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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
摘要： 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到底是“后现代性”转向还是“新现代性”转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争论的渊源实际上主要来自争论双方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而非来自对当前西方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和分析。依据双方各自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把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称为“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对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我们与其称之为“后现代性”，还不如称之为“新现代性”，因为“新现代性”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新现代性”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人们对当前西方社会变迁的如下判断：西方社会尽管已经和仍在发生着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至少目前仍然没有超出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范畴。
关键词： 现代性 后现代性 新现代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种“后现代”状态或“后现代性”时期的宣称就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宣称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就已经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促使西方社会发生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将西方社会导入一个其结构、性质与17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时期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种结构、性质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新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它。从目前来说，这个最适合它的新名字就是——“后现代性”。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后现代性”论者甚至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差别或对立，不仅使“现代性”这个名称对前者来说已经完全不适用，而且以往那些实际上主要适用于描述和分析“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也已经变得完全过时。为了描述和分析这种“后现代性”，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新的名称，而且需要一种与这种新的社会文化历史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理论。
然而，西方社会真的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与“现代性”时期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吗？“后现代性”——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潮的话——在西方社会中真的已经或正在来临吗？没有人会否认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然而问题是：这些变化真的已经“重大”或者“根本”到了与“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将其称为“后现代性”的程度吗？
与“后现代性已经来临”（或者它的更为流行的说法“后现代转向”）的主张者们不同，许多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明确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断然拒绝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时期的主张或判断。他们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确实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着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新”到与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在基本性质与特征上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程度，它们只不过是“现代性”所包含的各种内在趋势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展开和实现而已。我们可以宣称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要意识到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畴。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属于“现代性”，至多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一种新的“现代性”，即一种与以往各个历史阶段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现代性”。将当前西方社会所产生的那些新现象归诸“后现代性”，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判。
上述两种宣称孰是孰非？西方社会已经和正在产生的那些新现象到底是标志着“后现代性”的来临还是标志着“新现代性”的来临？这不仅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在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时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着我们观察西方社会的理论视角，而且影响着我们自身的行动目标和策略选择。它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东方”的或者说全人类的问题。弄清楚它的答案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做的。本文的目的即试图就此做一初步的尝试。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到底是“后现代性”转向还是“新现代性”转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争论的渊源实际上主要来自争论双方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而不是来自对当前西方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和分析。依据双方各自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把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称为“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对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我们与其将其称为“后现代性”，还不如称之为“新现代性”，因为“新现代性”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新现代性”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人们对当前西方社会变迁的如下判断：西方社会尽管已经和仍在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至少目前仍然没有超出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范畴。
在当代西方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学术文献中，“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的说法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历史性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关文献中，“后现代转向”的说法主要指的是西方文化正在转向一种其内在精神与传统的现代文化十分相异的“后现代文化”。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那些讨论“后现代”问题的著名学者们如莱斯列·费德勒（Leslie Fiedler）、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哈尔·福斯特（Hal Foater）、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利奥塔德（Jean Francois Lyotard）、休依森（Andress Huyssen）、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乃至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后现代”一词主要指的是文学、艺术、哲学和建筑乃至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文化领域中以“后现代主义”思潮而闻名的“后现代文化”。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后，“后现代转向”的说法才蕴涵更为广泛的宣称，即西方社会不仅正在转向一种与“现代文化”不同的“后现代文化”，而且正在转向一种与以往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社会”。至此，“后现代”一词才不仅包含“后现代文化”而且包含“后现代社会”的意思。“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这种历史性转变，反映了人们对所谓“后现代转向”认知或理解上的转变，即从把所谓“后现代转向”仅仅理解为一种文化转型到进一步将其理解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转型这样一种认知上的转变。
“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这种历史性转变也通过相关学术概念的演变反映出来。
在今天的学术文献中，“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等概念已经形成一个词根相同的概念家族。它们在含义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大体上说，“后现代”一词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简称；“后现代主义”一词主要是被用来指称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一种与过去的“现代主义”趋势相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性”一词则主要是被用来指称差不多也是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在基本特征上被认为与以往的“现代社会”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现象。然而在西方80年代末以前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似乎只是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才开始逐渐分化开来。“后现代性”才逐步地演变为“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词。“后现代性”一词含义上的这种转变与“后现代转向”一说在含义上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于当前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社会转型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阿兰·图兰尼和丹尼尔·贝尔先后发表他们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著名论断以来，关于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看法似乎就已经逐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所谓“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第三次浪潮”“网络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风险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等类似概念的风行似乎就是人们普遍认同“新社会来临”说法的一个明证。然而，与“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虽然传达的也是“新社会来临”这样一种信息，但它们并不明确包含正在来临的“新社会”是一种与自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含义。对于大多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的倡导者来说，这些概念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虽然有很多新特征，但在一些最基本的性质上并不一定超出“现代社会”的范畴，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在新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因此，“新社会来临”的宣称并不等于“后现代性来临”的宣称。但是，上述各种“新社会来临”的宣称开启了通向“后现代性来临”之殿堂的大门：既然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产生，那么对它的“新”意所在，自然就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后现代性来临”的宣称正是通过对上述各种“新社会来临”之说的含义重新做出解释而建立起来的。
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关于“后现代状况”的著名研究者，如利奥塔德、弗·杰姆逊等人，在探讨“后现代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时，也曾经试图将其与当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变迁过程连接起来，试图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例如，利奥塔德试图以当代西方“最发达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来解释知识的“后现代状态”。弗·杰姆逊则试图以“晚期资本主义”为基础来解释“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出现。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将“后现代”一词限制在用于表示文化转向的范围之内。与“现代性”发生了断裂的仍然只是文化，而不是社会。至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社会”是否也具有一种“后现代”的性质，在他们那里语焉不详。然而，正是这种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概念相连接的企图对“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性”概念含义的转变产生了直接的催化作用：既然“后现代主义”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等社会变迁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为什么不可以同样从一种“后现代转向”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些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呢？“后现代”的文化状况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之间在结构与性质上是否有某种一致性呢？
在“后现代转向”之说或“后现代性”概念变迁的过程中，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鲍德里亚以“符码生产”、“拟像秩序”和“超级现实”等概念为工具对当代西方社会所做的描述和分析，消解了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使人体会到“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萌生的“新社会状况”之间的同一性（文化与社会的不可分性被后来的学者当作“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研究于是也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显学）。对鲍德里亚理论的解读成为“后现代转向”之说和“后现代性”概念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鲍德里亚本人后来也由此被尊崇为“后现代社会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尽管鲍德里亚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分析最接近于“后现代转向”之说的第二种含义，但在鲍德里亚本人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宣称似乎始终是含混不清的。
以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似乎目前尚无人考证出谁是“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性”之说新含义的明确的首倡者，以及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的。
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的观念以及具有新含义的“后现代性”的概念才开始逐渐在学术文献中大量出现并流行开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的含义开始发生分化。在1991年发表的《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一文中，鲍曼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认为它“精确地表达了20世纪在欧洲富裕国家普遍出现的那种社会状况和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衰落的定义性特征，以及这种社会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存在形态”（Bauman，1991）。在1991年出版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更明确地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区分开来。“后现代”被认为是后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和描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后现代性”用于指称和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Featherstone，1991：2-11）。
莱恩（David Lyon）在1994年出版的《后现代性》一书中也明确地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作为一种粗略的分析方法，将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一词和强调社会的‘后现代性’一词区分开来是值得的”，并提出“后现代主义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后现代性……则涉及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Lyon，1994）。罗伯特·顿（Robert G. Dunn）在1998年出版的《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也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但一些作者已经利用‘后现代性’一词来指称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Dunn，1998）在2000年出版的《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米歇尔·迪尔（Michael J. Dear）也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以我们在认知事物的方式和创造城市的方式上的‘激进断裂’为特征。那些发生在认识论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决裂可以各自区别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Dear，2000）。
作为这种“后现代转向”之说和“后现代性”概念新含义流行的自然结果，
“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也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费瑟斯通在上述著作中就已经区分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指出它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与“后现代性”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秩序和阶段性转变”相伴随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Featherstone，1991）。克鲁克（Stephen Crook）、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更是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后现代化》。书中明确提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并且认为“后现代化”是一个比“后现代性”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目前正在产生的新社会在具体形式上还是不确定的和有疑问的，“我们没有有关它是什么的确切知识，仅仅知道它不是现代性而已”（Crook，1992）。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现代化例示了一种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无情的历史性转变中将老的生活方式加以消灭的资本和技术的权力，相反，后现代化则将一些革新性的转折和颠倒（包括一些社会控制和抵抗的新形式）引入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后现代化’指（1）在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和模式方面所发生的变迁，（2）围绕大众媒体而发生的社会和文化重建，（3）资本和文化通过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重构，以及（4）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兴起”（Dunn，1998）。
上述引证虽然有限，但足以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正在来临”的宣称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广泛流行并已为许多人接受，“后现代性”在很多人那里也已经演变成“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词。那么，使这些人认同或接受这种宣称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费瑟斯通指出，对于主张“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那些人，“谈论‘后现代性’就意味着谈论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Dunn，1998）。鲍曼说：“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一个有缺陷的变种，也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疾病状态、一种有待纠正的短暂失调、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一种由其自身的独有特征来定义的、本质上可行的、能够实际地自我维持和逻辑地自我包容的社会状态”（Dunn，1998）。沃特斯等也提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正在出现的那种新社会状况在结构、性质或者基本组织原理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以至于我们无法再把它归入“现代社会”这个范畴中去，无法再用“现代社会”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和分析它，这正是许多人认同和接受“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基本理论依据。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沃特斯等曾经对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做过相对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模式的难得的样本。按照沃特斯等的描述，西方发达国家中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于文化、国家、社会不平等、政治、工作组织以及科学技术这六个方面（Crook，Pakulski and Waters，1992）。
第一，从文化方面看，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的分离以及它内部不同活动（认知、道德评价和审美等）领域之间的分离，或者说它自己和内部各领域由此而获得的相对自主性。相反，在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态中，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之间以及文化内部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不断趋于消失，从而导致所谓“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的出现。
第二，从国家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一种中心性的支配地位。国家是主权的拥有者、市民权利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企业的管理者等，担负着内外环境的稳定、经济的调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等多种功能和责任。相反，在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态中，国家的职能却将日益收缩，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日趋下降，作用将日趋减弱。随着国营企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各种权力和责任不断向自主的企业实体、地方机构和超国家实体转移。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日益分散，国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自主性实体的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如果说权力集中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新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将是权力分配的“逆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第三，从社会不平等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造成的，阶级差异和性别差异是不平等的两种主要形式。而在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日益缩小，各种分散的小型经济组织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传统的科层等级制度将日益瓦解（老板和工人将在一张桌子上或工作站里工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将日益被更多地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被贫困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将日益衰落。家务活动和公共活动的界限也将变得更加模糊，从而使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日益缩小。由于这些变化，物质生产过程在社会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减小，社会不平等将主要通过消费过程来体现，阶级也将逐步为各种认同群体所取代。
第四，从政治过程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政治过程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为内容而展开的（利益政治），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阶级（阶级政治），政治活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组织化政治），大型政党则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政党政治）。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过程的特征。新的政治过程不再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是以一些更为普遍性的关注如价值观或生活风格、全球环境之类的内容为基础而展开。政治活动的主体不再是那些以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为基础而形成的阶级群体而是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社会范畴，政治活动也具有更多的偶发性和更少的组织性，社会运动日益取代大型政党而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第五，从工作组织方面看，现代生产系统的主导模式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它是为了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以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技术基础，以标准化、持续化、高强度、任务简单化和分工固定化的劳动过程为特征，以严格的科层系统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在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大众市场的激烈波动使以大量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模式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许多与新的市场环境更为适应的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如小型企业、转包制、灵活分工制等不断涌现，成为“福特主义”的替代模式。其中“灵活分工制”被认为是生产过程“后现代化”的先锋或主流趋势，它以计算机控制的技术为基础，能够灵活地响应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以去中心化和去科层化的管理系统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在数量和功能上多样可变的劳动力市场为条件。从“福特主义”向“灵活分工制”的转变是新社会转型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从科学技术方面看，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高度组织化的，它在财政和机构两个方面都被高度整合进企业和国家体制之中，科学研究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活动如市场交易之间的界限是严格的，科学作为人类控制自然这项大工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泛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而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大型企业和国家财政能力的不断衰退，科学也面临“去组织化”的严重压力。科学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科学活动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科学的自主性正在日益受到威胁。随着气候恶化与环境破坏日趋严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程度也在日益下降，科学本身甚至被视为对人类的一种潜在威胁。
根据上面这些描述，沃特斯等指出，面对“我们是否正在目睹现代性的一种简单扩展或发展，还是正在进入一种真正新颖的历史结构”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倾向于选择后一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广泛地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而且是因为这些变化在如此多的方面逆转了现代性的规范模式。“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后现代’这个形容词最好地描述了正在出现的社会形式。”（Crook，Pakulski and Waters，1992）尽管我们对这个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式的具体细节尚无确切的认识（因此目前最好不要去详细讨论这个新社会本身，而是应该讨论正在产生这个“后现代社会形式”的变迁过程），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新社会形式不是“现代性”。
在《从工业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一书中，库马也曾经对“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所描述的“后现代社会”做过一个简要的概括。库马写道，对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来说，当前西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程度凸显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个人主义。而这部分地与“后福特主义”理论家们所宣称的那种工作组织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有关，部分地与全球化过程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衰落以及地方（local）或地区性（regional）文化的重要性重新上升有关。随着民族国家地位的衰落，过去那些典型的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制度与实践也日趋衰落。“大众政党让位于以性别、种族、地区和性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以阶级和共享的工作经历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消解于更为多元和私人化的认同形式之中。……认同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实质性的，而是流动的和多变的，拥有多种来源并采取多样化的形式（不再有‘妇女’或‘黑人’之类的东西存在）。”（Kumar，1995）“后现代社会”的这种碎片化、多元化特征与“现代社会”整体化、一元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现代社会”同“现代社会”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的空间结构上。“后现代性逆转或者限制了现代性的某些典型的空间运动和安排。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为一种逆中心化、逆集中化和分散化的运动所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福特主义’的运动有关。但也是西方社会许多地区‘去工业化’（许多制造业部门被出口到非西方社会）和一种以高科技、研究取向为基础的‘再工业化’过程（它偏好于设立在郊区或远郊地区，尤其是接近于大学的城市）的结果。工作和人口从大城市中迁移出去。小城镇和乡村的人口重新获得增长。后现代建筑则逆转了以高层建筑为取向的趋势。街区现在被规划为小规模的样式，将人们与邻里连接在一起，并着眼于培养特殊的地区（place）精神和特殊的地方（local）文化。”（Kumar，1995）
对于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来说，“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前者创造了一个与后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里，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电子媒体创造出来的“模拟世界”中。“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充满了影像和符号的‘电子现实’，并且消除了在符号后面存在一个客观现实的任何感觉”，“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纯粹‘拟像’的世界，……一个超现实”，在这个“超现实”中，人们不再可能将图像与真实相区别，将符号与它的所指相区别，将真与假相区别。“模拟世界是一个拟像（simulacra）的世界、图像的世界。但是与通常的图像不同，拟像是一种没有原物或失去了原物的复制品。”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不可能再有什么真与假之分，符合“现实”与背叛“现实”之分。存在的只是符号与图像，只是超现实。现代社会中曾经存在的那种“坚硬的现实”已经溶解在空气之中了（Kumar，1995）。与此并存的一种现象就是许多在现代社会中被人们当作“真理”的信仰和观点（如现实的客观性、普遍真理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等）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将受到怀疑并被放弃，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Kumar，1995）。
在莱恩那里，“后现代社会”则主要被描述为“消费社会”。莱恩认为，尽管“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景观，如灵活的生产、职业结构的巨变、时空的压缩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出现等，但理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线索还是存在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新消费者的创造之中。莱恩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则是消费以及需求和欲望的生产。“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新现象如生活风格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化、雅俗文化界限的消失、认同政治对阶级政治的取代、“模拟世界”的创造等都是围绕消费过程而建构起来的。因此，莱恩说：“如果后现代性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消费社会。”（Lyon，1994）
总而言之，尽管“后现代社会”的理论家们对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的描述形形色色，不尽相同，但在认为它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差别这一基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后现代社会来临”宣称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点上，而否定这一基本点则是那些反对这一宣称的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
反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西方学者也有很多，我们只能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反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人当中，吉登斯应该说是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之一。吉登斯明确地否定“我们正在进入一种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的说法。他指出，“我们还并没有超越现代性而只不过是生活在它的一个更为激进的阶段上”（Giddens，1990）。“与其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性阶段，不如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现代性的各种后果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激进化和普遍化而已。”（Giddens，1990）
像吉登斯一样，瑞典学者佛纳斯（Johan Fornas）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观点，主张我们正在进入的只不过是一个与前一阶段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晚期现代性”时期。
佛纳斯认为，从时间上看，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前后不变的均质的团块。现代性有着自己漫长的演变史，包含许多特征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阶段。但不管是哪一个阶段上的“现代性”过程，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不可逆转的动态化，②充满内在矛盾的理性化，③“分化”过程的普遍化。只要这三个特点不变，社会就仍然处在“现代性”时期。佛纳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和正在继续发生着许多新变化，但这些新变化尚不足以让我们宣称现代性已经或正在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性的上述各种特征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变得更加急速和多样；现代性已经扩散到全球并且进入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之中；现代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自我反思性，正在消解它的旧形式以及创造新的危机和新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着的全球流动和电子媒介、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和认同形式，以及对“现代性”愈益激烈的批评，都来自现代性一般态势的强化而不是来自它的消失。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典型的“现代”阶段。我们与其称它为“后现代”，还不如称它为现代性的一个强化了的、加速的、反思性的、“极端”的、“超级”的或者“晚期”的阶段。
佛纳斯把迄今为止的“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现代性”阶段、“高度现代性”阶段和“晚期现代性”阶段。早期现代性阶段处于1500年至1800年，其主要标志则是工业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在这个时期内，各种现代性因素迅速积累和会聚起来并在18世纪后半叶取得重大突破，使现代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模式终于得以确立。大致在1900年左右，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现代性”变革逐步稳定，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从整体上发育成熟，西欧的某些地方便开始进入高度现代性阶段，其主要成就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工业和工薪劳动力、初步的民主、分化的政治和文化公共领域各种社会化制度以及人格认同的一般规范模式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晚期现代性”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许多本来已被确认属于“现代”的社会文化形式现在开始被持续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所质疑，许多传统的“真理”也开始受到严厉的攻击。由于晚期现代性不但继续消解着某些尚存的前现代的残余物，同时也消解着某些早期的现代性生活方式，因此它看上去似乎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逆反运动，似乎“后现代社会”已然来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将它解读为“后现代性”会使我们过于低估“高度现代性”阶段与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因而这种解读是不能被接受的（Fornas，1995）。
英国学者德兰梯（Gerard Delanty）也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德兰梯认为，从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说，现代性可以被视为（在许多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对自主性（政治主体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和社会的自主性）的一种追求。既然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时期，这种对自主性的追求并没有消失，那么就应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性时期，只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变迁结果的积累，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性时期已经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而已。和吉登斯、佛纳斯等一样，德兰梯也倾向于将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前期”、“高度”和“当前”几个不同的阶段。他认为贯穿于这几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自主性”（autonomy）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对自主性的追求主要是通过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持续分化过程来实现的，这种持续的分化过程有可能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可能反过来危及人们所追求的自主性。因此，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或冲突是现代性各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妥善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现代性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上，人们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对分化为各个不同部门或领域的社会所实行的政治整合为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或冲突的。分化和整合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前两个阶段的两个基本组织原理。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和军事的机构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教育、福利等途径将各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活动领域尽量整合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在高度现代性时期，这种整合达到了最高峰，以至于反过来对人们的自主性构成了威胁。然而，随着人们对自主性的进一步追求以及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分化达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已经相当分化的社会活动领域由于不断发生再分化而使原来尚清楚的领域边界重新变得日益模糊，导致所谓“逆分化”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社会进行政治整合的能力越来越虚弱，社会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以旧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整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分化和整合这两个现代性以往阶段上的基本组织原理因而都已经被废弃，社会由此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德兰梯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已经被放弃，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我们的确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现代社会以往阶段上的那些组织形式和组织原理已经不再有效，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理的需求已经出现。但它依然属于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是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在现代性的这个新阶段中，对自主性的追求依然是社会的主要趋势，自主性和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依然是基本的矛盾和冲突，而且由于旧整合形式的失效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寻找解决这对矛盾的新途径正在成为一个新问题。许多社会理论家如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等90年代的新作正体现了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Delanty，1999）。
在否认西方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这一点上，库马比吉登斯、佛纳斯和德兰梯走得更远。库马认为西方社会不但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甚至也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社会在最近几十年里确实有许多新变化，但这些变化不过是工业化所包含的各种内在趋势的充分实现而已。西方社会仍然处在现代社会或工业化社会之中，只不过是处在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新阶段上。
库马认为工业社会也并非一种恒常不变的东西。工业化本身所包含的运作机制，使得它处于永无休止的革新和变迁之中，迄今为止也还未能达到一个均衡点。然而，库马提出，现代性所包含的许多趋势强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一种看上去似乎逆现代性而行的社会现象。这往往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代性已经终结，一种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类型正在产生。例如，西方社会最近几十年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像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增长、人口从城市向乡村倒流等。许多人正是以这些变化为依据提出西方社会正在向所谓“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看法。库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草率”或“早产”。其实，许多被当作“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标志的那些新变化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的那些长期发展趋势的自然结果。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部分地起因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财富和闲暇的增多，部分地起因于跨国企业不断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这种运作策略，以及一开始就存在的工业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的不断增长的这种趋势。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增长也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科学始终是工业化的基础，它在当前与工业和社会的紧密结合不过是现代化所包含的理性化驱动力的充分实现而已。那种被误认为“逆城市化”的运动其实也包含一种假象，它们实际上把城市生活方式传播或扩展到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因而也只不过是城市化的新形式或新阶段而已。在所有这些新现象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工业化的逻辑，尽管它们看上去具有一种“反现代”的特征。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处在现代化或工业化社会之中，最多可以说处在一种晚期工业化社会当中。
库马指出，现代社会确实有许多弊端，因而在现代社会中也确实存在许多反现代性的运动。例如在经济领域中某些抗议者们宣称“小的就是好的”，试图重新确立前工业时期的社区和工业环境；在技术领域中一些人则发起促进“另类”技术的运动，试图设计出一种新工具，使工人在使用它时能够重新焕发出自己的创造性潜力；在政治领域中也存在一种对现代工业所包含的大规模和集中化趋势的反对；各种反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的张扬也是晚期工业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库马认为，所有这些逆现代性而行的反应其实都没有削弱现代性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它们不过是一些对现代性或工业主义客观逻辑的主观抵抗，并没有改变工业社会的内在机制和客观趋势。因此，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逆现代性或工业化的现象，我们的社会事实上依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只不过它已经是一种与早期的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有所不同的晚期工业社会而已（Kumar，1990）。
这些否定“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理论或观点，构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讨论中的另一种声音。那么，西方社会所面对的“新社会”到底是“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呢？
实际上，从上面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认同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在对“新社会形态”结构与特征的描述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之间传统界限的日益模糊或消失，消费日益取代生产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过程，从阶级政治向认同政治的转变，民族国家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衰落，社会结构日益流动化、网络化、碎片化、去中心化以及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等，都是争论双方共同认定的一些新现象。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理解由这些现象所构成的“新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在于怎样恰当地判定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于它与传统的现代性之间到底是有了根本性的差别，还是只有非根本性的差异（尽管是很重大的差异）。
我认为，在这里，关键点仍在于如何界定“现代性”。仔细地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导致“后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之争的主要源泉之一正是争论双方对于“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界定。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家好像用的是同一个词，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事实上，争论双方在使用这同一个词时心中所意含的那个对象并不是完全重叠的、同一的。正是对“现代性”一词实际意含的不同界定，才导致对“新社会形态”基本性质认知上的上述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认同“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那些学者，在谈到“现代社会”时，赋予它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活动领域之间以及内部各分支领域之间的高度分化，物质生活及其生产过程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福特主义”为典型形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高度的社会整合以及民族国家在整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僵化的科层体制以及权力和责任的高度集中，阶级政治和政治活动的高度组织化，科学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等。由于“现代社会”被界定为上述这些特征的集合，具有种种相反特征（逆分化、消费过程的主导性、“模拟世界”的出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与作用的衰落、社会结构的流动化和网络化、权力分配的去中心化、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等）的“新社会”自然就被确认为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社会”。这在逻辑上是自我一致的。
而否定“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那些学者，在谈到“现代社会”时，赋予它的基本特征则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广义理解的）工业化、现代监督制度、对军事力量的集中控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延伸、不可逆转的动态化、充满内在矛盾的理性化、分化的普遍化、对自主性的追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自主性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现代社会”由不同的学者分别界定为这些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集合。按照这些学者对“现代社会”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状态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超越或偏离“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尽管与此前的西方社会状态相比它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剧烈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它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广义上的工业社会、是一种以现代监督制度为控制方式的社会（监督的具体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是一种对军事力量实行集中控制的社会（集中控制的程度可能比以前更高）、是一种时空高度延伸的社会（延伸得比以前更广）、是一种动态化的社会、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是一种普遍分化的社会（逆分化只不过是高度分化的结果）、是一种以自主性的追求为主要文化精神和以自主性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基本冲突的社会等。无论是文化与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界限的模糊，消费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与作用的上升，“模拟世界”的出现，还是民族国家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地位与作用的下降，社会结构的流动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认同政治对阶级政治的取代以及文化的多元化等，都没有使当前的西方社会失去它的上述“现代”特征。因此，和此前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西方社会形态一样，它仍然是一种“现代社会”。只不过由于它和现代性的此前阶段相比具有了种种新变化和新特点，因而它是一种与以往的现代社会有很大不同的新的“现代社会”，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阶段——一个“现代社会”的种种特征得以更加充分展现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认同和否认“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两类学者对“现代社会”之意含的实际理解或把握是有较大差别的。对于否定“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学者来说，“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认同者所说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即前者中的许多人所称的“高度现代性”阶段，或其他一些学者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福特主义”等名称所指称的那个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认同者列举为“现代社会”的那些特征（大规模生产、高度整合及民族国家在整合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科层体制的普遍化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活动的高度组织化、科学在文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等），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高度现代性”阶段的一些特征。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否定者来说，这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过于狭隘的理解。按照这样一种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自然会将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确认为一种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社会状态，在描述和分析这种新社会状态时也会更多地突出和强调它与以往“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和断裂。而如果按照“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否定者对“现代社会”所做的那种较为宽泛的理解来考察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的话，那结论自然也就很不一样。
因此，“后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争论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成为：到底怎样来界定“现代性”？对于理解西方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来说，在争论双方对“现代性”的上述不同界定中，到底哪一种界定才是更为恰当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尽管每个人都有对同一个认知对象做出不同的界定和使用不同概念的权力，而且每一种界定也应该说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但如果——我说的仅仅是如果——我们想要使当前的讨论与以往社会思想史上有关“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更为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协调起来，我们就应该尽量使自己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与以往大多数人尤其是其中曾经对有关“现代社会”的讨论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那些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理解相一致。这是使我们今天的讨论得以融入时间的长河因而具有意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思想史上，有三位经典思想家曾经对人们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解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社会”所做出的描述和阐释，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中三种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或取向。这三位经典思想家就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并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当作现代社会理论最基本的任务。涂尔干则把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化当作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起来的社会，即一种与传统的“机械团结”相区别的“有机团结”的社会。他将对社会分化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当作现代社会理论最首要的任务。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界定构成了后来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思想源泉，并在50～60年代产生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与马克思和涂尔干不同，韦伯则试图从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角度来界定和阐释现代社会。他将理性化看作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结构分化都不过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一个方面。相应地，对社会生活理性化过程及其后果的分析也构成了韦伯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个人对现代社会所做的经典分析为近百年来人们描述和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框架和参照系统，也构成了社会理论中的几个基本传统。如果我们想使我们今天对“现代社会”所做的讨论与这些传统相联系，那么我们对“现代社会”所做的理解就应该尽量与这些理论传统相一致。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我们就应该接受上述“后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主张“后期现代性”之说的那些学者对“现代社会”的含义所做的那样一些较宽泛的理解，因为这样一些较宽泛的理解相比较而言更加接近或符合上述经典思想家的理解。采用这样一些比较接近经典与传统的界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经典或传统进行对话，从而将我们现在的讨论与更早的相关讨论在更久远的时空范围内协调起来。
不过，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包括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上述“后期现代性”之说的主张者们提出的那些“现代社会”特征要比“后现代性”之说的主张者们提出的那些特征在时间与空间的概括性程度上更高或更宽泛，但他们各自提出的这些特征之间在时空概括程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结构分化”的时空概括程度可能比“工业化”“现代企业监督制度”等概念要宽，“资本主义制度”的概括程度又可能比“结构分化”宽，“理性化”又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宽。因此，即使倾向于接受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也仍然存在一个如何在这些概念当中进行取舍的问题。如果只选择其中的某个或某些概念，那么不同的选择仍然会导致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分歧；而如果将它们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模型，那么它们之间在概括程度上的异质性最终也将为使用者带来一系列的困惑。我认为，为了避免这样一些不必要的分歧和困惑，我们应该在这些特征当中选择一个时空概括程度最高的特征来作为描述和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工具。这样一个时空概括程度最高的概念由于能够将“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其他的特征都涵盖在内，因而比较容易为绝大多数论者所接受，从而将这种概念上的争论降低到最低程度。
应该说，在上述相对于“后现代性”之说的主张者们提出的那些“现代社会”概念已经比较宽泛的概念当中，韦伯所贡献的“理性化”概念具有最高程度的概括性。
现代社会及其演变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现象，都不过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因此，“理性化”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比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分化、科层体制、普遍主义文化等现象更为根本的一个特征。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描述和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理论工具。
我们完全可以只凭借是否是“理性化”社会这一点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现代社会”：只要是以“理性化”为基本原则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否则就不是。同样，只要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这个最根本的特征没变，社会的“现代”性质就没有改变。无论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特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只要它们没有违背“理性化”的基本精神，没有改变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特征，这个社会就依然应该被认定为“现代社会”。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论者也正是从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的，而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也是把现代社会当作“理性化”社会来加以攻击和反对的。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当作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或标志应该是最为顺理成章的。
如果上面这样一种思路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出下面这样一种结论：在上述“后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两种说法的争论中，后一种说法是更为可取的。西方社会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显然还没有改变它们作为一种“理性化”社会的基本特征的事实（甚至尚没有改变它们的资本主义特征）。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社会状况相比，西方社会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正如“后期现代性”之说的那些主张者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差异只是现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西方社会的基本性质仍然处在“现代性”范畴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不过，正如佛纳斯所承认的那样，在用来描述和理解当前西方社会状况时，“后期现代性”也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概念。它预设了当前的西方社会状态是“现代性”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一种无根据的判断（Fornas，1995）。如果西方社会目前的状态属于“后期现代性”，那么它之后又是什么呢？是“现代性”的必然终结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前实际上是无法加以回答的。我们目前并无充分的根据来判断西方社会当前的状态是否属于“现代性”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与以往的“现代性”状态很不相同的一种新的“现代性”状态。因此，我们与其将它称为“后期现代性”，不如简单地将其称为“新现代性”。
“新现代性”，顾名思义，既是“现代性”又是一种与以往的现代性不同的“新”的现代性。“新现代性”这个概念，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即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并不像许多“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主张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与“现代性”的断裂或对“现代性”的超越。新现代性，实质上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新形态或新阶段；而从传统现代性向新现代性的转变实质上也不过是现代性自身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这种源自现代性内部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过程，不但没有削弱现代性，反而使现代性获得了比以往相对更加强大的活力。
作为“现代社会”来理解的西方“现代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确定的那样，从17世纪左右算起，那么迄今为止大约已经有了450余年的历史。这450余年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17世纪左右到19世纪上半叶，对于这个阶段，许多人将其称为“早期现代性”（early-modernity）或“低度现代性”（lower-modernity）时期，而我更愿意仿照彼德·瓦格纳（Peter Wagner）的做法，将其称为“自由主义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到20世纪中叶，对于这个时期，某些学者将其称为“高度现代性”（high-modernity）时期，而我也认同瓦格纳，将其称为“组织化的现代性”（organized modernity）时期；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许多人称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late-modernity）而我们前面称为“新现代性”（neo-modernity）的这个时期。瓦格纳称这个时期为“扩展了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而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元主义现代性”可能是对这个时期的一种更为恰当的称呼。西方现代性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和同质性又存在着间断性和异质性。
西方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和同质性主要表现在：无论它们在具体的结构与制度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差异，它们始终都是韦伯所说的那种“理性化”的社会。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程度及其实现的具体方式、方法或途径各有较大的不同。
韦伯所说的那种作为现代社会之根本特征的“理性化”主要指的是“目的/形式理性化”，即将那种不从任何既定的价值取向出发而纯粹从形式上进行的费效计算及其利润最大化原则扩展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在现代社会迄今为止的所有发展阶段上，社会生活的“目的/形式理性化”都是通过两个最基本的途径来实现的：一是社会体制的资本主义化（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自由的市场交换、完善的货币体制等），它为社会生活的“目的/形式理性化”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和制度性前提；二是社会活动领域的结构分化，它为社会生活的“目的/形式理性化”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性手段。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方面的存在形式却是不尽相同的。正是这两个方面在存在形式上的差别将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区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
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1）虽然工业已经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业生产技术仍然以手工生产技术为主，企业内部的分工主要停留在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基础上，只是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机器生产技术才开始逐渐出现。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没能超出第一产业。
（2）虽然分工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但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之间，分工的程度相对来说都还比较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单个劳动者之间或企业之间的分工还不是很细致，整个社会的专业化程度还较低；二是单个劳动者之间或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还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而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固定和僵化。
（3）专业化程度低下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企业的平均规模偏小。我们今天所谓中小型企业构成了早期现代性时期工业生产过程的基本组织形式，无论是在雇佣人数的比重上还是在产量的比重上都在整个工业生产过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4）而由于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绝大多数企业的财产权都是完全由个别资本家或者其家族独自占有，家族性企业的比重在企业总体中占有压倒性优势。不仅如此，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是完全合一的，企业的所有者同时也就是企业的经营者。
（5）由于企业内部分工程度（尤其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程度）相对不高，企业内部的技术性分层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脑力劳动者或技术与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尚未形成一个可以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称的技术性阶层。科层制也主要是运用于政府机构，尚未被广泛地引进到企业内部。也就是说，科层制尚未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
（6）作为企业内部技术分层结构相对简单的一个结果，社会分层结构主要是一种财产分层结构。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主要是源于财产占有方面的差别。同时，由于企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市场进入和企业维持的成本数量相对来说还比较低，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还有能力作为一个小有产者而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尚不严重。
（7）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分工水平不高、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较低，导致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水平较低、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生产力无限增长的内在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有的矛盾尚未发展成熟，因而国家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也尚未产生。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市场交往来实现，企业的生产决策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主要参照市场上的价格信息由企业或消费者自主进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制度性特征。
（8）由于社会专业化程度不高、企业平均规模较小、资本集中，工业生产集中的程度也相对较低，进而限制了社会居住格局向城市化方向发展的水平。虽然新兴的工业城市已经大量出现，但与后来的工业化城市相比，其规模显然十分狭小，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还非常有限。
（9）尽管全国性的市场和贸易活动乃至国际性的市场和贸易都已经出现，但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十分有限。生产和消费过程仍然主要围绕空间范围有限的地方性市场而展开，企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面向本地的市场需求，同样，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也主要是由本地的产品来加以满足。与此相联系，民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仍然带有十分浓烈的地域性和多元性，民族国家尚未成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或者说，被吉登斯认定为现代性基本标志之一的时空延展程度还未能扩展到民族国家的水平上。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所谓“社会”还只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之间联系尚不十分紧密的地域社会所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
（10）由于社会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程度尚不严重，大量属于其他阶级或阶层甚至传统等级成分的人在社会总人口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而也尚未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第三等级”与贵族等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发生并在成长过程之中，但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
（11）由于劳动分工（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尚不细致，专业化程度较低，劳动者的工作活动尚未被转变为一种过于简单的机械操作，经验、技巧乃至一定程度的创造性仍然是劳动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工作内容也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感因而还不是十分强烈，“异化”尚未成为政治实践和理论反思的重要主题。
还可以再举出一些特征，但出于分析的需要，上述这些要点已经足以帮助我们理解早期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现代性后续阶段的主要区别。
从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到组织化的现代性，生产技术的变化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企业组织、经济制度、国家职能和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的相应变迁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组织化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可以列举如下。
（1）工业生产技术已经从以手工业生产技术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技术为主，其巅峰之作则是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逐渐超过其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源泉。
（2）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社会活动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都已经逐渐达到十分精细的地步，各种专业活动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固定和僵化。这种高度严格和固定的专门化不仅存在于劳动者的工作职能之间，而且逐渐发生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及其辅助设备之间。在许多工业部门，各种功能高度专门化（进而自动化）的机器或机器系统（比如只适用于生产某种特定类型的汽车的自动化流水线）逐渐从以往的机器类型中演化出来，并取代原来那些相对而言功能多样化的工具而成为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主要技术手段。生产工具的这种专门化和自动化对劳动组织和整个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3）既作为生产过程高度专业化（尤其是生产工具高度专门化）的后果也作为其前提之一，企业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各种大型乃至巨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逐渐在各个行业中出现，成为各行业的主力军或“巨无霸”。生产过程逐渐向这些大型或巨型企业集中，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反“垄断”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4）由于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归资本家个人或家族所有的企业数量及比重急速下降，股份制逐渐成为各类企业组织的主要产权形式。随着股份制的繁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企业的所有权日益分散到广大股东手里，而企业的经营权则日益集中到只占企业职员人数之一小部分的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手中。
（5）由于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程度的大幅提高，尤其是泰罗主义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逐渐成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企业内部的技术性分层结构日益复杂，科层制度开始被引入企业管理过程中来，渐渐成为企业组织的普遍形式。科层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不仅存在于政府机构而且普遍存在于经济领域及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主导性组织形式。
（6）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过程向少数大企业的不断集中，社会成员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程度也不断扩大。大量的小有产者要么转化为大有产者，要么转化为无产者，其比重日益缩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日益成为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财产阶级。另外，作为企业内部技术性分层结构日益复杂化的后果之一，社会的分层结构也逐渐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当中所占据的技术性职能、责任和权利地位不同而形成的技术性分层结构也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工具）专门化程度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社会整体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降低工资成本而促进了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促使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不断缩小，生产力无限增长的内在趋势与市场有效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成熟并日趋尖锐，且通过间隔时间不断缩短、程度不断加深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表现出来，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由政府出面从宏观总体上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进行调控和干预已经成为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必要条件。虽然市场仍然是维持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各种非市场性的分配机制如政府订货、全国性的工资协商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制度也逐渐形成起来，成为最重要的一些资源配置机制，不但影响着企业和消费者的日常决策，而且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制之下，社会生活被高度组织起来，成为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现代性）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8）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社会居住格局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逐渐在人口总数中占据主导地位。
（9）生产和消费已经突破地方性市场的限制，逐渐以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市场为取向。统一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和成熟，世界市场也已大大扩展。全国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社会成员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凝聚的重要纽带。民族国家的建设已经完成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社会生活时空伸延的程度已经达到并开始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
（10）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吉登斯所谓“专家系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11）随着社会逐渐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以及各种小有产阶级和传统社会阶层人数的日益减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逐渐上升为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等级政治”终于让位于“阶级政治”。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的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的斗争。
（12）由于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各种专门化和自动化机器生产工具的出现，劳动者的工作活动被日益转变成一些非常简单、乏味的机械操作，经验、技巧和创造性不再成为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劳动者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缺乏多样性的“一维的人”，“异化”逐渐成为劳动者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感受以及社会理论家最重要的反思主题之一。
所谓多元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借用拉什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工业、银行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市场的日益增长。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产生了一种导致资本“去中心化”（deconcentration of capital）的效果。与这种资本“去中心化”趋势相补充的，则是各种卡特尔组织的日益衰落。这种资本的“去中心化”趋势为各种关税的总体性下降趋势所加强并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尤其是在美国）。在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存在银行与工业部门之间日益分离的趋势。
（2）白领阶层，尤其是一个由各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科学家所组成的独特的服务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本来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产物，现在却日益成为瓦解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分层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各种日益远离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不断发展的结果。
（3）由于经济日益“去工业化”，核心工人阶级（制造业中的操作工人）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重都不断减少。
（4）在工业关系中，国家一级的集体协商程序的重要性和效果日益减小，公司和工厂一级的集体协商程序的重要性和效果则日益增长。与此相伴的则是工作组织从“泰罗主义”形式向各种流动形式的重要转变。
（5）大垄断公司日益从单个民族国家的直接控制和约束下独立出来；绝大多数由国家来规范的各种新合作主义（neo-corporatist）谈判形势日趋衰败，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如财政危机）日益加深；普遍主义的福利性国家立法的发展以及来自“左”右两翼对集中化的福利国家的实质性挑战出现。
（6）资本主义日益散播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此导致许多基础工业（如钢铁、煤炭、石油、重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中日益激烈的相互竞争，以及第一世界部分无产阶级工作岗位向国外转移。这反过来又促使第一世界国家的职业结构从以工业部门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
（7）各个政治党派的阶级特征日益衰减。从某个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参与投票活动的人数日益减少，各种更具多元化色彩的（catch-all）政党的数目广泛增加。
（8）作为闲暇活动不断商品化和60年代产生的各种新政治、文化形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文化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多元化色彩不断增加。与此相关的时空距离上的压缩（如“全球村”）不断瓦解着各种民族性主体的结构。
（9）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民族国家的数目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部门数目迅速增长。
（10）制造业部门雇佣人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以及这些部门对社会组织化的意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断降低。服务业对社会关系结构（如小型工厂、更具流动性的劳动过程、就业人员女性化以及脑力化成分的提高等）的重要性则不断提高。
（11）各种新的劳动分工形式相互重叠，减弱了不同的生产部门在不同地区集中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那种由于集中了一批特定的制造业部门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它形塑着各种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已不复存在。
（12）由于工业结构、投资结构、投资形式以及各种劳动密集型活动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农村”地区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厂的平均规模不断缩小。
（13）工业化城市在规模上以及在所在区域中的统治地位开始下降。城市内部的工业和人口不断减少，小城镇以及半城半乡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人们不断地迁离老的工业化城市。城市作为资本流通和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意义在不断下降。
（14）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产生和传播，它既影响了高雅文化，也影响了通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符号和讨论。
大体上可以说，自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由以上三个发展阶段构成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之间既存在一致性、连续性（都是以“目的/形式理性化”或“资本主义化”和“结构分化”为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形式），又存在差异性、断裂性（“目的/形式理性化”或“资本主义化”和“结构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使它们都可以归属到“现代性”这个大范畴之下；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断裂性则使它们又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我们可以用“现代性的范式转型”来描述现代性三种历史形态之间的这种前后更替过程：从“自由主义现代性”向“组织化现代性”的转变构成“现代性”的第一次转型；从“组织化现代性”向所谓“新现代性”或“多元主义现代性”的转变则构成“现代性”的第二次转型。通过这种描述，我们就可以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进程获得一种更为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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