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物大盗

金钱是能让我们去除了天堂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一份护照。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但亨廷顿前脚刚走，一个文物大盗便接踵而至。

他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习惯于西装革履，嘴唇紧闭，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狡黠与坚毅。他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考虑到孩子的发展前途，他的父母让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他从小就无限向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对亚洲的远征，加上受匈牙利人是匈奴后裔这一观念的影响，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他有着无形而非凡的吸引力。

长大后，他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能帮他实现目标的人，并幸运地遇到了两个恩主：亨利·罗林森(Sir Henry Rawlison)和亨利·玉尔(Sir Henry Yule)爵士。其中的罗林森曾把自己吊在悬崖上，荡来荡去地临摹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 留下的1200平方英尺碑铭上的楔形文字（Cuneiform），并释读了那些文字；玉尔则跑遍了欧洲各大图书馆，精心研读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记述，出版了《前往契丹之路：中世纪有关中国资料辑录》和《威尼斯人、先知马可·波罗之书涉及的东方奇闻和王国》。对斯坦因来说，这两位导师不仅慷慨亲切，而且大权在握。斯坦因的学业一结束，两位导师就促成了他前往印度任职的计划。

1888年，斯坦因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

之后的十年，他读到了公元5世纪的《鲍尔古本》，翻阅了赫文·斯定首次考察西域后写成的《穿过亚洲》，也获知了俄国正组织探险队赴新疆探险的消息……这些信息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一个赴新疆探险的计划在他胸中生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呈报给英属印度旁遮普政府的探险计划书中写道：“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英属印度中央政府内务与财政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这是一个极具殖民主义倾向的人，他在同一年给友人的信中谈起了此次考察的目的：“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来说，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底，斯坦因从克什米尔（Kashmir） 启程，于7月20日抵达喀什。这个在考古专业上堪称世界一流的学者，精通匈牙利语、德语、法语、英语、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波斯语、突厥语等数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急需一个翻译。

聚集在喀什的外国考古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一到文物所有权等关键问题上，中国学者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

然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乔治·马卡尔特尼（George MaCrtney，中文名马继业）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并且特别告诉他：“这个人与一般中国学者不同，只要带上他，你的考古一定顺利。”

于是，斯坦因拥有了中国翻译兼秘书——师爷蒋孝琬。

这是斯坦因为蒋孝琬拍摄的照片，他坐在马扎上，一身大清官员装束，两手安放在膝盖上，脸庞清瘦而英俊，嘴角泛着自信的微笑。也许，这份自信的微笑中含有这样的认识：和洋人在一起，自己也成了洋人团体的一分子；一个此前不被关注的小人物，终于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当上了外国人的翻译，终于可以不再对大清官员卑躬屈膝了。

看得出，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与其他师爷一样不缺智慧。而且，这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令人扼腕的人物。他出生于湖南湘阴，是爱国将领左宗棠、外交家郭嵩焘的老乡，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出钱雇我，我为谁卖力，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职业操守与民族良心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

在此后的漫漫旅途上，他显然有些亢奋，话也比往常多，一直喋喋不休地给斯坦因讲述大清官场的办事规则与民间的处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接下来，所有的联络、刺探、劝说之事，都由这位师爷出面。正是他，帮助斯坦因盗走了和阗与尼雅的大量文物。也是他，说服敦煌道士王圆箓将大量经卷卖给了斯坦因。

有了蒋师爷辅佐，斯坦因如鱼得水。两个月后，他们离开喀什，于10月中旬抵达和阗。一个月后，对于阗（khotan） 故都——约特干 遗址展开大规模发掘，获取文物近百件。

志得意满的斯坦因尚嫌不足。他知道，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个名叫尼壤的古城，就在约特干东部不远的地方。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他们冒着严寒，匆匆奔赴尼壤。

在民丰以北70公里处，他们路过一个小绿洲——卡巴克·艾斯卡尔村（又称尼雅村）。斯坦因的驮夫从村里拿回了两块木板。斯坦因惊呆了，作为东方学专家的他马上认出，这是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KushanEmpire）通用的字体，已经失传已久的西域古文字——佉卢文。

几经周折，他找到了木板的持有人易卜拉欣姆（Ibraheem）——一位年轻大胆的磨坊主。这个磨坊主介绍，一年前，他在大麻扎（Mazar） 外的古城破屋中寻宝，找到6块看似无用的木板。他将其中的两块随手丢在路上，另外4块拿给孩子们去玩耍，现在早已毁掉了。

大喜过望的斯坦因，立刻请易卜拉欣姆带路，冒着零下八度的低温，沿着干涸的尼雅河床行进，终于在卡巴克·艾斯卡尔村以北30公里处，找到了木简的出处。遗址位于民丰县城以北100公里处，散落在古尼雅河谷的沙丘链之间，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蜿蜒25公里，东西布展5至7公里。在这片狭长的区域内，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的住宅、墓地、佛寺、作坊、城墙、古桥、栅栏、果园、沟渠、池塘、田地、行道树等250多处遗址。遗址的年代横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最初是精绝国的都城，后来成为鄯善国的边境重镇，它在西域城市中属中等规模，但其他城市都因迁往新址或数度整修而了无踪迹，所以尼雅是残存遗址中规模最大的城郭。

面对这个消失千年的绿洲城邦，面对半埋在沙丘之间的古典建筑，他想到了公元79年8月，亚平宁半岛上的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将美丽繁华的罗马名城庞贝深深掩埋的可怕情景。于是，一个新的名称脱口而出：“沙漠中的小庞贝！”

从1月28日开始，斯坦因一行对这个“沙漠中的小庞贝”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挖掘到佉卢文木牍764件，汉文简牍58件，简牍数量居然超过了以前人们所知的这类文书的总和。他还发掘到大量铜制品、玻璃器皿、水晶饰物、丝毛织物以及具有希腊风格的木雕艺术品，更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捕鼠夹、靴熨斗、弓箭、红柳木笔等，共装了12大箱。今天，这些珍贵文物仍毫无表情地躺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里。

2月13日，发掘已持续了16天，参与挖掘的工人都疲惫至极，加上沙漠风暴的季节已经临近，斯坦因只好带上辉煌的战果，“离开这一幕有希望更富于刺激的地方”。

满载着文物回到印度的斯坦因，开始埋头书写名为《古代和阗》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游记。一天，报端传来了斯文·赫定发现楼兰的消息。这一震惊世界的探险成果，或多或少冲淡了斯坦因心中的喜悦。研究完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他那蔚蓝色的眼睛迥然放射出闪电般的光芒。他认定，斯文·赫定尽管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但毕竟不是考古学家，其志趣主要在于填补现代地图的地理空白，楼兰附近的几座古城还没有被斯文·赫定涉及，那里应该拥有无数的古文物。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备第二次西域探险的费用。

在得到大英博物馆的资助（前提是寻找到的文物必须交给博物馆）后，已经获得英国国籍的斯坦因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开始了第二次西域之旅。为了保证此行“顺利”，斯坦因护照上的官衔被肆意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也是斯坦因在大清考察期间未受到任何阻拦与限制的原因。

经克什米尔、喀什、和阗，他于10月抵达了上次“怏怏而返”的尼雅。很幸运，在上次发掘区域西部3公里的地方，他又发现了一片沙埋建筑遗址，清理出大量的佉卢文、汉文木简。这次发掘持续了14天，收获同样丰硕。

斯坦因的两次发掘，加起来一共30天。整整30天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被一刀一刀凌迟的30天，而对于一个规模有限的古城来说是被一锨一锨掏空的30天。这个千年古城受到了怎样的浩劫，不言自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斯坦因终于带着驼队，牵着爱犬达西，满载着珍稀的文物，和蒋师爷一起向若羌走去，因为前方还有比精绝州高一级的鄯善国，以及鄯善的前身——楼兰等着他。 6+Yid9A2frg+wBds5u7hXf7pUvVDroGbqZf9cUz4d3mt07xYAZ09186ILPxiR9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