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君子“修己立身”

《近古录》首卷列“立身第一”。《大学》首章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注释此句云：“‘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错之耳。” ［17］ 修己立身建基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上，同时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既是“诚于中”的自觉显露，又是“形于外”的自在径行，人生世间诸行诸事，皆围绕“修身”展开。自然而然，《近古录》围绕“立身”展开明代儒士的君子人格。

其一，君子清修自重、舍利取义。《论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已然成为士子的人生信条。《近古录》所收的君子舍利取义之嘉言懿行尤为众多，虽君子有“职分”之异，但清修自重、舍利取义的立身境界相同。 首先，儒仕名宦能显君子之风。《近古录》援引陈良谟《见闻纪训》所载，曾任南京户部主事的廖梯［字云卿，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福建兴化府莆田人，享年八十一岁］虽谪知安吉，但绝口不提谪事，衙门内盐酱蔬腐悉自置办，无沾里役公费；后卸任还家，四壁萧然，“清修苦节，始终不渝”。陈良谟曰：“士之守官，犹妇人之守身，苟大节一亏，完事瓦裂，即其他种种才美，曷足以赎其失身之羞哉！” ［18］ 援引耿定向《先进遗风》所载，幼负俊才，籍有清誉，且“艺林推为神骏，云路比之祥鸾”的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天顺八年（1464）进士，谥文正］，其门下士曾缄两帕四扇而馈，但启缄取扇而归其帕，“扇以染翰故可”；东阳先生仕宦五十余年，柄国且十八年，卒而不能治丧，幸赖门人故吏醵金钱赙之，“贞操洁履”之君子气象浑然天成；吴廷举（1463～1528，字献臣，号东湖，谥清惠）平生衣弊带穿，不修藻饰，“视财利如粪土”，卒之日，殡殓无具，唯都御史姚镆资助以成。 ［19］ 援引李乐《见闻杂记》所载，曾官工部主事的杜伟（字道升，号靖台，吴江人）自常俸禄外，“秋毫无取，环堵萧然，饔食常不给”；归安人氏陈恪［1462～1518，字克谨，号矩斋，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谥简肃］“狷澹劼毖，邛首如碍”，为大理寺丞时，家贫，“饘粥不给”，荐者谓其“冰清玉洁”，孝宗皇帝“因书之御屏”。 ［20］ 其次，读书士子彰显君子之风。如《厚语》载，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之父焦文杰（字世英，号后渠）“居常伉直持重，守廉洁”，时通州吴簿储囊八百金寓公所，簿之家人不知，及簿暴卒，公出所囊金还吴家；浙江余姚人李改初某日如厕，获输税者所遗百余囊金，次日即诣县白令，决辞人赠金，“人服其高谊”；杭州海宁人马用晦（字文烽）拾贩客百余失金，且不受酬谢，及其卒，侍御许星石唁词赞曰：“拾孔道之遗装，盼伊人之中返。盟私心与独知，固缄扄而弗染”。 ［21］ 再次，位列“士农工商”末位的商人亦有被誉为“商士”的君子。《见闻纪训》有载，休宁人程琼曾于安吉北门外开铺卖饭，他虽为市井中人，但直面他人百金之遗，能“拾遗而还”，且不受愧谢，“轻利重义”，被时人目为“商士”；徽人王某于苏州经商，曾出资救助因遗失钱财而欲跳水自杀的妇人，且不接受对方任何馈赠。 ［22］ 《近古录》援引钱衮《厚语》所载，河南延津人周瑛“好义喜施，不恳恳于囊箧间为经商态”，每岁伏腊时节恒以米殽周济姻族之贫者。 ［23］ 最后，即便是“又下工商一等”的医人 亦能彰显君子之风。《见闻杂记》有载，禾城婴儿科医生谈时雍“神术冠一时”，虽诊治病婴无不与药，但时常“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曾辞谢徽商百金之酬，李乐赞之曰：“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另有云间婴儿科医生王起云“医术神奇”，且不因昧心获利而隐讳婴儿病情，尝评价当时医人之弊病：“才见银子便要，更无一点精进向上心肠，如何做得名医？” ［24］ 医如谈君、王君，亦可谓“可以闻道”！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唯有不爱财，取义黜利，方能诚心于所从事的职业，造福他人。

其二，君子退避权势、无求恩泽。人有君子之风，自是介洁自持，不屑于求恩泽于权贵，凡是不合道体、与本性仁义相违背的富贵“所得”，皆为君子所耻，诚如《论语·里仁》所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故，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近古录》即辑录了士子退避权势、无求恩泽的诸多故事。如《见闻纪训》载，陈良谟少时尝固辞掌教介识科考官之私意，唯求实学向学，且能中试明大志，并立警言曰：“人之出处预定，不须分外求谋，徒增心术” ［25］ ；《先进遗风》载，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号镜川，景泰二年（1451）进士，谥文懿］“伟才高第，藻词渊学，艺林推为雄长”，然能“介洁自持。未尝干求恩泽”，为翰林五品多年而不升调，有权幸欲引之，并使所亲白谕杨公，杨公语论曰：“吾犹嫠妇也，茹荼积久，乃以白首改节耶”；王鏊（号文恪公）虽与寿宁侯结亲，“决不与通”，且“岁时问遗，辄麾去”，并不以为过；以行义文墨极终一时的文徵明独从书生以及故人子属辈之请托，其他即如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里门外，终“不能博先生一赫蹄”，尤绝往还中贵人，戒言曰“此国法也”；祭酒陈敬宗者，阉宦王振慕其名，因巡抚周忱请托求见，陈公厉言：“忝为人师，而求谒中贵人，他日无以见诸生”，以此为祭酒十八载而不迁；力学慕古的吕楠（泾野先生）入翰林，时同乡逆阉刘瑾用事，刘屡欲引泾野先生入内阁，吕楠皆不为所动，不与往来。 ［26］ 《见闻杂记》载，江陵人张楚城与权倾朝野、骤聚显贵的张居正本是同乡，身为尚书李东阳外甥的应城人氏陈蕖，虽“江陵所深望注意”，但皆不受张居正恩泽，不愿为都给事，各以左给事中补宪副而已，“其贤加人一等”。 ［27］

其三，君子温和亲切、尊师重友。《荀子·礼论》言：“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由此而凝结为“天地君亲师”的中华文化传统。而“师”之职责在于辅佐君王：“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为人师”（《荀子·儒效》），还表现于传道成德：“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 ［28］ 人师关乎他人之生长完备和德行修养，反之，受师教、慕师学者自然“尊师”，且尊师即重道，重道必然尊师，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言，“尊师”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君子的标准之一。《先进遗风》载，年过九十的甘泉先生湛若水曾游吉州青原山，时几近七十的阳明后学弟子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人二三百人走迎，并戒诸学子“不容出一语辨诘，烦聒先生”；邹守益唯晨夕定省，食而执酱、执酳，“一尊古养老礼唯谨”；嗣湛先生别归，则送至境上，别时潸然泪下。邹守益殷殷服侍湛先生，“盖以湛先生为师，王文成莫逆友”故也。 ［29］ 邹守益隆礼尊师，开显了君子气象，为学人士子树立了君子楷模。人生天地间，必为五大伦所包围，诚如张履祥业师刘宗周所言：“人生七尺堕地后，便为五大伦关切之身”，是故父子必有亲、君臣当有义、长幼自有序、夫妇则有别、朋友须有信，“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率性之谓道’是也”。 ［30］ 于此，“朋友有信”、笃敬友谊，亦成为衡量君子人格的当然准则。《厚语》即辑录了诸多关于君子“笃友谊”案例。如，时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的江西吉水人罗循（字尊善）与同乡张敷华（号简肃公）为忘年交，阉逆刘瑾假降内旨，令张敷华致仕去，且遣人侦探刺识，并禁假官舟、不得与有司相见，因乘蔽艇而触石败漏，故夜半叩罗循徐州洪署，罗氏即为之治具授餐，并易自所乘便舟使行，“不畏权奸，而笃于友谊若此”；金陵人杜环之父杜一元友人常允恭客死九江，其家破败，年已六十余的常母无所归，随慕访杜氏，杜环即代父养友之母：“环父与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贫困，不归他人而归环家，此二父导之也”，故“奉母弥谨”；尚书张凤“为人正直而心地平易”，尤“笃于友谊”，故人太常赞礼郎李询夫妇相继而卒，其母老子幼，“遂养其母以终。聘其女为子妇，教养其子至于成立”，乡人称之为“朴实君子”。 ［31］

其四，君子至诚孝亲、恩义父母。“孝”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君子做人的基点和起点。《论语·学而》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之仁德，主于爱亲，则必始于孝亲，诚如朱熹所言：“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 ［32］ 因父母之爱而生“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生命传至子子孙孙，作为自然属性的“生命”而言，人当“孝”自己的父母；同时，就“我”之存在而言，此一最大之“善”，人人珍爱自己，自然要爱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经·蓼莪》）。诚如唐君毅所言：“我自觉父母宇宙生我对我之为善行，而肯定此善行；念父母宇宙之能自超越以生我，我即报以我之自己超越，以孝父母宇宙，则为自觉之善行。” ［33］ 故而，君子至诚孝亲，《厚语》即载有诸多实例。如，“以身代父”故事：洪武辛亥年进士、曾为临川县丞的浙江临海人危孝先因坐法而谪役浦江县，其子危贞昉即诉于郡守，欲“代父作劳”，因郡守难其行，更谒京师伏阙上疏：“臣犬马之齿方殷，愿代父作劳，使其归养，即死无恨”，后终获允，乃解儒衣而欣然就役，其时仅为郡学生而已。“乞祖消边籍”故事：年二十三岁的太学生程通遭母丧，归家庐墓三年，以致哀恸毁形，“妻子至不相识”，后其祖父程平谪戍延安，乃上书有言：“臣幼而无父，祖犹父也。臣祖老而无子，孙犹子也。更相为命。今边徼戍卒如林，原岂少祖者？”辞极恳切，高皇帝乃除程平边籍，视祖孙相持哽咽而叹曰：“孝哉此人”。“刺股救母”故事：时年二十二岁的储巏（号文毅公）因母王淑人久疾不愈，乃“刺股救之”，后居应天乡试第一。“割肉救父”故事：广西全州人唐俨之父由郴州知府归老于家，得危疾而经久不愈，时年仅十二岁的唐俨因迎医不瘳，乃“潜割右肋肉鼎胹进之”，父啜食之则病愈。“以身代死”故事：江西吉水人钱瑛因红巾盗起而奉祖钱本和及母避祸，后其祖被缚，瑛即“乞以身代”，因贼怜悯之而两释；瑛母被执，瑛妻张氏“请释而缚”，代姑以死。“尝粪识病”故事：宿儒胡居仁（敬斋先生）父病剧难痊，“尝粪不异古人”，执亲之丧，“哭踊骨力，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室”。 ［34］ 世以孝相闻者，或割肉一脔以慰亲，或庐墓三载以思亲，其情其感已然诚动鬼神，尤为难能可贵者，为父为母以身代死，更可与日月争光。君子至诚孝亲，仁行天下。

其五，君子兄弟友爱、尽悌尽恭。《小雅·棠棣》有这样描述兄弟手足之情的感慨：“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明月之下，繁盛素雅的棠棣花大放光彩，艳丽无比，但又怎能比得上兄弟的手足之情呢？《近古录》撷取兄弟友爱故事，为时人和后人培育君子人格提供了精彩案例。如，“兄弟相爱相信”故事：韩邦奇（字苑洛）“性极孝友”，与弟韩邦靖同举进士，交相砥砺，后因疾卧床几一载，污恶至极，人咸不堪忍耐，而邦靖侍侧不少离，饮食必亲、汤药必分饮，后邦靖病亟，邦奇不解衣、不滋味二月有余，形容枯槁。及邦靖卒，邦奇“废寝食，哭绝宾客，遗生事，衰绖蔬食，祥而弗懈”。樊恕夫《孝弟碑》赞曰“自有兄弟以来，中间道德之相高，功业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爱之深，相信之笃，所见之同，公兄弟可谓旷世少有矣”。“代兄系狱”故事：洪武初年，浙江诸暨人丁进遭诬被逮，其弟丁美“请代行”，后竟编之徙官以死；黄彦辅从兄黄彦实坐诬将徙，彦辅慨然代之，终大白归家，“乡人皆义之，死犹加悼惜”。“抚孤厚”故事：马西玄秉性廉洁，不好居积，所得俸禄皆周济昆弟亲戚，其弟马如骅死后，“恤其孤，有甥十余人，数来乞公，公应之不为怠”；广东顺德人梁韶事兄如父，周全长兄之丧，并完其子女婚嫁，教次兄之子犹己之子，学有小成而中举；顺天（今北京）通州人杨浔早失父母之怙，唯朝夕依其兄杨胜，兄有疾，浔必躬侍汤药，其同父异母弟杨膳、从弟杨俊皆早逝，浔抚养其孤子不遗余力，皆为之婚嫁，经纪其家，视为己出。 ［35］ 所举故事，皆体现了兄弟之间“事兄尽悌，抚弟厚孤”的君子风范。因此，《训子语》提出了“兄弟手足之义”的家训理念，在张履祥看来，兄弟如手足二体，自然是“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适必皆适，痛必皆痛，偏废必弗宁，骈枝必两碍”，兄弟之间是“以为分形连气” ［36］ 。从生命演进的历程来看，父母生养子女，子女传延祖辈血脉；而对于子女来讲，每人身上都有祖辈生命的共同特质。在兄弟姐妹传延祖辈生命精神的过程中，他们之间自然存在包容与关爱，兄弟之间自然而然能够且必须友爱孝悌，人类生命的本质决定了兄弟之间的大伦德性。

其六，君子行业端茂，戒恋女色。《论语·颜渊》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唯合乎礼、出乎道的视、听、言、动方是值得尊重的。虽然《论语》还言“食、色，性也”，将人之饥食渴饮、恶恶好色视为人之本性，一旦逾越“度”，便是私欲，即是非礼。是故，君子自当严守禀赋本性，克制私念杂欲。其中，“戒恋女色”成为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近古录》围绕此君子风范，辑录了部分名人典故，主要体现为“不乘人之危”而取色。如，吴邑处士张晓初中年无息，欲娶妾图嗣，时值媒妪请进一女，少年姝丽，愿听人捡择为偏房，张处士即以文物订婚，但至成婚吉日乃疑此少女身世，故令人探察原委，原来此女为某病逝教官之女，不得已“售女”而筹资扶柩归乡，张处士遂解聘此女，且“育如己产，选良士嫁之”；陈白沙先生尝买婢女，后知其为同邑良家尹氏之女，乃“命内人抚育如己女，及笄，择婿嫁之”；永乐年间，浙江秀水商贾孙鄘于襄江岸偶拾路遗金钗一双，遂停舟默坐待失主，原来是一女奴粗心所为，孙鄘查验真实，慨然归还，女奴“愿失我身报君”，而鄘“悍然顿足跃起”，并有誓言：“若如此，天地鬼神阴击我矣” ［37］ ；广德州人氏张泮西（字大化）少年时即聘管宗正之女，后其女双瞽，管氏父母欲解聘并请张氏别娶，张泮西有此决绝之言：“此吾命也。矧其女瞽于目，不瞽于心，奈何嗜色无行乎？” ［38］ 这些故事表明，君子即便有基于秉性的“食色”，但绝不嗜色无行，而是行业端茂。当然，虽说男子戒恋女色、制行谨严，彰显君子人格，而妇道人家忠贞守节，亦不失君子风范。如明太祖时期，有女莫荃嫁周谓，将及两月，周谓为太祖皇帝信用，委任繁剧，奔走岭塞，不得归家凡二十九年，莫荃安贫守分，奉姑舅谨慎，日事蚕绩，躬任机杼，勤苦自营，闭门绝迹，闺门以法，虽乡里淑妇静女，咸识其面，以致闻其风者帏薄悚然，“里中妇女自惭己行，投水自经者四人”，守节经营历二十九年如一日，而其夫在官亦守高节，终夫妻相与老于林泉，当时号为“莫节妇”。 ［39］ 从本质而言，无论是男子戒恋女色、行业端茂，还是女子守节明志、忠贞全身，皆为君子人格品性，更是“肃敬雝和”夫妻观念的真切展现。《训子语》即指出，贞良之妇固当褒扬，但顽钝无耻甚或不可化诲、专肆不肯顺承之妇人，“多因丈夫先有失德，为其所轻，甚或短长反为所持”，故有放恣言行。因此，完满家庭的构建是夫妇双方守节顺道的结果，“于家室之际，致美肃雝。盖肃敬则无媟慢之端，雝和又无寡恩之节” ［40］ ，从而实现家室宁静。

其七，君子读书穷理、明辨贤愚。读书是通过读儒家经典文献的方式达致对内在自我精神思悟的理性考察。书是古圣先贤哲学智慧、道德思辨、精神慰藉和实功实行的文字总结，是对过去的思想史、哲学史、道德史、文化史的历史概括。人的历史，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字记载史。对于追求精神信仰、道德价值、义理规范的儒者而言，通过儒家圣贤所著经典文献，自然可体悟君子人格之所在和价值方向。君子于乡里家居，但能读书穷理，自是明辨贤愚、培植风操之进程，也是君子人格之展示。如《先进遗风》载，文庄公王鸿儒（1459～1519，字懋学，别号凝斋），于书无所不读，于百家之学究原审义，所得则宏博奥衍、交发互益，尤善观史，每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为案而己断，审辨得失邪正，又能明习国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辈立朝行己故事之详，皆能了然于胸，能一一言之，虽起官非词林，但得谥为“文”，显见其“穷理致用”精神 ［41］ 。《厚语》有载，吕文懿公原，勤学不倦，于秘阁之图书手录口诵，自晨至昃而不辍，曾修《宋元通鉴续编》，义例精湛，发先儒之未发，尝累日考索一事，至得之而谓门人“进我二阶，不若得此之可喜”。 ［42］ 可见士子虚怀好学、穷理致知之为学精神。其实，读书穷理意在辨贤愚、远邪慝，诚如《训子语》所言：“读圣贤之书，亲仁义之士，则德可以进，业可以修”。 ［43］ 当然，贤愚之别终不外“公私义利”，张履祥总结概括贤愚之差异：贤者平正、谦恭、敬慎、忍让、开诚、特立、持重、乐成、韬晦、宽厚慈良、嗜欲必淡、持身必严、从容有常、见其远大、厚其所亲、行浮于言、后己先人、乐道人善、不畏强御；反之，不肖者偏僻、骄慢、恣肆、好争、险诈、附和、轻捷、喜败、裱襮、苛刻残忍、势利必热、律人必甚、急猝更变、见其近小、薄其所亲、言过其实、先己后人、好称人恶、茹柔吐刚。 ［44］ 那么，读书之志在于洗心向善，读书之行在于明辨君子小人、贤与不肖。悉心善行者自然是君子，能明辨贤愚者亦是君子。 ehFzEzI5qpa6RWIVYrZ3R09vShFUf7EwvnIqRzra7QXmII5B0LfdV2YWHglz2i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