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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外的移民研究相当丰富，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层移民在研究对象上的群体缺位。已有的研究表明，国际移民依然是国外研究者的焦点，社会底层移民（作为主动移民的农民工以及作为被动移民的工程移民和征地农民）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而国内的中层或白领移民几乎一直都被排斥在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正如阿朗戈在对国外移民研究进行评析时所说，“大部分移民研究只把劳动力的迁徙当作惟一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阿朗戈，2001：45）。我国学者在对国内移民进行研究时存在相同的问题：“外来市民”因无法纳入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被视为特殊案例并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宋林飞教授在“移民·环境与和谐社会”论坛上不但强调了城市移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指出城市移民包括智力移民、投资移民、体力移民（主要指进城务工农民）
。因此，白领移民群体不应该也不能被移民研究所遗忘。另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从社会分层和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不同阶层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其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生活质量、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等的影响，为研究者留下了充分的扩展空间。
第二，在研究主题上缺乏对后移民生活的关注。对于移民来说，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总希望上天赐予一个机会，使自己不再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走出复制式的生命轮回（李培林，2003）。通过迁移，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改变原有生活模式的机会，在新的迁入地社会，他们基本上可以依靠个人努力获得一切，而这正是所有移民之所以迁移的基本前提。而以往的移民研究过于专注城乡差异造成的农民工的就业、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工资拖欠等具体的客观生存问题，我们很难从已有的研究中较为完整地看到外来移民通过自身努力对生活的改善状况。随着各迁入地社会移民政策的不断变化，新老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老移民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新移民将会面临社会交往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社会融合问题、社会认同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等。
第三，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化。在国际移民研究当中，许多理论“往往只是从常识和经验出发，再以现成的各门类理论基础生搬硬套一番，不可避免具有学科的狭隘性”（周聿峨、阮征宇，2003）；国内移民研究多数采用以个案访谈为主的定性方法，侧重于定性描述、分析和推论，定量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例如，许多研究都指出了我国特有的户籍政策对国内移民的影响，但这些观点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之上，缺乏关于户籍政策影响如何、程度如何、如何改革的定量研究。
第四，研究视角带有过重的客体关怀情绪。已有研究大多以“边际人”困扰的学术关怀来看待移民现象及其社会问题。事实上，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正朝向一种“被动的”（forced）个体化移动：人们正逐渐因为自己的责任而留下来，以至于人们通过个人认同而不是通过诸如国籍、阶层、职业或家园这样的类别化来塑造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放下以同情为主的他者话语身份，听到研究主体的声音，将呈现更加公平的研究结果。
第五，我国目前有关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存在重管理而轻服务、重义务而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现象。比较多的是从现有城市管理模式的框架中寻找削减人口流动负面效应的途径，多数是以本地居民的心态来对待新移民，在维护原有居民特权方面的努力大于给新移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探索。在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系统探究方面也十分缺乏。总之，以往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政策移民（比如扶贫移民、工程移民的研究）和农民工的流动方面，主要涉及移民的就业安置和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方面。政策性移民多被安置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异地农村或大城市的郊区，多数是原来村庄的集体搬迁或异地重建，新移民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社区中，因此在与移入地居民的融合方面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应星，1996）。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将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的视角结合起来，以国内的城市白领新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社会资本、社会认同、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及社会记忆等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