。斯坦因深知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因此并未受到这封信的影响，立即率探险队离开若羌前往米兰。在米兰，他将上次考察时未能带走的精美壁画全部剥下，共剥得壁画十一块，然后装上背垫，放进六个大箱中。等他干完这些事，马继业的第二封信也到了，信上说，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已致电新疆省政府令其勿妨考古，还告诉他普鲁士皇家探险队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由于疾病和中国当局的反对，未实现突袭米兰的计划，已于2月底灰溜溜地回到喀什噶尔。
读完来信，他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因为普鲁士皇家探险队的突然撤退，给了52岁的斯坦因独霸丝绸之路的机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无比轻松地感到，已经进入外来干扰和阻挠全都达不到的地方。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我深信单是凡人的力量，不能阻止我对罗布淖尔一带未知地域的考察，也不能挡住我去探寻那条自公元前120年就有军警、商人前往西域的道路……”
2月10日，夜已经很黑，骆驼也不愿行进了，他仍然驱赶着疲惫的驼队，越过连绵不断的台地，迫不及待地抵达楼兰，然后将帐篷扎在高高的佛塔下。
这一次，他扩大了发掘半径，拉长了发掘时间，加大了对民工发现文物的奖励筹码，因而能从容不迫、肆无忌惮地坐享成果。他为了说明这次开掘时间之长，曾不无自豪地说：“驼队的母驼在佛塔下产下幼崽并哺育成长起来，以至于完全不需要别人照顾，就能跟随驼队走出滚滚的流沙。”
由于扩大了发掘半径，加上一个年轻画图员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他们很快就搜寻到了几处古迹。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们在距离楼兰遗址四英里的一座离风蚀地面35英尺高的孤立土台上，发现了一处东汉时期的公共墓地，洞穴中满是古代文物，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有美丽的彩绢、地毡及其他毛织品，有花纹精巧的铜镜，有木制兵器模型，有写在木板纸上的中国文书。而这么多美丽的织锦图案和色彩能重见天日，无疑为纺织艺术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斯坦因继续扩大战果，得意之态，差不多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甚至一脸坏笑地写道：“我们的运气似有神助，接二连三地发现中国古钱、武器、饰物等等，它们好似神秘的路标一样引导着我们。如果迷信的话，我真会以为是那些勇敢、坚韧的中国人的精灵在为我们指路。”
在台地的东北方向，他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堡垒。从布局上看，它应该是汉代的卫戍之所，最典型的标志是那座傲然孤立的烽火台。就在烽火台的北墙附近，他们发现了有纪年的汉文文书，标明这些军人驻扎烽燧的年代为3世纪以后。
就在这个烽燧附近，他还发掘了一处古墓葬。
大肆搜刮之余暇，他利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德国卡尔·蔡司股份公司（Carl Zeiss AG）的地形测量仪器，装模作样地对楼兰古城进行了精确测量，将他去过的楼兰各个遗址逐个编号，从LA编到LT，共20处。LA是楼兰古城，LB是奥尔德克丢失铁铲的佛寺遗址，LC是古墓群，LK是海头……然后把坐标公布给了世界。似乎，世界特别是中国还要感谢他，感谢他“揭开了楼兰文明的全貌”。
期间，他再一次来到米兰。当他踏进那座无比熟悉的废墟，不禁大吃一惊——彩色泥塑的碎片随处可见。为此，他在《中亚旅行记》一书中，公开指责橘瑞超是“一个徒有考古热情而缺乏准备、技术与经验的日本青年”。
楼兰考古遗址图
1915年，当他喜不自禁地发送他的45头满载着壁画和其他文物的骆驼，踏上两个月的旅程前往喀什噶尔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从中国搬走的最后一批文物。
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第十三条规定“凡外国人民，无论用何种名义，不得在中国境内采掘古物”。此法颁布后，中华民国官员与国民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
已被聘为美国哈佛大学荣誉研究员的斯坦因，又一次肩负着美、英两国的利益，于这一年第四次来到新疆。但令他懊恼的是，中华民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取消他的签证，中华民国报纸则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尽管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在中华民国地方官员中有许多关系密切的老朋友；尽管他想尽一切瞒天过海的办法，被允许进入了尼雅废墟，并成功挖掘出包括26枚汉代木简在内的159袋文物。但他此次新疆之行的最终结果是，他所找到的每一件东西必须交由中华民国当局进行检查，特别是他在尼雅获得的少量汉简必须留在喀什噶尔。
1931年春，中央行政院电令新疆省政府：“立将司代诺（斯坦因）押送出境并检查如携有古物及照片等件即予扣留。”一直赖在喀什不走的斯坦因，尽管表现得相当愤怒，反复以外交部并没有取消其护照相责问，还希望在新疆多停留一段时间，但经喀什行政长官马绍武的一再催促，最终于5月18日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喀什，经蒲犁
关卡返回印度。离开喀什前夕，他在给阿伦的信中沮丧地说：“我最后一次跟我最爱的古代遗址道别了，在那里我能触及已亡的过去，只有这最能让我感到自己活着。”
11月21日，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拜访了马绍武，将斯坦因留下的文物全部交了出来，并叮嘱马绍武妥为保管。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驱逐斯坦因并将他搜刮的文物留在境内，无疑是扬眉吐气的事件。但非常离奇的是，如今，人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1931年斯坦因留在中国的那批文物。
紧接着，觉醒的中国人对这只老狐狸永远扎紧了篱笆。从此，他再也未能进入中国，直到12年后在阿富汗荒野里孤独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