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与农村社会综合交叉、跨学科研究已有70多年历史传统。1945年，日本留学归来，到国立西北农学院任教并担任农经系主任的黄毓甲教授，就在我校开设了农村社会学等课程，这使我校成为国内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较早的高等院校之一。1985年，邹德秀等老一辈学者积极推动我校与陕西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合作建立了陕西省农村社会研究室，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农村社会研究成果。邹德秀教授被推选为首届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我校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单位之一。邹德秀教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等项目，出版《中国农业文化》等学术著作。这使我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农林院校的特色，并逐渐形成重农的学术传统。

进入21世纪以来，我校社会学学科继续关注农业问题，付少平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农民科技素质的培育”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分化与农业的变迁”等项目，出版《农业技术传播与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等著作；张磊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转型研究》；张红副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并出版同名学术专著。近些年来，社会学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吸引一些青年学者加入，我们专注于研究资本下乡、土地制度变革、合作社发展等农业转型与农村治理问题，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为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农业治理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之所以将研究主题定为“农业治理”，是因为我们认为农业发展不仅是农业的问题，而且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中国农业正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迅速发展，其既会影响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再造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也会影响农村精英的生成机制与行为逻辑，再造村落内部的社会秩序。无论是阶层结构和阶层再生产机制，还是社会秩序和精英再生产机制，都是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更是一个关系到数亿农民家庭生活幸福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本问题。因此，如何使农业发展的改革红利为各阶层的农民所共享，使农业制度变革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协同推进，就成为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

《再造小农经济》限于章节安排和字数排版等的要求，只整理了“农业治理研究”课题组部分成员前期（合作）发表的部分相关作品。我们认为，资本下乡是推动农地规模流转的重要力量，而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中，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包装下乡资本”的重要组织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农地统一经营，从事规模生产，这一方面加剧了小规模生产者的分化趋势，造成农村自发形成的中农经济的解体，挤压了小农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在客观上“绑架”了地方政府，“倒逼”地方政府提供各种税收财政项目等倾斜性扶持，使农业治理的目标更加失衡与单一；此外，还使农业利润的再分配严重向企业和乡村精英倾斜，带来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重塑，从而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再造小农经济，一方面应立足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将农业生产环节留给留守村庄的农民自主进行，允许和鼓励农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自发流转，逐步扩增户均农地数量，培育中等规模经营的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推动小农经济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继续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强不同类型新型农业主体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他们的社会化服务能力，为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农技标准化、农资与农技配套、农产品统销、合作金融和农村电商等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破除束缚小农经济发展的外在约束性条件，推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持续创新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推进学界在农业治理问题研究上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课题组的成员都比较年轻，观点争鸣的现象时有发生，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开端，期待学界同行和有关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是为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治理研究”课题组
2017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