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君子“敦睦居家”

因父母之生，故有子孙满堂、宗族亲党，且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方能营造怡然自得、和睦友爱的家风。是故，君子能敦睦居家，于待人接物、家居生活中体现仁恕谨笃、至诚纯粹的君子之风。

其一，君子低调淡泊、不尚骄亢。《中庸》有云：“《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为人低调淡泊、笃朴安分，于下学简温工夫修养之中，尽显纯粹德性。愈是低调淡简，愈是温文入理。诚如朱熹所言：“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也，锦之美在中也”。 ［45］ 《近古录》撷取明儒谨行以验之。如，《先进遗风》所录“淡简儒雅”故事：山东布政司参议张继孟（字子醇，号少参公）致政归于林下，“于势利纷华泊如”，对俗客嗒然无一语，遇有道术之学士大夫则谈说名理、扬榷风雅，令人洒然不能归，前辈海内宿望西涯相公李东阳、蒲汀尚书李开先皆联相过访，唯脱粟之饭、家常蔬果照应，辄喜见眉宇，相谓有言：“吾侪遇张子醇一饭，胜别家盛筵矣”，其为人爱重如此；由山西宪副解绂归家的黄卷，“即真明农”，驱家众作田，独“配操杵臼，爨釜作饮食，躬荷而馌之”，虽性孤介悃笃，却又逸兴豪雅，纵情山水间，而家去城邑四十里，“经岁不一至”，其室一榻萧然，不啻僧舍，“冷然嘘以清风，洒然沃以琼浆”。 ［46］ 《见闻杂记》所辑“清谨朴实”故事：余姚人陈陞禔身清谨，严饬可法，冠履衣裳，俱似山中农家人，其所批评者，“近日士子一登乡荐，家人走城市，满面贴了举人样子，何曾带得些朴实来。此风俗浇漓、淳厚所关，余故有感而书之”；时已为大学士的吕本（字南渠）母卒，其墓文止本邑陈陞所撰，未见求之当朝元老，不似是时唐顺之（字荆川）所诮“世人之死，不问贵贱，虽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为者，皆有墓文”之时弊俗病。 ［47］ 《见闻杂记》尚辑录“儒巾服役”故事：曾官中翰的唐虞（字少华）为中产之家，然“甚乏童仆”，于家宴请同道访客，则呼其子唐国柱服侍，“柱应之无难色”；曾任新淦太守的黄仁山居家待访客，“供茶供馔，皆子弟在学者”，时“儒生蓝袍，服役未尝以为耻” ［48］ 。由此可见，儒士君子富者不骄，贫者不谄，常怀淡泊之心，恒持温简之志。

其二，君子朴素俭约、戒奢尚实。《周易》曰：“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论语·学而》借子贡之口盛赞孔子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是故，君子立身须以俭养德，唯摒除不合理私欲，方可成就盛德光辉事业。《近古录》辑集君子故事以畅扬君子朴素俭约、戒奢尚实之风。如，“无豪奢气焰”故事：太宰杨博（字虞坡）以疾乞归，行李萧然，“毫无气焰”，家人妇女俱跨蹇驴，都城内外人以为杨家管家婆，实非“朴素俭约”所能誉者；曾任广东巡抚的清江县杨标（字遡川）曾手除其子所戴马尾巾，“裂作六七块，恶其侈”，其亲家访杨，亦仅以蔬果荤物整饬为果垒，外佐一小瓶酒而已；时任南太仆少卿的陆光祖（字五台）之次子“以羊绒作褶，红其里”，陆先生即于元旦次日召跪于庭，“剥其褶焚之”。 ［49］ “无奢靡之习”故事：与李乐同乡（浙江吴兴）的钱贡（字槐江）先人遗业颇丰，“家无奢靡之习”，入其居室唯闻纺织声，儿子数人亦布衣恒居，家人父子寒暑未尝袖葛，因治行卓异，转工部郎，时人称“廉静” ［50］ ；郭威襄公“以俭素力学为务”，不置田产，应答皇上之疑问曰：“臣以布衣，荷陛下宠临，叨有封爵。子孙余饶，安敢增置，俾生侈心”，皇上嗟叹良久曰：“良臣若郭某之忠臣朴实，诸人不及”；以兵部尚书致仕归家的南直隶华亭人张悦（字庄简），“清俭素约”，尝有言揭屏间以示：“客至留馔，俭约适情，肴随有而设，酒随量而倾。虽新规不抬饭，虽大宾不宰牲。匪直戒侈奢而可久，亦将免劳烦以安生”。 ［51］ 因此，张履祥《训子语》即将“俭”视为“立身四要”之一，其粹语有：“作家以勤、俭为主，做人以孝、友、睦、姻、任、恤为主”，“男子服用固宜俭素，妇人尤戒华侈”。缘何会有奢靡之习？张履祥先生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心侈”，即人有非分之欲，“心侈则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贫固不足，富亦不足”，若摒弃奢靡之习，唯行素位之学，即“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不忘艰难，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 ［52］

其三，君子善待族亲、辑睦修好。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讲述“笃恩谊”时明确指出：“家之兴替，只在宗族辑睦。尊长成其尊长，能教率卑幼，卑幼安其卑幼，能听顺尊长，虽目前衰落，已有勃兴之势。若其反此，目前虽隆，替可待也。然欲使卑幼听从，先须尊长正身以率其下。” ［53］ 由此可知，“宗族辑睦”是家庭兴旺的重要保障，若于此有差池，上不能尊长，下不能教率子孙卑幼，必至家道颓败衰落。张履祥有如此关于家道兴替的理性总结，当源于《近古录》辑录君子善待族亲、辑睦修好人格故事的心得感悟和领会。《近古录》所辑录此类君子人格主要表现为“仁厚族亲”：如宁波鄞县洞云人氏张邦奇时为学宪，因其厅事仅二楹，于官事多有不便，愿购其厅旁叔父所居一楹，适逢叔父有久欠税赋之宿逋，邦奇两倍购之，其父翁张甬川公“甚喜”，继而思其胞弟无以为居，潸然泪下，张邦奇遂裂券还叔父，并购屋银两亦不取，“勋名道德，卓然为一代纯臣”；孝丰吴南山（字封君）之父吴玒为人谨愿畏法，某日自外归，见其别墅栗园中有人偷栗，遂迂路三四里抵家，因不愿偷者仓皇坠地而受伤，可见其“宅心仁厚”，因此其子孙繁衍、簪缨赫弈。 ［54］ “忍让敦睦”：如曾官至大司马的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谥忠宣，天顺八年（1464）进士］在户部侍郎任上告归后，购草堂于先垄之次，薄田仅足供衣食，邻里或有肆侵夺其田产者，亦弗与争，而以古诗“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向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自慰，并教导子孙。时族人有贫不能存、死不能葬、长而不能嫁娶者，皆赒之不怠，曾鬻玉带买谷赈族饥； ［55］ 刘文介公天性孝友，闲居则综理家务，数千族人中，凡窘者葬其丧，贫者成其配，寡若者扶之得所，乡人有贷者皆焚其券。 ［56］ 《近古录》所举故事，证明君子居家能辑睦族亲，亦可见君子当于兄弟叔侄以及婚姻亲党之间摒绝私意，体恤彝伦，利人燕好，勿求利于己。须知，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爱之，诚如曾子所言：“出乎耳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其四，君子恩谊仆奴、仁义祚家。先王分土授田，天下人未尝失其所，故能各自劳事，唯力不足使子弟为之，未尝有仆役，《论语·为政》即有言：“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此即明证。后世则因王政不行，人民离散，贫无依靠，势不得不服役于人。君子能深明大义，体贴众生，恩谊仆奴，从而仁义祚家。《近古录》撷取君子人格故事，体现了主人仁厚仆役、仆役恩报主人的高尚情操。首先，家有仁义道德，君子善待仆人。如，鲁铎（字文恪）为举人时，曾远行遇雨雪，夜止旅社，怜马卒苦寒，而令其卧于己衾，并赋诗以记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皆为子，小异闾阎我却谁。事在世情皆可笑，恩从吾幼未难推。泥途还借来朝力，伸缩相加莫漫疑” ［57］ ；曾棨（字子棨）会试时，家仆荷担驱驴以随，凡遇大雪寒夜，必与之同寝，同行者非之，则警曰：“彼亦人子也”，其“厚德”如此；钱衮仲兄钱懋先，尝隆冬访友，舟中夜寒，乃分己所卧褥与仆，其坦夷慈祥、内无城府之风操，可见一斑。 ［58］ 《近古录》还援引《见闻杂记》所言：“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亦忽焉” ［59］ ，警戒雇仆之家当善待仆役，培育仁义道德，否则必至颓败破落。其次，仆人殚心为主、公而忘私，亦有君子风范。君子人格者，乃具有君子节操的德性品格，非与社会等级直接相关，纵使高官显贵，若无仁爱之心、礼义廉耻等道德情操，亦无君子人格风范；虽为卑微走卒、役仆奴婢，倘安职守分、竭尽己力，亦可称为君子矣。故受役于人之仆奴亦可具有君子人格，《近古录》即有著录。如，海盐孙肯堂（字白峰）以义正家，以道迪士，待仆有恩，其仆沈鸾曾于嘉靖癸丑倭乱时“以身代主”，后贼怜其情而释主仆二人，沈鸾于利害面前守节如此，有君子人格风范；海宁许敬所之仆陈渭曾夜斗入主翁家之群盗，奋死排击，以身蔽主，以空拳当利器，体无完肤，后两日一夜而死，“犹以不能留主人之藏”而悲泣不已，其“忠义”固属天成。 ［60］ 基于有明一代君子恩谊仆奴的人格风操，张履祥通过《训子语》告诫其子孙，家居力有不足方可养仆，但唯善待之，不可求之太过、责之太深，更不可横加陵虐，须知仆亦人之子，当开以为善之路、示以资生之方。当然，御仆之道在于“严其名分而宽其衣食，警其惰游而恤其劳苦” ［61］ ，终究要以孝悌忠信教导之。

其五，君子严守礼法、培植世德。关于“礼”之重要性，《论语·泰伯》有如此论断：“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尧曰》也明确指出“无礼，无以礼也”。虽然“礼”看似外在，实乃人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与社会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规范，自觉知礼、自在行礼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摄礼归仁”的过程。故严守礼法、自觉以礼检束是个体培养仁性的基本要求和成为君子贤良的基本素养，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规范。《近古录》辑录了部分贤良忠正“以礼自处，以礼处人”的故事，还原了君子严守礼法、培植世德的君子人格。如，刘大夏任侍郎时，因访母党之亲，下拜年方弱冠的疏族舅氏，而舅氏仅以手扶之，拜者不以为屈，受者不以为抗；须发皤然、年届六十的施邻溪尝与客对坐，但当襁褓中的族叔由乳母抱持经过时，即顿起伫立，其深谙于礼者如此；巽洲先生曾因其侄女所适某者病故，且膝下无子，便为之着白衣功服，不忽卑幼之丧如此；司空刘麟（号南坦）送故人之弟归葬，在灵柩临发之际，刘司空向扶柩诸人跪地，请求“抬我龙三哥稳当些”，其高义迈古振尽，“非特以贵下贱为可称”。 ［62］ 基于先贤君子严守礼法、尚礼重伦的君子人格风范，《训子语》的“正伦理”理念进一步明确了“礼”之大用：“礼本诸天地，莫大于名分之际。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名分一乱，未有不亡，家国一也。其端多始于嫡庶、主仆之际，小加大，淫破义，祸乱随之以生。至于夫妻、父子、兄弟爰及宗族，衅隙既成，萧墙祸稔，纵不灭绝无后，鲜不数世崩离。” ［63］ 礼仪之作，非古圣先王好为此烦琐以苦人者，只为人生世上，身当因礼而检、心当以礼而洗，于千百年仁爱智慧、仁义德性成就个体不朽之生命。

人要做贤者君子，居家自当敦睦亲朋族党、体恤家人仆役。张履祥在《训子语》中即告诫其子孙，君子敦睦居家之本质是“体祖宗均爱之心，曲加扶持保护，不使一人至于失所”，倘若人自私自利，不能与族亲家人相互体恤，定会“伤一体之宜，视为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 ［64］ 张履祥关于君子居家敦睦的谆谆教诲，可谓与孟子“亲爱之而已”之道异曲同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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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清）张履祥：《近古录二·居家第二·见闻杂记》，《杨园先生全集》（下），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第1270、1273、1276、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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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超） wXtTI1SxZLCkauJYVGJFNVW1npnGcKYpOee+IyTrffZb8ycLGe/KTwMN3F9hAC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