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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棉纺织厂是以维吾尔族和汉族为主兼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工厂社区，其突出的特点是企业与社区的重合。生产和生活互为依托，使得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工交往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喀什棉纺织厂的技术工人并不像迈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描述的那样，它既不是依靠霸权（hegemony）或者是强制（coercion）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控制；也不是志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霸权统治是劳动过程之主要控制形态，工人主动投入劳动过程，接受资本的管理与统治；更不是将劳动过程作为一场“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 Out）——工人之间的生产超额竞赛、卷入车间的各种角色和关系，游戏得到基层管理者的容许和支持——而产生甘愿（consent）。
这里的劳动工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 第一，身份的转变。 该厂培养了第一批维吾尔族产业工人，将他们送往内地培训学习，为工厂奠定了民族工人的基础，培养了技术骨干力量，这也是喀什棉纺织厂维吾尔族、汉族劳工生产交往的历史背景。例如，黑里力·热衣木曾是阿图什县小阿图什公社栏杆大队一个贫农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成为第一代纺织工人，他的身份很自然就是农民。阿娃也也作为疏勒县羊塔满公社十四大队一个辍学的女孩，如果不是她瞒着家里来棉纺厂当工人，她的身份也就是一位农村家庭妇女。买买提·赛衣提出生在一个小商贩的家庭，如果不是来喀什棉纺织厂成为第一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人的一员，等待他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这三位维吾尔族工人身份的转变，都与其生命的抗争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当他们脱离原有父辈家庭（社会）、农村（乡村）和土地（生产资料）时，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也自然转变为获得新的工业生产技术，这种身份的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和主观能动性。
第二，职业上升空间。 通过对喀什棉纺织厂58年生产史的回溯可以看到，国企与私企在生产者转变为管理者这一过程上的差异性：国企允许并鼓励工人成为管理者，而私企不可能花钱租厂房再将管理者的位置拱手让给生产者。在传统生产环境下，对于生产工人而言，特别是维吾尔族产业工人，高层、中层等管理职位并非遥不可及；而企业改制后，中高层的空间位置犹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普通技术工人根本无法真正接近。当然，并不是要求私企的老板们让渡自己的经济财产和社会地位。只是如果连最起码的技术培训学习的机会也被阻断，则并不利于维吾尔族劳工与汉族劳工在空间分布上的交往，由此会影响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工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研究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笔者在论述新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维吾尔族、汉族劳工的生产交往时，回归劳动者主体，并重视劳动过程内外的因素，如产权关系、师徒制度、交往空间等对工厂政治和民族交往的影响。将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动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将有助于拓宽劳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劳动者主体多样性的呈现使得劳工群体更加饱满和丰富。
新疆社会转型对于喀什棉纺织厂技术工人而言，最直接和深切的体会应当是企业的改制。那么，当他们面对社会快速发展和纺织行业的巨大变化，与生产有关的生活中的交往又会产生怎样的涟漪？是该郁闷、纠结，抑或是叹息吗？下一章我们将通过生活交往来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对于维汉劳工交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