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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一些沿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先后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以万计的国内人才、国际精英及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地。从相对比例来看，新移民已经占到部分城市常住人口的1/4到2/3。比如北京的新移民占常住人口的25%左右，深圳的新移民接近常住人口的2/3，上海的新移民占到常住人口的1/3左右；从绝对数量上来说，2006年在城市从事白领职业的新移民约有3000万人。
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多达5000万人，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异地创业或就业人员，也是本研究主体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以后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在异地城市就业或创业；1978～200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
据初步估算，1992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移民有1.8亿～2亿人。毋庸置疑，城市移民特别是白领移民对移入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移民中的白领阶层是实施人才资源强国战略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中坚力量。因此，研究城市移民尤其是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影响到微观层次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和宏观意义上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199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直接促进了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向沿海大中城市聚集。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8年2月4日公布的数据
，2007年上海共有常住外来人口479.14万人，占上海市1858万常住人口的25.79%。与国内相关研究仅仅关注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如李培林、李强、王奋宇、李路路、白南生等），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知识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白领新移民，而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了上海户籍。以往的研究也将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流动和地域迁移视为“候鸟式的流动”，并不以永久性的迁移和定居作为流动的目的。毋庸置疑，以体力从业者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仅仅依靠蓝领从业者来完成。
移民是指人们跨越社会界限的、或多或少的持久性流动。联合国规定，在非出生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人才被称为移民。在国际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国际移民。
特别是中央对上海提出的“四个率先”的战略要求
，以及上海提出的建设“四个中心”
的远景目标，都离不开拥有稀缺人力资本的中高级人才的加盟。因此，我们所说的新移民的“新”主要包括四层含义：第一，与历史上，特别是战争年代或大饥荒年代因为逃避战乱的风险或生活所迫的“非自愿移民”不同；第二，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工作原因通过组织调动的方式实现“有计划的流动”的模式不同；第三，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性质不同，这些移民主要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文职等工作；第四，我们试图研究的新移民是在1992年以后上海浦东大开发、大开放背景下移居到上海工作的。简言之，本书的研究对象（亦即抽样总体）是1992年以后移居上海，至少在调查开始时已经在上海居住一年以上，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18岁以上的白领新移民。为了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我们还抽取了部分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非技术性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