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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以“尽心”“知性”“知天”证明人的行为和活动尤其是道德及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也就从根本上排斥了人们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果说，孟子以前的思想家们更多是以“天”为“人”立法，从而保留了“自然之天”在“天人合一”思维范式中的优先地位，延续了以“天道”规范“人道”的朴素的原始思维特征，那么，孟子以“人”为“天”立法、尽“人道”以识“天道”的思维方式转换，不仅是一种认识路径和方法的倒置，据以证明人的行为和活动的合理性的外部世界的规律性，而且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而非笼统的、涵括天地万物和人在内的自然法则。例如，他提出“井田制”“制民之产”以行仁政的政治主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又如：“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孙丑上》）显然，孟子的这些政治主张和治理举措，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他的上述政治主张和治理举措，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甚至在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末期，都被当作拯偏救弊、拨乱反正的灵丹妙药一再提起，这绝非偶然的现象。尊重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以史为鉴、总结和概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不失为真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证明认识的真理性的根据。
从哲学真理观的视角看，孟子在关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上，也有独到的见解。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孟子，以帮助和指导国君王天下、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为使命。以怎样的思想学说指导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践，取决于能否达致天下归仁以王天下的价值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穷兵黩武、攻城略地的功利目的。在孟子看来，各国的长治久安以及因此而天下归仁，才是检验思想学说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而讲仁义或讲功利，不过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而已。“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言利，则人皆可言，人人言利，则君臣上下交相征利而国危君亡，是为不利；言仁义，亦人皆可言，人人言仁义，则亲亲敬长而君尊国安，是为大利。换言之，君尊国安之大功利，才是检验思想学说真理性的标准。同理，将仁义之说推而广之以至于天下，王天下亦属必然。反之，宋轻以交战“不利”说秦楚之王以息战，是欲以急功近利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对此，孟子评论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以言利和言仁义为手段，都可以达到息战罢兵的目的；但是，以利欲关系取代仁义规范作为理解和处理政治伦理关系的原则，必然导致上下交相征利、人人怀利以相交接，终致政息国亡。因此，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的真理性，并不取决于手段和途径的合理性，而取决于目的和结果的正确性；只有正确的目的和结果，才能检验和证实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孟子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哲学真理观上的突出地位，在于他提出了思想认识、理论学说只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路径，目标本身才是认识真理性的源泉和检验思想认识与理论学说真理性的标准；由于目标的价值规定性直接诉诸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也就为目标本身的普遍现实性和客观必然性提供了保证和证明。如果说，“天道”“天命”并不能保证人们所行皆善，“春秋无义战”的历史实际就要求人们反思目标和动机的正确性，以保证和证明自己行为和活动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两相比较，价值性特别是道德性目标显然比功利性尤其是急功近利的目标，更符合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和平民百姓的长远利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从长时段的历史时间、大尺度的历史空间和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视域看，不失为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的概括和总结。道义与功利关系的辨明即“义利之辨”，乃儒家思想初始即具有的，并且与百家形成争鸣的思想阵地，是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根本所在，是儒家学者始终持守道德制高点的根本原因。孟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诸侯争雄的唯一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各诸侯国的长治久安和民心向背。因此，只有当一种理论学说正确地揭示了达致各诸侯国的长治久安且顺应民心，从而具备王天下的客观必然性时，才能具有实现的合理性，并因此获得自身真理性的证明。在孟子看来，仁义学说来源于人人生而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心之所同然”，因而具有普遍而客观的人类心理意识基础，因此无须凭借经验，而单凭人类理性即可把握自身本质，并可以据此推导演绎出关于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本质的绝对知识。而且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视角看，三代施行仁政而王天下，五霸无义战而天下分，以仁义推行王道而天下归仁，正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一治一乱”（《滕文公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终实现平治天下的客观规律。所以，从实现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及其必要的前提——诸侯国的长治久安和民心归顺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利益的标准看，只有仁义学说才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认识，因为只有它正确地反映了人心和历史实际，并为历史经验所检验和证明，并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责任编辑：刘云超）