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 周计武
《文化研究》在当下的中国大约是独树一帜,也许是唯一的专业刊物。经历了十多年的成长,它团结了国内一大批有志于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迥异的问题。文化研究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体制的认同,无论是学科设置,还是专业教育,或是学术活动等,好在这一研究不断地激发学者们的兴趣,散播在各种体制化的专业知识生产的缝隙和边缘处,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生产的一个独特景观,也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批判性特征。
本辑的前两个专题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研究的这些特性。“文化地理与文化研究”专题和“数字人文:媒介、书写与主体经验”专题是新的研究课题。前者把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界定文化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文本书写的再语境化,对文本环境的共时性差异和书写政治问题进行了有效的阐释。后者把传媒文化、数字技术文化、编码研究、软件研究同传统人文学科中的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和更新了人们的研究手段和观念。专题中的三篇文章试图在数字技术文化的语境中,通过对具体个案和典型事件的辨析,深入阐释媒介技术、文化书写与现代主体之间的复杂关联,重构现代人的主体经验和自我认同。
文化研究在中国亦有不少年头了,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的研究和思考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研究。本辑新辟“学者访谈”栏目,旨在通过对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深入访谈,阐释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建构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在西方文化研究人物与学派研究方面,本辑再次聚焦于霍尔的媒介文化及其编码与解码理论,旨在整体审视霍尔的文化观。本辑的其他来稿,既有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范式的反思性梳理,也有对西方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和视觉研究经典的深入阐释。值得一提的是,邹赞的《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的边缘话语、性别政治与身份认同》一文,以几部代表性的新疆屯垦口述史为文本对象,颇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差异性的边缘话语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文化逻辑。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身于文化研究事业,期待着《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
王晓路
本栏目从文化地理角度审视文化史、文学批评与意指实践等相关问题,以呈现文化地理与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目前人文社科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以欧美为参照所形成的“学术飞地”现象,即区域文化的特点本来源自地理环境的外部条件、社会组织方式以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现状,但在后续发展中区域囿于对文明“标准”所特有的赶超心理,故多以欧美国家的研究议题为参照框架,以议题本身的理论化置换了阐释的有效性和问题的针对性。二是由于历史进程突出了时间序列的特质,这使得同一时段中不同区域所特有的文化地理要素被遮蔽,即线性叙述难以呈现特定空间的文化成因和问题类型。由此,文本环境的共时性差异使得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更为凸显。因此,这一知识陈述方式本身值得学界重新审视,其中既包括人们对既往认知的再思考,也包含文化史叙述所建构的文化等级等政治问题。由于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因地理及地缘要素导致的文化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文活动,因此,从该角度重新对文学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透视,可以有效观察某一地域的特殊地理环境同人类生活和文学文化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文学文化批评更具地域的针对性,从而打破时间序列的单一性并确立多元解释的有效性。
本栏目由四篇文章构成,主要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况。其中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克里斯·吉布森与戈登·韦特所著的《文化地理学》为本栏目的基础性术语做了界定。作者在文中指出,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定义因语境和哲学传统的差异而有其特定的开放性。作者在追溯这一认知的历史线索中,论述了该理论的缘起、发展进程和发展态势,并尤为关注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在相关研究中如何定位“人”的重要性。王晓路的文章关注文化史中所谓“常识”问题。文章以地理大发现为例,从相关文献出发对欧洲与美洲相遇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审视。作者指出,欧洲探险家对美洲的“发现”其实与“书写”活动密切相关,正是出于对他者的书写式再现,而非单一的探险行为本身,才有效地带出了帝国历史书写的文化政治功能,这一书写奠定了“发现”所形成的占有式期待心理和支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强化了欧洲文明优越观。作者强调,文化史中的地理文本性值得关注。第三篇文章为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瑞文·康奈尔的专论,她在此文中以社会性别议题为例,特别指出目前人文社科领域大多采纳了以欧美知识界为代表的“北方视角”,但相关研究必须关注以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洲为代表的“南方视角”,这不仅是因为区域经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衍生课题,而且超越北方视角可以多角度重新思考议题的历史性及其差异性,从而透视出同一议题在不同区域的动态变化。蔡晓燕的文章以哈尼夫·库雷西、莫妮卡·阿里和安德里娅·利维的小说为例,具体分析二战后英国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伦敦书写。作者认为,英国多种文化背景的作家,尤其是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作家,都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到伦敦的书写之中。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作用下,伦敦古老的帝国意象不仅在想象与重构式书写中呈现出新的多元文化内涵,而且这一文本世界本身赋予了地理空间以某种流动性特征,同时亦凸显了流散身份的动态建构。概言之,四篇文章从基本的概念界定开始,以此视点对文化史和批评议题加以重新审视,再以具体文本为个案,由此形成此论域的入口,以供学界参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