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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观念是认识论的重要课题，而认识论的结果就是知识论。上文已经论述了怎样谈是非才是真理，接下来具体谈谈“是论”与“非论”。在笔者看来，“是论”即“真理”论，亦即孟子眼中关于真理的理论，而“非论”则是与真理相对的“谬论”的理论。
孟子眼中的“是”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解决“是”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孟子认识论的起源问题。“愿学孔子”的孟子是深谙孔子思想之真谛的，他在认识的先验来源上进行了“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以及良知“我固有之”的区分，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者上也”的思想，并且有所丰富和创新，提出知识不仅可以生而知之，而且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孟子用大麦播种后，长出来的苗都是相似的，来说明人性都是善良的，但又会产生丰收与歉收，原因就在于后期环境的影响。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孟母对环境的重视，历史上可能少了一位儒学大师，孔子逝世后的儒学瓶颈期不知何时才会被突破。其次，在了解完其起源之后，在孟子看来，不仅圣贤具备“生而知之”的能力，而且一般人生来也具备认知的获取能力。此外，他还提出了与“生而知之”相近的“良能”“良知”，并承认了这类知识的先验来源。
《尽心上》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良知”“良能”说是孟子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仁、义、礼、智等道德情感是人一出生就具备的，不需要学习与思考，只需要内求就行了。此外，他还提出了“良心”的观念。“良心”就是“良知”“良能”在人心中的表现形式，而良知、良能就是心这一器官先天具有的功能。孟子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观念都是从心中生发出来的，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相信存养、扩充“心”之善端，则可外化为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
孟子认为，检验知识的标准就是道。符合道的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在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上，孟子提出不能盲目相信间接经验的观点，对前人留下的典籍应该进行辩证分析；对任何知识的检验，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事情进行的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和放弃检验知识的客观规律。要学会通过心的道德来约束自我。孟子认为心的职能是思考，除非心死。当然，他不否认“心”的认知作用，但主要突出心的道德性；要处理好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道德需要我们反观内身，求诸一己之心。孟子阐述了“尽心知性以知天”的致思路线，旨在肯定人生行为的合“理”性的追求，应该由道德上讲的心中之性扩展开通，发现和把握天地万物、内外人我的性理，实现对天命之性的契合。最后，孟子认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但“是非”的依托并非构建在语言论证之上，而是寻求情感的直观——“思则得之”。
“道”即所谓“是”，而“非道”即所谓“非”。在孟子看来，“道”是指人生来就具备的道德知识，是人心中先天存在的有关爱亲敬兄与仁义方面的道德知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那个时代，就是儒家强调的“礼法”，而礼法的权威性发端于“先圣”的权威或“后王”的强权，承认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并由人类的认知能力自身探求理论合理性的依据。
孟子在“义利之辨”中所否定的“利”是“私利”，此处的私利指的是以下几种情况，例如商人只为赚钱，百姓只为种田，国君不顾黎民百姓的生活，只为扩大疆土征战，而不是“公利”。具体可见《梁惠王上》。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另外，孟子认为好为人师是最大的忌讳，要虚心，要互相尊重，不能有优越感；在与陈相辩论“滕文公非为贤君”这个话题时，孟子认为，国君要和百姓一起耕种，一起吃饭，替百姓办事，这种认识是荒谬不合理的。《公孙丑上》：“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社会职业千差万别，人们通过交换，各取所需。孟子反对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圣贤是不遵守这些的。同时，他也反对人们违背人性，死守礼法。如男女之间不能直接赠予东西是礼法，但是嫂子溺水顾忌礼法不伸手相救就等于豺狼，是不知变通的豺狼。万物皆有度，诸事皆有理。此一时彼一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种事物都不会一成不变。但“万变”之中必有通理，如何把握和处理，取决于“礼制”施用的前提。孟子还反对统治者通过礼法来压迫百姓，在《离娄下》中齐宣王问孟子，离职的臣子是否要给逝去的君王穿孝服，孟子认为能够虚心纳谏、施行仁政的君王值得臣子的“三有礼”，而如今的君王不守礼法，不施仁政，臣子视之为仇敌，哪会有穿孝服的呢？孟子在《离娄上》中提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反对与自暴自弃的人来往，认为他们都是缺少品德修养的人。最后，孟子认为“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反感那些玩弄阴谋诡计却不知羞耻的人。一个社会最可怕的就是没有“羞耻之心”，没有羞耻之心，就更不会有是非判断力了。若蔓延开来，则人类社会可能会沦落至丛林社会，只知弱肉强食了。
孟子认为“是非，智之端也”。孟子将“智”解释为是非之心，此处的“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聪明或心，而是一种道德判断能力和发挥仁爱的能力。
在《公孙丑下》中，孟子提出“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周公不智，而是周公不想怀疑他的弟弟，由衷地以礼对人。“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周公犯错之后立即改正，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一样将错就错。另外，孟子认为是非不来自外在的训练与服从，而是内心的察觉与自省，要养浩然之气，无论富贵贫贱都不能移，而且智是一种美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君子之学，而是成圣之道。孟子主张多读书，但是在对待古籍上，孟子深知必须锻炼自己对文字与语言的理解能力，才能理解古人，知晓大道。在文字与语言上，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反思，甚至有一些否定经典的色彩。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另一个方法是针对君王和臣子的。君王若想在死后有臣子披麻戴孝，必须施行仁政，待臣如子。而且，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没有固定收入却仍有一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只有读书人才能够做到。至于一般的老百姓，君王必须使他们有一定的产业和收入，并施之以教育，双管齐下，才能使百姓和君王一心，才能避免社会之“非”的产生，这也是近现代“福利制度”的前身。但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已经注意到此类问题。还有一个方法是修养心性、清心寡欲。做到不求名利，才能过上朴实无华的生活，与人为善，与人无争。
孟子的“是论”与“非论”即孟子认为的真理以及谬误。孟子的“是”与“非”的区别在于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在于主观和客观是否统一。与客观对象符合的认识就是真理，不符合客观认识甚至扭曲的就是谬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理具有具体性、全面性、过程性、客观性以及普遍性。
在孟子看来，“是非”的评定亦不过是人为规范而已，并非基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合理性探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与“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几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是”是适应特定条件和范围的，若“是”超出其条件，则很容易转化为“非”。另外，“是”是发展的，是主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历史的统一。如果实践发展了，还照搬过去的理论，或者把将来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硬搬到当前来实行，真理很容易变成“非”。另外，“是”是全面的，如果将其某一个方面抽出来，加以夸大，容易使“是”转化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