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与书写政治

——以欧洲人对美洲的早期书写为例

王晓路

摘要 本文通过解读地理大发现时期的相关文献，指出文化史中的常识性史实认知与书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存关系。哥伦布等探险家的航海日记和书信等文本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录，而且在地域和族群的表征中凸显了价值观念，形成了当时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认知方式，满足了他们对新大陆的想象和期待，奠定了欧洲对美洲原住民群体的他者化、对新大陆的占有心理以及文明序列的想象。因此，书写行为本身是地理大发现这一文化事件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在当代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地理学视角可以透视认同、意识形态、空间的民族性和国际秩序的再生产等相关问题，在史实重建和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可以有效地揭示知识与观念的并行关系。

关键词 文化地理 地理大发现 书写政治 文化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cuments and writings concerning the event of discovery of New Worl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cognition of some commonsense-based historical fact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writing involved.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other explorers' writings，including their diaries and letters，are not simply their personal records of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but the demonstration of values through representing the geographic features and the ethnic groups of the New World.Such writings not only shaped the way how Europeans observe the New World，but also fulfilled their imagination and expectation of the New World.What's more，these writing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aboriginal groups as the barbarian others，based on which the occupation and the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 are confirmed and legalized.Therefore the writing itself is an inevitable part of the historical event.Within the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situation，cultural geography can serve as a meaningful approach to issues such as identity，ideology，ethnicity in space and re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In this way，the co-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conception can be better revealed and analyzed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issue-oriented research.

Key words cultural geography；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politics of writing；cultural studies

人类历史就是与自然世界相处和并存的关系史，这一历史进程包含了人类对自然的顺应、认知、利用、改造以及群体之间交往的全过程。“我们的祖先直立人在约190万年前开始使用原始用具，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环境改造的历史，从渔猎直到20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城市化。人类社会已经倾向于为自身利益而改造环境，并随着技术进步，将环境改造成千变万化的事物。” 各区域的地理位置、气候、地貌和物产等外部确定性条件，决定了各群体采纳不同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方式，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探索的样式，其中不乏对自然世界的描述和表征。因此，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所呈现出的面貌总是与人的行为有关。

虽然人们习惯于将自然与文化加以分述，但“自然”也和“文化”一样，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词之一。从词源学来看，“自然”（nature）源自拉丁语“natura”和相关的词语“natus”和“nasci”等，意指“出生”和“生产”。 因此，英文的“nature一词和其他同源词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如‘初生的’（nascent）、‘与生俱来的’（innate）、‘本土的’（native）以及‘国家’（nation）”。 概言之，该词既包含了自然界万物的本初且变化的生命及物理形态，也由于人类的行为逐渐形成了地理意义上的景观和人为结果的物化世界。虽然自然世界内含着历史和人文要素，但是采纳相关的观念重新看待自然世界，却是较晚时期才进入学界视野的。其中，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主张逐渐产生了影响并受到了重视。虽然前者主要“研究各种人类活动特征的分布与空间结构”， 其中也包含了文化地理学要素，但后者的主旨是研究“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 显然，人类行为不仅在空间范围内展开，也使空间具有了意义的生产性。人们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探索扩大了固有的地理学范畴，与此同时也使其蔓延到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领域。随着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文化地理学涉及的议题“已经超出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单一领域，其发展要广泛得多。它目前通常与一些社会进程中复杂且重要的议题相关，如认同构成、文化差异、国民归属建构等”。 学界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当代发展有着比较一致的观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文化地理学在理论实质和方法论意义上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尽管作为学科的文化地理学有着悠久和重要的知识及体制性地位的历史，然而人文社科近期的‘空间与文化转向’将该领域突显出来，使之成为英美人文地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当代议题。” 显然，文化地理学以其特有的跨学科方式和理论指向十分有利于我们看待文化史及文化成因的不同层面。

实际上，现存的文化史和文学艺术史中普遍存在着与地理或自然世界相关的术语和现象，如“风景”（landscape）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对地貌，尤其是对其他文化区域的书写式再现，但这些主要是作者在特定时期、环境或空间中的感悟和描述。而且这种活动一开始就与对自然的模仿与意识的联想相关。这是因为，“风景的重要性在于其相关性：物质环境与人类社会。风景是人对周围世界改造所创造出来的。因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均是一种社会建构，只有通过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审视，才能恰当地理解”。 于是，自然景观与人的意识和行为密不可分，作者对外部世界的表述以及读者对书写中的景物的间接体验，均取决于个体的感悟、所受观念及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书写或其他艺术行为在事实上参与了“自然”的创造，在所有的文化表征中并不存在纯粹外在的“风景”或“自然”。而某一区域的群体开始对其他区域的地貌特征、地理现象以及非我族群的描述，则是在技术条件和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将自身的观念形态加以扩延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段的群体在不同观念的介入下对同一对象的解读，会关注对象的不同层面，产生不同的诠释，其中始终存在着这一关键命题：“对空间的感知与对空间的表征并不是一回事。” 而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书写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事件同时代的人其实与后来者一样，大多并不在现场或不能重返现场，所以只能根据书写式呈现或记录来了解事件，而后来者更是只能依靠考古和文献来追溯和把握当时的“史实”。尽管人们大体上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类感知方式获得某种对自然乃至历史事件的认知，但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内含了群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所以，特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系统在文化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历史事件的呈现和叙述。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既往的文化史主要是在线性梳理中呈现文化事件，且大多为某种宏观的展示，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提供”某种史实，并据此形成常识甚至历史性定论。当人们依据所谓定论认识该历史事件时，往往并不追究这些常识和定论本身是如何建构的，于是在现存的世界文化史的叙述中还存在着诸多盲点。在文化史中有关对非我族群及其所在地的书写式呈现中，欧洲人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可谓一个典型。例如，各类有关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历史性描述往往集中在“发现”的意义上，而对其中可能的细节大多语焉不详，有待考察的方面还很多。

“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史中风向标式的事件，也是全球化最为显要的标志性开端。欧洲经历中世纪的战乱、宗教纷争、社会重组等动荡之后，以其技术引领的生产性和军事优势开始窥视海外市场和快速获取财富的可能路径。“正是自古以来物质财富的诱惑力，驱使海上的开路先锋登上了他们的危险航程——1492年哥伦布横渡了大西洋；6年以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 在众多的航海冒险中，哥伦布（Critoforo Colombo，英译Christopher Columbus）是其中最常为后人所提及的人物，他几乎成为“发现”新大陆的同义词。“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被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 以其命名的时代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全球航行的贯通与洲际往返的初步定位。哥伦布在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旨意，尤其是获得了女王伊莎贝拉一世（Queen Isabella）的同意并资助后， 于1492年、1493～1496年、1498年以及1502～1504年四次航行前往“另外的世界”（the Other World）， 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哥伦布航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和授权可以从著名的《特权书》（ The Book of Privileges ）中看到，这是哥伦布在第四次前往美洲之前与西班牙王室在1502年签署的，其中包括1497年确认权力及利益、1492年合同以及1493年、1494年的协议等。

重要的是，哥伦布这一空前的海上探险计划从一开始就与书写有关，因为他决定从海上抵达印度等东方国度的想法是出自《圣经》的一个伪版本。“关于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想法最初是由意大利佛罗伦萨人P.托斯勘内利提出来的，但是哥伦布西航到东方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伪圣经伊德拉书。该书认为地球是圆的，陆地面积是海的六倍，由陆地西端的西班牙到东端的印度距离极远，而由海路到印度距离很近，加那利群岛与印度相距只有6300公里左右。” 由于认知的局限，哥伦布虽然有四次航海壮举，但直至他去世也还认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各国附近的岛屿。“直到生命晚期哥伦布依旧坚持他到达了最初预定的‘印度群岛’。他曾在靠近齐潘戈（日本）的岛屿以及中国登陆过，也曾沿着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海岸线航行过，甚至距离大汗帝国的版图仅有几里格之遥。” 而对于欧洲人发现美洲的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多围绕航海探险本身展开，如考察出海的动机、欧洲皇室和商界的争议以及航海技术等。但史实重建的努力必须要利用多重资源与多重参照框架，包括航海者的书写、当时的文献、欧洲人对航海探险的想象和演绎、欧洲印刷术与当时媒介的传播以及最重要的，被“发现”的区域群体的历史等方面，都应纳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书写文献所展示的历史，不仅仅包括当时的异国情调，而且主要记录了当时人的活动与动机，尤其是殖民活动的过程。可以说，书写本身不仅决定了人们对历史和现象的认识基础和观念指向，也是历史事件本身的构成方式。

美洲大陆所谓原生态风貌早在欧洲探险家和拓荒者到达之前就与原住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原住民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文明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前现代”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这些探险的航程之所以为欧洲大陆所熟知，是由于这些航海家不断给欧洲大陆的书信，以及后来发表的航海日志一类的书写所勾画出的认知图景。而这些书写得到很快的传播又与15世纪的欧洲活字印刷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始于公元1445年，那是美因茨地区生产的古滕堡《圣经》；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新兴技术就造就了大约36个以印刷业为重心的城市——它们遍及牛津到巴伦西亚再到克拉科夫的几乎整个欧洲”。 因此，航海家们的书信在此技术带动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这些书写的内容包括相关的几个方面，如航海过程中的所见所想，对新大陆的地貌、物产的描述和臆断，对沿途原住民的表征以及用所谓欧洲王室的名义对岛屿的命名和占领等。由于这些书写文本内容很丰富，除了景物、人种、物品、工具、东方财宝外，还包括当时对航海技术的使用以及对于一些疾病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欧洲人“尤其是对海上可能会产生的疾病感兴趣。治疗肾结石的方法是使用酒泡制过的海蝎子，或者水蛇的肝脏，再或者酒泡制的海荨麻”， 所以，这些有关的文本很快成为欧洲人的流行读物和谈论的话题以及修道士们批注的文献，它们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大陆对新世界的想象、期待和对异邦“野蛮”他者的猎奇以及对领土占有的合法性心理。

其中，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和给皇室的书信影响最大。这个日记除了大体上记录了四次航海旅程中的过程、所见所闻以及对异国情调的描述外，还涉及了从欧洲文明、信仰以及效忠于皇室等角度看待异族的方式并以书写的方式证明对这些岛屿的占有等。这一类的表述在其《航海日记》中可谓比比皆是。如“刚一上岛，众人就碰见一群赤身裸体的人，无奈之下，司令只好乘全副武装的小船上岸……他要求船队人员诚实地充当见证人，他以主人国王和王后的名义，正式将该岛占领。他还按要求做出了相关声明，内容均被详细地记录在案”。 可以说，“占领”意图并使其岛民归顺的心态在哥伦布的《航海日记》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实际上，我想将沿途的每一座岛屿都占领，虽然有时可能占领其中一座也会说占领了全部。”（第44页）“与我迄今已知或能叫出名的所有岛屿相比，附近诸岛要富饶得多。于是，我以二位陛下之名将它们全部占领，并替陛下将它们牢牢地掌控。”（第116页）“二位陛下的船队每抵达一处，我都会在每个岬角竖立起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向当地居民颂扬二位陛下的英明神武，告诉他们二位陛下乃是西班牙的君王。我还尽量宣讲我们神圣的信仰以及圣母教堂的教义，称其教众遍布全世界。同时，我也会让他们了解到所有基督徒及其圣三一信仰的文明和高尚。”（第235页）其中一些叙述除了显示欧洲技术或军事技术外，还对当地的掠夺行为直言不讳，“眼看全部武装的小船即将靠岸，这些土人迅速退隐到一处伏击点。等我们的船员接近岸边时，他们才突然发动袭击，试图阻止众人登岛。可他们被船上发射的炮弹吓坏了，只好又纷纷撤退到树林里，连房屋和财产都弃之不顾了。基督徒们进入这些屋内，掠夺并毁掉了一切”（第203页），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航海日记》，哥伦布每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停泊处都要给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写信，汇报近期的情况。他在经过大约33天的航行后，认为航海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中国等许多岛屿就在附近。而这些消息使皇室大悦，哥伦布的信件也因而获得大量印刷，以此宣称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其中尤以第一封正式信件影响巨大。

第一次跨越大西洋后，哥伦布写了一份关于“恒河之外的岛屿”的报告。其目的是宣称他所发现的岛屿并为下一次航行申请经费和政治支持。此信的第一版是1493年4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印刷的。一个月左右，普兰克（Stephan Plannck） 在罗马出版了拉丁文译文。由于这一版本没有提及伊莎贝拉女王，因此他又出版了一个改正版，强调了女王的作用。正是这一拉丁版本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使全欧洲都获知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新闻。

哥伦布的书写一开始就与新大陆主权归属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哥伦布的一些书写文本不仅在王室和民间获得追捧，同时还成为修道士和学者们竞相批注的重要文献。“哥伦布的第一版书中包含898个批注。由埃涅阿斯·西尔维斯·皮克劳米尼（皮乌斯二世，1458～1464年在位）所作的第二版《万物史记》书中包括862个批注。由多米尼加博洛尼亚的修道士皮皮诺（Pipino）于14世纪所著的《东方的习俗与情况》书中仅包含366条批注。哥伦布的许多精神视界都可从这些批注中得以恢复。” 至此，书写已经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使欧洲人参与“发现”新大陆的有效手段，书写与航海事件本身同时构成历史的呈现与叙述。

哥伦布航海探险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后来者，“从他那时以后，许多不同国籍的探险家都曾从事于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寻找一条穿过或绕过美洲而又无须通过美洲的西班牙属地的路线。在17世纪时在弗吉尼亚曾组织过几次远征‘以发现东印度海’，这一点总督威廉·伯克利在1669年有关他自己的计划中曾经写过”。 可以看出，书写不仅是哥伦布对自己所率领的航海探险所采纳的铭刻方式，也是那一时期的航海家、牧师以及探险家等普遍采用的方式。这些书写在内容上主要有两类：有关自然风景的描述和对原住民群体的表征。例如，“西班牙的科罗拉多（1510～1554？）、法国牧师埃内班（1640～1701？）以及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船长等作的那些记录大同小异，都描绘的是这块大陆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那些陌生的部落”。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船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580～1631）。美国东部如詹姆士敦、新英格兰等地的早期历史均与史密斯船长的探险与军事行动有关。他还完成了好几本著述，如《弗吉尼亚地图》（ A Map of Virginia ，1612）、《新英格兰记述》（ 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1616）以及《史密斯船长的真实旅程、探险与观察》（ The True Travels ， Adventures ， and Observation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630）等。 他的书写不仅仅是地图式的展示和与原住民实用性交往的手册，而且成为后来抵达美洲大陆拓荒者的行动指南以及美国早期文学的样本。而他也成为当时就被认可的作家式的人物。

只有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懂得这个新大陆犹如流放者归来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他本人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美国人（natural-born American），是一位天生的作家（natural-born writer）。史密斯早在新教者启程之前就忙于创作美国文学了……他一脚站在中世纪，另一只脚迈进了现代性……五月花号满载着史密斯所描写的智慧和知识前往普利茅斯。当年的英国定居者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史密斯的书写和经验。

其他有影响的有关书写还包括哈克鲁特的《发现美洲的航行》。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陆续编写了一些丛书，他在第一部《发现美洲过程中的各类航行》中对弗吉尼亚的描写以及特有的心理与哥伦布的日记几乎毫无二致。“弗吉尼亚不仅幅员辽阔，而且那里的气候是如此怡人，银矿蕴藏如此丰富，各种货品如此齐全……弗吉尼亚比墨西哥和新西班牙要更加美好、富饶……所有英国人或更广泛地说，所有欧洲人发现的土地，都应当正大光明地为我们所有。” 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在其《圭亚那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Guiana ）中这样描述了新大陆，“圭亚那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保留着童贞的少女，从未被碰触、劫掠或蹂躏过。这里的土体从未被翻犁，大地里也从未施过肥料；盗墓者也不曾为了黄金而掘开过这里的坟墓；也没有人用铁锤开凿过这里的矿藏；庙宇外面的画像也从未被人撕下过。没有任何军队曾武力入侵过这里，也没有任何基督教国家的王子占领或征服过这里”。 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e，Comte de Buffon，1707～1788）在其著名的《地球的自然史》（ Histoire Naturelle ）中始终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新大陆，坚持认为这些未被开垦的土地和原野是如此丑恶不堪、毫无生机，完全应该让钢铁机器来收拾这一片土地。

残酷的自然是丑恶、病态的……让我们抽干这些沼泽，让死水流动起来，给它带来自由的生机，让水流汇入河流与运河；让我们开发出隐藏于我们身体之中（而且仅限于我们所有）的那种活泼的、充满欲望的元素；让我们烧掉这片多余的树丛，烧掉已经消耗过半的古老森林；然后，让我们用钢铁铸成的机器来收拾那些火焰燃烧不尽的地方。

以自身社会文明和机器文明形态看待新大陆实际上是当时探险者普遍拥有的视角，对新大陆的描写越蛮荒，就越能证实欧洲文明的优越以及征服的必要性。对此，丹尼尔斯特别指出，“所谓美国的平原是荒无人烟的，这仅是相对于欧洲白人殖民者而言。原生态思想显然是由于殖民者无法看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人类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的政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将土著居民边缘化”。

哥伦布的书写不仅仅奠定了欧洲人对异邦的认定，满足了文明的驾驭感，而且还激发了欧洲人的文学创作和想象。1493年6月15日，诗人达缇（Giuliano Dati）根据哥伦布的信件写了一首诗歌《印第安加那利群岛发现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Islands of the Indian Canaries ）在意大利朗诵。虽然此诗并没有对哥伦布所宣称的可以找到中国的西线进行歌咏，因为他和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对此深表怀疑。 学界认为，美国早期文学的奠基也与哥伦布的书写有关，“哥伦布的那本著名的《书信》（1493）还是确立了最早的美国文学的形式和观点”。 因为，“哥伦布《航海日志》一书将写作表现为一种行为，又将行为作为了个人表现的一种形式。新世界的文学就是关于发现、探索和殖民的文学。欧洲发现美洲这段时期的文学史也就是文学试图塑造历史的过程。从描绘第一批欧洲人登陆和殖民美洲的文本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叙述者主动参与所述事件的痕迹”。 这些不同形式的书写激发了不少文学想象，包括探险主题与欧洲骑士文学传统的变化等， 同时，也奠定了美国早期文学的一些特征。和许多后殖民区域一样，在先期抵达的欧洲人看来，原住民的语言，尤其是书写语言在没有形成系统之前就等于没有历史，所以，新大陆的历史是从外来者抵达的时间开始的。既然没有历史，当然也就没有对自然世界的拥有权。于是，历史的空白与文字式书写和文学系统形成了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在欧洲文明传统在中世纪的确立中，书写承载了一种有效和有序管理的重要功能，

中世纪中期教育的迅速发展与文字的使用对国王、皇帝和教皇们施展自己的权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长久以来基于地方上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开始变得依赖于记载着世俗及宗教法律的有序而系统的文字系统。从整体看，用历史学家麦克尔·克兰契（Michael Clanchy）的话来说，这种“从记忆到文字记录”的变化导致行政和其他社会组织产生根本上的变化，同时也使得人类对待自己的经验方式开始走向更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方向。

因而，书写、记录以及据此所产生的阐释亦成为对现实认知的一种标准，“对现实的书写和表征是不容置疑的标准，唯有此，所描述的情景才能进入人类阐释的形式中”。 这一观念也同时反映在美国文学史的叙事方式中，虽然美国文学史的编撰也几经观念的变革，但其中按照历史阶段进行分类是最为主要的方式，如代表性的《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的分类方式就是“殖民时期的文学”“新英格兰清教文学”等；而由Cleanth Brooks等主编的《美国文学：作家与作品》（ American Literature ： 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 ）开篇就列出“‘我们到达之前的土地’：前民族文学（1620～1743）” ；著名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也是以历史时期序列展开的，如第一章是“起始至1810年”。最新的成果是《新编美国文学史》（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它以文献序列展示美国文学的形成，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并不仅仅是经典文学定义上的作品，而且是从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描述开始的。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早期文学的主旨与其早期书写的特性直接相关。“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的作者们相信可以利用写作的切实功效来影响和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些多产的作家们就似乎认定：既然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学系统，那么他们就一定无权拥有土地。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殖民地文学不仅记录了而且还帮助欧洲人实现了对新世界的控制，使其获得了合理拥有新世界的身份证明。”因此，“新世界的文学就是关于发现、探索和殖民的文学。欧洲发现美洲这段时期的文学史也就是文学试图塑造历史的过程。从描绘第一批欧洲人登陆和殖民美洲的文本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叙述者主动参与所述事件的痕迹”。

在以探险方式发现并征服新大陆的同时，以书写方式通过对原住民的他者化奠定占领者的合法性心理，是那个时期所特有和普遍的观念生产方式。书写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表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历史事件本身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美洲不仅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创作”出来的。“尽管文字本身不能直接创造国家或帝国，但文字在它们的诞生过程中所起的却不仅仅是简单的催化剂作用，而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以事实经验为基础的写作建立了殖民帝国……新世界是一个距离人们的想象很遥远的未来，它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它需要被发明、被征服、被殖民，也需要通过责令、敦促、宣传和写作使之变成现实”。 概言之，重新解读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早期书写，有助于人们重新看待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助于人们从文化地理学角度了解特定时间与空间范围的历史范畴。文化史的研究是一种通过多重资源梳理的过程，文化研究的意义亦可以通过具体的研究呈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有利于我们在史实的重建以及问题导向研究中有效地揭示知识与观念的并行关系。 rZAuRn8LoGOpYXgiOc80ub975xc17heBFXABIKJ0bpkdq11KIaDMUgc7c8Jr7g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