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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与管理者的空间位置安排受产权性质的影响。在企业性质属于国有企业的41年历史时段中，管理者就来自生产者，是生产者的一部分，也是生产者天然的同盟军。管理者与生产者天天生活在一起，面对面工作、心与心交流，彼此之间的交往不仅发生在生产、生活中，在思想以及其他领域中也有往来。从他们的身世和简历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从生产者成为管理者的。20世纪80年代的谭启汉和黑里力·热衣木就是很好的例子。
谭启汉于1934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贫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自幼未能入学。迫于生活压力，九岁就在日本人经营的煤矿公司当童工。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才入学读了四年小学，后来在哥哥的支援下勉强读完小学就参加了工作，学过铆工、冲压工。八路军接管工厂后，军代表看他年龄小，送他进公司子弟学校读了一年书。1951年随其哥哥来到西安，同年被西北纺织工业局招干录取，在局长办公室工作到1955年。由于他自幼酷爱学习，组织上送他到咸阳纺织学校学习了三年，1958年分到新疆七一纺织厂，仅工作了一个月，就于当年10月调到喀什纺织厂在计划科当技术员。1959年至1960年他带工人在郑州学习。1961年任厂党委办公室秘书。1963年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任印染厂总支书记。1974年任厂党委副书记。1976年至1978年主持厂里工作。1981年任厂长兼党委副书记。
黑里力是阿图什县小阿图什公社栏杆大队人，1939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四弟、五弟都是农民。最小的弟弟去年（指1982年——笔者注）毕业于新疆大学，现（指1983年——笔者注）在喀什行署教育处工作。他自幼在阿图什上完小学，1953年9月考入喀什初级师范，1955年毕业，学习成绩较好，分配在巴楚县当小学老师。半年后，他进了喀什地区举办的优秀教师学习班，期满后于1956年9月分配到喀什师范学校当老师，教数学及政治课。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喀什筹建棉纺厂，他被调往该厂，招收的大批新工人要进行培训，其中300名民族工人要送往内地学习，由他担任培训组副组长（另一名汉族同志任组长），于1958年10月从新疆出发，直达青岛。一直学习到1960年10月。返厂后，在厂团委任干事。1961年任织布车间党总支书记。1964年6月组织上送他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预备班学习一年，原计划送中央高级党校继续学习，因高级党校停办，于1965年9月回厂，在厂党委任宣传科科长直至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在厂里抓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他是少数派，在赶抓下跑到汉城（疏勒）待了一年半，厂里实现了大联合，领导把他们才叫回来。1969年至1973年在车间劳动，白天挨批斗，晚上跟班，挡车、落纱什么都干。1973年解放干部，他第一批被解放出来，任厂政工组组长，1974年3月开始任厂党委副书记。
职工与管理者间的交往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劳动者是否有上升和流动的空间成为管理者，劳动者向管理者的身份转换是否成为可能。在国有企业经营中，谭启汉通过自身的努力，从铆工和冲压工（1949年）、计划科的技术员（1958年）、党委办公室秘书（1961年）、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63年）、印染厂总支书记（1965年）、厂党委副书记（1974年），到厂长兼党委副书记（1981年），在7个岗位上工作过，并有生产一线的工作经历，用32年时间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厂方管理者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黑里力·热衣木也是从培训组副组长（1958年）、厂团委干事（1960年）、织布车间党总支书记（1961年）、厂党委宣传科科长（1965年）、厂政工组组长（1973年），到厂党委副书记（1974年），他在6个工作岗位上任过职，也是具有扎实基层经验的厂级领导，经过16年的历练从一名普通的干事成长为国家干部、国有企业的领导。当时，与此类似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流动不仅发生在厂级领导干部等顶层位置，在中层车间科室负责人中也普遍存在。
不同民族间的生产交往发生于开放的上升路径中。通过对喀什棉纺织厂第一代少数民族工人生活经历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第一，工人从低层的简单生产者是可以流向高层的管理者的，这一升职空间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得以实现的；第二，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改变是通过自身社会价值的转化而来的，具体来说，技术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地位的高低相关，技术水平的提高是被当地社会文化所认可的重要方式；第三，技术职位的流动性使得第一批少数民族技术工人努力走出去，如去青岛、西安、上海等地学习生产技能，通过参观学习的方式积极掌握尖端技术。由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师徒关系，但是缔结这种维汉师徒关系也并非那么容易。阿娃也也（女）和买买提·赛衣提（男）就是较为典型的案例。
阿娃也也出生在疏勒县羊塔满公社十四大队。自幼聪慧好学，读小学时加入了共青团。因其父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无用，并为她包办了自小收养的徒弟，拟早办理婚事，阿娃也也上完小学即辍学。后来，她和妹妹得悉喀什要建纺织厂，便瞒着父母，几经周折一起来到棉纺厂当了工人。过了几天母亲哭着来到厂里，说挨了父亲的打，要把女儿带回家，否则母亲也不敢回家。在此种情况下，她便和母亲回到家中，父亲扇了她几个耳光，把她锁在小房子里，逼她结婚，不准她再去当工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都做了让步，阿娃也也以再回到工厂工作作为结婚的条件。从那时起，她就立志要当一名好工人。阿娃也也先后数次到郑州、西安、北京、青岛、上海等地学习参观，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气象，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她深深地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厂里她坚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增强民族团结努力工作，苦练操作技术，热情帮助后进同志。她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出席过西北工交战线表彰大会。农忙季节，她还常带领工人们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十年内乱中，她受尽磨难，被赶出工厂。但她相信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定会来临，虽备受凌辱，但没有失去信心，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她结过三次婚，有两女一男，现丈夫是本厂工人。
买买提·赛衣提，1942年出生在一个小商贩家庭，小时曾在经文学校上过两年，后插入小学三年级，1957年小学毕业。1958年，买买提·赛衣提作为第一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业工人来到喀什棉纺织厂。不久，便被送到青岛国棉一厂学习。在学习中，他和师傅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师徒关系，师傅尽心教授，徒弟刻苦学习。一年半以后，他带着师傅为他买的书籍和师傅热切的期望返回厂里。至今（指1984年——笔者注），每当他回想起汉族师傅爱徒如子的精神，总是感慨万分。他回厂后仍坚持自学汉语，并用汉语给师傅们写信，受到师傅们的鼓励。1962年，组织上又送他去西安学习检修。1965年去上海学习。1977年又保送他到上海纺织工学院学习三年，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1981年他被提升为前纺车间副主任，评为助理工程师。他深情地对我们说，自己的成长进步全部是组织上培养教育的结果，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
阿娃也也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女性，仅有小学文化程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厂后纺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勇于冲破当时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束缚，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工人的典型代表，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
的亲切关怀。与此同时，买买提·赛衣提也是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第一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业工人，后来，任前纺车间副主任、助理工程师。两人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主要是因为技术过硬，提高技术的途径是到内地参观、学习。例如，阿娃也也多次去郑州、西安、北京、青岛和上海等地学技术，买买提·赛衣提也先后在青岛、西安、上海等地学习生产技术。
破产后的喀什棉纺织厂，在短短的15年里，历经鲁新公司（2年）、新兴公司（3年）、新棉集团（2年）、雅戈尔集团（10年）等不同名号的转换，其产权性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的组建大致可以分为三块：第一，企业的领导均由投资方人员担任；第二，企业的中层由原棉纺织厂有资历、有技术、尚未退休的人员组成；第三，企业的员工则是采取招工的方式纳新。这就形成了资方、中层和员工的三级管理模式。可以说，资方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管理间接与员工发生联系，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相较于国有企业时期维吾尔族与汉族工人的平面交往，私营企业中的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交往更多是立体的，是上对下的关系。平面空间中缺少了汉族工人的位置，这是由于招工过程中汉族工人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