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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爬坡阶段”。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000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中国要跨入人均收入12000美元的高收入台阶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在这个台阶前徘徊了很多年，有的徘徊几十年，最后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最后能够进入高收入的行列。中国能不能顺利跨上12000美元这样一个台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验。
根据我的测算，如果顺利的话，到2023年至2025年之间，中国有可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25年至2027年，按照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在未来十几年，中国将会经历两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一个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是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回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能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带入到高收入国家，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事情。
但是，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还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努力，挑战很多，困难很多。就当前来看，如何加快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结构的转换，以结构的转换释放增长的潜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为6.7%，总体上是趋稳向好，特别是第四季度翘了一个小尾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同比增长都是6.7%，到最后这个季度6.8%。经济下行已经经历了6年了，出现一个季度的微微上升，释放出来一个积极的信号。2017年第一季度的数字现在还没有公布，多数人预测有可能是6.8%，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和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都在回升，出口也在回升。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经济确实在趋好，连续下滑6年的趋势可能会改变，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止跌回升的势头。2017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习主席2017年年初讲“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各个地方政府要为“十九大”的召开献礼，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从2017年整体形势来看，我还是乐观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要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结构出现了三个冷热不均：
一是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2016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8.7%，民间投资只增长3.2%，尤其是2016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是负增长。社会积极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下半年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民间投资增长，所以下半年民间投资的增速有所回升。到2017年1、2月份，民间投资又回升到6%，这都是好的迹象。民间投资是经济增长活力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初期全都是国有投资，民间投资是0。近三十几年来，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经常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最高的时候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到65%。这两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加快，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下降到60%了，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是虚拟经济投资增长偏热，实体经济投资增长偏冷。银行贷款相当一部分贷给了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增长比较快，金融证券增长也比较快，但是2016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是负增长，全年工业投资增长3.6%，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缓慢。制造业投资是经济增长后劲的标志，如果制造业投资长期低迷，房地产和虚拟经济的投资增长过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而且孕育着经济的风险。
三是海外投资暴增，国内投资偏冷。2016年上半年海外投资增长60%多，下半年适当控制了速度，全年增长44%，而国内投资只增长了8.1%。海外投资和国外投资出现了冰火两重天，这也是不正常的。前几年中国一直鼓励海外投资，希望用大量外汇储备，通过海外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有利于中国的结构转换。但是2016年海外投资一下子增长了44%，其中有多大程度上是盲目投资？有多大程度为了转移资产？需要认真地分析。只有国内投资的增长，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够增加就业，才能够有效地增加国内人民的收入。
投资领域出现了“三冷三热”现象，在经济运行中是很不正常的。国务院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三个冷热不均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M1和M2的增长速度拉大了差距。2016年年底M1的增长速度是21.4%，M2的增长速度是11.3%，相差了10.1个百分点。过去M1和M2的增长速度都是同步的，历史数据一般相差零点几个百分点，像2016年一下拉大了10个百分点，这是不正常的。原因在于连续多年的经济下行，企业看不到市场亮点在什么地方，从银行拿到钱以后，没有投资出路，又以活期存款存到了银行或者干脆把钱放到自己企业的财务公司账上。很多民间企业都有一定的积累，他们把这些钱攥在手里，看看这个不敢投，看看那个不敢投，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投，感觉投到什么地方都是过剩，都意味着赔钱，所以就把钱都放在银行里。
2016年下半年，人民银行货币司的司长在发言中讲到，现在货币发行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过去经济出现低迷，只要松动银根投资就会上去，投资上去经济速度就回升了。现在即使松动银根，投资也上不去，经济也上不去，这就叫流动性陷阱。流通中的现金倒来倒去，就是进不到长期投资项目里去。眼前的这些问题，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综合来看，解决当前经济领域的问题要运用辩证思维，要全面把握好经济工作中的几个辩证关系。我在《求是》杂志2017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全面把握好经济工作中的几个辩证关系》，主要讲到五个辩证关系：
第一是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辩证关系。供给和需求是一对矛盾，是不可分离的。研究需求离不开供给，要考虑到供给能力的可能。需求超过供给能力，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需求低于供给能力，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当前通货紧缩是主要危险呢？还是通货膨胀是主要危险呢？很显然主要是防止通货紧缩，因为产能全面过剩。
在研究供给的时候要考虑到需求。如果不注意市场需求，产品生产出来有可能卖不出去，产品的价值就实现不了，投资就难以收回。因此，我们既要考虑需求的总量，也要考虑需求的结构，不能把供给和需求的统一关系割裂开，更不能搞颠倒了。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17年3月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他指出需求不足现在是全球性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奇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需求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我们在考虑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时，一定要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全面把握好。
第二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搞经济工作有短期计划，有长期计划，长期计划就是五年规划，另外还有专项规划。当前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不能把长期的任务放在年度里边，按短期计划来完成。这样就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总爱犯的老毛病就是急于求成。陈云同志说，改革前30年“左”的错误是主体性的错误，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在考虑计划的时候，要区分哪些任务是必须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哪些是短期需要完成的，对此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心里有数。比如说实现结构的升级，由现在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提升到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这就是一个长期任务。产业结构跟经济发展阶段是相互适应的，中国2017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排在世界第70位。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当然很伟大，但是总讲自己全球第二就没意思了，应当经常讲我们人均GDP还排在全球第89位才对，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发展的差距，才能继续努力奋斗。
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有一定的结构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要达到美国那样的产业结构可能吗？不可能，那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做到。因此，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要分清短期和长期。短期计划就是通过金融的调控，保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稳定。长期计划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实现结构优化，促进结构升级。比如，以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应该明白，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要想实现3%的增长也并不容易做到，原因是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创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有一定的积累，要有坚持不懈的投入，要有人才的培养，要站在技术的最前沿才可能有所前进。分清哪些事情可以短期完成，哪些事情需要长期才能完成，就能避免过分追求长期的目标，而牺牲了短期的增长。
第三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最主要的矛盾。30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已经发展得相当好，包括中西部城市和沿海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主要是差在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7∶1，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中西部农村发展和沿海地区农村比较差距很大，跟城市比差距就更大了。把握和解决好城市与农村这个矛盾，加快农村的发展，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能。中国不能脱离农村讲城市，也不能脱离城市讲农村，要把城市和农村放在经济整体上来把握，这样才能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在这方面应该向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学习。韩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40多年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一直保持在1∶0.9左右。韩国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20世纪70年代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当总统时搞了新农村建设；二是韩国土地私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出售土地获得了高额的收入，迅速地拉近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第四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过度发展就会损害实体经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都是因为虚拟经济膨胀带来的。金融膨胀和房地产膨胀往往紧紧地连在一起，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一蹶不振。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要把资金引到实体经济中去。
第五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出政府的作用。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要再去干预。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发挥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要干好市场干不了的事。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市场监管，四是对外协调。这四个事企业干不了，市场也干不了，只能由政府来干。至于新上什么产业，新上什么项目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让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配置资源效率更高。
改革开放39年，中国经济出现奇迹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通过不断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而不断地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回顾39年来，中国大的结构转换已经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乡镇企业崛起。中国用10年时间解决了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结束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匮乏状况，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起飞。这次结构大转换的机遇，让沿海的苏南、浙江、广东等地区抓住了，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第二次结构大转换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同时，从“九五”计划开始提出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四大支柱产业。经过10年努力，四大支柱产业占GDP的比例，从不到8%上升到25%以上。一大批从事支柱产业的企业抓住了机遇，迅速得到发展，因此带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
第三次结构大转换，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发行长期建设债券，搞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发债1500亿元，前后共发了5年，用这些钱干了六件事。一是农村电网改造；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高速公路建设；四是长江干堤加固；五是国家粮库的建设；六是大学扩大招生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这10年间，通过发债拉动基础设施的投入，使我国的高速公路从零起步一下子搞到世界第一，高铁通车里程超过两万公里，占到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信网，包括有线通信网和无线通信网。通过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无线、有线网络的建设，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2016年我参加清华大学在美国搞的一个讨论会，从纽约到华盛顿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我对美国人讲，中国的高铁建设比美国至少领先20年。
朱镕基同志当总理的时候，我们建议发债搞建设，当时还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是投资膨胀、需求膨胀，不能通过赤字搞建设。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发债搞建设能加快发展速度，过一二十年以后，这点债务根本不在话下。因此，在21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有些人认为，基数大了，速度就要慢下来了。但是进入21世纪，经济规模比过去大多了，速度却比过去快多了，关键是通过结构转换，把增长的潜力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了。
当前中国的结构转换已经进入到第四次，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前三次大转换，我们解决了工业消费品和农业品的供给问题，解决了重化工业发展问题，解决了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现在剩下一个硬骨头，就是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用10年的时间，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现在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江苏省最小，为1.2：1；浙江第二，为1.7：1。这两个省应成为学习的榜样。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释放巨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一个重大任务。2015年4月30日，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做了一个系统讲话，提出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五化”里面，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最重要。现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主要有两个不平等，一是财产权利不平等。城里人所有的要素都已经市场化了，特别是住房已经市场化了。中国搞住房改革，现在土地升值，房子升值，原来几万、十几万买下来的福利分房，现在升值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财富效应一下子显现出来了。但是农村的房子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规定农民的房子只能在本村买卖，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卖给谁？农民眼睁睁看着城里人获得了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他们却分享不到。
二是户籍权益不平等。农民工进城打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城里干了二三十年，却因为自己是农村户口，分享不到城里人享受的公共服务，这对农民来讲是太不公平了。因此中央政府把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第一位的任务提出来。城乡一体化应该做好四件事情，一是要推动农业现代化；二是搞好新农村建设；三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四是搞特色小镇建设。
农业现代化，将会释放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提高农业的供给效率。通过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承包地的经营权，将其有偿转给农业公司、合作社，让他们搞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
新农村建设将会释放出对建材的需求。同时，通过村庄整治，可以把村庄建设用地节约出来，一部分成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一部分可变成新增耕地。现在城乡建设用地总共有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占了5万平方公里，农村宅基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农村人口所占的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人口减少了2亿多，宅基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没有商品化，没有价值，不占白不占。现在很多村子成了空心村，不少房子长期空闲，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通过宅基地整理，新农村建设，农民把农村住房卖掉，就可以在城里面买房子落户，变成市民。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增加城市建设的需求。现在二三线城市有大量房子卖不出去，如果农民工可以买房子的话，不用发愁房子卖不出去。
现在农民工有2.8亿，留守妇女4300万，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老人4000万，加在一起有4亿多人，他们都处在全家分离状态。对这4亿多人来讲，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全家团圆梦”。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让这些分离的家庭在城市团聚，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改革要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城乡一体化改革就是精准对接群众所盼的重大改革举措。
特色小镇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中心城市周边一小时生活圈之内，选择地方让城市里的企业、学校、医院、科研单位搬到小镇上去，在小镇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把服务设施搞得好一些，配套环境搞得非常优美，吸引上下游的企业到这里集聚。在一个小镇，围绕一个企业、一个产品高度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2016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企业家联合会、企业协会和城镇化促进会六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千企千镇工程”，推进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动员企业到小镇上去打造自己更好的发展环境。这个做法也是汲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德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多，但是其中有70%多的人是住在小城镇，著名的大众、奔驰等汽车公司都是建在自己独立的小镇上。我2016年到美国考察了两个金融小镇：一个是格林威治基金小镇，建在纽约北边，离华尔街三十公里，住在那里的基金大老板照样控制华尔街、控制美国经济，并且通过美国经济控制世界经济，能量很大。另一个是旧金山市斯坦福大学旁边的一个风险投资小镇，小镇里都是些四五层小楼，小楼里有许多风险投资公司，里面是一些喝茶、喝咖啡的地方。那里的风险投资家和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师和学生们有了创新甚至是创新的构想，马上就有一些风险投资家围过来，帮你分析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发展，怎么产业化。有人会给你几万、十几万美元做研究，然后再投给你几十万美元，当你有了资金流之后，再帮助你到纳斯达克上市，再筹几亿、几十亿资金继续发展。
这两个小镇虽然很小，但是能量很大，影响很大，中国也应该是这样。比如在浙江，一个镇一个村发展一种产品，形成专业化分工，在全世界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绍兴的大唐镇，就是专门生产袜子的特色小镇，一年生产袜子70亿双，全世界每人都要穿它两双袜子。现在中国的纺织业兴起了三个小镇：一个是浙江绍兴柯桥镇，它是世界最大的化纤布纺织印染基地。一年生产的化纤布长度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几个来回。二是苏南江阴的新桥镇，有两大毛纺公司，一个叫阳光，一个叫海蓝，他们的毛纺生产能力超过过去上海、江苏、浙江毛纺的总和，而且是高档细纱毛纺布。三是山东邹平魏桥镇，成了全球最大的棉纺小镇。镇上原来有个轧花厂厂长，2017年已经70岁了，当年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考成大学，就在家乡供销社工作。他的企业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上市，筹集了60亿港元，进口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棉纺设备，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棉纺企业，雇用了17万人，利润额、缴税额在山东排第一名。中国有特点的小镇很多，要支持他们扩大发展。2016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场有几十个企业和镇政府签订合同，会后银行马上追踪调查提供贷款。2017年准备再开两次会议来推动签订更多的合同。
当前，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要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农村的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三块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不改变。但是公有制的实现方式是可以变的，实行所有权跟财产权分离，农户对他的承包地拥有法人财产权，可以把经营权有偿转让出去。平均每年一亩地转让价格是500元到700元。河南的农民比较聪明，把它跟粮价绑在一起，每年一亩地转让费是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转包农民的土地，其实夏季收入就是为承包户干的，秋季的收成才是给自己创造收入。宅基地所有权也归村集体，但是它的其他物权归农户。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讲了，农村房产和宅基地可以抵押、担保、转让，承包地的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这就赋予了农村土地以商品的属性，其用益物权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第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是全国性的，土地的流动要跟劳动力的流动相适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沿海地区吸收农民工比较多，需要扩大城市规模，给农民工盖房子，就可以到农民工输出地购买用地指标。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推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的政策，不仅不会减少耕地，反而会增加耕地，同时又满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
第三要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现在城市资本不仅富裕而且过剩，农村的资本仍极度短缺。因为城市的要素市场化了，而农村是半市场化的。商品都是朝着获得更好价格、更高利润的地方流动，所以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城乡市场成为一个单向流动的市场。中国要打开城乡之间的壁垒，通过农村全要素市场的培育，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观点，这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提出来的。他认为农民工流动是全国化的，土地流动也应当全国化，使土地在价值形态和空间形态上在全国范围内可流动、可调整。推动城市资本下乡，是城镇化促进会顾问提出来的。如果能够利用农村这三块地架设平台，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在“十三五”期间能撬动20亿元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城乡发展的差距就能迅速缩小，农民收入可以迅速增加，2020年全面小康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四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与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这件事，重庆已经做到了。重庆连续6年实行地票制度，农民退出宅基地，由政府发给地票进入市场交易。有需要建设用地的投资人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买了以后土地规划部门再给投资人调剂使用，一亩地能卖到20万元。这样的做法，使重庆市连续三四年户籍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位于全国第一。重庆为每个进城农民提供一笔安家费，送五件新衣服。这笔安家费就是把你的宅基地、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入分配权转让出去所获得的一笔收入，平均一户能拿到50万元。进城农民用这50万元再加点钱，自己就可以在城里买房子或租房子了。同时，进城落户的农民可以享受城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现在很多重庆农民工都回去在家创业，释放了巨大的增长潜能。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广东领跑了10多年，内蒙古领跑9年，现在风水轮流转转到重庆去了，重庆连续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1%，领跑全国。重庆是西部山区，交通不便，土地又少，如果重庆的政策能够在中部几个省推广，它们的增长潜力要远远大于重庆。
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和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预测中国7%~8%的增长速度保持到2030年没有问题，大量的投资有出路了，经济也不会下行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就能释放出来，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新动能。
如果特色小镇搞起来了，城市很多人就会跑到特色小镇买房居住，大城市的房价也会降下来。这个事情非常好，希望我们各级政府能认真去做。
现在我们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都已经是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主要包括环境、教育、医疗、信息、市政、交通还满足不了广大居民的需要。要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实行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把企业投资吸引到公共产品中来，把银行贷款引到公共产品的投资上来，这就要对项目进行精心的效益测算。如果投进去几年不能收回，政府就要给一定的政策，既不让投资人获得暴利，也不让投资人赔钱，让他获得合理的回报。只要这个事儿做好了，公共产品很快就会把供给能力提上去。现在财政部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缩写，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库就有几万个项目，有总投资十万亿元的项目等待投资。财政部负责公共服务PPP投资，发改委负责基础设施PPP项目投资，现在关键是政府要有所作为。
有一个专门修公路的民营公司，他们专门做修路的PPP项目。2016年公司同四川凉山自治州、湖南湘西自治州、湖北恩施自治州、云南大理自治州签订了总投资几千亿的大单，帮他们修路，还款期是4年。这些路修成之后，将对这几个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发挥重要作用。这家公司2015年的公路施工完成量达3600亿元，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到200多位，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政府想给老百姓干点好事又没有钱，就要往PPP上想办法。只要政府有所作为，把项目设计成为一个PPP项目，再通过招标来选择投资企业，中国的公共服务就会有很快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新动能。发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第二个新动能。而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的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新功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摆在第一位。通过重视科技创新，用自主知识产权带动产业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
最近十几年来，中央一再强调科技创新，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现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1%，超过了2%，研究成果开始成批涌现。
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位，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同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2011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中国的6倍，2012年缩小到3.8倍，2013年缩小到2.5倍，2014年又进一步缩小到2.4倍。再有两三年的时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也有可能超过美国。到那个时候，不再是美国人教训中国人要重视知识产权，而是中国要求美国人注意保护中国人的知识产权。
目前，已经涌现了一批创新性城市和创新性企业。比如，深圳市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占全国的47%，在全世界申请国际专利排名排在前十位的企业中，中国就占了五家，而这五家都在深圳。华为公司2015年研发投入达到596个亿，2016年研发投入达到764亿元。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公司的研发投入，超过整个中科院的研发投入。中科院一年的财政支出包括科技经费也不过五六百亿元，这还是倾全国之力搞了几十年的中科院，现在一个公司研发投入就顶上中科院了。华为投入这么多钱集中研究通信设备技术，因此它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沿。我曾去华为公司见了任正非，他说，华为公司已经进入无人区了，我们现在是喝着咖啡望着星空，来思考下一步技术前进的方向。华为可以在全世界聘请最优秀的人来创新，在国外开设了25个研究所，把数学研究所设在俄罗斯，把互联网研究所设在美国，把材料研究所设在瑞典，把软件的研究所设在印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华为已经做到了。
2016年华为公司分红，创造了一个按资按劳分配的比例，即1∶3。按资分配占25%，按劳分配占75%。2015年公司发工资1200亿，加上按资分红，平均一个人的收入是90多万，比现在央企高管还要高，这样的收入水平基本跟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收入水平拉平了。现在到美国请一些博士到华为来工作很容易，而且来了还愿意到非洲去，因为在非洲干一天补贴好几十美元，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几十美元就到账了。
原来资本分配比例也比较高，对一些老员工鼓励比较多，一年光分红就分了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任正非提出分配要向第一线倾斜，向创造专利、创造劳动成果的人倾斜，因此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调整为3∶1。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对分配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法国《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对美国国民收入做了一个测算，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40年里，新增加的收入70%是归资本所得和智力劳动所得，而蓝领工资基本没什么增加。最近斯蒂格利茨写了一本书，他提供的数据是，2015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攫取了。华为公司分配模式的突破性意义在于，他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不了的分配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的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按照华为公司的分配模式就可以解决了。华为17万员工中有7万人持股，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现在美国人就怕华为公司，总是限制华为公司去跟他们竞争。中国要培养更多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如果中国能培养出来三十个到五十个这样的公司，每个行业有一个这样的公司，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还要培养人才，办成创新型大学，使大学成为创新的基地。2016年我们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如何在深圳创办一所创新型、高水平大学。带着这个任务我们去美国考察了四所大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是南加州大学，一个是加州理工学院。考察以后，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比美国的大学水平不是一般的差，而是差得很远。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算不上最好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得过诺贝尔奖的有36个人。最好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帮助中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领军人才。校方介绍说，他们在理工科大学排名连续5年世界第一，按单位教授得诺贝尔奖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平均1000个教授就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老师有创新能力，学生也在努力创新，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公司，有的甚至注册了两三个公司，公司的活跃程度不一样。每个老师也有自己的专利和自己的公司。
在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我们访问了一个50多岁的教授，是香港人。她说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第一个亚裔女教授。她自己有两个公司，其中一个公司上市市值就有200多亿美元。在这个大学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自己的专利，根本待不住。美国的大学确实是创新的基地，美国基础研究成果的70%来自大学。
我们今天享受电子信息技术进步的这么多成果，大部分来自硅谷那些大学，主要是来自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老师、学生的创新成果。我们一定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借鉴。
美国科技创新和科技领先的经验主要有五条：一是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企业不创新就要倒闭。二是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带动科技创新。如曼哈顿工程带动了核电的发展，星球大战工程带动了航天航空工业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他们现在又制定了新能源和再工业化工程，正在取得成果。三是风险投资机制。从天使投资、种子基金，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到纳斯达克市场，在创新的全过程都有风险投资跟踪服务。四是吸引全球人才。五是军民融合发展高科技工业。美国的一些大的企业都得到过军事科研支持，美国国防部每年拿出3000多亿美元，用于军事科研项目。获得这些课题资助的企业，他们取得的成果除了满足军方需要以外，可以无偿转为民用，从而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要想在科技创新上赶上美国，首先要把这五条学到手，要知己知彼。尤其是把美国大学的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学过来。中国人的智力一点不差，到美国学习回来就有创新能力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一定要进行改革。
总之，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释放新的动能，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