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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
迄今为止，人口转变理论被公认为比较成熟的理论。然而它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和发展的——须要不断地总结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动的新鲜经验，特别是“后人口转变”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阐发。
18世纪中叶发生产业革命，科技进步不断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劳动生产率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工农业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导致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创出新高，人口神话般地增长起来。进入19世纪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法国率先打破人口高增长的局面。1801～1810年法国人口出生率为32.0‰、死亡率为27.8‰、增长率为4.2‰；到1891～1900年出生率下降到22.1‰、死亡率下降到21.4‰、增长率下降到0.7‰，进入很低的增长状态。
英、德等西欧一些国家紧随其后，虽然出生率、增长率没有达到法国那样低的程度，但是均出现明显下降，人口转变波及西欧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法国社会人口学家杜蒙特（A.Dumont）注意到这种情况，企图用“社会毛细管说”解释。他认为，人的生育行为与向上发展欲望成反比，类似毛细管虹吸现象：向上发展力量越强，生育欲望下降越明显，人口增长率下降越是不可避免。以马歇尔（A.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侧重于微观经济行为分析，引进边际效用理论，对人口转变研究做出另辟蹊径的解读。不过他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没有对人口转变的成因、表象和特征做出深入一步的探讨。能够做出进一步探讨的，当属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A.Landry）。他在《人口的三种理论》一文中，提出和论证了人口变动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中期阶段、现代阶段，并给出相应的理论解释。其后在《人口革命》一书中，将人口变动“三阶段”同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论证“三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告诫人们不要忘记雅典和罗马因为人口减少而衰败的教训，认识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带来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人口学家W.汤普森（W.S.Thompson）比较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地区的人口状况，将其归结为三个不同的人口发展阶段，与兰德里的“三阶段”论可谓异曲同工，已经具备初创时期的人口转变理论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W.Notestein）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创立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在人口转变的前提、基础、形式、内容、结果等方面做出比较完整的阐发。
上述情况表明，人口转变理论是逐步形成、逐渐走向完善的。尽管诺特斯坦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他的论述常被作为人口转变理论的代表，但是人口转变理论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着的，需要加以补充和完善，是一个在实践推动下发展着的理论概念。可以概括为：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自然变动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主要阐释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规律性变动的基础、图像、特征、结果和影响。包含如下两层含义。
一是对人口自然变动本质的理论抽象。人口自然变动，指由于出生、死亡、迁移三因素造成的人口规模和数量变动。出生使人口规模和数量增大，死亡使人口规模和数量减小，迁入造成人口规模和数量增大，迁出造成人口规模和数量减少。人口（population）原本即为总体之义，后演变为不加注明即专指人口——人口不是单独的个人存在，每个人的行为受到经济、社会、观念、家庭等因素的制约，出生、死亡、迁移概莫能外。以出生为例，前提是受孕，受孕的前提是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由此牵涉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以及每个家庭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位置等。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进和人的智力的不断提升，生育旋即从单纯的生物行为中分离出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个人行为置于家庭和社会行为之中。人口转变理论透过生育现象，揭示出生育率变动中人口、经济、科技、社会等各种方面的因素，揭示出生育率带有规律性变动的内涵。人口转变理论旨在通过对出生、死亡、增长带有规律性变动的研究，阐发人口怎样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中找出可以驾驭的规律。
二是对影响人口转变的相关要素做出科学阐释。这是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重点是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转变的基础、图像、特征、结果和影响做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概括。虽然在人口转变形成之前，关于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等的研究已经存在，并且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将三者放在一起探寻变动和发展的规律，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正因为这样，人口转变理论才能作为独立的人口学理论存在和发展起来。
人口转变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有人口再生产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也有产业革命经过一个世纪左右发展，社会经济发生新变动的背景。进入19世纪，法、英、德等西欧一些国家死亡率、出生率出现长期持续的下降，人口转变理论正是对“三率”带有规律变动的合理抽象。什么是合理抽象的理论？是对实践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做出符合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总结，是来源于实践并且应用于实践的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为不同学派所公认，要义在对实践的科学抽象和合理概括上。其基本的观点如下。
其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提到人口转变，不能不提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二者都以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增长变动为基础，将人口再生产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区分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三种。区别在于，人口转变旨在探索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包括转换的原因、图像、特征、结果和影响等，涉及人口、经济、科技、社会诸多范畴。三种或多种人口再生产类型被看作人口转变的三个或多个平台，研究从一个平台转变到另一个平台的规律性变动，找出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人口转变图像要更全面、更广泛一些，人口再生产三种类型亦可包含在其中，成为转换的三个阶段性平台（见图1）。
图1 人口再生产三种类型与人口转变示意
图1显示，1～3为人口再生产高、高、低类型区，4～6为扩展区，7～8为缩减区，9～11为低、低、低类型区。1～3区和9～11区，表现为简单人口再生产类型特征，只是1～3是人口高出生、高死亡造成的低增长；9～11是人口低出生、低死亡形成的低增长。4～8区间人口转变最为活跃，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均发生激烈变动，总体上表现为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转变过程，只是3～6为人口增量转变区间，6～9为人口缩量转变区间，最终完成向低、低、低类型的转变。
其二，人口转变的基本特征。在人口阶段型转变背后，潜藏着经济、人口、科技、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变动，人口转变是多种因素交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图像和基本的特征，表现为以下5点。
第一，人口转变从死亡率下降开始。图1中与X轴3对应的图像部分，为死亡率曲线开始下降起点，下降趋势一直持续至与X轴8对应的图像部分。任何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人口群体，进入人口转变必然从死亡率下降开始。这是因为，总体人口死亡率下降是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再生产对食物的需求得以满足的结果；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突破，从而降低了某些疾病的致死率。科学技术和人的智能总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劳动生产率和医学等的技术进步是不断前行和不可逆的，因而死亡率的下降也是带有持续性质的。
第二，在由第一向第二、第二向第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人口增量由增到减转折，这是事关人口转变全局的重要转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域人口年龄结构不尽相同，这个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很不相同，但是应在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峰值之前，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如图1X轴6对应的区域部分。人口转变到此位置，说明传统人口转变已接近完成，需要高度重视人口转变这个节点出现的时间。因为越过此点，人口再生产即开始向“三低”类型转变。
第三，出生率下降到“三低”类型后继续下降的惯性比较强。对此，可以在许多出生率接近死亡率的国家或地区找到佐证。然而近年来发现，“三低”类型也并非不可救药、一成不变，北欧和西欧某些国家出现少许出生率和增长率回升，就是现实的例证。目前，对此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需要等待和观察，由实践做出最终的结论。
第四，人口转变的结果。人口转变的结果，是走向“三低”人口再生产类型。较早完成转变的西欧、北欧地区的国家及日本等即是典型，正在转变的一些国家亦可证明。然而如前所述，是否出生率、增长率降下去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还有待实践证明，不能就此下结论。不管怎样，总体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甚至降至或接近零增长，有可能，并且已有先例。
第五，人口转变的影响。人口转变遵循“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变动规律，为达到一定数量人口群体的变动规范出转变的轨迹，从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彰显其实证研究价值。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其不仅揭示了总体人口的数量变动规律，为社会再生产提供相应数据支持，而且提供了每个阶段人口变动的基本特征，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特别是由高、低、高向低、低、低这一转变过程，普遍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下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而越过峰值之后，则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上升的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呈增长趋势，在颇大的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节奏。而老龄化的推进和逐步加深，虽然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同时存在，不过从总体上观察，不利的因素要更多一些。因此，需要在老龄化严重阶段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做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各种准备，尤其需要建立覆盖全社会、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积累必要的养老保险基金。
自从“后工业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在原来词语、命题、概念前面加上一个“后”字，赋予其新的含义，显得颇为时髦并很快流行开来。诸如后城市化、后现代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等。还有将“后”字加到后面的，像80后、90后、博士后一类。“后人口转变”同其他“后”字加到前面的新词语一样，是相对原来已有的命题、概念而提出并赋予新的含义的。因此，要弄清带“后”字的新词语、新概念，首先要清楚不带“后”字的原词语、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不带与带有“后”字的词语、概念联系起来、区别开来进行考量。其实上述不带“后”字、一般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本身便留有一个缺口——转变到“三低”阶段以后，转变是停止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继续进行下去又转变到何方？对此，美国人口学家H.莱宾斯坦（Harvey Lebenstein）提出：在完成城市工业社会转变和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很低的水平，死亡率保持稳定的低水平，出生率略有波动但趋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到很低水平，甚至下降到零以下。这就突破了一般人口转变三阶段、三类型模型束缚。另有人口社会转变论者，提出仅从经济因素考量人口转变是不够的，还必须纳入社会学视野；也有学者对死亡率率先下降提出质疑，认为出生率与死亡率可能同时下降，甚至有的出生率下降先于死亡率下降。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布莱克（C.P.Blacker）、柯尔（A.Coale）和胡佛（E.M.Hoover），他们的论证有些已超出传统人口转变范畴，触角已经伸到后人口转变边缘。
1947年英国人口学家C.P.布莱克发表《人口增长的阶段》一文，将人口转变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高位静止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很高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人口增长处于静止状态。
早期扩张阶段。死亡率率先出现下降，与出生率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由此造成人口的加速增长。
后早期扩张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并达到较低水平，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展到最大值，人口增长率最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则导致增长率开始下降。
低位静止阶段。死亡率和出生率先后下降到低水平并达到新的均衡，只是二者是在低水平基础上的均衡，不同于高位静止阶段的均衡。
减退阶段。下降的出生率具有一定的惯性，下降至与死亡率相等时仍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出现人口向着负增长方向的转变。
美国人口学家A.柯尔于1973年发表的《人口转变理论再思考》，也将人口转变分为5个阶段。不过每个阶段的含义与布莱克不尽相同。经过长期观察，柯尔给出每个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量化指标，以帮助人们进行阶段划分（见表1）。
表1 柯尔人口转变五阶段指标划分
无须多加说明，柯尔的划分标准并非金科玉律，不一定那么科学和好用；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提出量化指标表明，人口转变是“三率”不断变动的过程，5个阶段是可以度量和计量的。而布莱克则明确提出和论证人口转变最后进入减退阶段，留下人口负增长继续转变的空间。
我国生育率进入低水平之后，“后人口转变”讨论异常活跃。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罗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后人口转变”，并且认为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耀眼”的一笔。
1992年《人口》杂志发表朱国宏文章《苏南模式：后人口转变时期》。文章标题即含“后人口转变”字样，内容着重“后人口转变”的人口学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后人口转变”的研究文章增多，并有质疑的文章发表。综合而言，“后人口转变”相对传统人口转变、人口学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转变，是在完成了传统人口转变之后新的人口转变。其标志是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步入“三低”类型以后的人口转变。显然，“后人口转变”亦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因为总体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和进入“三低”类型以后，可能有振荡、反复和单边下跌式三种不同的变动趋势或转变。如果是有升有降的横向振荡，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方能达到或接近人口的零增长，因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如果是触底反弹，不管是政策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生育率重新回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零增长一天的到来将变得十分遥远，需要从传统人口转变走出来并重新过渡到“后人口转变”；如果是单边下跌式转变，就会缩短人口达到或接近零增长的进程，提前过渡到“后人口转变”后期。一般情况下，振荡并伴随单边下跌式的转变居多；然而不论哪种情况，都应当注意到“后人口转变”前期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质。这个波动要多长时间？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的时间，即25年左右。因为进入“三低”类型以后，经过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即处于更替水平以下新出生的人口成长到进入婚育年龄并将陆续通过生育旺盛期，“后人口转变”便有了延续下去的坚实基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人口的零增长，以及完成零增长以后一定程度负增长的转变。
按照上面的界定，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后人口转变”建立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之上，是传统人口转变的继续和延伸。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转变做出概要的描述和分析。
在讨论具体的“后人口转变”之前，有必要明确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区分，结合我国实际给出划分的合理区间。前面柯尔提出的标准，同目前实际相距远了一些，那样高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同当代人口变动实际有较大距离。应从实际出发，在进行横向和竖向比较以后，找到区分不同类型的合适标识。众所周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均是粗率，受年龄结构影响大，要比较应该先进行年龄结构标准化。不进行标准化将粗率直接拿来进行比较，可能造成一定误差和误判。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粗率的意义，作为粗一些的衡量指标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笔者提出：高、高、低类型，以出生率在30.0‰以上、死亡率在20.0‰以上、自然增长率在10.0‰以下衡量，是比较适当的；高、低、高类型，以出生率在20.0‰以上、死亡率在10.0‰以下、自然增长率在10.0‰以上衡量，是比较适当的；低、低、低类型，以出生率在20.0‰以下、死亡率在10.0‰以下、自然增长率在10.0‰以下衡量，是比较适当的。需要指出，这样的衡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就66年来中国人口变动而言，阶段划分的几个分区界限。还要注意，这样的划分具体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三率”的表现并不完全相符。如有些年份出生率在30.0‰以上，死亡率却下降到20.0‰甚至10.0‰以下，表明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高、高、低向着高、低、高类型转变，抑或已经步入高、低、高类型。实际的人口转变区分，在进入高、低、高类型以后，以总和生育率（TFR）、净再生产率（NRR）指标为准，可能更为准确、快捷、方便：TFR≥2.1或NRR≥1.0，为高、高、低或高、低、高阶段；TFR＜2.1或NRR＜1.0，为低、低、低阶段，长期持续下去将出现人口零增长、负增长。人口转变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一般不具有可逆性质。因此把握转变的节点和标识，是十分必要的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创造出早期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以男耕女织、手工工具和工匠技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做支撑。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社会生产孩子的成本很低，边际孩子成本还呈现下降趋势，而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安全保卫效益、精神享乐效益等却比较高。孩子成本-效益自然形成的这种倾斜，铸造了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人口文化。而国家在人口政策，抑或与人口相关的土地、赋税政策中，往往实行有利于生育的政策，营造出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出生率很高，一般估计在30.0‰～40.0‰，但是由于死亡率也很高，所以自然增长率比较低。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生育观念根深蒂固，高出生率成为维系人口再生产的核心和纽带。
与高出生率相伴的是高死亡率。一方面，受手工工具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限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口再生产需求的满足受到限制，人口健康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广大农民只能落得个养家糊口境地，挣扎在饥饿与温饱边缘线上，经受不起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侵扰，也经受不住水旱等自然灾害袭击，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乱、疫病、饥荒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人口死亡率处于30.0‰以上的高水平，人口再生产具有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显著特点。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首次全面胜利，结束了长期战乱、飘忽不定的生活，得到一定的喘息机会。尽管国内战争并未终止，但是毕竟属于国内战争，与反抗外来侵略战争性质不同，反映到人口再生产上，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增长率有所回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生率为36.0‰、死亡率为20.0‰、自然增长率为16.0‰，表明人口再生产已由高、高、低向高、低、高转变，已经到达高、低、高边缘。1952年出生率微升至37.0‰，死亡率下降到17.0‰，自然增长率上升到20.0‰，标志着正式挺进高、低、高类型。
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影响，1958～1961年出现了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再生产的畸形。这几年，出生率下降到30.0‰以下，1961年更下降到18.0‰超低水平；死亡率上升到12.0‰以上，1960年更上升到25.43‰超高水平；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7.2‰以下，1960年更下降到-4.57‰，出现自1949年以来唯一的一次负增长超级低水平。显然，这是超越正常人口再生产规律之外的一种畸形，是社会经济发展发生意外在人口再生产上的一种折射。这种意外畸形一旦结束，出生率和增长率便出现带有补偿性的增长，死亡率则呈现加速下降趋势。1962年出生率重新上升到前期峰值水平，1963年则创出43.37‰新高，成为新中国成立66年来的最高年份。自然增长率也创33.3‰新高，使该年成为新中国人口增长陡然突起的“珠穆朗玛峰”。因此，考察新中国人口转变历史，1958～1961年出现的畸形当属特例，只有将其剔除在外，才能更清楚地考量带有规律性的人口转变。
除去这一特殊阶段，1962～1971年出生率保持在30.0‰以上，1971～1990年保持在20.0‰以上；死亡率在1964年以前一直保持在10.0‰以上，其后则迅速下降并长期保持在7.5‰～6.2‰低水平；自然增长率1962～1973年保持在20.0‰以上，1974～1997年保持在20.0‰～10.0‰，1998年以后则一路下行，2009年以来下降到5.0‰以下。如此，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动的速率并不完全同步，如以自然增长率为主画线，高、低、高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指1962～197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0‰，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的一次生育高潮，属于典型的高、低、高人口再生产类型。后期指1974年以后，增长率下降到20.0‰以下，至1998年下降到10.0‰以下，2005年下降到5.0‰以下，近两年略有回升。如此，高、低、高人口转变后期当在1998年结束，但是出生率早在1991年便下降到19.68‰，与同年人口增长率12.98‰不相匹配，哪一年更接近人口转变实际？前已论及，关键是生育率水平，高、低、高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终结要以TFR≤2.1、NRR≤1.0为准。1991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98，妇女净再生产率也下降到1.0以下，标志着已经进入低、低、低人口再生产类型，传统人口转变的结束和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见表2）。
表2 1949～2015年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续表
表2表明，新中国人口转变也由死亡率下降开始，然后是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率呈先升后降趋势。这符合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一般人口转变规律。唯一的特例，是1958～1961年出现的低、高、低人口转变畸形。这个人口转变畸形打破正常人口转变规律造成的影响，不仅在于其间4年人口“三率”的畸形变动，而且对后来人口转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走出这个畸形之后，立即迎来出生率报复性反弹，1963年创造出生率、增长率最高纪录。由此形成的人口调整增长惯性，形成1962～1973年最大的一次生育高潮。这部分庞大人口组群在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中显得格外抢眼，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上移，走到哪里便将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带到哪里。
结合我国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变动，以1991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为标志跨进“后人口转变”时代。“后人口转变”依然要继续转变，到目前已经在转变路上走过25年，表现出与传统人口转变不尽相同的某些特征。
从出生率变动情况看，下降明显而迅速。1991年下降到19.68‰，1994年下降到17.70‰，1996年下降到16.98‰，1998年下降到15.64‰，1999下降到14.64‰，2001年下降到13.38‰，2002年下降到12.86‰，2009年下降到11.95‰，其后2009～2015年则在11.90‰～12.37‰之间徘徊振荡，呈相对稳定态势。由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出台准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可再生育一个孩子，普遍放开二孩政策也已出台，出生率小幅振荡走趋势可能延续，短期内掉头向下是不大可能的。
与出生率下行趋势比较，死亡率呈比较稳定态势。1991年死亡率下降到6.70‰，此后16年一直在6.40‰～6.93‰之间做窄幅振荡。1991～2003年呈微降趋势，2003～2007年呈微升趋势，走出一条微带U字形的变动曲线。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U字形曲线右端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暴露出“后人口转变”的显著特点，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高，而且年岁越高死亡率越高，导致总体人口死亡率呈上升走势。
由上述出生率、死亡率变动所决定，人口增长率总体上与出生率变动成正相关关系。1991年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2.98‰，其后继续下降，1994年下降到11.21‰；自1995年起其后3年每年都在11.0‰以下，1997年下降至10.06‰；随后3年每年下降一个台阶，1998年下降到9.14‰、1999年下降到8.18‰、2000年下降到7.58‰；进入21世纪下降速度趋缓，2001～2003年在6.0‰略高一些平台，2004～2008年在5.0‰略高一些平台，2009～2013年在4.0‰略高一些平台；2014年出现自然增长率回升新动向，重返5.0‰平台，达到5.21‰；2015年略有下降，降到4.0‰平台，达4.96‰。
笔者以为，随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逐步到位，一定程度的回升是必然的，这一趋势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预料之中。
上述三率变动趋势说明，“后人口转变”在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率较低路上前行，走势基本上是正常的。近年来人们对“后人口转变”的关注和研究增多，提出若干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有待实践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后人口转变”是一个相当长的人口转换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都将发生新的变动。以中国的实践而论，“后人口转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自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相应的出生率、自增率均下降到较低水平——开始，至人口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为止，是出生率、自增率逐步下降至零阶段；后期以一定程度的出生率继续下降、人口自增率下降到零以下为标志，发生一定程度的出生率等于、低于死亡率和人口自增率为负值的转变。人口负增长以后如何转变，尚缺乏更多的实践，恐怕还得不出一定的结论，但是有一点似可预料，即经过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的长期振荡以后，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可能过渡到“三率”大致相近的稳态人口状态。
［1］罗淳：《试论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
［2］叶明德：《对“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质疑》，《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
［3］田雪原：《后人口转变迎来新改革机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于学军：《再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3期。
［5］向志强：《试论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人口学刊》2002年第1期。
［6］D.J.Van，“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1987.
［7］J.C.Caldwell，“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1976.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