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师徒间交往

师徒交往在喀什棉纺织厂是一种独特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从建厂至倒闭，“师徒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制度一直存在。建厂初期，工厂派新工人到内地学习，产生了内地师傅与本土徒弟特殊的文化交流现象。作为当时第一批少数民族技术工人，阿娃也也与汉族师傅的“师徒关系”就很具有典型性。

1959年12月，阿娃也也和同伴们一起到郑州国棉一厂学习，她的师傅葛海棠非常热情，给她耐心讲解示范。可她不懂汉语，心里非常着急，只好跟着师傅的样子学。有一次因找不到厕所，她急得蹲在地上。师傅以为她肚子饿了，急忙从饭盒里拿出馍馍给她，她竟羞得哭了起来。而且，因为语言不通闹了许多笑话。于是她买来铅笔，把常用语和机器零件名称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狠下工夫学习汉语。师傅是生产组长，为培养阿娃也也的责任心和全局观念，她把指挥哨挂在阿娃也也脖子上，教她指挥全组生产。师傅还买来三朵花，鼓励她好好学习：如果学好了，就给她戴三朵；成绩不佳就戴一朵或是两朵。经过一段学习，她进步很快。有一天工友们给她戴上三朵花，敲锣打鼓在车间绕了一圈。葛师傅的鼓励和帮助，不仅使她熟练地掌握了生产技术，而且在她的心田里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第二年她与师傅挥泪告别，难分难舍。此后她们经常通信。1963年阿娃也也去内地参观，两人曾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联系。1981年国家操作能手来厂表演，阿娃也也向郑州国棉一厂的操作能手打听葛师傅，听说师傅还在，她竟激动得哭了起来。她托人给葛师傅捎去了亲手绣的枕套。师傅也给她回了信，并寄来一些衣物。1982年春节前，她又给师傅寄去了红枣和全家合影像。

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师傅是由车间安排的。师傅不能挑徒弟，徒弟也不能挑师傅。但是，师傅必须是生产技术好的。师徒之间没有师徒合同，也没有任何拜师仪式，学习期限一般是半年。如果徒弟能单独完成工作，就算是出师了。在经济上，学徒工所做的一切产量归师傅，自己拿学徒的固定工资。建厂初期，大批招工导致大量师徒关系开始建立。1959年全厂少数民族工人800人左右，1983年是1700多人，这些工人大多已成为熟练工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人基本饱和，导致师徒数量减少。与60年代相比，80、90年代男性工人数量增多，但比例逐渐减少，男女比例失衡。这也使得男性之间称呼“师傅”体现出一种优越感。“师傅”和“老师”在称呼时开始区分性别（男的大多称呼师傅，女的大多称呼老师）。90年代，汉族工人数量逐渐减少，维汉民族比例失调。在调研过程中，90%的工人均是维吾尔族，一个班组仅有一两名汉族工人，而一些班组甚至连一名汉族工人都没有，这也使得维汉师徒关系发生的概率减少。

根据表3-2，不同年份工人数量有所变化。首先，工人整体数量在1959年建厂阶段为1522人；到1999年将要破产时达到顶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断精减人数，降为2227人。其次，民汉比例在初创时期大致上是平均的，这样良好的民族构成比例，也搭建了民汉交往的人口基础。虽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汉数量互有消长，但自1966年开始，汉族工人数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在破产前夕统计的数据中，仅为39.65%。最后，男女性别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较为平均，到了90年代女性居多数。

一位纺织女工这样吐露道：

我是1988年进厂，2000年在老厂干了四年，17年的工龄，现在在实验室。进了劳动服务公司负责织布，一开始进去是学徒工，干得快得很，一个月就可以挡车。只要自己可以挡车就开始计件，拿计件的工资。我的师傅是维吾尔族的，刚开始就在空车练了几天，枷锁、打空车，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上车，基本上是手把手地教。师傅是车间安排的，哪个学徒跟着哪个师傅，是由车间酌情安排的。开始织布后，我没有出去进修、学习。我干了很多工种：织布、绑接、纺布、纺纱、并条 、清花、梳棉，还干了一年多的车锭工、挡车工。机车哪个地方出了啥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像接头的质量等。后来，又当值班长，主要职责是监督工人工作。我带过维吾尔族徒弟，还带过一个汉族人。可惜，（那个汉族人）没干几天就不干了，车间太累，年轻人干不下来。维吾尔族徒弟是个女的，很能吃苦！她学得还可以，当时还有一个会计写了篇稿子，写我也不像有些师傅厉害地把徒弟训来训去的，挺有耐心的。当时，就写在劳动服务公司的黑板上。当师傅把徒弟教出来以后，好一些的徒弟就做绑接工。男性的纺织工人少，一开始人不够的时候招男工，我进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巴郎子 挡车呢，后来就慢慢没有了。我一般都用汉语交流，有时候不懂的就打手势，或者再演示一遍。现在，过年过节没有互相请客的，结婚时车间的维吾尔族人请我们去，车间主任就把我们带上。那时候（指1988年、1989年）礼钱不高，一般是三块钱。当值班长后，过年、过节请我的倒多得很。换工种是由领导层安排的，当徒弟的也没有什么拜师仪式，有些是自己看着学，有些是师傅手把手地教。现在也不来往了，毕竟公司倒闭了嘛！全部下岗了，我就调回老厂了。

在生活方面，20世纪60、70年代师傅常带徒弟回家吃饭，把徒弟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而80年代的师徒工作间隙在一起吃饭，非工作时间不分师徒，互相帮助生产和解决家庭困难；2000年以后，师傅不会把徒弟带回家吃饭，徒弟也不会给师傅带饭。70年代徒弟尊重师傅、有“眼色”，与师傅的感情深，经常走动看望。比如，师傅在接纱、换纱的过程中，徒弟帮助师傅拿棉纱；工厂休息吃饭时，帮着师傅倒些开水；或者是在生活区内，师傅下班时间紧，又忙着做饭，徒弟就会偶尔帮助师傅照顾小孩。徒弟就像是师傅家庭里的一员。可以说，有“眼色”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良好交际互动的方式，虽然不要求必须做，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互助会使得师徒关系非常融洽。

一些退休的老职工认为，20世纪80年代徒弟没有“眼色”，只是过年、过节打电话问候或者亲自去看望师傅一下。比如，夏天挡车时，一些棉絮飘着使工人们很难呼吸，但是这时候师傅由于忙着操作机器走不开。如果徒弟有“眼色”，就会隔一小段时间在地上洒一些水，这样能使棉絮黏着在地上，由此，尽可能减少棉纱带来的空气污染，以便保护工人师傅们的身体健康。还需要说明的是，人们说20世纪80年代的“徒弟没有眼色”时着重强调：即使是对于应当掌握的纺织（如挡车）技术，此时徒弟也不如60、70年代的徒弟那般认真、用心。60、70年代的徒弟会仔细记住师傅做的每一个动作，刻苦学习工作技术。“没有眼色”是对工作的懈怠，反映在师徒关系上，就是一种对师傅的不尊重和对师傅所传承技艺缺乏神圣感。

20世纪90年代，徒弟与师傅的关系淡了，只是见面打个招呼，徒弟过年还会看望师傅。现在，徒弟见了面还是会叫师傅，但不会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过年也不看望师傅。大多数徒弟的解释是路程太远，或者觉得不是非得去给师傅拜年。

在技术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师傅，在生产与生活中的角色很清楚：生产上要求比较严格，生活中非常关心徒弟，交往和谐。80年代的师傅，生产与生活的角色关系较为模糊：生产上要求不是很严格，师傅不讲，让徒弟自己学。徒弟学习技术主要有两条途径：要么跟着师傅学，看师傅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要么就是自己琢磨着学习技术。90年代，师傅还能手把手地教，徒弟偏重于自学能力。2000年以后，师傅在技术方面主要是指点一下、领一领，而徒弟不太承情。在技术上存在两种态度：一些师傅们认为，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另一些人则认为，师傅将全部技术教给徒弟，徒弟学得快，师傅就轻松了。

在地位方面，建厂初期，师傅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于徒弟。20世纪80年代，师傅和徒弟的地位趋于平等。2000年以后，师徒之间没有必然的高低之分。在经济方面，师傅的优势已经没有了。由于制度发生变化，计件拿工资，干得多拿得多，不再像以前论资排辈拿工资、调工资。有些徒弟的工资会比师傅高出一大截，引发师傅在心理上的不平衡与失落感。现在上点年纪的工人（第二代工人）对先前早期的工人（第一代工人）非常敬重，往往是有什么好处（如在涨、调工资等事宜上）都先想着老的、照顾老的。第二代的工人会考虑第一代的工人快退休了，也没有几次涨工资的机会，所以，不与第一代工人争抢利益，老一辈也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第三代工人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首先，表现在过年、过节看望师傅方面，较之第二代的工人少多了；其次，在利益分配上也不像第二代的工人那么谦逊，而是全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再次，维吾尔族徒弟在对待师傅的行为方式上较之于汉族徒弟，变化较慢，仍然非常尊重师傅。因此，第二代的工人在心理上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自己对师傅的尊敬和徒弟对自己的不尊重之间有落差。另外，在利益上师徒的冲突不可调和，也造成了师徒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

在国企时期，师徒关系能从生产过程中自然带入到生活领域里。在私企时期，师徒关系仅存在于生产流程里，在生活空间中发生断裂。一位纺织女工告诉笔者：“我是1989年进厂当学徒工，一开始的工资只有30块钱，到熟练工时45块钱。然后，开始挡车。带我的是汉族师傅，师傅咋说都是挺严厉的，关系没有很亲到过年拿东西看她。”

问：有没有和维吾尔族人接触的机会？

答：我不太和维吾尔族人接触，首先是语言不通。我们家那口子和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多，他们家在他小时候就住在艾提尕尔清真寺（边）的巷子里，那有一套房子，后来没收掉了。以前他们家是地主，太有钱了，至于什么时候没收的，我也不知道，就是听他说的。他弟弟找了个维吾尔族农村媳妇，我看挺好的，她不会汉语。（为什么愿意嫁给他呢？）因为他（汉族）信伊斯兰教，况且，他们家都喜欢和维吾尔族人打交道，都会维族话。我发现他（指她丈夫）也喜欢和维吾尔族人打交道，经常有维吾尔族的朋友到我们家呢！像和他一起开摩托车的那个年纪大的维吾尔族人，过节呀，他们都叫我们呢。我们过年不叫他，他也就来了。他们来不拿东西，吃我们家的饭也不忌讳。我就做羊肉、牛肉、炒菜。外面（指喀什以外）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不太来往，就是老一点的、一个单位的，平时见了面和你打招呼、开开玩笑。但是，特别好的好像没有。

问：新棉集团在政策上有哪些措施吗？

答：就拿我们车间来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都有管技术的，有些维吾尔族人的技术比汉族的技术还好一些，维吾尔族人特别能吃苦。我们这一次（指2004年）车间招工，全是维吾尔族人，没有一个汉族人，20个临时工全是维吾尔族的。

在这个个案中，我们看到当代维吾尔族和汉族工人的生产交往空间彼此区隔，生活交往空间也很少有交集。一是由于企业产权性质带来的劳工观念上的变化，从为公转变成为私，这主要体现在个人计件利益获得上；二是师徒制度的延续上，新生代的劳工对于“传帮带”的理解仅仅是在技术传承上，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空间交往较为淡漠；三是生产区和生活区归属权的划分，使得新生代的维汉劳工并不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原有的生产和生活区域的重合现在已经被打破；四是个人利益至上，一些旧有的生产、生活制度和体系被打破，新的社会运作机制尚未完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变得狭小。

在语言方面，20世纪50年代，领导同志会主动学习维吾尔语。60、70年代，汉族开始主动学习维吾尔语，开办各种语言学习班。80、90年代，学习维吾尔语的汉族少了。80年代，汉族师傅通过打手势或者演示教徒弟，主要原因还是专业技术语言难以表达，语言不通成为交际障碍。90年代，由于车间都有备工，使得工作上互相帮助的情况有所减少。维吾尔族在60、70年代的汉语水平及学习汉语的人数比80、90年代少。这也导致早期汉族师傅多用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族徒弟交流。访谈的一些维吾尔族工人认为：第一，从语言上来说，汉族师傅在语言上尊重维吾尔族徒弟，维吾尔族徒弟就通过礼貌等其他方式进行回礼，实现了互相尊重的语言交换；第二，用维吾尔语交流有助于维吾尔族徒弟更透彻地理解技术要求，迅速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培养了大批技术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后来，由于汉族学习维吾尔语的人数下降，有一部分维吾尔族工人又不识汉字，汉语水平不高，不仅影响了维吾尔族工人对技术质量要求的理解，还引发了由于语言上的交流不畅带来的师徒交往上的误解，给维汉师徒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大多数汉族师傅能说简单的、基本的日常维吾尔语。在工作中，汉族师傅与维吾尔族徒弟还是用汉语交流较多，维吾尔族徒弟的汉语大都说得很好，这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起，维吾尔族在汉语学习方面与汉族在维吾尔语学习方面出现了不平衡。因为大多数维吾尔族工人都能说好汉语，这也使得维吾尔族技术工人承受更多的来自语言学习的压力。逢年过节大多数维吾尔族徒弟会专程到师傅家里，请师傅到自己家里做客。与其他客人相比，如果是师傅，徒弟就会准备酒和肉，招待得非常好；如果是普通客人，只会准备一些馓子、油果子之类的食品。这说明在80年代师傅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或者说维吾尔族比汉族更尊重师傅，具体体现在维吾尔族徒弟会专程邀请、招待等行为方式上。

称呼“师傅”不是个别现象，在喀什棉纺织厂“师傅”具有称呼语的普适性。在这个小型社区里，这种称呼被广为接受和使用。除了在工作中有师徒关系的人使用这一称谓语之外，在生活中原来那些没有师徒关系的人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称呼方式之一。

第一，这一称呼具有确定谈话者关系的功能。有时候作为一种称呼习惯，或者由于不记得名只记得姓；或者干脆姓和名都不确定时，用“师傅”或“老师”这样一种称谓掩盖记忆或知识上的缺失，将其作为打招呼的应变词语。

第二，“师傅”或“老师”并没有随着谈话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哪怕是从师徒关系转变为上下级关系，生活中的称呼仍旧没有改变。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师傅”或“老师”称呼语使用频率有下降的趋势，原因是汉族工人所占比例的减少，年轻工人和老工人交往、称呼的机会减少。这是因为：一方面，退休工人有一部分已经回内地定居；另一方面，企业改制后，大多留用的是年轻人。

第三，“师傅”具有性别分类的功能，主要用于男性。如男士称呼男士为“师傅”，而不称呼其为“老师”；女士称呼女士为“师傅”或“老师”；男士称呼女士为“老师”；女士称呼男士为“师傅”，而不称呼为“老师”。因此，“师傅”具有指称男性的语言和社会功能，这一现象在维汉工人中均有体现。

第四，“师傅”并不具有年龄划分的意义。也就是说，师傅不一定比徒弟年长。一般来说，叫“师傅”似乎具有年龄上的差别，即“师傅”较为年长。但在工厂这一特殊情境中，师傅也不一定比徒弟年长，关键还是技术：谁进工厂早、先学技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一位青年男士告诉我们，只要比自己进厂早的都叫“师傅”，一般都是这样。

第五，师傅具有表示尊敬的作用，这种功能在言语交际中对使用语言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非对等关系中。事实上，称呼“师傅”体现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敬意，而这种自谦往往也会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深入。

对于师徒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一位中层领导干部深有体会地谈道：

我叫殷天龙，1938年8月18日出生，河南辉县人。1959年至1996年在喀什棉纺织厂工作，后任厂长助理，1994年任企业管理科科长，1996年在疏附县棉纺厂当总工，现在是新疆中讯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机械设备评估专家。1958年建厂，先开始筹建的是“八万锭” 。1958年8月至9月份，先后在安徽、湖南招工，后又到上海、青岛、郑州学习。1959年11月，送徒弟到郑州学习。1960年5月，又到上海、郑州、西安学习。1960年至1962年，由于国家自然灾害，“八万锭”就下马了。现在生活区的向阳院最早是二厂厂址，后来成了纺织厂子校旧址。

我1959年4月在上海恒丰企业印花公司毕业实习，工艺机器上标志的都是英语。因为我们是学生读过书，所以，一看英文就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我们一起实习的有16个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办申请的专业，现在改为河南纺织学校，于1959年7月毕业。我们老师就打算叫我去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当助教，可以带工资去的。后来，因为我家里父亲的成分不好，当时只能留在郑州新建印染厂或者到新疆。因为新疆比较远，比其他单位要晚一些来要人，回家跟哥哥商量决定还是走远一点吧，就来了新疆。从上海、青岛、乌鲁木齐招筹建人员试生产；从西安、宝鸡、郑州招技工，主要作为技术干部，在天津大学、咸阳、郑州上学的就成为了干部。1959年，我是工作组组长。

解放后，原来师徒之间的关系与现在不同。1959年，上海师傅领着徒弟到外滩介绍历史，还要求徒弟上机进行实际操作，说：“你来操作，出毛病了才能学到东西。”当然，生产出了毛病要扣师傅的钱。你不好好学操作，他们（师傅）还不愿意。每天下班，让徒弟先吃饭，礼拜天也请到师傅家吃饭。按河南辉县老家的习惯，腊月二十三要扫房子，徒弟也会主动帮忙打扫。单干户当时70%～100%的苞谷面吃两个月，一到月底就有三天没吃的，吃什么呢？就找维吾尔族老乡的白菜用盐煮着吃。厂里做报告时劝慰大家：“同志们，忍一忍，再有两年就好了。”当时，北京有个工人吃了一只烤鸭，就以他为批评对象教育我们。

喀什棉纺织厂本来没有师徒这种关系制度，是通过到内地实习、学习技术、招揽工人等方式传过来的。更常见的是，师傅关系与党群关系的多重交错。我是技术员，当时在上海恒丰实习时，我的师傅就是宁波人，印花车间的调浆工。之后，我在乌鲁木齐实习时，虽然师傅是文盲，但是我也不轻视他，因为操作经验不是书本上能反映出来的。1960年，师徒之间的关系是不成文的。现在，虽然工作上有劳务合同，但是师徒关系没有劳务合同。一般从熟练工到操作工大概需要6个月。纺织工人的行话说：“要想会，得跟着师傅做。”如果到技术关键时，师傅把你支到一边，那你学了个啥？民汉师徒关系对喀什棉纺织厂民族团结是有影响和帮助的，有助于汉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1959年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工作，主要就是教汉族如何与维吾尔族相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民族语言，因为维吾尔族的卷舌音不好学。所以，大会有大翻译，小会有小翻译。从内地来的汉族工人很少主动讲他们的话，是二转子（不同民族通婚所生子女）和本地汉族的第二代说维语。所以，我们在招（少数）民族工人时，主要是招县上、农村读过书的，最起码是初小生、高小生，只会坎土曼 的也不行。

20世纪50年代末，在喀什及周边地区没有其他棉纺织企业可以借鉴制度和经验，师徒关系这一生产制度采借自内地模式。从招工师徒关系建立人群的来源看：第一，支援边疆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第二，在试生产后，由区内外分配进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接受部分复转军人；第三，从区上招工，既有招工条件，又有名额限制。喀什棉纺织厂建厂伊始，曾多次派新工人到内地进修学习，使得“师徒关系”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模式被采纳并得以延续。师徒关系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成为技术传承与人际交往的纽带。因此，喀什棉纺织厂原本并没有设立师徒关系制度，而是通过到内地实习、技术学习、招收工人等方式沿袭的。

正是基于上升空间渠道的开通和师徒生产制度的运转，维汉劳工在生产空间交往方面互通有无。首先，喀什棉纺织厂师徒关系的确立，特别是维汉师徒关系的确立，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生产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师徒关系数量的增加与减少，都直接影响双方交际，如生产互助、生活往来、语言学习等。师徒关系融洽能促进民族团结，缓解交际不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彼此深入了解的机会，使得双方的文化互相渗透，实现文化资源互惠共享。其次，师徒关系也反映出现代工业组织与跨文化交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师徒关系是现代工业组织的产物，特别是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生产环境中，催生了新的多民族师徒关系。维汉师徒关系模式促进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也加深了师徒间的个人关系。这其中既有制度因素的存在，又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 EzRZUF5ryT7yIWclapKdiL6CIccbRhD5uQPCVZOv3cHeoyl6/HUMQuwI5hKS23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