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一天到晚总是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或是这不对、那不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对我们的能力，总是估计过低？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先不说经常给我看牙的那位牙医，就说我妈妈。她经常对爸爸说，别看詹姆斯整天瞪着俩眼儿，支棱着两只不算小的招风耳朵，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着。

这大概就是他们说到那些不太适合我们知道的话题时，并不十分在意我是否在场的原因。

说到招风耳朵，爸爸的至少比我大出两个号码。可是每当妈妈向爸爸提起我的招风耳朵时，爸爸不但听之任之，有时还跟着哈哈大笑，就像他没长着两只招风耳朵。而妈妈好像从来没看见，爸爸也长着两只招风耳朵，也从来没有拿爸爸那两只招风耳朵说过事儿……

招风耳朵怎么了，看看本届总统奥巴马，他那两只招风耳朵只能比我大，不能比我小，可也没耽误他当总统！

这事儿我就不提了，提起来让人扫兴。

要说也是，别看我坐在人群中，可我常常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总是在想自己感兴趣的事，那些事儿绝对比他们说的、干的更有意思。当然也不是永远如此，有那么一会儿，偶尔，我会回过神儿来，听上一耳朵、看上一眼。

如此这般，妈妈并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好些照他们看来我不该知道的事儿。

所以我不太想计较她对我的这些诽谤，如果计较起来，至少他们谈话时，对我就得多加小心了。

他们当然不会对我说到，他们是怎么认识、怎么恋爱、怎么结婚的。可我还是从他们或他们和朋友间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每一个孩子都感兴趣的、他们父母的故事。

比如他们的交往，就是从冰球赛场上开始的。

那时妈妈是甲队的球员，爸爸是乙队的球员。别看妈妈是全赛场上唯一的女队员，可是球艺上佳。特点是滑速极快，个子又小，出溜一下，就从球场这头到了球场那头，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那些人高马大的男队员的胳肢窝底下，出其不意地就从人家胳肢窝底下，把人家正在运行的球，掏到她的球杆下。

据说那一次，直到第三场比赛的最后四分钟，双方还是一比一僵持，难分胜负。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甲队有个队员带球进入了乙队后方，第一杆球在乙队守门员的英勇扑救下，没能进球。此时，另一名甲队队员趁乙队守门员扑倒在地、尚未起立之时，又挥起一杆……傻瓜都看得出来，那一杆绝对不会虚发，肯定将比分变为二比一。

可是那名甲队队员却被乙队一名球员绊倒，那枚原本直射球门的球，一歪头儿，就偏离了轨道，眼看到手的一分，被乙队闹飞了。

当时，妈妈的位置就近在门前，她认为那个乙队队员有意犯规，而裁判又没有给予公正的裁判，气愤之中，就势给了身旁一个乙队队员一脚，而那个乙队队员，就是我爸爸。

那时候爸爸还没有成长为一位绅士，而是一名混不论的半大小子，何况是在球场上，正准备还妈妈一脚的时候，裁判的哨子响了，并且把妈妈提溜出了事故现场。如果不是裁判及时的哨子，我想，那一脚肯定会让妈妈在床上躺几天。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恐怕那一脚也就踢上了，管他什么裁判的哨子。可我爸爸在大的方面从来是个守规矩的人，这可能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爷爷是当地法院的院长——所以爸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兴风作浪，成不了大气候。这是我妈妈说的。据说妈妈经常在冰球赛场上和别人大打出手。所以，妈妈的大名在参加这项运动的半大小子的孩子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至于她后来竟成长为社交场合的一名淑女，就是我姥姥的本事了。我也不知道，这两种非常难以统一的风格，姥姥是怎么在妈妈身上统一起来的。我妹妹戴安娜种种不搭界的表现，说不定就是从妈妈这儿来的？

妈妈受到五分钟不能上场的惩罚。她看了看表，赛事只剩下三分多钟，即便再踢谁两脚，也没有赢球的可能了，便离开赛场扬长而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直到现在，爸爸都对冰球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妈妈早就不参加冰球赛了，只是在爸爸比赛的时候，她也不怕冰场上直钻骨头缝的冷气，会从头到尾待在赛场那个“冰盒子”里。说是给爸爸鼓劲儿，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站在哪一方，毫无明确的立场。不管哪个队攻到对方的门前，她都大喊大叫。比教练更起劲地指挥这个球员或那个球员如何进球。其实谁也听不见她嚷嚷的是什么，就是听见，也不会有人听她的指挥。她算哪一位？！

不论哪方进球，她都吹个刺耳的全场都能听见的口哨……尽管我知道，她和姥姥一样，是个老纽约，可我总觉得她和布什是老乡。

她尖利的口哨和喊叫，就连自己也时不时尖叫不已的戴安娜都受不了。起先，戴安娜也曾进到那个冰盒子里去凑热闹来着，可她受不了妈妈的尖利的口哨和手舞足蹈的样子，无论如何妈妈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她请妈妈安静，妈妈却说：“你可以站到那边去，不必和我站在一起，或是回到观众席上。”

尽管我们待在冰盒子外面的观众席上，听不见她喊些什么，可是看还看不明白吗？

不像我们文学课的老师，她说的每个字我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那些字凑在一起，我就是听三遍，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爸爸说：“这就是文学！”

至于爸爸的球艺，当年如何，现在又如何，究竟比当年进步多少，我就不便说了，只有妈妈心里清楚。

轮到我参赛，妈妈就没那么热心了。说到底，我们那些比赛，不过是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冰球运动员之前的训练，她自然觉得没看头。

而爸爸总是从始至终地参与我所有的赛事：他和我们队员一起进入赛场，郑重其事地站在教练席上，看上去跟真正的教练一模一样，其实他只不过是个自愿的、义务的、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

什么是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就是专门给队员抱水瓶子、拿擦汗毛巾的，对我们的赛事压根儿没有发言权，但是有拍手叫好权。

可爸爸比较绅士，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只是两眼闪闪发光或是暗淡沮丧，这当然要看我们队赢球还是输球而定。一旦我们队进了球，他那样子真像个返老还童的半大小子，难怪妈妈老对他说：“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

既然妈妈能在冰球赛场上给没招她没惹她的爸爸一脚，她给我的那些折磨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叫做锻炼。我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有一阵儿起床之后，我就是不想自己穿衣服，不论妈妈多么忙乱，非让她给我穿不可。如果她不给我穿，我就来个大喘气儿，哭得他们以为我憋死了。

医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关系，我的肺活量非常之大，甚至大出一般儿童的两倍。

于是妈妈就把我送进车库，打开车门，塞进汽车，说：“请吧，你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哭，想哭多久就哭多久，我决不会打搅你。”那个阶段，如果早上有人找我，我多半都在车库里。

为此我和妈妈较劲儿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学会切换电视频道之后，才把大喘气地哭闹，改成看电视了。

就算我继续较劲，我能较得过她吗？

戴安娜穿衣服倒是不需要妈妈的帮助，但是她没完没了倒腾那几件裙子的劲头，让人以为她至少有十间更衣室。

那时候，每天每天，我们不得不为等待戴安娜穿衣服花费许多时间。我经常愁眉苦脸地坐在楼下等他们，不，我是说等戴安娜。

等得我烦死了，只好看电视。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那个恐龙Barney，但每次打开电视，都是他挺着大肚子在唱:“We area happy family……”

我敢说没有人不会唱这支歌，也没有人不知道Barney，甚至我姥姥、姥爷，奶奶、爷爷。

除了他，谁能称得上是历久不衰？打算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哈利·波特，很快就会对此深有体会。

当Barney唱起这支歌的时候，如果妈妈或爸爸那时心情恰巧不错，他们多半会跟着哼哼两句，所以我估计这个节目就像“芝麻街”那样，少说也上演几十年了，也就难怪哈利·波特一登陆，就受到那样的欢迎。新鲜啊！

哼完这支歌，爸爸会说：“可怕的不是经济滑坡，不是股市低迷，而是我们没有了想象力。”

妈妈就问：“你所说的‘我们’，不会是‘我’的泛指吧？”

爸爸说：“难道你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吗？”

听说他们从彼此认识那天起，就这样谈话。

那时戴安娜比我更爱看这个节目。

不过谁也说不准戴安娜真正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有一天下午，怎么找也找不到她，妈妈吓了一跳，以为她溜出家门，被人拐跑了。后来发现，她独自坐在客房的沙发上，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那时她只有四岁半，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几个小时不动地坐在那里看冰球赛，是不是挺酷？

这也许和爸爸爱好冰球有关。

所以我们家的女性，都有踹人一脚的习惯。戴安娜小的时候，时不时就会照爸爸的屁股来上一脚，包括后来加入我们家族的舅妈。

小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洗澡，妈妈只好在澡盆里放上许多玩具作诱饵，而他们也会留在洗澡间帮助我们。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对洗澡也没多大兴趣，不同的只是再不需要在澡盆里放上玩具，才能引诱我们去洗了。

话说回来，洗澡有那么重要吗？当爸爸妈妈“忙”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赶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阿丽丝从来不逼我们洗澡(谢天谢地，他们经常“忙”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回家)。两三天下来，我也没觉得我或是戴安娜身上有什么不好的气味。

同学们也跟我一样，我还没见过哪个同学，能把洗澡当成吃冰激凌那么乐和的事儿，再说我们也没有因为谁身上有什么味儿，球队就不带他玩儿球，或是老师就让他考试不及格。

那时候，我常常把戴安娜摆在澡盆边上的玩具，碰到澡盆底下去。爸爸只好一边叹气，一边趴在地上，够那些掉在澡盆下的玩具。

这又不是我的错，谁让他们不把玩具放进洗澡间的篮筐里。况且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爸爸不嫌到澡盆子底下给戴安娜掏玩具麻烦，我又何必多嘴。

还说我懒！

关于懒惰的事，该说的太多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到了我们家，是有其父母必有其子。

就说我们家去年买的电话机吧，决不亏本。用得那叫一个惨啊！刚用了一年，显示屏上的号码就模糊不清了，来电显示、回拨的功能全都无法执行，顶人家用了好多年。这事儿跟我和爸爸没关系，都是妈妈、戴安娜、阿丽丝没完没了折腾它的结果，加上她们用完之后到处乱扔……

有一次电话机竟然被妈妈扔进了垃圾桶，她说她刚打完电话，修水管子的工人就来敲门，她急着去开门，顺手就把电话机扔进了垃圾桶。

垃圾桶是什么地方？再结实的东西放进去，也得少活几年。而阿丽丝喜欢在泡澡的时候打电话，就别提电话机也经常跟着她一块泡澡的事了。

何况电话机还是戴安娜的一个“常规武器”，她生了我的气，想给我几拳而又撵不上我的时候，就会把手里的电话机，使劲朝我砸过来，她的劲儿可真不算小……

请问，全世界的电话机，有哪一部受过这样的折磨？！

…………

这使爸爸妈妈接听了不少不该接听的电话，也错过了很多应该及时回复的电话。

爸爸说应该买个新电话机，妈妈也说，应该买一台新电话机了。可到现在，恨不得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他们谁买个电话机回来。说他们忙吧，不管什么球类运动，都能让爸爸没时没晌，玩得天昏地暗。

还有下馆子呢，吃起来也是忘乎所以。

而妈妈，一旦进了商店，也就不再嚷嚷自己多么疲倦、多么忙了。

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就不能抽出几分钟，在小电器的柜台前面站一站？

…………

反正这不关我的事，我跟电话的关系不大。实在不行，还可以跟我的朋友用电脑联络呢。

爸爸趴在地上，尽量放平身体，这样，他的手才能更深地探入澡盆下面。你想，他那个块头摊开来有多么大！就是这样，他还得吭哧吭哧地折腾好一阵子。

戴安娜照他屁股就是一脚，还说：“大屁股！你这个笨蛋。”

爸爸的屁股并不大，相反，因为很小，经常得到妈妈的赞美。戴安娜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一种发泄。你想想，一个大屁股和一个小屁股，踢哪个更来劲儿？那还用说！

对此，爸爸除了翻眼睛也想不出什么招儿。

你知道戴安娜那一脚有多厉害？看看她穿的那个鞋码！有时她去参加足球比赛，一时又找不到她的球鞋，就穿我近期淘汰的球鞋。

我相信没有哪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儿，能穿她那么大码的鞋。每当她穿上那条紧身裤，外加她那两只脚，看上去活像迪斯尼那只著名的老鼠。

之所以强调“近期”，是因为如果不是近期淘汰下来的，不论是鞋还是其他东西，早不知被阿丽丝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丽丝常说，我们家的东西太乱、太多，如果不经常扔掉一些，我们的房子早就被废物掩埋了，尤其是我和戴安娜的房间，她根本就没法整理和打扫。

她怎么拿我和戴安娜比，除了那些奖杯，我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

说起来，戴安娜的东西真是不少，每逢她的生日或圣诞节前的好几个星期，她就开始提醒大家，她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礼物。她特别好意思。

她的特点之一，就是干什么都特别好意思。

就像她“表演”之后，总逼着我们给她献花，尤其她还没上学之前，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资格参加任何表演队的时候。

不论白天黑夜，想起来就给我们来一招儿。

更不要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我、爸爸、妈妈、阿丽丝，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有事没事，先得端坐在沙发上，观看她演过不知多少遍的歌舞。

那真是个备受折磨的事儿啊，简直比踢球还累，不一会儿我就会感到肚子饿，我睡觉之前总是来碗冰激凌，不能说只是因为馋的缘故。

麻烦的是吃完冰激凌，我还得再刷一次牙。不过我该上床了，爸爸妈妈又赶不回来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这项要求，基本上是打马虎眼。

然后就让我们给她献花。谁受得了她一天好几次的演出，我们得买多少鲜花给她？

还是妈妈聪明，买了一大把塑料花，随便什么时候都不会凋谢，更主要的是经得起折腾。

戴安娜的房间没有“砰”的一声开裂，真有点奇怪，不但没有裂开，反倒越来越空。因为她那些财产，经常不知哪里去了，如果她问阿丽丝：“我那个粉红的手提包哪里去了？”

“哪个粉红的手提包？背的还是手提的？上面有那个小熊图案的还是没有的？”阿丽丝会问个仔细。

可是不论哪个，全都没有了踪影。问到最后，阿丽丝总是说：“可能被清洁女工扔了。”

“可能”是什么？按照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我们家，“可能”就是怎么说都行，真要较起真儿来，最后都是没有肯定答案的。难怪这也是爸爸、妈妈，以及大人们爱说的一个词儿。

以实求实地说，戴安娜是个善良的女孩儿，尽管清洁女工“可能”扔了那么多她心爱的东西，她也从来没有质问过，或向清洁女工发过火。不像对我，哪怕沾了她一丁点事，她都又跳、又叫得我不得不堵着耳朵，赶快跑出家门。

不过呢，她更可能是窝里横。

也可能她并不在乎丢了什么，反正在她生日或圣诞节之前，可以再次提醒大家，她喜欢什么什么。

至于妈妈和爸爸，他们只管买，买完之后，那就是戴安娜自己的事儿了，如果戴安娜为了丢失的东西，不停地尖叫，再给她买一个就是，反正他们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戴安娜买过什么。我的房间里，只不过有太多的各种球赛的奖杯，书架上已经满得不知再往哪里放了。

就是那些著名的世界冠军，恐怕一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奖杯。可以想象得出，我那些奖杯，都是什么等级的奖杯。不过这话只能我自己说，别人说了我肯定不高兴。

阿丽丝又出馊主意了，说：“你应该淘汰一些，说了归齐，这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

我回答说：“你记得奶奶说过，要扔掉我那些玩具汽车的事儿吧，当时我说什么来着？‘你要是扔掉我的汽车，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于是，那些奖杯照旧拥挤在我的书架上。

每天放学回家，首先听到的就是阿丽丝的抱怨，为了整理我的房间，她不得不起早贪黑，等等等等。而我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对着我的耳朵嚷嚷，我也是一个听不着、看不见，为此阿丽丝说我不重视她。

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的情况，实在怨不得阿丽丝，谁有耐心天天挪动、揩拭那些奖杯？就是我自己，也只管往上摞，自从摆上去之后，也就再也没动过它们，哪怕是欣赏它们。许多奖杯，我都忘了是在垒球、还是冰球、还是篮球赛上得到的……也许阿丽丝说的没错，那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只不过这些玩具能给我以鼓励。

好在妈妈从来不往我的书架上看，她没有时间。也许她根本就知道，那里的灰尘有多厚，可有那指指点点阿丽丝的时间，她还想省下来睡觉，或是去商店购物呢。

二

我们家的女人，从奶奶、姥姥、妈妈到戴安娜，包括后来的舅妈，甚至保姆阿丽丝，个个都很有特色。

男人则不同，爷爷、爸爸，以及我，都算不了什么，除了舅舅和姥爷。

我舅舅倒不像我这样“生动”——这是妈妈的词儿，他只是想象力特别丰富——这也是妈妈的词儿。

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是想象力丰富，后来，当舅舅把妈妈称作我们家的“警察”时，我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

他还建议说，如果有一天，妈妈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了，顶好去当警官，不论从理论到实践，她都具备一个警官的潜质。

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不听话，尤其在汽车上互相掐架、嚷嚷得妈妈什么也听不见，或不系安全带等等，妈妈就说去找警察，好像警察是她们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有一次戴安娜的尖叫和我的前后滚翻合起来发作，可真要把汽车掀翻了。戴安娜的鼻子还流了血，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撞的，还是我的胳膊肘碰的。恰好路边停着一辆警车，妈妈真把汽车停下，走到警车那里，嘀嘀咕咕地不知和警察说了些什么，然后警察就过来了。

当我看着警察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的时候，真有点傻了。他板着脸，轮番看着我和戴安娜，我和戴安娜立刻蔫了，她喷涌的鼻血也立马止住了。

然后那位警察对我们说：“请不要在汽车上打闹，影响司机的驾驶。如果影响司机的驾驶，出了事故，你们就得跟我到警察局去了。再有，不系安全带也是违法的，知道吗？”

我还以为他会对我们说：“背过脸去，把手放在头上！”好在没有。

从那以后，我和戴安娜再不用妈妈督促，自己就系上了安全带，也不在车上掐架了。

我们在汽车上的时间怎么那么多！好像我们的业余时间全用在汽车上了。每到夏天的周末，我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球场上，爸爸是我的专用司机，而戴安娜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钢琴、芭蕾舞等等学习班上，妈妈是她的专用司机。

阿丽丝周末当然休息，每当她看到爸爸妈妈载着我们，匆匆忙忙奔往这里或那里的时候，总是笑得特别甜蜜。

爸爸喜欢什么球类运动，就给我和戴安娜安排了什么球类运动。有那么两次我实在太累，想要在家休息休息，问妈妈可不可以，她说：“这个问题你得和爸爸谈。”

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和爸爸谈，一点结果也不会有，我还是得到球场上去。

阿丽丝说：“去不去练球真的不重要，这是游戏又不是上课。”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可是爸爸说：“是这么回事。不过看看你的考试成绩，哪一门比球赛好？”

说到考试成绩，我当然没词儿了。不过他这样说，也不全面，如果我高兴，只要注意那么一点点，谁的成绩也比不上我，可谁让我经常处在没有“注意一点点”的状态？

再说，考试成绩能说明什么呢？平时我对某些问题的解答、思考，比如电视上的一些智力测验，他们哪位回答得比我敏捷、正确？可不论老师还是爸爸妈妈，都认为考试成绩才是正儿八经的事儿。

戴安娜倒是没有对爸爸给她安排如此频繁的球类运动发出过怨言，在球场上也跑得比谁都快，可从来不见她接招儿，哪怕那个球离她只有一腿远，她也不伸腿。难怪教练只让她踢后卫，所谓踢后卫，不过跟着跑而已，没有人指望她在球场上有什么贡献。

为此爸爸没少和她谈话，她拼命点头，就像她非常同意爸爸的意见，可是一到球场上，照旧不伸腿。你能指望，对美食、时尚穿戴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戴安娜，对球赛真有兴趣吗？

这是我都能明白的事，爸爸为什么就不明白。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戴安娜谈个没完。

奶奶说：“其实父母极力煽动孩子们去做的事，大多是为了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

爷爷很不以为然的样子，他本人就是个橄榄球迷，也不只是橄榄球，应该说是各种球类运动。不过这正应了奶奶的话对不对？

或许爸爸对球类运动的爱好，就是爷爷煽动的结果，而爸爸没能完成爷爷的梦想，就让我们接着干。

爸爸听了之后，一脸的糨子。

我知道，戴安娜只是不想和爸爸理论而已，她在这方面比我油，知道和大人们理论，是理论不出结果的，他们只要撂给我们一句“因为我这么说”，我们就没词儿了，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词儿，也等于没词儿。

我相信，每个孩子，只要想和父母理论理论，并问他们一个为什么的时候，父母们最经典、权威的回答就是：“因为我这么说。”

只有在古代，国王才能“因为我这么说”，然后不管对不对，人们都得按着国王说的去做。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可我和戴安娜还像是生活在古代。

我问爸爸：“为什么你和妈妈说了‘因为我这么说’，我们就得照着办？”

他说：“没有为什么，这是家庭的法律。”

现在什么案子不是双方律师平等答辩？我对爸爸这条不允许对方反驳的法律，非常不理解，便去问当过法院院长的爷爷，有没有这条法律，他想了很久才回答我：“没有。”

按理说，所有的法院院长和律师，对重要的、耳熟能详的法律条文，都应该烂熟于心。他用得着想一想才能说出来“没有”吗？

可他接着说：“因为很多事小孩子还不懂，分不清是非，又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所以大人必须帮助他们。如果孩子们不听大人的话，很可能会出大错，以致影响他们的一生……”

这种解释听上去就像超市里九毛九一个、什么滋味也没有的大白面包。那种面包吃了以后当然不会再饿，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哪里像妈妈在纽约中央火车站给我买的橄榄面包！

为此，说不定我将来得学法律，当律师。妈妈说：“走着瞧吧，你已经换过不知多少‘职业’了。”

不论妈妈怎样揭我的老底，反正今后我要学着拿法律说事了。

所以有天我们出门，汽车都开出去一百米了，爸爸扭头一看，前门浇院子的水龙头还没关，他让我下车，帮他去关上水龙头。我说：“这不是我买的房子，我对它没有责任。”

爸爸也没词儿了。

三

戴安娜刚刚学会打电话的时候，一早起来，就轮番给她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当然，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这个爱好。

如果戴安娜给妈妈打电话，又恰恰是妈妈刚刚到达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比如说九点多一点，妈妈一定是在厕所里接听她的手机，或是正在享用她在家里没来得及享用的早餐……上班好像倒成了她的副业。所以她和爸爸不一样，比如，爸爸对我们打扰了他的如厕，那样地不满。

换了爸爸，可就没有妈妈这样的机动灵活。

我可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揭别人的老底儿。我并不愿意老提爸爸读书时，是个C等生的往事——这当然是在我瞪着俩眼儿，看似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妈妈就肆无忌惮、大嘴一张时听来的——可是爸爸所有的行为，都不能不让我想起，这不能说是往事的往事，因为C等生的种种表现，至今也没有从他身上完全消失。

记得我和戴安娜入学前的那一阵，妈妈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嘿，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之间，你们就要上学了。”还捎带一个刺耳的口哨。

她这是为我们终于长大、上学而自豪，还是高兴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们不在她眼前晃悠了？

我从没见过有谁的口哨吹得像她那么响，简直赶得上一个牛仔。当她吹起口哨的时候，你就瞧爸爸那副崇拜的模样吧。要说她这是高兴我们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不在他们眼前晃悠，我也理解。

有时，我的确可怜妈妈。

冬天，太冷的时候，我和戴安娜无论如何不愿意站在冷风里等着坐校车，而保姆阿丽丝还在呼呼大睡。

难怪奶奶说：“我真羡慕阿丽丝，我怎么就没有这样一份工作。”

别价，还是由阿丽丝来照顾我们吧，如果让奶奶来做这份工作，我和戴安娜可能都得被诊断为多动症，并送到医院进行那个什么治疗。

妈妈既要赶着上班，还要给我们做早餐，然后还得送我们去学校。即便不是冬天，我们可以坐校车了，妈妈也得为我们做早饭，所以我们的早餐是老一套，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要是我说不喜欢水果摊饼，想吃煎咸肉条的时候，妈妈就说：“对不起，这儿不是饭店。”

如果我们的摊饼经常是糊的，也纯属正常，因为她的眼睛既要看着炉子，手里还要准备上班带的东西：笔记本电脑、她的午饭，还有诉状资料等等。

如果你看见她的睡裤上经常粘着巧克力，就像她拉肚子或是上厕所没擦干净屁股，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餐椅从来没有干净过。戴安娜说，那是因为我的嘴吃饭像漏斗，而我说是因为她吃饭的时候，喜欢甩动手里的勺子。

“快点儿，快点儿。”这是我们家早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儿。怪不得我常常觉得胃不舒服，都是早饭吃得太匆忙的缘故。妈妈说：“谁让你老赖在床上不起来，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这个数学题你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过了，是不是？”

别拉扯数学题，这跟数学题可没关系。

凡是“警察”说的，能不对吗？

“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所以我不是忘了课本就是忘了作业本，或是足球鞋、打橄榄球用的护牙套……尤其是护牙套，特别不好找。

“我不是让你昨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并且检查一遍吗？”这套话，也是我每天离家之前必听无疑的。然后就是一通乱找，找的结果，是我不得不丢三落四地去上学。

关于丢三落四的话题，在我们家也是非常有得可说的话题，不过缓缓，等我回头再说。

我刚穿好夹克，就听见妈妈喊道：“下一个！”

所以有段时间，如果你听见我把戴安娜叫“下一个”，实在怪不了我。

再不就是我们临街的树死了，妈妈得请求我们这个小镇的市政府，批准我们砍伐这棵已经死去的树。

或是家里的锅炉漏水，不得不买一台新的，而安装工人这一天有时间，妈妈又没有时间候在家里，或是妈妈那一天有时间，安装工人又预约了别家的活儿等等。

或是几天暴雨之后，不知房子哪个地方漏雨，地下室里的积水就像小池塘，妈妈又得联系房产保险公司，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的玩具捎带也都泡了汤，我提出保险公司也应该赔偿我们的玩具。妈妈说：“对不起，我没有为你们的玩具保险。”

我说：“这不公平。”

妈妈说：“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没有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也许你又可以换个‘职业’，将来开一家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

她是不是又在忽悠我？于是我去咨询爷爷，爷爷说：“按理说，你的玩具，应该包括在财产之内。不过首先应该看看保险合同，有关玩具一项，是否已经写在合同上。”

我估计妈妈根本就没有把玩具写进合同，不然她不会不为我惋惜，反而高兴地说：“啊，上帝，这些东西终于可以丢进垃圾箱了。”

“上帝”是妈妈经常挂在嘴上的词儿，只有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她对上帝的崇拜才是真心实意的。

…………

当这一切处理完毕，妈妈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又摔断了腿。

所以她总是两眼上翻，双手抱在胸前，说：“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爸爸说：“什么叫‘生活’？这就是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爸爸看看逼着我们做家庭作业的妈妈，总是说：“甜心，照顾两个孩子真是很辛苦。”

“照顾孩子”是家长们永不枯竭的话题，每逢谈起这个题目，他们就像谈起地狱。

他放下公文包，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爱尔兰黑啤酒，边喝边在每间屋子里晃上两圈，然后对妈妈说：“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妈妈总是回答说：“请问，哪一件事情是我的？”

爸爸就豁达地笑笑，然后拿起他的吉他，弹唱起来。

妈妈就说：“我想我有三个孩子。”

爸爸说：“应该说，我有三个孩子。”

当然我也比较可怜爸爸，每到周末，就是他干苦力活儿的日子：比如剪草，尤其夏天，几天不剪，草就长疯了，比如做那些笨重的家务，比如给掉漆的门窗刷上新漆……他说他不是没钱请工人来做，而是要给我一个榜样：如何做一家之主。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并不那么愿意长大，也不想当一家之主。爸爸笑着说：“等你过了三十五岁再说这些话也不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到剪草的时候，他就不再提议，我们应该买个院子更大的房子了？

他们还总是说我，老在问“为什么”。我有那么多不明白的事，我能不问吗？

爸爸就不问“为什么”了？他常常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问大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累？”

就像妈妈总在恳求：“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而且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个“为什么”，照我来看，根本谁也用不着问，问他自己就行了。

周末早上，最后一位起床的肯定是爸爸。

当他不戴眼镜、头发支棱着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他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显得特别无辜，十分让人同情，这与他上班时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有年圣诞节前，他带我去他们公司，参加了一个由他主持的party。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正式场合的表现，否则，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副十分让人同情的样子。

你可以想象，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小屁股男人，身着燕尾服是什么样子。像不像维也纳新年舞会上那些交谊舞演员？他听了我的比喻之后，一脸失落，说：“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赞美。”

换了我舅舅，不要说燕尾服，就是无尾礼服，他穿上之后，也像一只青蛙，一只有个大白肚子、仰面朝天晒太阳的青蛙。

千万别告诉我舅舅！

我想我能回答爸爸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累。远的不说，就说说上周，下班之后，他都干了什么。

星期一晚上，他本来有一个商务方面的饭局，饭局结束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钟，可他照例收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眼下正是冰球冠军赛的赛季，那种节目，就像妈妈烤感恩节的火鸡，至少得烤上四五个小时，如果那只鸡再大一点的话，所费的时间就更难说了。

星期二晚上，按照爸爸制定的日程表，是他和妈妈讨论家庭建设，或结算家庭开支的时间。

因为意见分歧——我真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没有过分歧——耗费的时间，也和烘烤那只感恩节的火鸡差不多，却照例没有结果，他们说，下个星期二接着讨论。

所以妈妈每次在家政讨论会上，都会问那个老问题：“我该不是在参加欧盟会议吧？”

即便由爸爸负责审理家庭开支的账单，工作量比较大，可是一个月才一次，对不对？

在这个星期二的家庭预算会上，爸爸还提出：“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用一个全职保姆吗？是不是改用钟点保姆，我大致算了一算，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销。”

妈妈挑了挑眉毛，说：“是不是这样，走着瞧吧。”

可不，紧接着爸爸就参加了一个什么俱乐部，年会费为七万五千元，还不算每个月应付俱乐部的其他费用。

顺便说一句，爸爸是许多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并且属于确实能玩出点儿名堂，而名堂又不大的那一类。

星期三晚上，通常是爸爸那个冰球队的活动时间，或是练习或是比赛。不过他们那个队很少赢球，我甚至觉得这正是妈妈期待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不过这个猜想八九不离十。因为凡是爸爸那个球队有赛事的当天，她的情绪都非常好，表现在不大容易违反交通规则，不大容易忽略我和戴安娜的需要，下班回家的路上，肯定会拐到坐落在河边的那家法国糕饼店去买甜点……虽然爸爸从球场回来时，我们都已入睡，但他总会在厨房的台面上，找到那些来自法国糕饼店的点心。好像妈妈早就料到爸爸那个球队会输，这些甜点，可不就是对爸爸的一点……什么？我也猜不出来。

俱乐部为什么把爸爸他们那个球队，放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据说他们那个球队太烂了，好的时间段，自然给了那些更专业的爱好者。

第二天，爸爸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到前夜的赛事，并斩钉截铁地说：“看吧，下一次我们肯定会踢他们的屁股。”

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甜心，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

爸爸那个冰球队的赛况，十分影响我的创作。

我喜欢绘画，奶奶常说我有绘画方面的天才。

对我刚刚完成的那幅自画像，妈妈的评价是：“亲爱的，你那副样子看上去很忧郁。”

“那是因为爸爸的球队又输了。”

“可你爸爸那个球队不是每周都有赛事，对不对？”

而对我画的那张全家福，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嗯，不错，非常不错，看上去真像四只等着喂食儿的狗。”

星期四晚上，爸爸和妈妈看电影回来已经十点多，接着又看什么球赛，可他们却限制我和戴安娜看电视的时间，还有某些电视频道。

当然，妈妈对那些频道的控制，有她特殊的办法，而不是像有些家长那样，把电视遥控器藏在小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

我忘了为什么，有一天我没能按时上学，想必是闹脾气了，因为妈妈对阿丽丝说：“不必开车送詹姆斯，让他自己想想，如何打发这一天。”

整整一天没人玩儿，想打乒乓球吧，也没人和我打。我问阿丽丝：“你愿意和我打乒乓球吗？”

阿丽丝巴不得妈妈给了她那个指令，说：“对不起，我不想。”然后接着打她的电话。

看电视吧，也没什么可看，我最喜欢的探案节目上午是不播放的，而某些有趣的频道，他们认为对我没有用，停止了付款。这都是妈妈的主意，一般来说，这种馊主意都来自她的脑袋。

当初电视频道的推销员问过妈妈，打算买什么、买几个电视频道，妈妈问：“有最便宜的吗？”

“最便宜的”是什么意思？

“最便宜的”就是除了球赛、新闻和看了几十年的卡通，什么都没有的频道。如果不是爸爸离不了球赛频道，恐怕妈妈还能找到更便宜的。

说来说去，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对我的另一种惩罚。

我明白了，还是去学校好。

在我们家，什么都是两套标准，何止是限制我们看电视的频道、时间。好比说，明目张胆地拿起我的东西就吃，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拿起他们的东西就吃，他们就会挺正经地说：“这不礼貌，很不礼貌。”

我去地下室拿什么东西那一会儿工夫，爸爸就吃了我的面包，那是妈妈从纽约中央火车站的面包专卖店买来的，意大利橄榄面包，不但里面加有橄榄干，而且里面揉的也是橄榄油而不是黄油，相当适合我的口味。

我对他说：“嘿，那是我的面包。”

他说：“那又怎么样？”

我伸手去夺，可是他把手举了起来。我围着他转了又转、跳了又跳，怎么也够不着我的面包。

面对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人，除了无奈、绝望地重复“那是我的面包”，我还能做什么？！

姥姥同样侵吞我们的食物。

我和戴安娜在万圣节挨门挨户要来的糖果，每次足有两大袋。我明明记得睡觉之前，我们把糖果袋子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起来，连袋子带糖果全没了。

问他们我们的糖果袋子哪里去了，他们总是回答：“不知道。”或是说：“你们对牙科医生印象如何？”

前几年，我还心有不甘地到处寻找我们的糖果袋子，现在我再也不会花时间去寻找它们了。戴安娜却还坚持着，楼上楼下地寻找，可我不愿意多跟她废话，在吃的问题上，她非常执着。如今他们那些猫儿腻，再也糊弄不了我了。万圣节后，姥姥和姥爷通常会在我们家多待几天，那几天，从姥姥嘴里总会冒出一股奶油花生糖的气味。

人们在万圣节散发给孩子们的糖果，一般都是物美价廉的奶油花生糖，有谁见过在万圣节散发Gdava巧克力的？

尤其在姥姥吹奏萨克斯管的时候，这股味道就更为强烈。姥姥之所以这样热爱萨克斯管，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杰夫称赞过她的吹奏：“不错，相当不错。”

在我看来，杰夫对姥姥的赞扬，跟妈妈、爸爸对我和戴安娜的那些赞扬差不多。那年，当戴安娜终于学会坐在马桶上方便，而不在纸尿裤上拉屎撒尿的时候，妈妈就总是这样赞扬她：“我真不能相信这个，戴安娜你真是太了不起、太出色了！”

想当初姥姥肯定也这样赞美过妈妈，姥姥是不是忘了？

我姥爷经常为杰夫家的钢琴调音，妈妈说，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杰夫就“吹捧”姥姥。

杰夫还向他许多音乐界的朋友，推荐姥爷为他们的钢琴调音，杰夫这样评价姥爷的工作，说：“这是一个天生和音质有关系的人。”

杰夫是谁？杰夫是萨克斯管演奏家，世界排名第五。

我们这条街，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之地，比如街头那一家的约翰，就是纽约市那个number one厨子，他的儿子艾克斯就是我的老相识，我们从小一起在这条街上长大。

如果我们去纽约那个饭馆，约翰肯定亲自为我们下厨，闹得厨房里的人都出来看，这些客人是谁，竟能得到约翰这样的盛情招待？

受到世界排名第五的赞扬，姥姥能不更加热烈地吹奏她的萨克斯管吗？

所以我不大相信五官科医生的话。我的耳朵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姥姥一走，我的听力立马恢复正常。

周五爸爸妈妈参加party回家，已经午夜两点多了。

阿丽丝的车灯却亮着，深更半夜的，难道阿丽丝还打算出去吗？

走近一看，是两个少年在车里面翻东翻西。他们问道：“嘿，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少年回答说：“没什么。”然后打开车门，骑上他们放在树下的自行车就走了。

爸爸问妈妈：“你认识他们吗？”

妈妈说：“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

爸爸的朋友非常之多，走在我们这个小镇的街上，不时会有人招呼他：“嘿，汤姆！”或是停下来对他说点什么。他和人家聊得十分热乎，可是据我看来，他根本拿不准自己认识还是不认识人家。

我估计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要么是他那些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要么是我们的街坊。

街坊们肯定没有不认识他的。

每当万圣节来临，街区为孩子们设置的那些游戏项目，还不够他和吉姆玩的。

尤其是那个篮球筐，几乎被他们两人包了圆。每进一个球，他们两人就大呼小叫，闹得整条街或是几条街都能听见，你想，街坊们谁能不认识他呢。

“也许是阿丽丝的朋友？”

阿丽丝非常肯定地说：“是小偷。”

爸爸说：“不可能，我们这个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案。”

对于爸爸的话，阿丽丝的反应有些像妈妈，马上给911打了电话。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当然被惊醒了。

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兴奋。长大之后当警察是我的理想之一，不过当个卡车司机也不错，各种品牌、型号的玩具汽车我有一百辆之多，地下室里全是我的汽车，从前我还准备将它们收藏起来，将来开个私人博物馆什么的。

奶奶不只一次说：“你的汽车太多了，我准备把它们扔掉一些。”

“奶奶，对不起，您要是扔我的汽车，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不是吓唬人，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拨打911。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试一试，看看911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管事。

警察马上就来了，看看我们家风平浪静的样子，便问爸爸：“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爸爸说：“我倒要请教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警察出示了911总机的接听记录，爸爸大手一摊，张大眼睛对我说：“我真不能相信这个。”

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他们不能相信的东西太多。

听了我的回答，奶奶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像看电影里的那匹恐龙，从此不再对我的汽车说三道四。

要是爷爷，肯定不会有这个想法，爷爷是法院院长，他当然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地下室的一场漏雨，把我和戴安娜的玩具，全泡了汤，最后让妈妈称心如意地送进了垃圾桶。

好在我们已经长大许多，对那些玩具早就没有兴趣了。我甚至没有为此感到伤心，记得从前，如果某个心爱的玩具找不到了，我张嘴就嚎啕大哭。

难道最后，我们都得这样无动于衷地扔掉我们曾经心爱的东西吗……想到这里，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警察请阿丽丝仔细查看一下汽车里的东西，阿丽丝说：“没有必要，谁会把重要东西放在汽车里？”

“那你为什么报警？”

“难道出了这样的事，我不应该报警吗？”

警察当然不能说阿丽丝不应该报警，但他坚持阿丽丝必须查看一下汽车里面的东西，以确认是否丢失了什么。

阿丽丝只好去查看汽车里的东西，然后说：“不过丢了几个‘两毛五’钢镚儿，是我准备用来付过路费的。”

之后警察又拿出一张表格，十分得意地对阿丽丝说：“请填写一下这张表格，表格的内容是我们必须了解掌握的。”

“早知这样麻烦，真不该报警了。”也许阿丽丝有点明白，多嘴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家，从没人对她喜欢多嘴说过什么，警察可就不论了，所以没事顶好不要惹警察。

我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跟在警察后面，在后院的树丛里以及房前屋后转来转去。爸爸大声吼道：“有你什么事？赶快回去睡觉！”

这是周末，明天又不上学，睡多睡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给他来了个听不见。

我比警察更加失望的是，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发现。

警察还打算上露台上看一看，妈妈说：“时间不早了，就这样吧。我估计他们不过是找点零钱买烟抽。”

第二天，警探又到我家来了，再次调查事件的始末。我认识这个警探，他是同学威廉的爸爸，也是我们镇上唯一的警探。他把头天晚上警察转过的地方又转了一遍，又请妈妈填写了一些表格。

妈妈说：“我并没有报警也没有丢失什么。”

“对不起，我在执行公务。而且汽车是你名下的。”警探说。“虽然是我名下的汽车，但那是给阿丽丝专用的。”

“对不起，给谁用我们不管，出了事我们只找车主。”

不论我的爸爸邦达先生，还是我的妈妈邦达太太，还有阿丽丝，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有我兴奋地盼望着有个结果。

但是没有结果。

我们这个小镇上发生的侦查案，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这个结果。

是不是因为威廉爸爸的眼睛有点斜视的缘故，用那样的眼睛看东西，肯定和一般人看东西的效果不同。

可是镇上的人，没有一个这样想过：我们是不是需要换个警探。

星期六晚上，爸爸照例打网球打到十二点多才回家，星期日一大早，六点多钟他就起来去打高尔夫了，结果闪了腰。疼得他不得不在后腰上别了两个小冰袋，就像西部牛仔后腰上别的两支枪。星期一据说他还要去打冰球，我想他会取消这个活动，妈妈笑眯眯地说：“走着瞧。”

…………

这就是他一周的业余时间活动表，也可以说这是他每周业余时间的活动表。我要是问他：“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

爸爸说：“等我死了再睡也来得及，现在还是先享受生活。”

“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喊累呢？”

爸爸瞪了我一眼。

…………

综上所述，一到周末，如果没有party，如果不去打高尔夫球、滑雪、游泳等等，我看爸爸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总而言之是在家待不住。

要不就趁送我到朋友家去玩的时候，他自己也就不请自到地坐在人家家里不走了，一直混到吃晚饭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朋友的父母，自然和爸爸妈妈也是朋友，或彼此认识。

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他就自制啤酒……制作啤酒的那套工具，是妈妈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她似乎很后悔，送了爸爸这么一个大玩具。其实她也不必要后悔，爸爸就是没有这个大玩具，肯定也会给自己找到另外一个玩具。

“没有一点自制能力。”此话妈妈常用来形容我和戴安娜，我看用到爸爸头上也不错。

其实我可不像爸爸那么爱玩儿。一旦有本《探索》或是《世界地理》，可以几个小时不动窝，只不过他们谁也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每逢我看书的时候，就像成了隐形人。不过我心知肚明，这绝对可以说明，奶奶对我的看法很不靠谱。

我肯定不是问题儿童，我也没有多动症，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给人下结论。

虽说我有时弄坏水龙头、撅断窗户上的把手、捉弄戴安娜、拔掉电器上的插头、弄断古董家具的胳膊腿儿等等。

但由于妈妈对我戒备有加，实际上我也破坏不了什么。

她虽不像爸爸那样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但特别爱好古董。我们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锁的就是她那几件古董家具。那次地下室漏雨，着实让保险公司损失了一大笔，下次他们再给什么人保险的时候，顶好看看那家人是否有收藏古董的爱好。

所以客厅里，除了沙发和几个胳膊腿儿粗壮的茶几，什么也没有。那种茶几，结实得可以在上面跳踢踏舞。

如果没有客人来访，家具上从来不放任何东西，不论日用的或装饰用的……

奶奶因此说我可能是问题儿童，或是得了“妥瑞氏症”。奶奶说，这种病一八八五年由一名叫做妥瑞的法国人发现。

一旦说起法国，四平八稳的奶奶就显出少有的兴奋，她最崇拜的就是法国，连日常用的肥皂都得买法国货。

据说有这种病症的儿童，大多是不自主地眨眼、耸肩、出怪声、咳嗽、注意力不集中、讲脏话等等。照这么说，戴安娜才应该是问题儿童。

一打开作业本，她就不是她了，发出各种古怪的恶声，找个原因，不知真假地就大哭起来……原因其实是有的，就是她压根儿不明白，或是做不出来家庭作业，她那张脸，也立马变得像是老了二十多岁……

只要一合上作业本，她马上笑逐颜开。我真怀疑，刚才那个号啕大哭、恶声恶气的女孩儿是不是她。如果这时妈妈再拿出一件新衣服给她，那么，相信我们周围，再也找不到一张像她那样光芒万丈的脸了。

奶奶又说经耶鲁大学研究发现，“妥瑞氏症”患者可能因B型淋巴球缺陷，一旦发生链球菌感染，血液中攻击大脑基底核的自体免疫抗体含量就会增加，妥瑞氏症患者在精神细胞遭到破坏后，就会出现不自主的行为。

她建议妈妈给我试一试洗血疗法，或是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疗效可达六成到八成，至于这种治疗对我一生是否有效，她也说不清楚。

如果不能确定对我一生是否有效，为什么还要让我试试洗血疗法，这是一个负责的建议吗？

于是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这些行为表现，在心理精神医学上，被称为“儿童行为问题”，是指行为偏离正常儿童的规范，并且在表现程度和持续时间方面，超过一般儿童所允许的范围。

医生安慰妈妈说，通过家人、学校和心理专业人员的合作，是可以协助我纠正改进的。但要努力防范我成长后，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造成更为严重的暴力或违法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妈妈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通常被认为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或与早年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小儿多动症的心理障碍有关……”

从此妈妈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对爸爸进行智力测试，而奶奶立刻把她一直掩盖着的、对阿丽丝的不满表现出来。

阿丽丝特酷，谁也拿她没辙，包括动不动就给我们来个治疗方案的奶奶。

我早就看出来了，奶奶不十分喜欢阿丽丝，奶奶曾说：“生活在孩子周边所有的人，对他们的成长都会发生影响，不仅仅是父母。”

而爷爷说：“那是汤姆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没有权力过问。”也许因为爷爷是法官，懂得什么事儿都不要介入，离得越远越好。

爷爷是他们那个小城的首席法官，正当他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爸爸就因为去看望爷爷和奶奶，在那个小城开快车，被警察拦截并罚款。

奶奶说：“因为爷爷是首席法官，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法官家的一举一动，你爸爸憋了几十年，如今爷爷退休，他终于可以放肆一下了。”

据我所知，爸爸也不是如今才逮着放肆的机会，爷爷一退休，那个小城的人，纷纷举报爸爸早年的败行劣迹。

比如十二岁那年，他还没正式学过开车，就敢开着爷爷的汽车，载着几个男孩儿，在自家门前的林荫道上显摆。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也就是我爷爷还在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邻居向爷爷或奶奶举报他们的儿子？

他还趁爷爷奶奶出去旅行的时候，在家开party，喝酒、打牌，满桌子扔的都是啤酒瓶子，顺便说一句，至今黑啤酒还是爸爸的爱好之一，因为爷爷是黑啤酒的爱好者。如果爸爸在爷爷的储藏室，能找到其他口味的啤酒，他对啤酒的爱好可能就不一样了。

结果爷爷和奶奶提前回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撵了出去。很长时间，爷爷和奶奶都没发现，他们储存了多年、二百多块钱一瓶的葡萄酒，已经变成了水。原来都被爸爸、叔叔和那些男孩子喝光，然后又灌满了水。

奶奶看着酒瓶上被他们重又粘贴得像是从未撕开过的商标，还说：“手艺真不错。”

这样说来，我的品行可比爸爸好多了。

可奶奶说过爸爸是“问题儿童”吗？

奶奶十分喜欢介入各种人事，这也许和她的职业有关，总体上来说，她对琢磨人充满了兴趣。

其实奶奶有点多虑了，我和戴安娜既不酗酒、也不撒谎。再说，奶奶所说的“妥瑞氏症”的种种表现，阿丽丝可都没有。

除了爱喝酒，阿丽丝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她的专用汽车里，常常扔着空酒瓶子，以前妈妈总是替她清理汽车，扔掉那些酒瓶子。现在妈妈不替阿丽丝扔了，而是把这些空酒瓶子放进阿丽丝的卧室，这样阿丽丝就能明白，扔掉她的空酒瓶子，是她的事而不是妈妈的工作。同时，奶奶也就对阿丽丝没那么多话可说了。

可阿丽丝似乎看不见自己的空酒瓶子，她陪着那些空酒瓶子，睡了好几天，直到清洁女工来打扫卫生、为她叠床的时候，才替她扔进垃圾桶。

而且我有点喜欢阿丽丝，因为她并不干涉我们看电视的时间，妈妈说我们只能看三十分钟，她却让我们随便看，爱看多久就看多久，只要在妈妈回家之前关闭电视就行。

她也不干涉我吃多少糖。我特别爱吃糖，哪怕为此经常上医院补牙，并为此丢了几颗牙，我也在所不惜。

尽管妈妈不让我们吃糖，可是阿丽丝爱吃，她得为阿丽丝准备糖果是不是？妈妈把糖果买回家之后，往储藏室里一丢，就没她的事儿了。

阿丽丝说：“这就是我喜欢美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有那么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糖！还有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风味的食品！在美国，要想减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可不，她刚来我们家的时候，两条瘦腿一叉，真像烧烤用的夹子。很快，她的屁股看上去就赶上大象的屁股了。戴安娜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躺在她的肚子或是靠在她的屁股上睡觉。所以阿丽丝经常对妈妈说，她要找一个美国丈夫。

我很同情阿丽丝，几年过去，她还没有找到一个美国丈夫。据说有个英国男人追求过她，可阿丽丝最后还是没有嫁给他，也许因为英国的糖果，口味没有美国多？

她说：“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朵玫瑰花。”

就是这个理由？送不送一朵玫瑰就那么重要？难道我将来也要送玫瑰给什么人，不然人家就不接受我的求婚？

阿丽丝的另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她对我说：“作家这个职业比较容易发财和出名，看看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很多没有读过大学，有的甚至是家庭妇女。你知道克雷洛夫吗？”

我当然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阿丽丝十分向往地告诉我。

不读大学就能有这样了不起的结果，太让人羡慕了。照阿丽丝这么说，戴安娜将来最好去当作家。

爸爸和妈妈听了阿丽丝的理想之后，什么建议也说不出来，因为妈妈从来不看小说，至于世界上有哪些著名的作家，以及那些作家的老底儿，更是不得而知。

好比我问妈妈，谁是Ivan Andreyevich Krylov，她竟然得上google去查！然后还说：“一个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要能做自己行业的头一号就行……”

从阿丽丝的这个决定，你就可以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妈妈在帮助我们理解不好懂的功课时，经常“绕着走”，绕来绕去我们就明白了。我想阿丽丝这样做，也是一种绕着走的办法，因为她只读了高中，没有读过大学，听她的意思，将来也未必读大学。而爸爸和文学的关系和我们一样，不过是看《哈利·波特》的水平。所以你在我们家的书房里，肯定找不到一本小说。至于我看的也不过是《探索》《世界地理》之类的杂志，戴安娜看的是时尚画册，偶尔看看老师让他们看的课外读物，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小说。

但是他们觉得应该支持阿丽丝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爸爸为阿丽丝交了学费，让她每周一、三、五上午，到附近的学院学习语言、写作，可她经常因为睡过头，错过了上课的时间。她还说，写作是学不出来的，而是靠天赋。

对此我很能理解，她每天晚上出去party，很晚才回家，怎么能像我们那样，起个大早去上课呢？我每天晚上九点半上床，早上还起不来呢。

不要说奶奶，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也很羡慕阿丽丝的生活。我羡慕一切不用去学校上课的人。

家里除了爸爸，就连妈妈，对阿丽丝因为睡过头，耽误了学院的语言、写作课，也是无所谓的态度。

每次妈妈送我去练冰球，必得经过那家二手家具店，那时她总要对我说：“看，这就是阿丽丝那个学院艺术系老师开的二手店，专卖从中国弄来的旧家具。还问他的学生，哪个愿意来这个店里当店员，有两个艺术系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巴不得地跑到这里来当店员。我想阿丽丝不坚持上什么语言、写作课，是有道理的。”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我也没闲着。

既然医生说，“儿童行为问题”是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从医院回来后，我就开始注意研究我们家的成员，虽说“遗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这一研究，我们家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四

据爸爸说，他喜欢有秩序的生活，所以每干一件事，事先都要做一个计划。

爸爸准备把车库上面的平顶利用起来，在上面加盖一间房子，正好他在家休年假，他说他一定在这两周之内，招标成功。可他除了找朋友打高尔夫，就是打冰球，两周过去，自然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院子的栅栏也早就该修了，常有不速之客——狗或别的什么动物造访，到了冬天甚至还有小鹿。

几个月前，他就做好了修复栅栏的计划，说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由他来完成这项工作再好不过。

“这还不容易？”他说。

接着又在电脑上查看了各个木材厂的栅栏价格，做好了这项开支的预算等等。

“春暖花开——”听起来很不错，挺浪漫的，特别是“春天”那个词儿，尾音上扬，如果放在嘴里反复念叨念叨，那腔调简直跟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主持人一模一样，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弱智儿童。

我爸爸是有那么一种浪漫的倾向。我出生那一天，他用剪草机在我家后院草地上，剪出了我的名字。那几个字母，占用了整个后院的草地，你得站在楼上往下看，才能看清楚那几个不多的字母。

我的名字？

“詹姆斯·邦达。”

顺便说一句，我们家恰巧姓“邦达”。

据说只有在为我命名的这件事上，爸爸和妈妈没有过分歧。

现在冬天都快来了，栅栏还没影儿呢。

于是妈妈就给什么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爸爸下班回来，对院子周围那圈新长出来的栅栏，就像没看见似的，不过从此再也不提由他来安装栅栏的事。

他的朋友泰迪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据泰迪说，没有什么是他不会做的，“这还不容易？”他总是说。

我太熟悉这句话了，常常会从爸爸，或是泰迪，或是吉姆的嘴里听到它。

妈妈说，这就是她喜欢那部电影的原因。你看过《Fool’s Gold》那部电影吗？

只要那个男主角一出场，妈妈就笑得岔了气儿，爸爸的脸立马就黑了，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每当爸爸或是泰迪说要干个什么事，并且说“这还不容易”的时候，妈妈就让我走开，就像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儿童不宜的话题。

泰迪不但对爸爸、妈妈，也对我和戴安娜许过不少愿。记得其中之一是在我三岁生日的时候，他要送给我一辆亲手制作的电动火车。现在我都这么大了，那辆电动火车还没有影儿。

妈妈说：“那辆火车不是出了车祸就是无限期晚点。”

说得也是，不论火车、汽车，连飞机都有晚点的时候呢，何况一辆手制的火车。

泰迪为我做的火车虽然晚点了，但他确确实实为我们家做过一个鞋柜。

我们家侧门的前厅里，永远摊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

我的鞋还好说，比较简单，不过是适于各种运动的鞋子罢了。戴安娜的鞋子复杂一些，但也赶不上爸爸和妈妈的鞋子：什么上班的、晚会的、运动的、休闲的、高帮的、低帮的、翻毛的、不翻毛的……他们还说我们乱七八糟！不用数，看看那些乱放的鞋，属谁的多？！

再加上阿丽丝那些时尚的、五颜六色的鞋子……是啊，她的鞋子都上了她的床，还有那么多的鞋子，不扔在前厅，你让她往哪儿放？

那些鞋，东倒西歪、随心所欲、怎么躺着舒服就怎么样地扔着。不是把这个人绊个趔趄，就是把那个人绊个趔趄，那次妈妈不但被鞋子绊倒，还崴了脚，她刚要发火，一看，把她绊倒的是她自己的一双高跟靴子，也就没话可说了……绊倒我们倒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绊倒我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就麻烦了。

泰迪说，家具店的鞋柜式样、材质都不够好，而爸爸喜欢的那种樱桃木的更是难找，一般来说，人们不大用樱桃木做鞋柜，所以他自告奋勇地要为爸爸做一个樱桃木的鞋柜。

泰迪的鞋柜倒是没有晚点，爸爸在为那个鞋柜付了泰迪两百多块钱之后，就把它放到车库里去了，那是什么意思，我不说你们也能明白。

那个鞋柜，也像爸爸做的任何一个家伙什一样，不是柜子门关不上，就是四条腿不一样长。

不是我糟改爸爸，事实如此。

爸爸和泰迪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不知这是他们的中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的结果？

厨房的门和锁早就坏了，通常我们都从这个门出入，因为旁边就是车库。

这次爸爸终于为厨房安了一个新门，又在门上换了新锁。

不过你要打算关上那个门的话，必须先用铁锤砸几下才行。

至于那把锁——当我们兴致勃勃又十分疲惫地从姥姥、姥爷家回来的时候，爸爸却无论如何打不开自己安的这个锁了。

而前门的钥匙，无论邦达先生还是邦达太太，从不带在身上。他们只好给小镇上的警察打电话，为此他们付给警察一百块钱的支票。

妈妈的铁杆朋友朱丽亚说：“如果找工人来做，连门带锁不过一百整。”

然后她和妈妈立马谈起电影《Fool’s Gold》里的男主角，一边谈，一边和妈妈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完全不管爸爸那张黑脸。

最后妈妈果然连人带锁一百整地找了个工人，重新为厨房安了一个门，也重新换了一把锁。自然，这都是趁爸爸出差时干的。

至于我们家的那个宽带网，爸爸也曾说要亲自安装，为此，他也费时一个多月，作了安装计划……结果呢，就像我们院子周围的栅栏。等爸爸从阿根廷出差回来，我们这栋房子已经纳入了不知哪个通讯公司的宽带网。爸爸就像对待我们院子里新安的那道栅栏、厨房里新安的门和锁那样，来了个视而不见。

现在妈妈不再理会爸爸各种各样的自力更生计划，也不再希望爸爸在家务上帮她一把，对爸爸那些如何做好一家之主的榜样教育，既不追问也不发表评论了。

现在她在电话上和女朋友们聊天的时间，显然减少许多，而是动不动就给各种服务部门打电话，我估计这都是朱丽亚的主意。

五

过几天就是妈妈的生日了，爸爸问她：“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妈妈说：“我希望得到一个完整的睡眠。”

爸爸又眨巴着他那双无辜的眼睛，问：“难道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吗？”

妈妈放下正在腌制的羊排，说：“看来我只好给自己一个礼物了。”然后摘下做饭的围裙，到她的铁杆朋友朱丽亚家去了，我想她是到那里去自助一个礼物了。

不过她确实因为缺少睡眠，从楼梯上滚下来过。

每天早上她都是一副睡不够的样子，潦潦草草地化一个很脏的妆，就去上班了。所以她的眼线总是洇开来，像个熊猫似的。

缺少睡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爸爸。

据说爸爸经常打呼噜，不是小呼噜，妈妈说，是属于“抑扬顿挫、惊天动地”那一种。

幸好不是每天都这样，要看他当天是否过度疲劳，比如是否滑了雪、打了冰球。

妈妈为他买过一种内服的、专治打呼噜的药，睡前服用。还买了一种外用的、贴在鼻子上的胶条，可是都不管用。妈妈说，她正在考虑，要不要起诉这些药物公司，整个一个蒙事儿，害得她不得不夹着枕头，到地下室的乒乓球台子上去睡。

其实地下室那个地方不错，冬天最暖和，因为挨近暖气锅炉，夏天也很阴凉，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可抱怨的。

换了我，绝对不会觉得不方便。比起车库，地下室可是好多了，她忘了过去把我塞进车库那档子事儿了，那里冬天可是够冷，夏天可是够热！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戴安娜。

戴安娜晚饭吃得太多，常常被噩梦惊醒，又吐、又拉、又喊肚子疼。

即便如此，半夜三更，当妈妈到她房间查看时，她却不先报告有关肚子的情况，或是有关她的噩梦，而是先问妈妈：“你在吃什么？”那时她还迷迷瞪瞪，没完全清醒。

据她说，因为她总是看见妈妈的嘴在动。我建议她去医院看看眼睛，有人说近视眼会遗传，爸爸就是高度的近视眼。

妈妈又是为她擦洗，又是给她找酵母片，大家如此这般地被她折腾一夜，是经常的事。

即便不是晚饭吃得太多，凌晨时分，她也会突然大叫起来：“妈咪，谁把我的夜灯关了？”

如果妈妈不答应她，她会“妈咪、妈咪”地一直叫下去，她的韧性，经得住任何挫折。

让我怎么说好？！面对食物，戴安娜从来没有说过“不”！不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其他进食的场合，如果有人问我们，还要不要再加点儿什么，戴安娜总是回答：“要。”

妈妈说她吃起来就像一个卡车司机。

她吐了又吐，肚子还是那么大。从脖子底下就开始往外拱，直到小腹才往回收，并随着她的大喘气，一鼓一鼓地呼扇着——不是呼吸，她那样的肚子靠呼吸是撑不起来、也是鼓动不起来的，所以只能把戴安娜的呼吸，叫做呼扇。

每当她穿紧身裤的时候，都要妈妈帮忙，妈妈就说：“吸口气，憋住，憋住就能扣上扣子了。”或是：“憋住，憋住就能拉上拉链了。”

据我妈妈说，这还是从我姥姥那里承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想必我姥姥从前就是靠吸口气、憋住，才能把裤子上的扣子扣上的。

我想，戴安娜的呕吐，可能也是一种平衡。

这不，刚吐完，她就唱上了，我知道，一会儿她还得吐一场，没有两场是下不来的，没有两场她的肚子也舒服不了，不用问，晚饭又吃多了。

就说我们男孩子，也没吃到这种地步。即便在阿丽丝拿出我们喜欢的甜点或零食的时候，也很难让我们停下正在玩的游戏，或实在熬不住嘴馋，也是三口两口吃完，赶快接着玩儿。而戴安娜呢，不管我们在院子里玩得、喊得多么热闹，她却不为所动，端坐在餐桌上，一口、一口，不慌不忙地吃完她那一份，并且把盘子刮得、舔得非常干净。

在夏令营倾向性的发展测试中，有关“事物兴趣”那一栏的后面，老师总会为戴安娜加上“食欲”一项，在这一项后面，不但画上一个钩，钩后面还要画一个加号。

所以我最不愿意和戴安娜一起旅行，不愿意长时间和她同乘一辆汽车，她一路都在放屁，而且非常臭，活像一座移动厕所。你说说，这种人怎么就跟戴安娜王妃同名了！

不过她现在有所进步，每逢要放屁的时候，她就跑到院子深处的一个角落，发放之前她会做个拉警报的手势，放完之后，还对大家做一个解除警报的手势。

这还不算，还有其他一些让我难以忍受的事情。

从前我们还没上学的时候，看到路上的标识，妈妈总是顺便教我们读读标识上的字。

她倒是挺爱跟着读，但从此就读个不停。再说，她的门牙像兔子的门牙那样，裂着一条大缝儿，说起话来，跟卡通片《Winnin the Pooh》里的狮子Tiger那样跑风——噢，那只又多事又笨的狮子。

我一再对她说：“对不起，我不想再听这个声音了。”

她就像没听见那样，还是说个不停。

再不就轮流唱那几支破歌，一唱就是五十遍，有多少次我厌烦地对她说：“对不起，请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她还是没脸没皮地唱。

讨价还价更是她的专长。如果妈妈说：“你不能再吃冰激凌了。”

“那就吃一个酸奶。”

如果爸爸说：“再过五分钟你该睡觉了。”

“十分钟。”

爸爸说，我们家有法律方面的基因。爷爷是法院的院长，妈妈是律师，戴安娜也具备这样讨价还价的能耐，不用说，将来准是块干律师的材料。

妈妈说：“你这是对律师职业的无知。”

而且戴安娜一会儿一张脸，说变就变。超市里一个收钱的老头，竟说她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

由此，奶奶又说戴安娜将来肯定是政治家，是干大事的材料。

可是当你看到她戴上一条塑料项链时的满足感，你就会怀疑奶奶的说法是否正确。

噢，天哪，还有她那个狗骨形的发箍。

她居然就叫了个“戴安娜”！

此外，时不时戴安娜还把各个房间的闹钟倒拨一些时间，半夜三更，说不定哪间房子的闹钟就刺耳地响了起来，不过这声音对我毫无影响。

只是在这样折腾一个夜晚之后，我反倒醒得很早，自然会吵醒戴安娜，其实我觉得她一直在等我吵醒她。

于是她来到我的房间，照我的后背就是一脚。

我的朋友或是老师，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脸上怎么有个口子？”

“我妹妹抓的。”

过了两天他们又问：“你脸上怎么又一个口子？”

“我妹妹又抓了一下。”

我当然不能让她白踢，可我还没碰着她，她就鬼哭狼嚎地大哭大叫，所以爸爸常说：“我现在就为这只小母狗将来的丈夫发愁。”

当我们吵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爸爸会把我们弄到楼下，以为就此可以让妈妈多睡一会儿。

到了楼下，我们仍然会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争吵。

如果我从冰箱里拿瓶“绿巨人”酸奶，戴安娜必定也要一瓶，如果冰箱里找不到第二个“绿巨人”，她又有了哭闹的理由。她的哭，非常具有戏剧性，听上去就像谁踢断了她的腿。

这样大的动静，谁也不能装作听不见了，妈妈只好下楼来调解我们的矛盾，好让爸爸及时脱身，按时上班，他上班的地方离家比较远。

不过妈妈好像以为自己还在床上，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顺便就从楼梯上滚下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妈妈汽车的刮水刷下面，常常别着警察局的罚单，而她的车被警察当街拦住更是常有的事。那时，妈妈总是无辜地问警察：“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说：“您没看见标识吗，不能左转。”

她说：“噢，是吗？标识在哪里？”

当警察指出，标识就在我们差不多每天一逛的超市出口处时，妈妈竟像第一次听说似的：“噢，对不起，我没有看见。”

我爸爸说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

因为我姥爷开车开得也很玄乎，还大拇指一翘，说自己：“我是老纽约客了。”

就算他是老纽约客，再怎么说，也是个全身骨头嘎巴响的老纽约客了。

妈妈自然成了小镇法院里的常客。

她对我们抱怨说，那是因为她太困，闹得她无法注意多如牛毛的标识。

一到法院，戴安娜准会大哭大闹，其声其色，简直就像消防队那几辆赶去救火的消防车。

我们镇上的消防车，三天两头外出执行任务，奇怪的是，从没见镇上哪栋楼房被焚烧过的样子。那些救火车不是鸣汽车喇叭开道，而是使用老年间的号角。戴安娜大嘴一张，并发出嚎啕时，可不就像那几个老年间的号角。

我们这个小镇相当有历史，在保持历史风貌方面，小镇政府做过不少努力。所以好几部电影，都来我们这个小镇取外景。可是小镇上的人大多见过世面，从不要求影星的签名，或是围观、跟踪他们。有些人甚至抵制电影公司在这里拍外景，他们认为那帮人搅扰他们安静的生活。

有个电影导演还看上了我，跟爸爸说，想让我去当童星，爸爸回答说：“对不起，我不能替我儿子安排他的人生，这要他长大之后，自己来决定。再说，我们家没有从事这种职业的传统。”从来没有遭遇过“不”的大导演，非常不高兴。

妈妈对爸爸的回答显然很满意，十分难得地给了爸爸一个大吻。还说：“不错，你这不是也会聪明地回答吗。”

“你的意思是，我的回答经常是笨拙的，是吗？”

据说那些大牌明星，也不十分待见我们这个著名的小镇，是不是因为这个小镇的人不尿他们？不得而知。

由于戴安娜这只大喇叭，法官根本听不见妈妈在说什么，妈妈也听不清法官在说什么，最后只好让我们走人。

所以法院里的人和镇上的警察，没有一个不认识我们的，尤其是戴安娜。自然我们家的支票，也有不少是开给警察局和法院的。

我怀疑戴安娜在法院的号啕大哭，其实是她的表演，反正在一切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不正式的，都会激发戴安娜的表演欲。

爸爸出差时，万一爷爷生了病，妈妈就会请假前往，帮助奶奶看护爷爷，或陪奶奶送爷爷去医院看病。

一进医院，戴安娜就不请自便，拿起医院为病人准备的糖果就吃。她的医疗保险在那个医院吗？！

或是乱摸乱动，护士也不敢说什么，顾客是上帝，病人也是上帝啊！尽管戴安娜的医疗保险不在爷爷那个医院，可戴安娜是某个病人的孙女对不对？真绕脖子，连我说说这件事儿，都觉得绕脖子。

医生护士倒是都喜欢她，没人对她说“不”，大家还会围着她聊上几句。聊着聊着，她会突然对着医生护士的脸，十分得意地说出字母“p”打头的那个单词，后头的字母我就不说了，反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不能重复那个脏字。

弄得医生护士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也闹得我们非常不好意思。

谢天谢地，她现在终于懂得，不能说这个脏字了。 Z5Toea/aOU3xAVYNvE89y2u2kV8GU5s5NXz4NmH5X1W8HJLsN4E96E8TvsAucD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