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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我国“三农”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大量涌入城市，农村陷入生产要素匮乏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2005年新农村建设系统工程在全国农村展开，“部门下乡”出现，各级政府通过“条线”的下达和执行对农村进行“反馈”，各涉农经济技术部门开展涉农服务，推动农户专业化、农村市场拓展和农业产业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对农业经营主体做出规定，试图通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实现农业产业化。而由于涉农部门本身拥有项目和资源，下乡后巨大的逐利冲动随之产生，本应承担的公益性服务转向了营利性服务
，部门资本与工商资本的行动逻辑逐步趋同，因而本节将两者统称为“资本下乡”，并从工商资本的视角展开分析。
对于高歌猛进的资本下乡，学界有不同看法。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同时农村劳动力外流、集体组织功能弱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现象将得到改变
。而且数据显示农户对资本下乡的评价较为积极，半数农民愿意出租土地给下乡企业
。如此看来，我们应该加快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整合农业资源，积极推动资本下乡。但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研究发现资本下乡将会与农民争夺农业收益
，资本凭借自身优势支配农业生产，向小农转嫁风险，小农的就业和生计由此成为问题，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后，原承包农户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企业工作，其余多数都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资本下乡也将改变村庄利益格局，企业与农民间矛盾冲突频繁，村庄秩序受到挑战。因而应慎重引入工商资本，设立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准入门槛
。
已有研究侧重于资本下乡对村庄各要素的微观影响，而缺乏宏观结构层面的全过程关注，尤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因而笔者将从理论分析入手，在学界对资本下乡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的情况下，首先弄清楚资本下乡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它的实践运作逻辑与政策文本表达是否存在偏差？它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中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它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推拉理论”是重要的人口流动理论，它认为流入地的有利于改善移民生活条件的因素是一种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于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由这种前拉后推作用决定的
。笔者在借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工商资本这一行为主体，提出资本下乡的三重生成机制，认为资本下乡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工商资本的理性选择，因而资本下乡的生成既有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力也有村庄层面的农村拉力，更有工商资本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后大量社会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成果被用于支持城市发展，21世纪以来，我国GDP增长长期稳定在高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在GDP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早已很低，因而国家在政策层面号召“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由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资本下乡的政策推力由此形成。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动机和行动逻辑，所以两种政策推力的实践表达并不相同，这构成了资本下乡的体制环境。
在传统农村社区中，凭借自家种植业养殖业和邻里间的互助合作，农民自给性强，生产生活成本极低。市场化改革后，农业被裹挟进商品经济中，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劳动力大量外流，村组力量弱化，治理环境恶化。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着眼于改善村庄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发展现代农业，中央决策层鼓励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这为工商资本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巨大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积极推动各政府部门下乡。中央从国家有机体的视角出发，力图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促进农村发展，优化秩序结构，因而当中央政府看到部分资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套取国家资金和骗取政策优惠，甚至导致村庄治理环境持续恶化时，又对下乡资本采取约束和规制策略。2008年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出了三个“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从中央政府的政策表达看，它是着眼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来推动资本下乡的，由此生成了公利型政策推力。
在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负责国家意志的表达，地方政府负责国家意志的执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并不是完全自洽共存的关系，这既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有所差异，也表现在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践逻辑及行动动机，当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时，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就可能运用其执行权力改变国家意志
。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制度改革和行政制度改革，形成了财政分配项目化和行政结构条状化，这种行政分化结构格局给地方政府施加了无形压力，在巨大压力下，地方政府为充实地方财政，需要积极争取项目，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间的“锦标赛”
。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政治升迁的愿望。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获得更好的政绩，地方政府积极提供税收减免、财政扶持、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为资本下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动用大量物力财力，做好配套条件的建设，降低其投入农业领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借用行政权威、乡土传统等正式资源，甚至会动用乡村混混等非正式资源解决农民的不配合问题，扶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
。此外，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还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制度规定采取变通策略，对政策要求采取权宜性和情境性的诠释和引用，人格化自身并拓展其自主性操作空间，为权力寻租与工商资本合谋获得不当收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定在地方政府的实践表达中出现偏差，私利型政策推力生成。
“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高资金投入、高技术投入、高素质管理人才以及土地流转连片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但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村组力量式微、村庄原子化状态凸显的背景下，农村中原有资源纷纷流失，更遑论发展现代农业所需的现代性要素了。迫于资源短缺的硬结构性约束，农村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机制吸引资本下乡，希望利用工商企业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等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布局。同时在村庄运作过程中，村集体是作为人格化主体嵌入村庄场域中的，在“村账镇管”的制度安排下以及没有集体性收入的现实困境中，村集体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经济能力支撑村组运作，而当可资利用的工商资本出现后，村集体会迅速将这些外来资本整合为村庄发展的资本有机构成。村庄在请资本下乡的实践活动中，重塑了自己的发展逻辑，村组结构再次被激活，村庄公共产品和社区福利得到改善
。迫于村庄场域中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匮乏和村庄组织力、行动力的式微，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村庄状况，农村社区生发出强大的拉力吸引资本下乡。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发展的现阶段，多数行业和领域已形成僵化格局，获利空间有限，社会总资本中出现了大量闲置的流动资本以及积累资金，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过剩的市场格局形成。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资本选择退出城市，撤离第二、第三产业重新寻找利益增长点。而从产业链上看，农业逐渐成为利润率较高的产业，农业功能形态不断增加，已经突破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和生产环节，形成产加销、贸工农融合发展的大农业，尤其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有机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附加值高、投资回报快的产业提高了农业综合利润。现代农业本身相对于其他产业还具有需求稳定和无周期性的优势，农业因此而成为工商资本重新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国家财政扶持和金融优惠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部分工商资本正是为了获取这些政策红利而投资农业的。农业成为新的资本集聚池、利润集散地，基于城市资本的过剩格局和投资农业的策略优势，工商资本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上马农业产业。
工商资本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构网络中快速进入农村投资农业产业。然而农业高度嵌入在村庄场域中，与村庄其他构成要素密切相关，它不单单作为经济要素孤立存在，也是农村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环境生态的组成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后必然造成村庄结构的全局性、深刻性变革。城市环境中的工商资本遵循市场化的运作逻辑，内生于村庄场域中的“三农”发展则遵循乡土性的惯习和实践逻辑，两种逻辑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碰撞，必然会形成矛盾与冲突。同时工商资本与村庄相比具有资源优势和舆论优势，在双方的互动博弈格局中，工商资本通常占据有利地位。那么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能否实现政府对它的角色期待呢？接下来我们将从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和“内卷化”瓶颈四个方面来分析遭遇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进入非农产业，农村中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发流转，外出务工的农户将土地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流转给在村的亲戚、邻居经营，转入土地的农户因而成为种植几十亩土地的“中农”
，由此根据土地规模大小，村庄自动分化出了小农和中农。虽然当时农村已经出现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本质仍相同，依旧遵循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农场”的运行逻辑，即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其目标不是追求最大利润，而是维系农业的简单再生产
。但资本下乡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运行的逻辑明显不同于家庭经营的逻辑，资本需要充分自由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农资市场来建构起自己的生产经营网络，这一建构过程再造了农村阶层，进而将深刻影响村庄结构的未来变迁。
我们从资本获得规模化土地的策略手段来进行分析，资本为了获得单个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连片规模经营，愿意支付高额地租给农户，而小农家庭经营的农业收入尤其是大田粮食作物的收入相对低，在高额地租的诱惑下，很多小农自愿把土地流转给资本，资本的这一策略实践毫不费力地将小农排挤出了自主性的农业生产。此外，中农是通过无偿或低价转入外出农户的土地，扩大经营规模而形成的，在与资金实力雄厚的资本竞争时，中农难以承担工商资本给出的高额租金，其经营规模和发展空间必然受到限制，最终中农也被排挤出农业经营领域。当然部分地区还存在一类经营规模在50～500亩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它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兼用生产性的短工
经营，但有学者研究发现这类经营主体会被整合进资本体系中，隶属于资本
，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经营模式有关，在经营规模过大，边际效应递减时，部分资本会将土地分割转包给家庭农场经营。在规模土地的获得过程中，资本也为自己构建了充足的劳动力市场，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小农和中农成为这一市场的主力军。
工商资本的市场化生产逻辑形成了结构性排斥机制，对资源禀赋差的中农和小农具有强烈的权利增长排斥功能和生存资格排斥功能
，最终出现阶层再造的实践结果，亲资本大户和被排挤农户的二元结构形成，造成了阶层固化，客观上损害了弱势阶层，被排挤农户的生计成为问题，村庄贫富差距拉大。
传统社会中农业不仅是农民生活资料的来源，还为家庭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更为特殊的是农业还是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载体，农业生产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与自豪
。春种秋收本就是一门艺术，农民日常生活与农作四时相应，农民在农业种植中实现成就感和人生价值。但由于工商资本的价值观念与利益取向明显不同于乡土社会的内生性文化，它的逐利本性倒逼农业性质发生变化。
大田作物的经济价值明显偏低，即使在国家规定最低收购价格，给予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优惠条件下，其收益率也难以与非农产业的收益率相比，所以很多资本在获得规模土地后就会采取变通策略，将农业用地非农化、非粮化以获取高额收益。在粮食单产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农地非农化、非粮化会造成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粮食总产量必然随之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经营农业由于无法做到类似于家庭经营的精耕细作，其单位产量明显低于家庭经营
。工商资本获得土地后即使仍种植粮食作物，其目的也并不在于获得农业生产环节的高收益，它或是企图通过土地流转套取国家资金，或是通过优惠政策来支持其他投资项目。资本的利益生成机制及其经营农业的行动逻辑导致农业发生质变，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遭到冲击，农业原本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资本侵入后却异化为资本逐利的手段，原本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之外农业还有价值理性的成分，此时其文化价值却被消解了，完全遵从工具理性的逻辑，成为资本获取收益的工具和骗取优惠的外衣，农村由此进入风险社会。
政策愿景对资本下乡的角色期待是它能凭借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并将农民从低效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农民既可获得高于农业收入的土地租金和受雇于农业企业的工资，又可通过土地入股获得股息分红，而对于兼业农民来说，可以改变往返于城乡间的候鸟式的就业模式。虽然政府层面建构了通过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并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理想图景，但这一政策的实践却产生了意外后果。
首先，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由于农业生产环节收益低，远远比不上其他产业的收益率，一些工商资本会选择退出，或将土地层层转包
，土地租金因此层层转移，反馈链条延长，交易成本增加，最终很难按时足额到达农民手中。另外，资本本身是排斥劳动的，在可能的条件下，资本会尽量选择机械生产代替人工劳动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成本，而城市的就业市场容量也有限度，这种双重作用再生产了农民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生活困境。
其次，异文化的资本侵入农村，变革了村庄文化。传统村庄存在一套内生性的维护村庄秩序的文化规范，它具有情景合理性和内在自洽性，包括宗族观念、孝道文化、家族意识等，在村庄社区中这些传统资源形成了规范制约机制。但工商资本附带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原则侵入农村，多元复杂的价值观念在村庄场域中互动博弈，信任危机等社会失范现象凸显，村庄的秩序均衡结构受到威胁。
再次，资本下乡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资本依靠非可持续的资源掠夺模式经营农业，它把农业等同于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在这种理念下，资本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土地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工商资本大量使用化学药物调整农作物生长速度和体积重量，食品质量安全受到威胁，土壤酸化、水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随之出现。在工商资本的行动策略反复实践和不断再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最后，村庄文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也伴随着村庄政治的变革。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后，农民丧失了在农村生活的根基，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同时资本在推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还造成了农村中的精英俘获现象
，乡村权威和精英人物被吸纳进资本体系中，丧失了这些核心人物，村庄原有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观念就没有了人格化符号的存在，村庄组织力量被消解，国家政策的对接和乡村秩序的维护缺少了内生力量，村庄政治被资本架空，乡村治理层面表现出无主体的虚化格局。
“内卷化”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黄宗智将这一概念引入对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他把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无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虽然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制度变革的效益并无显著增长，即实践表达与理想类型出现偏差，本文认为遭遇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也面临“内卷化”的瓶颈。
工商资本在三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进入农村，社会各界对资本下乡有着改善村庄环境，促进农村良性运行的角色期待，但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表明资本下乡不但没有达成预期效应，反而产生意外后果。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的势力越强规模越大，“三农”发展的境遇反而越复杂越棘手，资本下乡后“三农”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结构困境产生。分析遭遇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的“内卷化”瓶颈需要着眼于工商资本的本质，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政策支持的工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力量，它将村庄场域中的人力、土地等资源要素进行重组，将其整合为一个网络覆盖到农业上，建构起自己的经营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排斥功能，它不断征服和挤压村庄场域中的内生元素，村庄的文化价值、组织结构和生态功能遭到破坏。这一过程强化了资本的霸权地位，资本进入农业的程度越深，“三农”发展的“内卷化”现象越明显。
资本下乡的合法性在于政府希望利用工商资本的资源禀赋优势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打破农村生产要素匮乏的结构性困境，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治理环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资本下乡并没有使“三农”发展步入良性运行轨道，它的逐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决定它进入农业但并不关心农业，农业本身具有多重价值，资本却只强调农业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土地价值。工商资本的行动逻辑凸显了它的本质，它根本上是外在于农村的一种组织力量，侵入农村后其力量渗透农村的各个毛细血管，最终形成资本霸权，凭借这种组织力量工商资本建构起具有排斥功能的经营结构，农村场域结构转型，农民被排斥出村庄，农业被异化为资本逐利的手段，村庄治理环境恶化，“三农”问题在遭遇资本下乡后愈加复杂。
但这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毋庸置疑的是农业现代化需要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投入，因而破解“三农”困境、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资本，而在于如何重塑发展现代农业的逻辑，如何引导资本进入农业。事实上高度分散的原子化、兼业化的农户个体在面对占据强势地位的组织性强的资本时是极其弱小的，分散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与大资本谈判，两者互动博弈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要真正发展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打破农村与资本权力结构失衡的状态，增加农民的话语权。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维权能力，依靠合作组织与外来资本对接，形成势力均衡的谈判格局，利用资本的优势资源发展农业，将资本吸纳进农业体系，而不是农业被纳入资本体系。在此过程中村组力量被激活，村庄权威力量的功能释放有了组织载体，村庄结构形成了良性的再生产机制，资本下乡造成的“内卷化”瓶颈得以瓦解，“三农”发展更具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