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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别号念芝，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人，被后世学者尊称为杨园先生。他治学重践履敦笃，强调为学自得，为时人所称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言：“履祥初讲蕺山慎独之学，晚乃专意于程、朱。立身端直，乡党称之”；张履祥挚友凌克贞
有言：“余友张念芝先生，于学绝道晦之日，独明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践其实。其于是非真伪之际，辨之明而守之笃”，“先生学有本原，功崇实践，守集义、养气之功，以致力于庸言、庸行之际，道器不离，动静无间。验其素履，则历险难而不渝，极困穷而自得。凡发为语言文字，决不矜情作意，而蔼然自见于充积之余。言愈近而旨愈远，见愈亲而理愈实，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语默动静，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德器温粹，陶淑于山阴，更觉从容。归而肆力于程、朱之书，学益精密，识亦纯正，仰质先圣，其揆一处，洞悉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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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凌克贞看来，信程朱理学即是信孔孟之道，博文约礼为孔门教人之准绳，知言养气为孟氏为学之律令，程朱之书即是翼经而行，如日月之丽天，“求道者舍此而别求门庭，是犹背日月而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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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氏论断虽说正中张履祥治学之本旨路向，但也是对蕺山之学和阳明之学的极力诋毁。当然，因盛赞杨园之学而极力贬低姚江之学的当属周镐和方东树。周镐有论：“学自姚江后，‘良知’之说盛行，如洪水横流，泛滥而不可遏。观黄梨洲所辑《明儒学案》，出奴入主，大约以姚江为宗。梨洲受业蕺山，而其所载《蕺山语录》，亦依附姚江，不免阳儒阴释之病。先生虽及蕺山之门，独能力挽颓波，明正学于举世不明之日，上继濂、闽之绪，下开清献之传，志称朱子后一人，允矣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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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有言：“自陈（白沙）、湛（甘泉）不主敬，高（攀龙）、顾（宪成）不识性，山阴（刘宗周）不主致知，素所趋无不差，而清献（陆陇其）与先生实为迷途之明烛矣。先生尝师山阴，故不敢诵言其失，然其为学之明辨审谛，所以补救弥缝之者亦至矣。且自朱子而后，学术之差，启于阳明。而先生闲邪之功，莫如辨阳明之失。……其说应在罗整庵、陈清澜、张武承之上”，且将张履祥视为“近代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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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和方东树将张履祥的学问直接定位于阳明、蕺山之上，且不论其说是否恰当，但就其将阳明之学比作“洪水横流，泛滥不可遏”，将蕺山之学侮为“阳儒阴释”而言，已显见立场之偏颇、论断之臆造。须知，阳明之学为士子学人赢得思想解放之可能、补救程朱理学教条禁锢之弊病提供了极好的立论前提，至于阳明的后学弟子王艮、王龙溪等人“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超杰者荡之以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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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师学的过度诠释和严重误读；至于以蕺山学“阳儒阴释”，更是对刘宗周学说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定性和定位杨园之学，须把握其顺承程朱理学路向，重工夫践履、主敬致知的思想特质。正因此，有学者直言张履祥“尊朱辟王”思想对清初“由王返朱”的学术转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称张履祥为“辟王学的第一个人”，甚至是“朱子后之一人”，是因为他基于更利于世道人心的思想背景而转向朱学，以重新诠释“师说”，于蕺山刘门有“补救之力”，堪称“刘氏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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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于崇祯十七年（1644）偕钱寅［字子虎，浙江桐乡（一说海盐）人］始问学于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人，后世学者尊称其为蕺山先生），并于是年开始记录编纂《言行见闻录》。据苏惇元（字厚子，号钦斋）《张杨园先生年谱》记载：“十七年甲申，为大清顺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岁。……二月，如山阴，受学于刘念台先生之门。先生偕钱字虎至蕺山，谒刘先生。”是时，刘宗周问张履祥二人“有亲乎”，对曰“祥与寅俱幼丧父，今母亡又数岁”，则“刘先生色动，似重有哀者”。因为刘宗周自身为“遗腹子”，自小未能见到自己的父亲，故当人谈及父母，他必心生痛念，因此平生特重孝道。进而，刘宗周告诫二位门徒“修身所以事亲”。他还问张履祥是否知道“静坐”及“古人主一之指”的内涵，张履祥一一作答，指出“诚则一”，且“以敬得诚”，皆能贴合刘宗周的心思，因为在他看来，“从诚敬做工夫，便不谬”。刘宗周还告诫二生：“学者最患是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事无求可，功无求成，唯义所在而已”。张履祥则捡择《愿学记》中的语论请质刘宗周，刘宗周皆一一解答。 ［8］ 拜师归来，张履祥自谓有得，便以刘宗周《人谱》《证人社约》等书展示门人，后来，又撷取《刘子遗书》中自感纯正者，编为《刘子粹言》，并于1644年夏四月开始记《言行见闻录》。
张履祥编辑《言行见闻录》的目的在于“师法先觉君子”。他在是书“序”中有所说明：“言行胡为而有录也？师之也。师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闻多识，家贫，不胜舟车以请事当世贤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来，所见闻于师友，于乡党，于道路，其深信弗疑，学而未逮者，书之于册，用服不忘。《记》曰：‘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苟择而取之，莫非师也。……先觉君子，其有嘉锡我矣。” ［9］ 在张履祥看来，既然不能舟车辗转请教当世贤人君子，唯有将所见闻于师友乡党的关于贤人君子的论说一一记载于册，“以言行为师”，从而增长见识，培养德性。从本质而言，《言行见闻录》所记述的是先贤时贤的嘉言懿行，记载者能于古圣先贤枢机伦物之间持循修身养性之道、推演力行事功之方，以此为叙德之助。此外，当留意张履祥所辑录《言行见闻录》“凡例” ［10］ 中的两点说明。其一，“录以载道”。在他看来，贤人君子之言与行皆“几于道”，其意当是要说明作为大道流行的君子气象、圣贤精神已然隐喻于诸言行录之中。因为从大道根本而言，“道不远人”；但从万化流行而言，“人之为道而远人”。君子圣贤秉有共同的气象与精神，但各种表象又是如此不同，唯有读者亲身去感悟和体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方会有属己的心性自得。其二，“志信”。在他看来，凡所书记于册的君子圣贤言行，必是亲闻于耳、亲见于目，但其中亦有不闻于耳、不见于目之记载，只缘“必因其人而信之”，仍书其人以实之。“志信”之道体现出为学求道者的诚敬心态，唯“诚之”“信之”，方能向道而行；亦唯有“志”于此道，方能不惑不迷、脚踏实地。
张履祥五十七岁时方辑《近古录》。据《张杨园先生年谱》载：“（康熙）六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岁。馆半逻。……辑《近古录》。” ［11］ 康熙六年丁未即公元1667年，是时张履祥正在海盐半逻张佩璁处设馆授学，因感于士风人心迷乱罔离、颓败媚俗，遂编辑彰显先贤遗风、君子人格的《近古录》。他在序言中说：“尚宝李公云：‘予年七十外，所见皆后生纤巧，浅薄可厌。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杂记》缘以有作也。’小子祥弗幸晚出，少壮以来，见闻所经，窃疑戾是。今居尚宝没，又五十斯年，人心习尚，益复骇异。” ［12］ 此处“尚宝李公”为其同乡李乐。李乐，字彦和，号临川，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隆庆二年（1568）进士，浙江吴兴人，少时受业于唐枢（一庵），又受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嘉靖二年（1523）探花］的提拔，官至太仆、太常寺少卿，后因年老未至，年八十七而卒，撰著《见闻杂记》。 ［13］ 《见闻杂记》是李乐对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士风民风的见闻杂感，总体感悟是“后生纤巧，浅薄可厌”；而张履祥的时代距李乐去世又五十余年，所见所闻则是“人心习尚，益复骇异”。秉持儒家治病救人、修身济世的责任情怀，张履祥将其友人何汝霖（字商隐，又姓钱，海盐人，明诸生） ［14］ 示己的陈良谟（1589～1644，字士亮，号楝塘，浙江安吉人）的《见闻纪训》、耿定向（1524～1597，字在伦，号楚侗，湖北黄安人）的《先进遗风》、李乐的《见闻杂记》和钱衮（号懋登，浙江海盐人，何汝霖之父）的《厚语》展卷通览，“节录去古未远者，凡若干条，稍为编次，以资则效”，希望“抑使后人稽览，知畴昔之世，教化行而风气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砺整束，以章国家淳隆之治”。 ［15］ 是书所收故事分成四类，即立身，修身之事；居家，齐家之事；居乡，处乡党之事；居官，治国平天下之事。
张履祥忧之深，虑之远，有感于学术不明、大经不正，世道人心日流于浇漓，欲复振士风、学风、民风，故“于《经正》《言行见闻》二录之外，又辑是书，名曰《近古录》。使学者读是书，而有得于修己治人之方，且由是而进之以濂、洛、关、闽之微言，圣经贤传之奥旨，于以展其经纶，维持世运。俾君子幸而得闻大道之要，小人幸而得蒙至治之泽，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不难矣”。 ［16］ 由此可知，欲晓张履祥关于君子人格思想的论述，须将《近古录》与《言行见闻录》综合来看，因为二者“相为表里”。同时，尚须将张履祥在乙巳年（1665）孟秋作、丁未年（1667）仲夏删繁就简、汰冗补漏的《训子语》与二录相结合，因其中所训示，如“立身四要”“居家四要”“正伦理”“笃恩谊”“远邪慝”“重世业”等，尽管是警示子孙的家诫语录，却足以作为培养君子人格的思想资源，与《近古录》和《言行见闻录》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张履祥所辑《近古录》《言行见闻录》之学术旨归在“濂洛关闽”，而非其业师刘宗周之学，此亦可见刘、张师徒之间为学大旨之异。须知，刘宗周最集中和最鲜明地展示修己证人之学的乃是其晚年“凡三易稿”而成的《人谱》，其核心思想就是基于心体论与工夫论的合一，求达个体心性与践履、知与行的通融，在即心即性、即知即行的圆融一体视域下，彰显正心以证人的德性修养进路。其徒张履祥的君主人格构造进路显然与此不能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