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当前走好第二步是关键

人口（population）作为总体存在，由数量、素质、结构三部分组合而成。从中国实际出发，相当长时期内实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是社会经济发展应有的诉求。如今已经走到第二步中期，理应顺理成章地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固守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定式，坚持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不变；另一种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走入歧途”，压根儿就不应该控制人口增长，需要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看来在生育政策放开二孩新形势下，“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有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必要。

人口发展战略立足点

一个时期以来，“战略”一词风靡全球，无数战略竞相出台，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因此，在讨论人口发展战略之前，有必要对“战略”概念做点儿讨论。战略（strategy），最早应用在军事上。在西方，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指军事和地方长官。后来发展成为军事术语，意指指挥战争总体的计谋和策略。在中国，战略思想的出现和应用可追溯到2500年前问世的《孙子兵法》，亦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等。该兵法讲的是普遍适用的战争方略、计谋和策略，是克敌制胜的大智慧、大谋划，因而是一部战略性质的兵书。由此而下，千百年来将指挥战争谋略的战略推进到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形成当下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环境、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然而不管战略何其多，都要遵循一定的质的规定性、共同的属性。

一为长期性。发展战略的宗旨，是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一切以“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为转移，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历史上楚汉相争的故事，就是一例。汉王刘邦屡战屡败，然而在战败之后，他能够重新整顿队伍，出榜安民取得民心，因而战败一次又以更强的姿态站立起来，直到最后取得夺取天下的胜利。楚王项羽倒是屡战屡胜，但是每一次胜利都要以一定数量士兵的牺牲和思想上的某种松懈为代价，趋势是越战越弱，直到最后霸王别姬而自刎于乌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短期内“小打小闹”式的胜利并非不重要，因为可以积小胜为大胜；但是小胜不能替代大胜，最终要靠大胜解决问题、获取全胜。发展战略需要的是最终的胜利，有一个以时间换空间演变推进过程，长期性是一般发展战略的一个共同属性。

二为全局性。这是发展战略另一个重要的属性。即发展战略所要的是全局的最终胜利，而不是某些局部的胜利。不错，全局性的胜利是由一个个局部性胜利积攒而来的，因而不可忽视局部的胜利，但是局部的胜利不能替代全局的胜利，谁取得全局性的胜利，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此，在取得全局性胜利的征途上，要经得起波折和失败考验，以“失败是成功之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战斗能力，直至夺取全面的胜利。

三为阶段性。但凡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一般都要分作几个阶段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譬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按照不同阶段，分别实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不同的策略和战术，最后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当前我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同样也可分解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主攻目标、推进的路径和方式等，是不尽相同的。

这里之所以讲一点儿发展战略具有的共同属性，是因为人口发展战略也要具备这样的属性，应从上述“三个属性”上去把握。特殊地说，人口自身所具有的数量、素质、结构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人口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阶段性。而且需要铭记“有所得必有所失”至理名言，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和向前推进，只能遵循所得值最大、所失值最小原则。

按照这样的要求和思路选择和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主持并主撰《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2000年的中国》首篇）研究报告时，便提出和论证了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于一体、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30多年的实践表明，战略推进比较顺利，成效比较显著，同时也表明，无论人口还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变动和发展均十分显著，人口发展战略也要与时俱进，适时做出重点转移的调整。进入21世纪以后，笔者主持并同课题组同事一道撰写并出版新作《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给出低位预测“硬着陆”、中位预测“软着陆”、高位预测“缓着陆”三种预测结果。以上述发展战略“三性”与该三种人口预测结果结合起来分析，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思路、图像和决策选择便逐渐清晰起来。高位、中位、低位三种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如下。

“缓着陆”高位预测。生育率逐步有所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人口零增长目标要推迟到来。2000～2005年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90，2005～2010年为2.00，2010～2020年为2.13，2020～2050年为2.15，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75亿（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达到峰值时为15.99亿。如果2.15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总人口将在16亿上下波动，2100年为16.05亿。

“软着陆”中位预测。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基本稳定在略高于现在的水平。2000～2005年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75，2005～2010年为1.80，2010～2020年为1.83，2020～2050年为1.80，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

“硬着陆”低位预测。生育率在现在基础上略有下降，没有更多顾及生育率的继续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故称之为“硬着陆”。总和生育率设定：2000～2005年平均值为1.65，2005～2010年为1.56，2010～2020年为1.44，2020～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可减至13.02亿，2050年可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比较上述三种预测方案，无疑以低位预测“硬着陆”方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为有效，达到峰值时的人口数量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0.78亿、2.12亿，时间也分别提前9年、29年；到2050年则分别减少2.10亿、4.07亿，数量之差悬殊，优点突出。最大的缺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造成老龄化过于严重：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分别高出中位预测、高位预测0.50、0.88个百分点，2050年将分别高出4.07、6.91个百分点；特别是2045年该低位预测方案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5.62%，高出届时发达国家25.30%水平0.32个百分点，其后还要继续升高，这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养老负担颇显过重。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也值得注意。该低方案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488万、864万，2050年将分别减少1.21亿、2.25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中50～64岁占15～64岁比例，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也要严重得多。虽然总体上说中国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绝对数量短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和相对高龄化，则会加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加速人力资本活力的减退，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而是不宜采纳的。

“缓着陆”高方案预测同“硬着陆”低方案预测相反，最大的优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合理，老龄化来得比较缓慢，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有利于保持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最突出的缺点是人口数量控制较差，2020年将分别比中位、低位预测方案多出0.46亿、1.05亿，2050将分别多出1.97亿、4.07亿。显然，这对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相比之下，“软着陆”中方案预测兼顾了“硬着陆”低方案人口数量控制比较有效和“缓着陆”高方案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较好地克服了低方案人口结构不尽合理、高方案人口数量控制较差方面的缺点，人口总量2030年达到14.65亿峰值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结构比较适当，是适应21世纪中国人口态势和未来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比较理想的方案。遵循发展战略“三性”和人口发展战略“所得值最大、所失值最小”原则，“软着陆”中位预测方案应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

“软着陆”中方案，重在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相结合，不同阶段重点有所不同。所谓“不同阶段”，系指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上的第一阶段、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至人口零增长的第二阶段和人口零增长以后的第三阶段。为什么将总和生育率更替水平作为区分第一与第二阶段的标志？因为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意味着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零以下，长期保持下去即可在未来的某一时点达到零增长、负增长。因而要特别关注生育率继续下降的速度和节奏、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动是否协调。为什么将人口零增长作为区分第二与第三阶段的标志？因为一般情况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零的时候，还有着一定的步入负增长的下降惯性，进而过渡到人口数量减少的新阶段。少年人口呈下降徘徊趋势、老年人口占比继续上升，需要特别重视少子高龄化对生育率下降的约束作用。无论立足人口自身数量变动与年龄结构合理化，还是着眼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须要摆正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三者之间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如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作“三步走”阶段式推进。第一步，在“控制”“提高”“调整”协同推进中，更注重人口的数量控制，以“控制”为重点，目标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人口出生率为33.43‰，死亡率为7.60‰，自然增长率为25.83‰，属典型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1991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0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死亡率下降到7.0‰以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3.0‰以下，人口再生产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标志着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的完成和第二步的开启（见图1）。

第二步，逐步实现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再向以素质提高特别是以结构调整为主转变。目标是在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推进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后人口转变”继续前行，直至增长势能释放殆尽，实现人口零增长。按照“软着陆”中方案预测，2030年前后第二步可基本完成。着眼点在把握好生育率继续下降的速度与少子高龄化进程相匹配上，使人口数量变动与年龄结构变动相协调，有利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即人口的数量是适度的、人口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走向协调，发展是可持续的。虽然第三步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要在此之前做好准备，为人口自身、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按照“软着陆”中方案，第二步、第三步人口自然变动如图2所示。

需要说明一点，图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粗率（crude rate），反映的是出生、死亡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粗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较大。最明显的是，粗死亡率的持续上升主要受年龄结构老龄化影响，是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较高，并且随着年龄增高呈指数升高趋势所致。将年龄结构标准化，去除年龄结构因素影响以后，未来人口死亡率不是比现在更高而是更低了。从总体上观察，2000～2030年人口死亡率由6.45‰上升到10.07‰，上升3.62个千分点；出生率由14.03‰下降到9.89‰，下降4.14个千分点。2030～2050年死亡率由10.07‰上升到14.67‰，上升4.6个千分点；出生率由9.89‰下降到9.71‰，下降0.18个千分点。死亡率、出生率如此一升一降变动趋势，方才出现203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18‰、2050年下降到-4.96‰的变动，达到第二步、第三步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不过，2000～2030年与2030～2050年比较，死亡率由年均上升0.12个千分点提升到0.23个千分点，呈倍增式加速上升态势，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老龄化累进增长。出生率变动则相反，由年均下降0.14个千分点降至0.01个千分点，21世纪中叶出生率已步入基本稳定状态。从总体和长期变动趋势上观察，无论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变动都比较平稳，没有剧烈升高或剧烈下降的情况，是渐进式变动积累起来的趋势，在人口自身正常变动范畴以内。

人口结构变动，特别是作为人口数量变动主要约束条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包括0～14岁少年、15～64岁成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变动，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第三步给出的变动趋势见图3。

图3表明，2000～2050年0～14岁少年人口占比，由22.9%下降到15.74%，下降7.16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70.1%下降到61.18%，下降8.9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由7.0%上升到23.07%，上升16.07个百分点。虽然少年、成年、老年人口占比减少或上升的速率有一定差别，但是在总体上变动并不过于急速，比较好地协调了人口数量变动与年龄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原则，为包括“后人口转变”在内的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能承受。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比较协调是主流。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来说，有利是主导和主要的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所能承受”“主导方面”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相反，有些问题比较严重，有些负面影响风险级别也比较高。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就必须出台应对之策，使之逐步化解。

当前走好第二步是关键

当前，“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已推进到第二步——中期。这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步，能否走好关系到阶段性目标和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立足中国人口实际并联系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考察，走好第二步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人口数量由增到减和少子高龄化两种趋势。两种趋势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要害在掌控好变动的速度和节奏上。

1.把握好人口数量变动的方向和节奏

如前所述，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人口数量变动的方向和目标，是人口数量由增到减、并于2030年前后实现零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发展战略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还应继续坚持。然而一个时期尤其是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以来，反对的声音多了起来，对于要不要控制人口增长、要不要零增长目标、要不要保住“第一人口大国”桂冠等，有些人发表了一些言辞颇为激烈的意见：有的宣称中国计划生育已经“走入歧途”，甚至对政策以及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士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个别人达到近似疯狂的程度。实质性问题，是在当今中国人口已达13.75亿情况下，人口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应该坚持还是丢弃。这是不同观点分歧的根本之所在，也是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必须回答的问题。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稍加讨论。

理论层面。反对控制人口增长、认为中国人口“少了”论者，举出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均伴随人口的聚集和增长为理由，说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还是人口多一些好，中国不应放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桂冠。指责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走入歧途”，人口基本国策应退出历史舞台等。在此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千百年来众民主义的老调子，也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场景。牵动的理论问题是：人——从而总体人口，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实无须多费笔墨，人口经济学已经说得很清楚：将人口总体纳入经济活动中分析，人既不是单一的消费者，也不是单一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统一。不过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适用于各类人口。无论少年、成年还是老年人口，也无论健康还是残疾人口群体，统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人口学将15～59岁或15～64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除很少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其余大部分人均可成长为正常的劳动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劳动者。因此，每年新增人口，首先表现为消费人口的增加；14年以后，方能转变为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因此，需要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相统一、相区别、相关联的角度，看待人口增减变动，不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重要的一点，是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人口“少了”还是“多了”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迅速推进，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当前已进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新阶段。谁都知道，当今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人力资本，而不在人口数量多寡。当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数量、素质对经济发展作用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对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越高。就我国情况而论，新中国成立67年来，总体上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改革开放特别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过刘易斯拐点以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尽管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含量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走“以速度换质量效益”之路——牺牲一点儿速度，换取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更大提升——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收到越来越明显的效果。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主要走提高劳动生产率之路，因而主要依赖人口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积聚的增强，否则是毫无意义的。以人口、劳动力数量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以此为由鼓动新形势下的众民主义、否定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与时代前进的步伐背道而驰，显得与手摇纺车一样古老了。

实践层面。中国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几千年来争执不下的一个带有传统性的问题。实践证明，以某些国家人口、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等做简单类比，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中国之上、之下的均为数不少，“国别比较论”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后来提出的人口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有一定的说服力。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因而贫困、失业、落后等人口问题表现突出。相反，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和劳动力不足，因而消费乏力、劳动力短缺、老年社会负担较重等，成为滞缓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发展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是将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后果舍去，即舍去资源和环境的改变对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而论证和结论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也受某种质疑。

论证人口“多了”还是“少了”，需要另辟蹊径。从一个国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具体状况出发，从方法论与实际相结合角度推出适当的评价指标和研究方法，或许是一种实际的推动。

其一，同世界总体水平比较。人口“多了”还是“少了”，人口密度不失为判断的一项标准。以往在进行比较时，往往将一个或几个国家加以比较，因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为什么选择那样的国家，是科学抽样还是为已有的结论寻找例证？依笔者所见，寻找例证者不在少数。这种有目的的选择一个或几个国家做类比式论证，确实没有多少说服力。如果不选择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选择世界总体或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则可免除这种先有结论、后找例证方法论上的缺陷。依据能够代表世界总体或者平均水平的中间数，便可以明确该国家是在世界总体或平均水平之上还是之下，给出相应的排位，人口“多了”还是“少了”也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提供的数据资料，2014年中国人口与发展同世界总体或平均水平比较，几项主要指标情况如下。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中国为145，世界为56，中国为世界的25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人），中国为7594，世界为10804，中国为世界的70.3%。更多的，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的33.5%，人均淡水拥有量为世界的31.9%，人均领海面积为世界的10.0%，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的13.0%，人均草原面积为世界的50.0%左右。至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铁、锰、铜等矿产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均远低于世界水平。由此也就不难做出中国人口“多了”还是“少了”的研判，战略的指向比较明确。

其二，分清人口问题的性质。如前所述，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类人口问题：一类为人口压迫生产力，表现为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贫困、失业严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低，出生率、增长率和少年人口占比比较高；另一类为生产力压迫人口，表现为人口和劳动力不足，消费和经济增长疲软，出生率和增长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高和社会负担重。我国属于哪一种类型？笔者以为，处于由前一种向后一种类型过渡，目前处于过渡中前期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人口态势。“后人口转变”行进到中期，距离人口增长势能全部释放、实现零增长，尚有15年左右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出现逐步减少和下降趋势。但是尚在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中后期，走出“后黄金时代”也要15年左右。“民工荒”一类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已经显现，但是非绝对性质的短缺，而是相对意义上的短缺。以大学生就业难为代表的劳动就业问题，压力仍然较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制约作用。

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走出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等收入阶段。然而与世界人均GDP 10804美元比较尚有不小的距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尚需时日，且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悬殊。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仅相当于美国、日本的十几分之一，与一般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也很显著，甚至还不抵亚洲、南美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够快，同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越过刘易斯拐点后长期维持在较大规模，从而形成持续的就业压力不无关系。

我国总体上处在由人口压迫生产力向生产力压迫人口转变过程之中，目前位置在转变中前期，还没有完全脱离人口压迫生产力，更没有到达生产力压迫人口阶段。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在20多年前便提了出来，然而时至今日收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固然主要出在经济体制上，然而同人口多的基本国情长期存在不无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和劳动力压迫生产力使然。举例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接连多年提出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0%左右，业内人士称之为“老八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老八路”呢？笔者曾问及参与中央相关文献起草的同志，回答是：主要为了保就业。因为就业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不能不保。相关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率掉下来1.0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随着升高0.5个百分点。因此，要保就业、保稳定，就要保经济增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过刘易斯拐点，出现下降趋势；然而由于人口和育龄妇女基数庞大，每年出生人口仍在1500万以上，放开二孩后最近几年每年还可能增加出生人口300万左右，相当长时间内就业压力仍将继续存在。消化就业压力，就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当今社会经济步入新常态，也只能保持经济减速而不失速，以保证比较充分合理的就业为前提。

再举一个劳动生产率的例子。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技术装备成正比、同劳动者人数成反比是普遍的规律。就业人口压力长期存在，势必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又要维持较高的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要受到抑制，不高问题突出。这有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在劳动中转化应用的程度不够高，管理水平不够高，作为劳动对象的原料、材料品质不够高等。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居高不下，产业后备军储备充足，劳动者技能总体水平不够高等，不能不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实践证明，在劳动年龄人口近乎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升受到的阻碍是相当巨大的。

其三，对人口问题的实际感受。一个时期以来，“幸福指数”颇受人们青睐，从一个侧面渗透出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性。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举行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物质、精神、环境、社会等诸多方面，每个方面又包含着若干层面，每个方面、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同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相关联，影响幸福指数的高低和走向。衡量幸福指数，有同人口状态关系密切的显性指标，如人均收入水平、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居住环境污染指数等，人口数量往往以分母姿态出现；也有隐性的难以量化的感性度量指标——这种度量指标常常因为难以量化而被忽视——事实上却长期与人们朝夕相伴，密切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

举一个笔者亲身感受过的例子。将地广人稀的美国和地窄人多的日本比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幸福指数隐性的“感性度量”截然不同。2012年美国陆地面积963.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7.32%；人口3.32亿，占世界4.61%；GDP 156848亿美元，占世界21.87%。日本陆地面积37.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0.28%；人口1.28亿，占世界1.78%；GDP 59640亿美元，占世界8.32%。 以人口经济密度（GDP美元/人）比较，美国为47243.37，日本为46593.75，水平相当接近；然而地理经济密度（GDP亿美元/万平方公里）美国为159.53，日本为1577.78，日本为美国9.89倍，足见日本地理经济密度之高。凭借建立在如此高密度之上连片的城市群，鳞次栉比的工厂，蛛网交织般的铁路、公路、空中航线等，高度集约化的工业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方才打造出与美国相近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然而不同的是，虽然美国也有如纽约那样高度密集的城市群，但是与以东京都为中心的城市群相比，更多的是分散的、与乡村结合在一起的组合型城市，像中部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城市群、西部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西海岸城市群，就是这种分散型城市的典型。在这类城市里，较少有像日本城市那种狭小、喧闹、拥挤的地铁，缺少休闲生活空间、使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代之而来的是宽大的住宅和乡间别墅，足够多的公园、湖泊、草地等休闲场所。除个别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多以开车出行为主，使居民生活在汽车轮子之上，被誉为汽车王国的国民。无怪乎有日本朋友常常抱怨：有钱也买不到更大一些的住房、更宽广一些的道路、更舒适一些的生活空间，除非在狭长四岛南北两端——九州和北海道，那里可以获得稍微宽裕一些、能够放飞自己的环境。可是故土难离啊，而且随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增加，那些稍显宽裕一些的环境也在变化着。美国朋友则不然，他们说：在美国只要有钱，多大、多好的住房和别墅都可以买得到，在自己家里便可以打网球、游泳和开化装舞会。许多人喜欢将现代化融入原始生态环境之中，无拘无束、亲近自然地自由生活。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日相差甚远，2050年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来还要达到高度发达国家水平，逐步走向富裕阶段的发展目标几乎无人怀疑。然而，我们选择美国式还是日本式的富裕，哪一种才真正是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国式恐怕很难，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相近，2015年人口之比却为137462万∶33233万，即4.1∶1.0。像芝加哥五大湖都市圈、洛杉矶西海岸都市群那样，随意占据土地、不计成本的城市化，是没有可能的；工业化、城市化等都不可随意动用土地、森林、草场等自然资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已定为基本国策。原则上，无论工业化、城市化，还是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要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节约土地尤其是耕地等自然资源，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有可借鉴之处。只是中国的情况比日本要好一些，工厂、矿山、交通网络密集程度可能要低一些、宽松一些。但是放到可持续发展一盘棋上考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是既定的大方向，基本的模式只能在这个大方向之内谋划。

上述情况说明，实现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还必须适当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实现2030年人口零增长目标。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能丢弃，还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起码要延续到人口零增长以后。这样说，并不等于要沿袭第一阶段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不变，而是要稳妥地推进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向素质提升特别是向以结构调整为重点的转变，把握好转变的速度和节奏。将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与年龄结构变动合理化约束条件结合起来，图2给出的至2050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动轨迹，符合第二步对人口数量要求的变动速度和节奏，也符合“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原则。

2.把握好少子高龄化变动的速度和节奏

这是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重点转移的落脚点，也是对人口数量控制进行约束的出发点。21世纪是少子高龄化的世纪，中国少子高龄化尤为突出。不过按照上述“软着陆”中方案，2000～2050年少子高龄化变动并不过于急速，在人口自身变动规律允许范围之内。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同时存在，必须要做出具体分析。如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对经济增速可能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不过那是对粗放的传统发展方式而言的。对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来说，就业压力减轻则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转变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第三步创造的有利条件是重要的，也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不可或缺的。

虽然“软着陆”中方案给出的少子高龄化可以接受，但是必须明确，这是所能接受的上限。越过这一上限，如继续坚持第一步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生育率延续下降趋势走下去，类似“硬着陆”低方案预测那样，是不可接受和应当避免的。如与国际社会比较，我国少子高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而且是在“未富先老”形势下迎来老龄化高潮，使年龄结构约束条件的弹性变得很小。按照“硬着陆”低位预测，2045年我国少子高龄化即可超过发达国家总体水平，而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因此，“硬着陆”低方案不能接受也不可行，人口生育政策必须适时进行调整，放开二孩就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调整。

人口发展战略第三步以全方位适度人口为最终目标，即人口自身数量、素质、结构是适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是可持续的。时至今日，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还是一个学术性质的概念，距离实际较远。但是，人类从4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走过来，人类力量增长到空前强大，大自然疲态日益显现，而且二者关系将长期处在此长彼消的变动之中，地球承转多少人口数量以及相应的素质和结构最为适宜，无疑越来越现实地摆在全人类面前。某些国家，尤其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自然资源储备已经亮出“黄牌警告”的大国，探讨涵盖人口自身以及包括外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全方位适度人口容量，可以说是最具战略意义的课题。中国正是这样的国家，理应在研究和破解这样的难题上有所突破，取得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New York，2009.

［2］United Nations， Long-range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Based on the 1998 Revision ，New York，2000.

［3］〔英〕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蔡重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瑞典〕拉斯洛·松鲍法维：《人类风险与全球治理》，周亚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5］《21世纪议程》，国家环保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6］《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7］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田雪原主编《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016年6月） HFtoYmwSsY+Za5j9W0shSGamx2DOPBjM1LhHtKmlg7eKo1F5PrPDuE+BKnxUtU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