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日本和尚

凡是追逐不靠自身而依赖外界才能获得的幸福的人，命运总是和他作对。

——安德烈·莫罗阿（Andre Maurois）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意外成功，恰如绘制了一张消失千年的“藏宝图”，召唤着一批批外国探险家先后光顾楼兰，为揭开楼兰的神秘面纱并顺便抢夺文物展开竞赛。于是，楼兰成为亚洲腹地著名的考古与探险焦点之一。

作为中国东邻的日本向来不甘寂寞。门户开放后，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高调进入日本，对日本传统佛学形成了强大冲击。为此，日本佛教净土真宗（Shin Buddhism） 愿派总寺院——西本愿寺（位于日本京都）先后派出几位僧侣前往欧洲学习，其中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OtaniKozui），也来到英国求学。

求学期间，大谷光瑞顺便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参观了多个欧洲博物馆。他既受到了欧洲学术氛围的强烈感染，也为亚洲腹地的探险与考古热深深吸引，尤其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西域发现遗迹的新闻刺激了他，于是，他主持创建了日本中亚考察队，以调查佛教东渐的史迹为幌子，悍然加入了抢夺大清文物，特别是佛教经卷的行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谷光瑞率队从伦敦出发，经俄国抵达新疆喀什。尽管当时英、日结成了反俄同盟，但英国为了独占新疆与印度的利益，还是对日本探险队设置了重重阻挠。很遗憾，他的首次探险就这样无果而终。

光绪三十四年（1908），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三年后，大谷光瑞再次派出探险队进入西域。考察队只有两人，一人名叫橘瑞超（TachibanaZuicho），出生于名古屋市的真广寺，年仅18岁，像画上的人物，面目清秀，身材瘦小，梳着三七分，穿着日式西装，是本愿寺的小和尚，堪称古今籍载的年龄最小的西域经行者。在大谷光瑞眼里，“橘瑞超像个姑娘似的，前往西域，即使多么残忍的匪贼也不会忍心杀害他”。另一个人名叫野村荣三郎（Nomura Eizaburo），据日本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介绍，他是大谷光瑞所辖寺庙里的秘书（俄国人说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分别是日本海军军官和陆军军官，英国人也认为他们可能是日本间谍）。临行前，大谷光瑞交代两个“弟子”，你们的公开使命是探察佛教东渐的遗址和搜集佛教梵文原典，同时调查内蒙古喇嘛教、新疆伊斯兰教及当地民族奉教状况。就在两个“弟子”出发后的1908年11月，大谷光瑞给身在印度的斯文·赫定发了贺电并邀请对方到日本访问。12月2日，斯文·赫定应邀来到日本京都，当晚就住进西本愿寺。期间，大谷光瑞必然和斯文·赫定谈到，自己的弟子橘瑞超正在中亚细亚旅行，想让他们进入楼兰，怎样才能抵达那里呢？当然，这时的楼兰已经不是秘密，再加上对方的盛情款待，于是客人仔细回答了主人的所有疑问。12月13日，大谷光瑞给身在吐鲁番的橘瑞超拍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楼兰的位置是东经90°、北纬41°。

宣统元年（1909）一月，两位探险队员从吐鲁番出发，经焉耆到达库尔勒。在库尔勒，两人约定，橘瑞超负责考察丝路南道，野村荣三郎负责考察丝路北道。

2月21日，橘瑞超从库尔勒南下若羌。在若羌稍事休整和准备后，他北上进入了罗布泊旧湖畔的楼兰废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探险调查。

据橘瑞超回忆，那是一个寂寞而无趣的清晨，也就是橘瑞超到达楼兰古城的第五天，他组织民工翻遍了斯文·赫定挖掘过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找到几片木简、一些丝织品、麻鞋和一个陶灯外，没有足以让他激动的重大发现。带着些许怅然，揉着干涩的双眼，他再次来到西域长史官衙“三间房”及土塔附近，重新细心地搜索着每一处异常。突然，他发现在一堵土坯墙下部离地面约十厘米的地方，有一道不足两指宽的缝隙。他捡起地上的一段干树枝，伸进很深的缝隙，在一阵紧张的探索性搅动之后，一个被揉皱的纸团随着树枝滚了出来。他把这个纸团小心地铺展开来，发现是几张墨迹清晰、书法优美的汉文文书，它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的楼兰象征物——《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的出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但随之出现了一个到目前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在哪里？王国维等考古专家根据文书中出现的“海头”字样判定，《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应该是东晋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第二大城市海头，也就是斯坦因所标注的距离楼兰50多公里的“LK”古城。对此，橘瑞超并未公开提出异议。然而，橘瑞超于1968年清楚地告诉日本学者金子民雄，称《李柏文书》是在楼兰佛塔附近发现的。为了证实此事，橘瑞超还出示了土塔的照片。

《李柏文书》共有三张麻纸，是一封书信的三次草稿，写信人是进驻楼兰的前凉国西域长史李柏，收信人大概是焉耆王龙熙，时间是前凉建兴十六年（328）五月。当时，西域长史李柏奉命征讨反叛的戊己校尉赵贞，为了取得焉耆王对前凉讨逆的支持，所以李柏在信中对焉耆王表现得毕恭毕敬。

书信第一稿为残纸，只能看清十几个字，饱蘸浓墨，笔画粗重，字体以隶书为主，透出少许行书的意蕴。

书信第二稿长23厘米，宽27厘米，共9行，为当时尚未定型的行书和草书合体书法。书写较第一稿随意，连笔较多，但气势畅达，用笔飞动，分行布白，参差错落，既夹杂着一些隶书的点画，又显露出东晋行书的风貌，还有章草余绪。信中说：“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别□□□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书信第三稿长23厘米，宽39厘米，共12行，此信写道：“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怀思想，不知亲相念便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遣使苻大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此稿用笔尖书写，尽管墨色渐枯，满纸飞白，但古拙老辣，神采飞扬，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试着还原当时的情景：第三张书信写完，那一砚墨也用完了，李柏望着眼前三张墨迹未干的书信，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伸了伸几近麻木的双臂。他似乎若有所思，他也许想到了与他同时代的王羲之，也许想到了焉耆王收到这封信时的表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压根就没有送出去，更想不到这些书信会在千年之后落入外国人之手。

这套出自一人之手但又字体不同的文书，不仅为了解前凉经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魏晋行书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了实物标本，和璧汉玉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此后，橘瑞超沿丝路南道西行，经若羌、和阗、叶尔羌（Yarkand，今莎车），在喀什与野村荣三郎会合，然后辗转到达印度。在印度，他向学界公布了在楼兰发现的古文书，他也因此被推荐为英国地理学会会员。离开印度后，作为奖赏，大谷光瑞陪他游览了埃及、罗马、伦敦的风光，会见了著名同行斯坦因、斯文·赫定。我想，当两位大名鼎鼎的欧洲同行见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和尚时，一定唏嘘不已。是啊，凭着他这副身板，怎能自由出入大漠，怎能从自己翻过数遍的地方捡到珍贵的《李柏文书》？

宣统二年（1910），大谷光瑞发起了第三次西域探险。橘瑞超和英国助手霍·布斯（Ho Buss）从伦敦出发，经俄国，于10月进入新疆。12月2日，他与霍·布斯分手，孤身一人离开吐鲁番，经六十泉进入罗布荒漠。这一次，他在楼兰好像没有取得重大收获，唯一拿得出手的“收获”，恐怕就是在米兰获取了斯坦因前几年发现而未带走的壁画，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破碎了，这些文物后来协商转让给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现存在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内。而他的“损失”可以说是巨大的，一是他得到了恩师大谷光瑞的妻子九条筹子（Kujyo Kazuko） 病逝的消息，二是他的忠实助手霍·布斯在当地患天花死去。

他的精神沮丧到了极点。

事实上，岁月只对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无情，大谷光瑞师徒的厄运才刚刚开始。1914年，西本愿寺执行部卷入疑狱案件，寺院爆发攻击大谷光瑞挥霍浪费、不善理财的骚乱，大谷光瑞无奈地辞去法主职位，变卖了自己的豪华别墅。作为大谷光瑞忠实弟子的橘瑞超也受到反对派僧侣的迫害。次年，橘瑞超随大谷光瑞移居中国旅顺，常常靠变卖西域文物度日，经济分外拮据，生活相当清苦。也因此，探险队西域之行获取的文物，分别流散在了日本、朝鲜和旅顺。失去了资金支持的橘瑞超，从此只能在梦中前往给他带来无尽荣光的楼兰。

难道，这是佛陀对“盗取”楼兰文物的日本和尚的惩罚？ Dt2/gR/dYKa4vxYMOOw0yEbgne1zVTBIUgRrx4GhvLxl8a+MjqS23wYSdlOTgB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